五、港英政府拱手让香港于日本,蒋介石要协退让铸大错
1941 年 12 月初,梦想实现在亚洲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日本帝国主
义,将大量军队集结在距离深圳河边境仅 8 里的地方,其目标十分明显,就是向香港发动进攻。当时,活跃在广东一带的中国共产党的东江抗日游击队, 立即通知香港英方当局,要他们密切注意日方动向,并从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原则出发,提出与英方合作保卫香港的意见。香港英军司令部最初接受了这一建议,并派出一名少将军官,与八路军、新四军驻港办事处联系。港英方面要求东江游击队协助牵制进攻香港的日军。东江游击队在请示中共南方分局后,派政治委员林平与港英方面谈判。中方出人,英方出武器,装备一个团的力量,共同打击日军。但当这一计划申请港督杨慕琦批准时,杨慕琦却拒绝了。
杨慕琦并非不知道日军进攻香港的明显意图,也并非不知道仅靠英军难以守住香港的现实,但他认为:即使将香港交给日本人,也比交给中国人要好。他的理由是:如果香港让日本人占了,英美协约国一方打败日德同盟国后,日方还要将香港交还给英国,而一旦中共军队进入香港,将来香港归属谁手,就难以预料了。
正是抱着这种不放弃既得利益的想法,当 12 月 8 日日军对香港发动进攻后,英军只是进行了一些装装门面的抵抗,就在圣诞节过后向日军举起了白旗。香港的“米”字旗换成了“膏药”旗。
此后,随着世界战局的进展,中国成为世界反法西斯阵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英美联军协同作战。但是,英美在一开始并没有把中国看成是平等的盟友,而只是利用中国的力量为其战略服务。英美制定了大西洋宪章,但却不制定一个反对殖民主义的太平洋宪章。后来,英美为了完成他们的“欧洲第一”的战略,让中国支撑亚洲大陆战局,1943 年 1 月 11 日,才不得已与中国政府签定了废除在华特权的中美中英《平等新约》。
在废约问题上,英国一直拒绝将许多实质性内容写进新约,更顽固地坚持不放弃对香港、九龙的占领权。英国认为香港、九龙虽暂时被日军占领, 但到战争结束后,它仍可以在谈判桌上收回对港九的统治权。因此也使葡萄牙人援引为先例,也没有放弃对澳门的统治权。
英国的这一举动,遭到了一同协同作战的美、苏的反对。新约签定后, 英国的格普理访问美国时,许多美国的高层人士纷纷质问他:为什么英国到了这时候,还仍然不放弃将香港交给中国政府的打算;1943 年 12 月的开罗会议上,蒋介石也就此向英相丘吉尔讨个说法。罗斯福支持蒋介石的要求, 他们都希望战后的香港,是个在中国管辖下的国际自由港。但是,丘吉尔仍然断然拒绝。1945 年 2 月 8 日,罗斯福和斯大林在谈话时,又一次提到香港的主权问题,罗、斯都希望英国把香港主权交还中国。
当时,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政府,坚持要收回香港主权。蒋介石在 1943
年 3 月出版的《中国之命运》一书中,坚持认为香港和新界在地理上互相依存,必须同时解决。可惜,中国政府的这种态度在英国的压力下,很快就屈服了。蒋介石把香港战后问题放在了一边,却把战后如何消灭“异党”—— 共产党放在了首位。所以,当日军在 1945 年 8 月向盟军投降时,中国人民失去了一个收回香港主权的千载难逢的机会。
1945 年 8 月 14 日,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向盟军无条件投降。15 日,
日本电台命令所有日军立即向盟军所属战区将领投降。香港的日军属华南派遣军第 23 军所辖,这个军的司令田中久一的司令部设在广州,他又兼任香港总督,因而香港应是中国广东战区的一部分。接受香港日军受降权的不是英国政府,而是中国战区盟军最高司令蒋介石。但是,在 8 年抗战中,将燃起“兄弟阋(xì,争吵)于墙”战火的欲望压抑许久的蒋介石,此时没有以民族的利益为重,将香港的主权摆在首位,而是为了打内战的需要,忙于接受上海、南京及南方日军的受降。直到 8 月 21 日,蒋介石才匆忙令第三方面军
的 13 军从梧州赴香港、九龙,接受日军的投降。但是,这已经晚了!
就在蒋介石忙于抢占地盘的同时,由英国海军少将、太平洋舰队司令夏毂率领的皇家海军舰队,已经接近香港了。与此同时,被囚禁于赤柱集中营的香港政府辅政司詹逊,立即按照英国政府的旨意,返回市区组织了临时政府,并通过电台向香港市民发表广播讲话:“我是目前驻港英政府的首席代表,现已取得日方同意,在维多利亚城设立了一个办事处,并准备必要的步骤,当英军抵港受降时,恢复英国的统治权,我确信英军抵港的日子为期不远了。”其实,当时詹逊既没有得到日军的同意,手中也没有任何武装力量, 竟以战胜国的姿态,传令日军向此后到来的英军投降,为战后英国继续统治香港造成既成事实。
因此,当中国政府派遣的受降特使到达香港后,遭到了英国方面的拒绝和反对。中国政府对此不但不据理力争,反而在 8 月 24 日宣布:“中国不会派军队去香港接受日本投降,⋯⋯以免引起盟军的误解。”
紧要关头迟了一步,使蒋介石在民族利益上铸成了不可饶恕的大错,罪不容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