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新中国政府对香港采取“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政策

就在英国政府的军队陆续运往香港，并惊慌失措地加强布防之际，1949 年 10 月 1 日，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上空飘扬，新中国政府诞生了。

像欢庆解放的中国人民仔细倾听来自祖国心脏的声音一样，英国政府也认真地听完了新中国开国大典的全过程的报导。令他们感到稍稍安心的是， 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周恩来，他们的讲话中都没有对香港的前途问题表露什么意见。更令他们感到高兴的是，此后中国外交部所发表的对外声明中，对香港问题也未曾涉及。

1949 年 10 月 17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正规部队抵达深圳中港边界中国一侧，香港政府早已在另一侧部署了重兵。但抵达边界的解放军不但没有一鼓作气向香港发起进攻，反而在解放深圳后将正规军撤离边界线，只派保安部队维持边界治安。10 月 19 日，琼斯将这些情况向政府做了汇报。他在下议院回答质询时说：中港边界是平静的，没有人向我报告发生了什么事件。香港的形势仍然是令人满意的。关于共产党在香港的活动，琼斯回答说：他们现在没有做任何不合法律和破坏秩序的事情。琼斯的这些汇报，使英国政府确信：新中国政府这种镇静和稳重的态度表明，他们无意对香港采取新的行动。为此，英国也将驻扎在边界的军队后撤，只留少数警察维持秩序。

香港政府在 1949 年的年度报告中也说：“10 月 16 日，中共正规部队到达中港边界的沙头角，几天以后控制了整个边界的中国一侧。没有发生什么事件。英国与中国当局在边界的关系是正常的，符合一般准则。”在 1952 年的年度报告中又说：“这一年发生了一些小的边界冲突，幸而没有一件足以造成严重的国际后果。现在已有在边界建立更良好的关系的迹象。”

其实，新中国政府这种暂时维持香港现状和保持香港稳定的作法，虽然没有通过正式声明告诉英国政府，但在此之前已经通过新闻界透露了信号， 只不过是由于英国政府的恐慌而忽略罢了。

早在 1949 年春，针对英国政府对香港前途和“安全”的忧虑和有关言行， 香港的两家进步报刊《文汇报》和《大公报》曾先后发表社论，阐述了观点。1949 年 2 月 9 日，《文汇报》在题为《新中国与香港》的社论中指出：“从英国政府和香港当局的态度来看，他们似乎对香港的安全问题更表关切。本月 2 日和 3 日，英国防务大臣亚历山大、殖民部大臣琼斯、海军大臣贺尔都有关于如何防卫香港的显明表示。仿佛他们远处伦敦所闻到的中国火药气味，远比我们置身香港者更为敏感。但我们终不能了解此种‘敏感’的现实价值到底有多大？中国正在进行轰轰烈烈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革命迄目前为止，从没有一言一行牵涉到香港，或在理论上将‘香港’如四大家族一样，还没有被列为清算对象。可见假想中的安全威胁决不至于来自中国人民的胜利。中国人民对国内的反动政权，不得已而用战争解决。至于对外关系， 除积极支持国民党反动政权且始终不放手者外，决不至无端与其引起严重的纠纷。即使有应行修改调整之处，也会先就外交途径求其解决。”

2 月 17 日，《大公报》又发表了题为《乐观香港前途》的社论。社论中说：“事实上，香港的地位并无什么危险，它的前途绝不如一些人所想象的那样悲观。第一，中英关系一向不错。中英间虽然还有些悬案如九龙城问题等未解决，只要彼此谅解，以友好态度处理，并不足以阻碍双方的邦交。英国对于中国旧政权并没有像美国那样有所企图，予以支持，在中国人民的脑

子里没有大不快的印象。第二，中国的新政权并无盲目排外的征象。凡以平等友善与中国相交的国家，只有受到欢迎。无论什么国家总不会关上大门不与外国往还的。将来中国和平安定，加速建设，在商务上必须与外国成立关系。中国许多物产要向外输出，外国许多建设器材要向中国输入⋯⋯。展望未来，香港应该与大陆成立良好的联系，尽量发挥其货物集散交通衔接的作用，使香港得到真正合理的繁荣。”

1949 年 6 月 22 日，新华通讯社就 6 月 13 日香港当局无理搜查中共人士方方住宅一事发表文章。文章在对英方进行谴责的同时，指出：“香港的中国共产党人和其他在香港的民主人士一样，从来没有打算在香港制造什么‘暴行’。”

如果说前两家新闻机构的观点还是以民间的面目出现的话，新华社则代表了共产党政府的观点，也向英国政府表露了新中国政府对香港采取“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特殊政策的信号。如果英国政府明白这一点的话，就不会演出“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闹剧了。

自 1840 年英国的炮舰打开了中国大门以来，侵略者对中国人民所造成的巨大的创伤罄竹难书，饱经沧桑历尽艰难的中华民族，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后，为什么不但没有“宜将剩勇追穷寇”，解放香港，反而对香港采取了维持现状的政策？

当时，或许沉浸在欢庆解放、扬眉吐气的国人对此并不理解。现在，从当时的国际局势回过头来看这一问题，人们就会清醒地认识到，新中国政府的这一政策是极为明智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昔日为消灭法西斯而协同作战的美国和苏联， 分道扬镳，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东西方世界进入了被历史学家称之为“冷战”的时期。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方针采取了野蛮的干涉政策，对新中国进行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包围，企图将其扼杀在摇篮之中。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的新中国政府，要从这种包围中杀开一条血路，就需要一条与西方国家在政治和经济上保持联系的孔道。而香港这个国际转口港的地位正适应于此。因此， 新中国政府将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暂时维持香港现状，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

新中国政府对香港的这种理智的举措，在政治和经济上赢得了主动。当时的英国政府即采取了有别于美国的对华政策。

1949 年底，当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逃遁台湾孤岛之后，英国政府对

国民党所叫嚣的反攻大陆的宣传即已有清楚的认识。在 11 月 1 日的一份备忘录中，英国政府认为：国民党当局“除代表其统治集团外再也不代表任何东西”，“共产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唯一能代替国民党当局”的政府。从中共对香港目前的态度来看，他们需要同西方进行贸易，但是，“如果不能发展这种贸易，他们最终会说，他们可勒紧裤带不要西方的经济援助”，而苏联则会极力鼓励这种观点。考虑到英国在中国贸易的利益，“承认中国共产党政府为中国的合法政府，在现在的条件下，不会被认为是‘违反了国际法准则和实践’”。11 月初，英国代表参加了新加坡会议之后，更加深了这一认识：英国在华和香港的利益要求尽早承认中国的共产党政府， 且越早承认越好，最迟不应晚于今年年底。于是，英国政府决定在中国“留步观望”，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立场已成定局。

新中国政府也以此为契机，迈出了与西方世界进行外交关系的第一步。但是，新中国政府的“维持香港现状”的政策，并非意味着置香港是中

国领土这一事实于不顾，中国政府对香港的一贯立场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那样：香港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国不承认帝国主义强加的三个不平等条约， 主张在适当时机通过谈判解决这一问题，未解决前暂时维持现状。

新中国建立的 10 年前后，中国政府即在各种场合多次阐明这一立场。

1957 年，周恩来总理在对上海工商界人士的一次谈话中曾经指出：“香港的主权总有一天我们是要收回的，连英国也可能这样想。”

1963 年 3 月 8 日，《人民日报》在发表题为《评美国共产党声明》的评论文章中指出：“我国政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就宣布，对于历史遗留下来的历届中国政府同外国政府所订立的条约，要分别按其内容，或者承认， 或者废除，或者修改，或者重订。⋯⋯还有一些历史遗留下来悬而未决的问题，我们一贯主张，在条件成熟的时候，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在未解决之前维持现状。例如，香港、九龙、澳门问题，以及一切未经双方正式划定的边界问题，就是这样。”

1972 年 3 月 10 日，就西方一些国家主张将香港问题国际化、由联合国出面解决的观点，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向联合国非殖民地特别委员会主席递交了备忘录，详细阐述了中国政府的立场：“香港和澳门是被英国和葡萄牙当局占领的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完全是属于中国主权范围内的问题，根本不属于通常的所谓殖民地范畴。因此，不应列入反殖宣言中适用的殖民地地区的名单之内。” 6 月 15 日，联合国非殖民地特别

委员会通过决议，向联大建议从殖民地名单中删去了香港和澳门。11 月 18

日，第 27 届联大的决议批准了这一建议。

1972 年，作为西方国家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英国，与我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以保守党领袖希思为首的一批政界要人的访华，结束了两国长期以来的敌对状态，为两国通过和平谈判解决香港问题提供了契机。同时，在此前后中美关系的改善，中日邦交正常化，中国重返联合国等一系列事件表明，中国政府的外交已由“燕子低飞”的困难时期步入“凯歌行进”的新的时代。国际环境的改善，为中国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1978 年，共和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与世界隔绝多年的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纪元。实现祖国统一作为新的历史阶段的三大任务之一，提到了共和国的议事日程。

中国人民寻找已久、翘首期待的解决香港问题的“适当时机”，终于来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