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摄人心魄的较量”

尽管新中国政府对香港所采取的“长期利用，维持现状”的政策，使英国当局惶恐不安的心情得以缓解，但是，这种缓解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解脱。因为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香港毕竟是中国的领土，毕竟是“借来的地方与时间”

（这是一本英国人写香港的书的名字）。既然是“借来”的，最终总是要还的。英国政府虽极不情愿，但它现今所面临的对手，既不是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又不是置民族利益于不顾的国民党政府，而是强大的共产党政府，这就促使他们必须接受这一现实。这样，英国政府在刚刚摆脱了防务香港的烦恼后， 随即又陷入了对香港前途忧虑的境况。

为了解除这种忧虑，在五六十年代，英国政府曾在港花大气力进行了所谓的“归宿感”的宣传。“归宿感”要求香港的居民不要以过客的心情留在香港，而要视为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地，把它当成自己的故乡。在这表面的言词之下，实际上的潜台词是：要效忠于女皇，效忠于香港的英国政府，不要胸怀异志地忠于祖国——中国，因为香港将来也是英国的。“归宿感”明说就是把自己“归”于香港，暗说就是以身许英国。

然而，从官方不断地强调宣传也可以看出，尽管也有人申请归化英国， 入英国籍，但对居住在这个城市的 400 万人而言，“归宿感”却是十分稀薄的。

历史进入 70 年代，随着 1997 年的日趋来临，香港的归属问题也渐渐成为引世人注目的焦点。在香港的中外投资者，在两大强国迟疑不决之际，都做尽快归本的打算，而对长期性投资不感兴趣。在此之间，香港舆论关于 1997 年香港前途问题的报道和文章日益增多。凡此种种都表明，解决香港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了。为此，英国首先决定派人到中国进行试探，了解中国方面对解决香港问题的态度意向。

1979 年 3 月下旬，英国驻香港总督麦里浩爵士在首席非官守议员简悦

强、港督政治顾问魏得巍（后任 27 任港督，改名卫奕信）的陪同下访华，向中国政府提出香港问题。3 月 29 日，当时的邓小平副总理接见了他。在会谈中，麦里浩根据英国政府的指示，向邓小平提出，允许英国政府批出超越 1997

年 6 月的新界土地契约，把新界契约原来的年限规定，改为“在英王管治此区一直有效”。英国政府这一要求，显然是想通过各种办法将对香港的管治权超越出 1997 年。对此，邓小平给予严肃地拒绝。但他对麦里浩说：“我们

把香港作为一个特殊地区、特殊问题来处理。到了 1997 年，无论香港问题如何解决，它的特殊地位都可以得到保证。说清楚一点，就是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初相当长的时期内，香港还可以搞它的资本主义，我们搞我们的社会主义。因此，请投资者放心。”

4 月 6 日，在麦里浩回港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他对记者说：我访华的目的，是希望通过接触能获得一个概括的印象，即在中国领导人心目中，香港在中国的现代化计划中将担当何种角色，以及这种计划又将怎样影响香港。对此，他转述了邓小平的话，也将“请投资者放心”的话抛给了港人。麦里浩访华，在中英双方充满迷雾的香港问题上开启了 31 一个接触

点，中英双方意识到，鉴于 1997 年的来临，两国“进行接触”已是必须面对的事实。

此后，两国通过各种场合表露自己对此的观点。1979 年 5 月，中国外交

部部长助理宋之光在会见法国代表团时，代表中国政府明确指出：香港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当租约期满时，我们将以适当的方式解决这一问题。

针对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6 月 13 日，英国下议院在就麦里浩访华一事辩论时，外交大臣毕力嘉也明确地表达了英国的立场：香港并非时代的错误产品，而是一个成功的例子。他认为麦里浩访华的行动，并非意味着英国政府想通过谈判解决香港问题，因为在现时还不存在一个“讨论香港问题的适当时机”。这个“适当时机”是什么时候，1980 年英首相卡拉汉访华时说“两三年以后”。

于是，“两三年以后”的 1982 年 1 月 4 日到 8 日，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在北京会见英国副外交大臣艾金斯时，代表中国政府系统地阐述了对香港问题的立场：（1）在较近的将来，中英双方进行讨论；（2）中国方面的态度将是合情合理的；（3）在作出正式按排之前，希望双方都不要做任何有损于香港经济繁荣的事。

赵紫阳所发出的谈判“邀请函”得到了英国政府的回应。1982 年 9 月 22 日，被世人视为“铁娘子”的联合王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带着大批智囊谋士、新闻记者来到了中国，中英两国围绕香港的前途问题，开始了国际社会所说的“慑人心魄的反复较量”。

9 月 24 日，邓小平和撒切尔夫人——这两位被国际社会公认的铁腕政治家，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就解决香港问题正式摊牌。

撒切尔夫人的立场甚为强硬：中英谈判只有在承认“三项条约”的基础上才可能进行下去。

邓小平针锋相对：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如果同意英国延长统治，就有如过去李鸿章和清廷卖国贼以非法和无效的条约把中国领土割让给英国，中国肯定要收回主权，而主权包括治权；英国必须下旗归去，英国总督必须离去；中国政府唯一有权决定对香港未来的适当政策；不迟于一、二年，中国就要正式宣布收回香港这个决策。

撒切尔夫人有备而来，对此并不感到意外。她切转话题，危言耸听地说： 如果中国收回香港，将给香港“带来灾难性的影响”。

邓小平面带微笑，平静地说：如果真是这样，“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做出决策！”

尽管分歧如此大，但两位领导人还是达成了通过外交途径进行香港问题的磋商的共识。

会议结束后，撒切尔夫人步出人民大会堂，不知是由于会谈精神高度集中，导致精神恍惚，还是其它什么原因，一向举手投足极有分寸的她，在下台阶时忽然一个踉跄，跪倒在地。——这一小小的插曲，使人们很难看到福克兰战争中那位指挥若定的统帅风度了。

在离开北京前回答记者提问时，撒切尔夫人说：“我同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的会谈是友好的。我们承认有分歧，但是我们的共同目的大于分歧。” 并进而明确表达了英国政府的立场：“管理香港的条约，至今仍为国际法所公认，在双方未同意做出其他按排之前，英国将以条约处理香港问题。”

27 日，在香港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撤切尔夫人又重申了“三项条约” 是“有法律根据”的强硬态度，并向香港许诺：“我会承担作为英国首相对香港的责任。”以争得所谓的“港人意愿”，为与中国较量增加筹码。

对此，中国政府迅速做出反应。外交部新闻发言人重申中国的严正立场：

“香港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过去英国政府同中国清政府签定的有关香港地区的条约是不平等的，中国人民从来是不接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一贯立场是，不受这些不平等条约的拘束，在条件成熟的时候收回香港整个地区。中英双方都希望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为此将通过外交途径进行商谈。”中英两国毫不隐瞒的分歧，给即将进行的谈判蒙上了一层阴影。但是，

既然谈判是不可避免的事实，要揭开阴影使前途明朗，就必须寻找到求同存异的契合点。这个点在哪里？中英双方都从各自的立场出发，在寻找着。

邓小平创造性的“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将这点落到了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