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国两制”为中英谈判奠基

历史形势的发展，常常会超过人们心理上和思想上的准备，而每当这种情况来临时，又往往是扭转局势的机遇。要抓住机遇，就必须改变自己的主观世界来重新认识不断变化的客观世界。在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当将从母体分离多年的香港重归祖国的“适当时机”来临时，中国政府收回香港的坚强决心背后所依托的心理和思想上的准备是什么呢？

这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和平统一祖国的基本国策。 “一国两制”方针的产生，有一个长期酝酿的过程。时间可追溯到 1974

年，当初是为了解决台湾问题而提出来的。

1974 年 10 月，“文革”后复出的邓小平在会见台湾同胞、海外侨胞是这样说道：解放台湾有和平方式和非和平方式两种，即使台湾解放，我们也不会把大陆的政策搬过去。1979 年，邓小平在出访美国时，又进一步阐述了中国政府对台湾的主张：我们不再用“解放台湾”这一提法了，只要实现祖国统一，我们将尊重那里的现实和现行制度。这应该是“一国两制”的最初设想。

此后，“一国两制”的构想，几经中国领导人的阐发，大大丰富了内涵。1981 年国庆前夕，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发表谈话，宣布台湾回

归祖国的 9 项条件时说：台湾在实现祖国统一后，台湾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

1982 年 1 月 10 日，邓小平在接见一位海外朋友时又说：“九条”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至此，“一国两制”的概念，开始正式使用。

邓小平在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解放台湾问题的同时，还将目光放在了香港和澳门。他说：不只是台湾问题，还有香港问题，我们正在逐渐地把这个问题提到日程上来；澳门也属类似的问题。

1982 年 9 月，当邓小平与撒切尔夫人进行“慑人心魄的较量”时，正式提出了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来解决中国收回香港主权问题的主张。他对撒切尔夫人说：这一设想不是随便提出来的，它的根据是中国实行的对外开放政策以及中国要赶上发达国家水平的宏伟目标。说到这一设想的实行，邓小平很幽默地解释道：香港的社会、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 50 年不变，

“马照跑，股照炒，舞照跳”。中英谈判开始后，中国政府与英国谈判的 12 条基本方针政策，即是以“一国两制”的构想拟定出来的。

可惜，当时的撒切尔夫人仍沉浸在刚刚打赢的马尔维纳斯岛的喜悦之中，殖民主义残梦的阴影，使撒切尔夫人没有足够的勇气正视现实。英国政府的谈判代表仍然坚持三项条约“有效论”为谈判前提，在遭到中方的驳斥后，又抛出“以主权换治权”的方案。致使中英双方近 10 个月的第一阶段会谈，一度陷入僵局。

在此期间的 1982 年 12 月，“一国两制”作为国家的一项基本国策，列入国家的根本大法之中。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国家在必要时可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法律规定。”这就为用“一国两制”的方针解决香港问题，提供了法律依据。

谈判陷入僵局后，英方仍抱着殖民主义的残梦不放。对此，中国政府做

出相应对策，敦促谈判的继续进行。1983 年 6 月，香港报纸披露，邓小平副主席在会见赴京参加全国政协六届一次会议的港澳代表时表示：中英谈判若于 1984 年 9 月尚无协议，中国届时将公布自己的解决方案。

这一消息的披露，在英国政府看来无疑是一张“最后通牒”，立即引起了英政府的惊慌。女王在国会年会上，不得不表示英国政府有继续谈判的诚意：“政府将会继续就香港前途与中国谈判，以期达成一项为本议会、中国及香港居民都能接纳的解决办法。”

7 月 1 日，中英两国同时发表公报，宣布香港前途问题第二阶段会谈将

于 7 月 12 日在北京开始。

重新开始的第二阶段的谈判，起初并没有获得实质性的进展，因为英国政府仍然没有放弃“以主权换治权”的幻想。这一方案的实质是：在英国放弃对香港名义主权的前提下，达成某种修改后的条约，以延长英国对香港的治权。英国振振有词的阐述了理由：第一，香港的繁荣离不开英国的管治；第二，香港总督要代表 500 万香港人的利益和意愿。为了实现这一方案，他们精心构筑了一条“三脚凳”。

这是 1982 年 12 月 10 日，英国外交部及联邦事务次官贝尔斯特德在香港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提出的。他在回答记者“英国政府能否就中英谈判向香港发给一些信号”的提问时说：我们想要的是一张三脚凳，第一只脚是可以为北京领导人接纳的；第二只脚是可以为英国国会接纳的；第三只脚是为香港人接纳的。抛掉一只，台就倒了。

为了为“三脚凳”方案造舆论，在中英第二阶段谈判开始前的 7 月 7 日，

港督尤德声称，他将以香港总督的身份代表 500 万香港人参加谈判。中国政府当然不会容忍这种混水摸鱼的手段。外交部发言人严正指出：尤德作为英国代表团成员参加谈判只能代表英国政府。为此，外交部在 9 日拒绝发给以“港督私人新闻主任”身份赴京的曹广荣的入境证。

“三脚凳”虽然被关在了谈判大门之外，但是在谈判桌上，英方依然不改“以主权换治权”的老调，致使前 4 轮的谈判结束后，前景没有明朗转机的迹象。

中英谈判前途黯淡，导致香港政局不稳。1982 年 9 月 23 日，撒切尔夫人在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也认识到香港“正面临着重大的金融和政治动荡” 的严重后果。为避免这种后果的发生，10 月，撒切尔夫人捎来口信，表示原则上同意中方的 12 条方针。

英方向“一国两制”的契合点，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谈判进入正确的轨道。

1984 年 4 月 15 日，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访问北京，对谈判的进展表示了关注。中英双方发表的新闻公报，向世人通报了谈判的明朗前景：“双方一致认为，会谈已取得了可贵的进展。”20 日，杰弗里·豪在香港发表的声明更令人振奋。他说：“要达成一项使香港在 1997 年以后仍由英国管治的协议，是不切实际的设想”；目前英国的方针“是与中国政府研究怎样可以达成会确保香港在 1997 年之后，在中国主权下得到高度自治权，并且会使香港的生活方式及现行制度的本质得以维持不变的按排”。

历经 1 年多的谈判，英国终于正视了现实，真正将谈判落脚点放在了“一国两制”的构想上。

在谈判紧罗密鼓进行的同时，中国领导人在各种场合阐发“一国两制”

的丰富内容，以期让世界了解中国政府的谈判诚意。

1984 年 2 月 22 日，邓小平同来访的美国乔治城大学战略与国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曾经担任国务卿的布热津斯基谈话时说：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我多年来一直在想，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解决台湾问题可以用一个中国，两种制度。香港问题也是这样，一个中国两种制度。香港与台湾不同，香港是自由港。

同年的 5 月 18 日，“一国两制”的提法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正式成为中国政府解决台湾、香港、澳门问题，实现祖国统一和收回中国领土主权的方针的概括性语言。

6 月 22 日至 23 日，邓小平在会见香港工商界访京团和香港知名人士时

说：我们多次讲过，我国政府在 1997 年恢复对香港的主权后，香港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法律基本不变，生活方式不变，香港自由港的地位和国际贸易、金融中心的地位不变。他强调指出：中国政府为解决香港问题所采取的立场、方针、政策是坚定不移的，是符合 500 万港人利益的。中英谈判解决香港问题“决不会受到任何干扰”，“过去所谓‘三脚凳’，没有三脚，只有两脚”。

“总设计师”的一系列讲话，对推动谈判的进程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

随着谈判的顺利发展，英方也逐渐认识到了“一国两制”的巨大作用。7 月 27 日，再度访华的杰弗里·豪由衷地说道：中国领导人提出的“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政策，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振奋人心的概念，它能够保持香港在 1997 年以前和以后的繁荣和稳定”。

中英双方既有如此共识，谈判也进入了顺利进展的阶段。8 月 1 日，中英双方公布了成立联合联络小组的协议。这预示着中英双方最后协议的签定，已经为期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