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香港过渡时期的风风雨雨

1985 年 5 月 27 日，《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正式换文生效，

香港开始了长达 12 年的过渡时期。

中国政府为忠实履行中英联合声明，在声明签署仅仅 8 个月后，就开始了《香港基本法》的起草工作。“本着对历史负责，对祖国的统一大业负责， 对几百万香港同胞负责的责任感，采取了一种不忘历史、尊重现实的求实态度。在起草基本法的条文中，字斟句酌，反复推敲，并广泛听取和吸纳香港各界人士的意见”（荣毅仁语）。经过 4 年 8 个月的努力，1990 年 4 月，一部为香港实行“一国两制”奠定法律基础的、并为英国朝野政界人士所首肯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诞生了；香港未来的政治蓝图日益清晰可见了。

1992 年 7 月 3 日，“慕莲夫人”号横渡维多利亚港，送走了第 27 任港

督卫奕信，10 日，迎来了第 28 任港督彭定康。这年 49 岁的彭定康，是历任港督中最年轻的一位，也是第一位由职业政治家而非由殖民地官员或外交家出任的港督。

以一位职业政治家替代一位职业外交官而任港督，伦敦此举意味着什么？

前任港督，为香港过渡时期的平衡，在中港英之间发展了和谐的关系， 为人们所敬重。彭定康的到来，是为卫奕信时代画上句号还是继往开来？

正在人们为此关注之际，7 月 10 日，彭定康在就职演讲中明确表示：在他任职期间，将为中英两国间建立彼此间的信任而竭尽所能。这就是说，他将为卫奕信时代继往开来。

然而，正当人们对他的这个言词中肯的演讲寄予厚望时，10 月 7 日，彭定康却带着一副香港人的“救世主”的神态，抛出了令世人震惊的“政改方案”：《香港的未来——五年大计展新猷》。

尽管彭定康信誓旦旦地保证，“政改方案”都是在“联合声明和基本法条文的范围内，尽量发展代议制度”，“所有建议都符合基本法的条文”， 但是，熟知英国殖民地政策的人都明白，彭定康所要“尽量发展”的“代议制度”是个什么货色。

英国殖民历史上，每当要从一块殖民地“光荣撤退”时，几乎都要进行“政制改革”一类的活动，在实行自治的一段过渡期内：首先民选立法机构， 扩大立法机构的权力，成立“议会”，产生由当地人组成的政府；其次，逐步实行公务员本地化。这两步实施完毕后，总督撤退，在“还政于民”的幌子下，英国对殖民地独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仍然保持着控制权。

英国准备将此法在香港炮制施行，不始于彭定康，早在中英关于香港谈判时即已有所表露。当中英谈判的落脚点聚集在“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时， 英国即开始为其“光荣撤退”作准备，英国当局以“英国对香港负有道义上的责任”为名义，加速推行“代议制改革”。1984 年 7 月 18 日，港督尤德

在立法局会议上提出了《代议制绿皮书》；同年 11 月 21 日，就在中英联合声明正式签署前一个月，《代议制白皮书》又出笼了。

然而，英国在其它殖民地屡试不爽的这一招数，在拥有强大主权的中国却行不通了。“代议制改革”一出笼，中国外交部立即发表声明：政制改革是英国搞的，中国将“不承担义务”。

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也正式讨论了“代议制改革”问题，并一致同意将政

制改革的落脚点，放在“香港政制应与 1997 年后保持连续性、注意前后衔接”

这一基本点上。1985 年 11 月 30 日，中英联合联络小组发表的公报指出：“双方同意香港政制的改革和基本法衔接是一个重要问题。”

现在，彭定康无视中英双方已达成的协议，在他所炮制的彭氏“政改方案”中，所包括的行政局和立法局分家、立法局 1995 年选举两大方面，从根本上超出了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的范围。对此，中国政府立即表明了严正的立场。

10 月 8 日，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指出：我们注意到彭定康先生在他上任后的第一份施政报告中包括对香港现行的政治体制做出重大改变的内容，还注意到他对 1995 年立法局选举的一套打算。这些决定和“建议”都是在没有同中方磋商的情况下做出的，⋯⋯我们对此深感忧虑。我们不能不严肃地指出，假使香港在后过渡期发生的任何改变不能同基本法衔接，其责任完全不在中方。届时，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及其有关机构将按基本法和全国人大的有关规定加以设立。

10 月 20 日至 23 日，在彭定康上任后首次对北京的访问时，钱其琛外长毫不含糊地指责他：“政改方案”明显违背了中英联合声明的有关规定和精神，违背了英方关于要使香港政制发展与基本法相衔接的承诺。

在彭定康离京之际，鲁平在记者招待会上，对“政改方案”进行了猛烈抨击，并义正辞严地声明：我们认为目前双方的分歧的实质不是什么加快不加快香港的民主步伐问题，而是究竟要合作还是要对抗。我们不希望见到对抗，因为这对香港不利，但对方一定要对抗，我们也只能奉陪。

与此同时，10 月 28 日，中国公布了中英双方就香港政制问题磋商的 7 份文件，将英方当时的承诺昭告天下。

从保证香港政权顺利交接的良好愿望出发，中国政府与英国政府从 1993

年 4 月至 11 月进行了 17 轮磋商，希望就香港 1994 年、1995 年的选举安排达成协议。在会谈中，虽然英方不断横生枝节，但中方为推动会谈仍然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并表现了巨大的诚意。但是，英方已置“老牌绅士”的脸面于不顾，在 1993 年 12 月初，港督彭定康在中英关于香港政制会谈尚未达成协议的情况下，悍然宣布将其部分选举方案公诸香港宪报并提交立法局审议。

中英谈判破裂了。

虽然世界的炎黄子孙希望英国成为“迷途知返的羔羊”，揭开香港前途上再一次蒙上的这层阴影。但决不为香港卜问前程。正如江泽民总书记所讲： 中国敦促英国执行联合声明，不是把香港平稳过渡的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 中国政府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包括依靠 600 万香港同胞的力量。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恪守中英联合声明的坚定决心，已向世界展示了未来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光明前景。

在我们的文章问世之际，中英“联合声明”协议草案已签定 12 年了。屹立在天安门广场上的那块牵动世界炎黄子孙的“倒计时”牌，所显示的时间不足 20 个月了。据有关新闻媒介报道，1997 年 7 月 1 日香港各大酒店、宾馆的客房都已被来自世界各地的旅游者订满了，很多人为能目睹解放军进驻香港、香港主权移交这一历史盛会而自豪。

1997 年 7 月 1 日，炎黄子孙期盼的历史时刻！世界瞩目的历史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