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为救亡图存而摇旗呐喊

中国近代变法维新运动的发起人之一梁启超后来曾说：“吾国四千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始。”的确、以甲午战争失败为契机，开始了中华民族的大觉醒。战争结束后，随着《马关条约》的签订，中国割地赔款，从而彻底地沦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亡国灭种的惨祸，强烈地刺激着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越来越多的有志之士，开始拍案而起。他们起而言，言而行，呼吁改良，倡导变法。于是，一场以变革中国社会政治体制为中心，以救亡图存为目的的维新变法运动，终于在千回百转之后，汇成时潮，蔚然兴起。而严复则正是这场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如果说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在这场维新变法的运动中，主要是以发动者

和组织者的姿态出现，那么，严复在这场运动中则主要是以维新派的思想家身份出现。他在这一时期所撰写的一系列政论文章，全面而又系统地介绍了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从而在批判中国传统的封建专制制度，传播资产阶级维新变法思想等方面，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895 年，严复在天津的《直报》上接连发表了《论世变之亟》、《原强》、

《辟韩》和《救亡决论》等多篇政论性文章。这些文章的中心内容，基本上与同一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思想相同，即鼓吹维新，反对封建专制。但是，从立论的角度、观察问题的方法、特别是理论体系等方面来看，又不尽相同。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早年所接受的教育，全都是旧式的封建教育， 他们没有去过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亲眼目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政治制度，又不懂这些国家的语言文字，从而也不能直接阅读西方近代思想家们有关政治学说和思想理论方面的著作。因此，他们在批判中国传统的封建专制政治体制时，主要是以中国的旧学为武器，如康有为在鼓吹变法的重要著作《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等著作中，基本上就是从儒家的“托古改制”立场，来论述维新的重要性，并把孔子改头换面，打扮成维新变法的首倡者。正因为如此，他们的思想往往互相矛盾，整个理论也常常有牵强附会之处。这一点，连梁启超本人也是承认的。

与他们相比，严复则完全是另外一个路径。他没有系统地接受中国传统的教育，少年时代即在船政学堂学习西方的近代科学技术。稍后，又留学英国，醉心于英国的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和典章文物，阅读了亚当·斯密、边沁、孟德斯鸠、卢梭和达尔文等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的大量理论著作。正因为如此， 在当时的中国，就严复对西学的造诣之深和对于西方社会的实际了解来讲， 不仅远非李鸿章、张之洞和郭嵩焘等洋务派人物可比，即使是曾经到过国外的早期改良主义者王韬、郑观应等人，以及后来的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也无法望其项背。也正因为如此，同是批判封建专制制度，同是倡导变法维新，严复所用的武器则是近代西方的资产阶级政治理论学说。对于近代的中国社会来讲，严复所运用的这一理论不仅是全新的，而且也是更富战斗力的。

在前述严复的几篇重要政论性文章中，《论世变之亟》是他阐述自己维新思想的一个引论。在这篇文章中，他针对封建顽固派“天不变，道亦不变” 的主张，从社会历史发展的动态进程中，来批判顽固派的迂腐。他认为，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有一个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规律，这个规律就是“运会”。他说：“运会既成，虽圣人无所为力。”圣人的作用，只在于“知

运会之所由趋，而逆睹其流极⋯⋯裁成相辅，而置天下于至安”。他还郑重指出：西方列强近代以来对中国的侵略，是一个必然的历史趋势，是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的“世变”。所以，他认为，绝不能幻想阻止这个“天地已发之机”，而只能在承认这个总形势的基础上，讲求救国自强之法，使中国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富强，才有办法。他说，顽固派祖宗之法不能变的叫嚣，其目的是将封建的中国与世界隔绝开来，妄想“使至于今，吾为吾治，而跨海之汽舟不来，缩地之飞车不至，则神州之众，老死不相往来， 富者常享其富，贫者常安其贫”，似乎只要这样，世界从此便可太平无事了， 这只是他们一厢情愿的幻想。他进而批判说：“夫士生今日，不睹西洋富强之效者，无目睹也，谓不讲富强，而中国自可以安，谓不用西洋之术，而富强可以自致，谓用西洋之术，无俟于通达时务之真人才，皆非狂易丧心之人不为此。”

在批判了顽固派的言论之后，他又在《原强》一文中，全面地阐述了自己的救国理论。他根据英国资产阶级学者斯宾塞的社会学说，认为一个国家的强弱存亡，决定于该国家国民的“血气体力之强”、“聪明智虑之强”和“德行仁义之强”——即力、智、德三者的高下。他说：“生民之大要三， 而强弱存亡，莫不视此，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虑之强，三曰德行仁义之强。是以西洋观化言治之家，莫不以民力、民智、民德三者断民种之高下，未有三者备而民生不优，未有三者备而国威不奋者也。”根据这三个标准，他进而考察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具体情况。他认为，中国自甲午战争之后，政治腐朽已到了极点。他说，当时的中国“将不素学，士不素材，器不素储，一旦有事，则⋯⋯转以奉敌”；至于各级官吏，“人各顾私，⋯⋯于时事大势，瞢未有知。⋯⋯其尤不肖者，且窃幸事之纠纷，得以因缘为利”。他指出，常此以往，则“岁月悠悠，四邻眈眈，恐未及有为，已先作印度、波兰之续”。

既然中国在“力”、“智”和“‘德”三个方面都不如别人，那么中国是不是还有希望呢？他认为，希望还是有的，关键在于自己能否与时并进， 百尺竿头，发愤自励。他根据英国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斯宾塞的学说，认为“民之可化，至于无穷”，也就是说，中国虽然目前在力、智和德三个方面不如别人，但可以通过努力，迎头赶上。因此，对于中国来讲，要想谋求国家的富强，就必须“相其宜，动其机，培其本根，卫其成长，则其效乃不期而自立”。正因为如此，他大声疾呼，要求进行社会改良，以救亡图存。

那么，怎样才能救亡图存，致力于国家的富强呢？他认为，主要的办法有三个：“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所谓“鼓民力”，主要是禁止鸦片和禁止妇女缠足，以强化人民体质。所谓“开民智”，就是废除八股时文，提倡西学，以提高人民的智力。他认为，西方国家的学术，“先物理而后文词，重达用而薄藻饰，且其教弟子也，尤必使自竭其耳目，自致其心思，贵自得而同贱因人，喜善疑而慎信古”；相反，中国的传统学术， “必求古训，古人之非，既不能明，即古人之是，亦不知其所以是⋯⋯江河日下，以至于今日之经义八股，则适足以破坏人才，复何民智之开之与有耶”？因此他主张：“欲开民智，非讲西学不可，欲讲实学，非另立选举之法，别开用人之途，而废八股、试帖、策论诸制科不可。”至于“兴民德”，最主要的就是创立议院。他认为，中国之所以积贫积弱，主要的原因就是皇帝长期以来，一直把人当奴隶。他说：“诸君亦尝循其本，而为求其所以然之故

欤？盖自秦以降，为治虽有宽苛之异，而大抵皆以奴虏待吾民”，“夫上既以奴虏待民，则民亦可奴虏自待，夫奴虏之于主人，特形劫势禁，无可如何已耳，非心悦诚服，有爱于其国与主，而共保持之也”西方各国则不然，他们法令制于议院，人们都遵守政府的法令。“各奉其自主之约”，从而上下一心，“趋死以杀敌，无异自卫其室家”。通过中国与西方的这种尖锐对比， 他主张：“居今之日，欲进吾民德以同力合志，联一气而御外仇，则非有道焉，使各私中国不可也。⋯⋯然则使各私中国奈何？曰：设议院于京师，而令天下郡县各公举其守宰。”严复的所谓“新民德”，从根本上来讲，就是要用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平等，来代替中国封建社会的宗法制度和伦理道德。

《救亡决论》是《原强》一文的补充。在这篇文章中，他重点就开民智一事，痛快淋漓地批判了中国传统旧学和八股取士的危害性，进一步指出了西学输入的重要性。他说：“天下理之最明，而势所必至者，如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是已。然则变将何先？曰：莫亟于废八股”，“然则救之之道当如何？曰：痛除八股，而大讲西学⋯⋯东海可以回流，吾言必不可易”。如果废除八股，讲求西学，则必能致国家于富强。

与前面几篇文章相比，《辟韩》一文则集中地批判了中国的封建君主专制思想。严复认为，唐代韩愈所写的《原道》一文，是中国封建君主专制思想的渊薮，也是中国专制政治理论的集大成之作。在他看来，韩愈此文，“只知有一人，而不知有亿兆”人民。他认为，“自秦以来，为中国之君者，皆其尤强梗者也，最能欺夺者也”，他们都是窃国大盗，“国谁窃，转相窃之于民而已”，而韩愈却把这些看作是“天之意、道之原”。因此，他据此发问：这种窃国于国的行径，难道“天之意固如是乎？道之原固如是乎？”该文不仅是中国近代最早猛烈批判封建君主专制、提倡民主的一篇战斗檄文， 而且也是严复一生中最足以说明他是时代先进者的一篇重要文章。

在猛烈批判封建专制制度的同时，他还提出了自己的资产阶级民主理论。从近代西方的资产阶级“民约”理论出发，他指出：“吾耕矣、织矣、工矣、贾矣，又使吾自卫其性命财产焉，则废吾事，何若使子独专立于所以为卫者，而吾分其所得于耕、织、工、贾者以食子给子之为利广而事治也。” 也就是说，社会上的各行各业，部是人类分工的产物，耕者、织者、工者和贾者，之所以要养活为政者，是要他们“卫其性命财产”，而不是要他们骑在自己的头上作威作福。

1895 年 3 月，李鸿章前往日本，准备接受日本强加给中国人民的“和约”。消息传来。举国哗然。严复深感形势危急，于是又在该月月底发表了《原强续篇》一文。在这篇战斗性论文中，他呼吁与日本继续作战，反对签署卖国条约。他公开指出，李鸿章之流“和之一言，其贻误天下，可谓罄竹难书矣”。“今日北洋之靡烂，皆可于和之一字推其原”。他反复强调一战到底，认为“今日之事，舍战固无可言”，“唯有与战相终始，万万不可求和，盖和则终亡，而战可期渐振。苟战亦亡，和岂遂免”。这篇文章不仅痛斥了清政府腐败无能和对外屈膝投降的政策，而且还洋溢着作者强烈的反帝爱国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