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思想理论界的巨人

与康有为、梁启超和谭嗣同等人相比，严复在戊戌维新时期的政治主张及其政治实践，是暖昧而且保守的。虽然在他的内心深处，建立英国式的资产阶级民主政体，把中国变成一个独立、富强、民主的国家，一直是他最大的愿望，但是，一涉及现实的政治变革，他则变得暖昧而且保守。他不同意康有为等人的维新主张，也没有积极地参与当时的维新实践，这与他这一时期的基本政治主张是有密切关系的。

然而，如果说在戊戌维新的政治实践中，严复只是一个矮子，那么与他的政治主张和政治实践相背反，他在这一时期的学术思想，则表明他是当时中国整个思想理论界的巨人。他的这些思想，代表了近代中国人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真理所走到的崭新阶段，并给当时的中国人一种全新的资产阶级世界观。他在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过程中的作用与影响，不只是在戊戌时期对改良派，更主要、也更突出的是对以后几代青年爱国者和革命者，都曾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与同一时期康有力和梁启超等人相比，严复的思想是独具特色，而且自成体系的。他以进化论为基础所形成的系统的资产阶级历史观，以唯物论的经验论为基础所形成的哲学上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以及“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的资产阶级政治学说，都是发前人或他人所未发的。在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尚未正式登上历史舞台之前，他的这些思想，在当时不仅是最先进的，而且也是最富战斗力的。

自从林则徐主纂《四洲志》和《华事夷言》以及魏源编写大部头的《海国图志》以来，先进的中国人踏上了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千辛万苦的艰难历程，到五四运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前，这一过程持续了 80 年。在这个艰难而且曲折的过程中，前后又经历了好几个重要的阶段。以林则徐“开眼看世界” 和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为标志，正式开始了这一过程。稍后，像 19 世纪七、八十年代以郑观应《盛世危言》为代表，提出向西方学经济、学政治，主张“藏富于民”、“开议院以通上下之情”，是一个阶段。到 90 年代康有为、谭嗣司为代表，创造性地提出一套资产阶级历史哲学思想，作为变法运动的理论基础，又是一个阶段。它们分别代表向西方寻找真理过程中由感性到理性、由具体到抽象、由形式到内容、由现象到本质这么一条“天路历程” 中不断上升的几个界碑。但是，郑观应等人提出来的只是几条具体的政策措施，至于这些政策措施的理论依据是什么，亦即西方资本主义种种经济政治制度的实质是什么，人们还是十分茫然。当时所能读到的西学书籍，不过是一些《汽机答问》、《格致汇编》和《万国公报》之类，从这些译作中得不到解决上述问题的答案。康有为和谭嗣同等人正是有感于现实政治斗争需要理论的总体指导，才“于此种学问饥荒环境中，冥思枯索，欲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写了一些理论性的著作。但是，这些著作混合着一大堆从孔孟、陆王到唯识、华严的封建杂烩，“盖固有之旧思想既深且固蒂，而外来之新思想又来源浅薄，汲而易竭。其支绌灭裂，固宜然矣”。梁启超后来的这段评价，可以说是切中要害的。因此，无论是康有为装在“公羊三世”说套子里的历史变易思想，或者是谭嗣同在《仁学》里所提出的人权等政治口号，都半是荒唐，半是肤浅，“拉杂失伦，几同梦寐”，没有多少科学性和说服力，不能适应和满足愈来愈多的爱国人士，特别是年轻一代

的要求。

要从根本上了解西方，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这些都是与世界发展的普遍趋向相联系的。了解并向中国的广大人民、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介绍这一世界发展趋向，已经日益成为当时的迫切课题。不是别人，而正是严复，自觉地担负起时代所提出的这一个历史重任。他以进化论为基础所提出来的一整套社会历史哲学，以唯物论的经验论为基础所形成的哲学上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以及“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的资产阶级政治学说，正是他为解决这一时代课题所作出的诸多努力中的重要部分。

关于严复以进化论为基础所形成的资产阶级社会历史观，前文在讨论《天演论》一书时，已作了介绍。这里重点谈谈后面两个问题。

其一，以唯物论的经验论为基础所形成的哲学上的认识论和方法沦。如果说《天演论》带给人们一种全新的资产阶级历史观和世界观，对于

严复本人来讲，并不一定是一件很自觉的事；但是，从西方的思想家如培根、洛克和约翰·穆勒等人那里，搬来资产阶级唯物论的经验论以作为认识论和方法论，并以此来武装中国人的头脑、则是他十分重视、也非常自觉的工作。严复在其全部理论工作的一开始，就十分重视哲学的认识论，并从哲学路线斗争的高度来考察向西方寻找真理的整个问题。他明确认定，认识论是关键部分。这也是严复的整个思想不同于他人之处的一个很突出的地方。

严复不同意那种认为“中国之智虑运于虚，西洋之聪明寄于实”的看法，认为中西学术的差异，不在于虚实，“中国虚矣，其西洋尤虚”。西方所以坚船利炮，国力富强，经济政治制度所以比封建中国精良优越，正在于它们有近代以来的各种基本理论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作为基础和依据，而它们所以有这些新科学，又正在于它们都以新的认识论——逻辑学（即严复所说的“名学”）为指导。这种认识论，就是以培根开其端的经验论和归纳法。他说：“而有用之效征之富强，富强之基本诸格致，不本格致，则无所往而不荒虚，”故而西方“制器之备，可求其本于奈端（牛顿）；舟车之神，可推其原于瓦德（瓦特）；用灵之利，则法拉第之功也；民生之寿，则哈尔斐之业也（哈维发现血液循环原理）。而二百年学运昌明，则又不得不以柏庚（培根）氏摧陷廊清之功（归纳法）为称首。”严复把西方的富强，归之于科技，而科技之本，又在于其方法论，即培根所提出来的哲学经验论和归纳法。他称之为“实测内籀之学”。所谓“实测”，是指一切科学技术必需从观察事物的实际经验出发，“其为学术，一一皆本于即物实测”，也就是说，不是书本，而是实际经验，才是认识的出发点和检验的标准。因此， “吾人为学穷理，志求登峰造极，第一要知读无字之书”，“故赫胥黎曰，读书得智是第二手事，唯能以宇宙为我简编，民物为我文字者，斯真学耳。此西洋教民要术也”。所谓“内籀”，是相对于“外籀”（演绎）而形成的归纳，它是以上认识论具体采用的逻辑方法。他认为，一切科学真理必须通过归纳法而设立，“内籀者，观化察变，见其会通，立为公例者也”，“西学格致⋯⋯一理之明，一法之立，必验之物物事事而皆然，而后定为不易”。

严复大力提倡逻辑归纳，是针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旧学”而发的。他将 “西学”与“中学”作了一番比较。在他看来，中国封建社会的科举八股、汉学考据、宋学义理，以及辞章、书法、金石等等“旧学”或“中学”，“一言以蔽之，曰无用”，“曰无实”，“其为祸也，始于学术，终于国家”。严复认为，中国封建主义文化学术的根本问题，在于其不从客观事实观

察、归纳出发，也不用客观事实去验证。演绎的前提来自自己的主观臆造或古旧陈说，是“师心自用”的先验产物。“旧学之所以多无补者，其外籀（演绎）非不为也，为之又未尝不如法也，第其所本者，大抵心成之说”，“不实验于事物，而师心自用，抑笃信其古人之说者”。因此，这些学问看起来似乎很有道理，实际上则墨守陈规，推论过程即使不错，但前提却完全错了， “原之既非，虽不畔外籀终属无益也”。

与康有为等人欣赏陆九渊和王阳明不同，严复用唯物论的经验论，着重批判了以陆王心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唯心主义先验论。他认为，陆王心学的“良知、良能诸说，皆洛克、穆勒之所屏”，一切真理都由归纳经验而来，没有什么“良知”，“公例无往不由内籀，⋯⋯无所谓良知者矣”。

总之，在严复看来，只从传统的“古训”和教条出发，“不实验于事物”，才是中学不如西学的根本所在。他说，“中土之学，必求古训。古人之非既不能明，即古人之是，亦不知其所以是”，这种教条主义和唯心论的先验论，必须予以打倒和废除。必须从实际经验出发，观察、归纳、综合，才能得到“无往而不信”的科学“公例”，即普遍的原理和原则。掌握了这些公例，才可以普遍运用，驾御各种纷繁的事物及其变化。从实际经验出发，通过归纳，得出原则性的“公例”，然后再普遍运用，这就是严复所要大力提倡的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他认为，这才是中国所应向西方学习的根本。

严复从这样的高度来重视认识论，自觉地介绍西方近代的经验论和归纳法，就其眼光和实际达到的水平来讲，在当时的确是凤毛麟角，极为难得。这一点，使他超过了前前后后的许多人，这也是他在提倡西方资产阶级新学，反对中国封建旧学中的一个独特的标志。他所提倡的这一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不仅在当时是先进的，而且无疑对后人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但是，这种哲学上的经验论最终必然要走进主观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在西方，继培根和洛克之后，便有巴克莱和休谟。而严复十分敬佩的约翰·穆勒，正是继承巴克莱、休谟的不可知论者和实证论者。受他们的影响，严复后来在哲学上的归宿，也正是这样。由于片面强调感觉经验，轻视理论思辨，迷信归纳万能，严复终于完全投入实证主义。在关于哲学的根本问题看法上，他不断把西方的巴克莱、斯宾塞与中国的庄子、孟子以及《周易》甚至佛学和老子等，拉在一起，认为事物的最终本质、实体，是不可知的，而且也是无需认识的。因为它们于国计民生没有什么用处，可以不去管它。哲学的本体论如此，认识论也是一样。所以他主张，“心物之接，由官觉相，而所觉相，是意非物，意物之际，常隔一尘。物因意本，不得径同，故此一生，纯为意境”。这种认识论上的不可知论，必然影响到其政治思想上的主观性和随意性。他之所以在戊戌维新运动中，没有积极参加，而是关起门来，纯粹从自己的感觉经验出发，认为中国人的“力”、“智”和“德”都很落后，因此没有实行政治变革的现实基础，与他这种主观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是有关系的。

其二，“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的资产阶级政治思想。

自从 19 世纪 60 年代的“洋务运动”开展以来，除了少数的封建顽固派之外，学习西方的近代科学技术（即一般所说的坚船利炮），可以说是当时中国人的一致意见。但是，在这些科学技术之外，西方还有没有什么可供中国人学习？换句话说，除了科学技术之外，中国还能不能够学习西方国家近代的社会政治制度呢？当时，对于这一问题，主要有两种意见：一派是以早

期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如王韬、郑观应等人为代表，他们认为“西学”之中，有“体”有“用”，坚船利炮，只是西学中的“用”，而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等，则是西学中的“体”，因此，要想使中国富强，就应该学习西方的“体”，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政体；另一派则以洋务派人物如曾国藩、李鸿章和后来的张之洞等人为代表，认为坚船利炮是西方富强的根本，从而提出了以西方的近代科技来保卫中国封建社会的“中体西用”论。严复无疑是继承了早期改良主义者们的思想，但又有着重大的发展。他

认为，洋务派所主张的“中体西用”，完全是“逞臆为谈”的谬妄之说。在

《天演论》的译序中，他说：“西学之事，问涂日多，然亦有一二巨子，谓彼之所精，不外象数形下之末，披之所务，不越功利之间，逞臆为谈，不咨其实。”他这里所说的“一二巨子”，显然是针对洋务派有关人物而来的。在他看来，“体”与“用”是不可分割的，一个国家的政教学术好像具备各种器官的生物，它的各个部分都是完整的统一体，它们的功能（用）与其存在（体）是不能分开的，因此，“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如果要“合而为一物”，把属于中国封建社会的“体”，与属于西方资本主义的“用”相联系，连道理名义都讲不通，更不要说能够行得通了。严复举例说，以前中国没有枪炮，现在买来了枪炮；中国的城市以前没有警察，现在设有警察，但是，所有这些，就能解决问题，使中国富强了吗？他认为： “晚近世言变法者，大抵不揣其本，而欲支节为之，”舍本而逐末，中国当然不会富强。

那么，什么是西方国家的“体”呢？当时，大多数先进的知识分子都把西方的民主政治作为“体”。严复自己也是主张资本主义的民主或民权的，所以他才猛烈地批判韩愈的君主专制、君权至上论，认为“西洋之言治者，曰：国者斯民之公产也，王侯将相者，通国之公仆隶也”，这才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的命脉所在。

然而，严复的深刻之处在于，他并没有停留在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这一表层，而是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实质，进行了进一步的探索。在他看来，民主还不是西方资本主义的根本，民主不过是“自由”在政治上的一种表现，“自由”才是“体”，民主不过是“用”而已。他认为，中国封建社会最为害怕和最为反对的，也正是“自由”。他说：“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彼西人之言曰：唯天生民⋯⋯ 得自由者，乃为全爱。故人人各得自由，国国各得自由，⋯⋯而其刑禁章条，要皆为此设耳，”又说，“夫所谓富强云者，质而言之，不外利民云尔。然政欲利民，必自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因此，他主张：“故今日之治，莫贵乎崇尚自由，自由则物各得其自致，而天择之用存其最宜，太平之盛，可不期而自至。”

严复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了解，不仅远比早期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人物深刻，就是同时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也无法望其项背。他站在中国近代以来正在产生和发展的资产阶级的全新立场上，把个人自由、自由竞争，以个人为社会单位，等等，看作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从政治、经济以及所谓“物竞天择”的生存竞争论出发，进行多方面的论证，并且指出，西方近代的民主政治，也是自由的产物。他的这一思想，与同一时期谭嗣同的“平等” 以及康有为的“博爱”一起，完整地构成了当时反封建、反专制的最强音。

当然，严复所主张的“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是他从总结人类（主

要是西方）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向这一点上得出来的结论。所以，后来的革命派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的章太炎曾说他是“知总相而不知别相”。所谓“总相”，正是指整个人类社会走向的一种必然规律，而“别相”则是具体到中国的实际情况。至于一旦深入到中国的这一“别相”，严复的这一先进的理论，则立刻显得苍白而又无力。在关于中国的现实政治抉择中，与康有为和谭嗣同等人相比，严复要慎重和保守得多。他认为，对中国来讲，根本的问题是教育，只有每个人都能自强自治，然后才能谈得上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国家才能富强。因此，他关于中国社会改革的总观点和总方案是，强调社会的政治制度是由教育决定的，变法改革首先在于对人民进行资产阶级教育。这就比康有为、梁启超和谭嗣同等人要求立即改革政治制度要远为落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