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潜心于西学著作的翻译

尽管严复不同意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发起的变法改良运动，变法失败后，他也没有被清政府所追究，但是，戊戌政变的发生，还是深深地刺激着他。维新人士谭嗣同等六君子的被杀以及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的流亡海外，使他感到无限的悲愤。他在当时的一首诗中写道：“伏尸名士贱，称疾诏书哀”，表示出他对六君子被害和光绪被囚称病的愤懑。

戊戌政变后，严复回到天津，继续做北洋水师学堂的校长，但是，以前那种“奉公之仆，闭户寡合”的安静生活不复存在了。1900 年义和团运动发生后，直隶一带的反帝爱国斗争空前高涨。在这种情况下，他只能离开北洋水师学堂，自天津来到上海。从此，“水师学堂去不复收”，他也正式脱离了工作达 18 年之久的海军界。

此时的严复，虽然只是 50 岁不到的中年，但是，他自己却感到“年鬓亦垂垂老矣”，对个人的前途，感到十分渺茫。来到上海后，他曾参加过一些社会活动，但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并非自愿的被动之举。他曾开办学会于上海，专门讲授西方的逻辑学。1900 年 7 月，曾计划在长江两岸起兵“勤王” 的唐才常，在上海张园召开中国国会，自任总干事，宣布“保全中国自主之权，创造新自立国”，拥护光绪帝当政，并准备在武汉再次发动“勤王讨贼”。由于严复在此前已具有巨大的社会影响，故而被推为中国国会的副会长，正会长一职由容闳担任。

次年，开平矿务局的总办张翼邀严复赴天津，以主持该矿事宜。但是，当他来到天津后才得知，早在八国联军进犯京、津之时，张翼就曾将开平煤矿的产权偷卖给英国，名义上是“加入各国商股”，改为“中外合办”，实际上则完全置于英国人的控制之下。在这种情况下，严复虽身为总办，其实则事事受制于英国人，正如他自己所说：“名为总办，其实一无所办，一切理财用人大权，都在洋人手里。”可见，让他主持开平矿务局事宜，事实上只是让他拥有一个虚名而已。

1902 年，吴汝纶任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的总教习。严复终生将吴汝纶视为第一知己，认为他既湛旧学，又乐闯新知，因此，每有著译脱槁，都先请吴汝纶过目，以提出意见。吴汝纶对严复也十分佩服，故而在出任京师大学堂的总教习之后，即聘严复为该学堂编译局的总办，以主持翻译事宜。然而，吴汝纶在到职不久就去世了，严复感到“伯牙死而锺期绝弦，自今以往，世复有能序吾书者乎”。因此，1904 年，他便辞去了翻译局的总办之职，回到了上海。

严复回到上海之后不久，张翼为开平矿务局的诉讼交涉事宜，请严复同去英国。当时，正在海外宣传反清革命的孙中山先生也自美国来到英国。听说严复住在伦敦，便前往拜访。言谈之间，孙中山向严复介绍了自己的革命主张，但严复表示自己不能同意，他说：“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于丁。为今日计，惟急从教育上着手，庶几逐渐更新矣，”明确表示反对进行社会革命。尽管如此，孙中山还是对他表示出很大的尊敬，并告诉严复：“君为思想家，鄙人乃实行家也，”对严复长期以来出色的理论工作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由于严复在英国与张翼意见不合，因此在 1905 年，他就提前回国了。当他自英国回到上海后，马相伯正在筹办复旦公学（复旦大学前身）。马相伯

此举，与严复长期以来的“教育救国”主张，十分吻合，故而，他极力协助马相伯的各项工作。1906，马相伯去了日本，严复接替他，做了复旦公学的第二任校长，但只有几个月便辞职了。也就是在这一年，安徽巡抚恩铭聘他为安徽高等师范学堂监督，但不久又离了职。

1908 年，清政府的学部官员聘严复为审定名词馆总纂。自此至辛亥革命发生的 3 年间，严复一直在此供职。1910 年，清政府施行“新政”，设立“资政院”。严复以“硕学通儒”身份，被征为资政院议员。

从戊戌政变到辛亥革命前的十多年间，严复虽然担任了一个又一个的职务，参加了一系列的政治活动，但是，对于他本人来讲，他都没有尽心为之。在这 10 多年间，他用力最深、用功最勤的还是他的翻译事业。早在《天演论》

出版一年后，他就认为：“有数部书，非仆为之，可决 30 年中无人为此者。” 也就是说，在他自己看来，就西文的水平和对西学真谛的明了这一点讲，30 年以内，没有人能够超过他。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这一自白，并非傲慢自大的妄语。

严复知道，从事翻译是一件十分辛苦的工作，“步步如上水船，用尽气力，不离旧处；遇理解奥衍之处，非三易稿，殆不可读。而书出以示同辈，尚以艰辛为言，设其轻心掉之，真无一字懂得矣”。但是，他又为什么要如此专心致志地从事于翻译呢？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他谈到了这一点：“复自客秋（即戊戌政变时）以来，仰观天时，俯察人事，但觉一无可为。然终谓民智不开，则守旧、维新，两无一可。即使朝廷今日不行一事，抑所为皆非，但令在野之人，与夫后生英俊，洞识中西实情者多一日，则炎黄种类未必遂至沧胥，即不幸暂被羁縻，亦得有复苏之一日也。所以弃万缘，惟以译书自课。”也就是说，他之所以长期不辞劳苦，从事翻译，目的就是为了使中国的“后生英俊”，“洞悉中西实情”，从而使“炎黄种类”发奋自励，使中华民族“得有复苏之一日”。忧国爱国之心，跃然纸上。

经过多年的艰苦努力，他翻译出了大量的西方学术著作，其中主要有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穆勒的《权己界权论》和《名学》、甄克思的《社会通诠》、孟德斯鸠的《法意》、耶芳斯的《名学浅说》等，译文和按语合计约 170 多万字。这些译著与此前翻译的《天演论》一起，被后人称之为“严译八大名著”。它们对中国近代的思想和文化建设，都曾产生过重大的影响。

这一时期的严复，在其总体的思想上，虽然还保持着前期思想的发展格局，但是，却已开始了明显的保守和退步。他改变了以前民主与西学并重的主张，转而开始具有先谈西学、后谈民主，先谈教育、后谈政治的倾向。具体说来，他这一时期的思想，主要有如下两个方面。

其一，“教育救国”论。前面已经谈到，严复在英国与孙中山见面时，就明确表示自己不赞成革命，认为“为今之计，惟急从教育着手”。在给友人的信件中，他也多次表示：戊戌政变之后，他“但觉一无可为”，在民智未开的情况下，“则守旧、维新，两无一可”，所以，当务之急，就是从教育的角度，来从事“愈愚”的工作。在 1902 年《致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一文中，他更是系统地提出这一主张。他说：“今中国所最患者，非愚乎？非贫乎？非弱乎？则径而言之，凡事之可以愈此愚，疗其贫，起其弱者，皆可为。而三者之中，尤以愈愚为最急。何则？所以使吾今日由贫弱之道而不自知者，徒以愚耳。继自今，凡可以愈愚者，将竭力尽气皲手茧足以求之。”

他之所以从事西方学术著作的翻译，也正是为了贯彻这一“愈愚”的中心思想。他的这一思想，与此前强调政治制度是由教育决定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

其二，经济上的民主思想。在严复这一时期的译著中，《原富》出版得最早。该书的译稿，一半成于戊戌变法之前，一半成于 1900 年年底以前。所以，在《原富》一书的有关按语中，其思想还是进步而又向上的，与此前的思想没有什么两样。在这部译作的字里行间，他通过自己的按语，竭力反对清政府的官办工商业政策，认为这样做，有百害而无一利。在他看来，亚当·斯密在《原富》一书中主要阐述的就是经济自由主义或放任主义，这是经济学中的一条不可动摇的定律。谁违反了它，必将一败涂地。他说，他之所以要翻译这本著作，就是由于“其中所指斥当轴之迷谬，多吾国家言财政者之所同然，所谓从其后而鞭之”。所以，他在《原富》的按语中，总是反复强调，政府决不能干预经济发展，主张听民自为，主张实行听任民族资产阶级自己发展工商业的民办政策。

严复认为，国家干预私人的经济活动，“名曰辅之，实以锢之，名曰抚之，实以苦之。生于其政，害于其事，此五洲国史，可遍征而知其然也”，所以“凡事可以公司民办者，宜一切诿之于民，而为上音特谨其无扰足矣”。在后来批点《庄子》一书时，他还进一步发挥了这种“听民自便”的思想。他说：“凡国，不论其为君主，为民主，其主治行政者，即帝王也；为帝王者，其主治行政，凡可以听民自为自由者，应一切听其自为自由，而后国民得各尽其天职，各自奋于义务，而民生始有进化之可期。”在中国近代外有帝国主义经济入侵，内有封建制度残剥的双重压迫下，严复这种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反对官办政策，主张民间自由发展资本主义商业的呼声，应该说是十分进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