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保守颓废的晚年

严复埋头于西学著作的翻译之时，也正是孙中山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高涨之日。面对日益高潮的革命形势，他始则不满，继则公开反对，从而由一个思想理论界的巨人而沦为落后保守的人物。

1905 年，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在日本联合成一个统一的、全国性的组织——同盟会，并与康有为为首的“立宪派”就革命还保皇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战。此时的严复，虽然不赞同康有为等人的立宪主张，但对孙中山等人的革命主张，则更是反对。他认为，不论是立宪，还是革命，都“为吾国前途之害”，认为这两派“其人既不通科学，则其政论必多不根”。在他看来，“中国之政，所以日形其绌，不足争存者”，正由于“不本科学，而与公例通理违行故也”。他的所谓“公例通理”，就是指先搞好教育，开发民智，然后再进行相应的政治改革。

随着革命形势的进一步发展，严复对革命派的攻击也日趋激烈。 1904 年，他翻译的《社会通诠》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这本书的有关按语中，他根据原作者甄克思的庸俗进化论学说，把中国社会的发展划分成“图腾社会”、“宗法社会”和“军国社会”三个阶段。在他看来，当时的中国正属于“宗法社会，而渐入于军国者。综而核之，宗法居其七，而军国居其三”，因此，“至于今，籀其政法，审其风俗，与秀桀之民所言议思维者，则犹然一宗法之民而已”。因此，他认为，革命派所宣扬的民族主义思想，正是这种宗法社会的反映，根本不是什么科学的思想。后来，大力宣传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的章太炎，曾著有《〈社会通诠〉商兑》一文，对严复的这一思想，予以猛烈的批判。

辛亥革命后，革命果实很快为袁世凯所窃取。为了达到帝制的目的，袁世凯一方面不惜出卖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另一方面又唆使那些反动政客，组织“筹安会”，为其恢复帝制，煽风点火。在这场闹剧中，严复也积极参加，并成为“筹安会”的所谓“六君子”之一。

关于严复参加“筹安会”之事，他本人及其弟子，后来曾多有开脱之辞，说他之所参加，完全是被动的，并不是他的本意。但是，应该指出的是，严复在没有参加“筹安会”’之前，在思想上早已是一个封建复辟论者。辛亥革命后，在民国刚刚建立时，他便明确地反对共和政治，认为中国必将重归于封建帝制，说什么“以不佞私见言之，天下仍须定于专制。不然，则秩序恢复之不能，尚何富强之可言乎？旧清政府，去如刍狗，不足重陈，而应运之才，不知生于何地，以云隐忧，直可忧耳”。1914 年，他更是在《庸言报》上发表《民约平议》，批驳他早年曾十分推崇的洛克和卢梭等人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认为“现在一线之机，存于复辟”。从这种复辟论开始，进而加入“筹安会”，为袁世凯这个所谓的“应运之才”登上皇帝宝座而煽风点火，似乎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如果说参加筹安会，为袁世凯称帝制造舆论，对于严复来讲，是出于被动的不得已之举，那么，稍后从思想文化领域，全面否定自己长期以来所倡导的西学，主张用传统的封建旧学来救中国，则是完全出于主动。1913 年，在袁世凯称帝的高潮中，成立了孔教会，《庸言报》发表了《孔教会序》，发起者 200 余人，而以严复为首领。同年，他又在中央教育会发表《读经当积极提倡》的演说，大肆鼓吹尊孔读经。稍后，在他撰写的《导扬中华民国

立国精神》一文中，更是竭力提倡封建的忠孝节义等道德规范，反对他此前一再倡导的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精神。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严复更是对自己此前大力倡导的西学，进行全面的否定。他认为，西方自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以来的 300 多年历史，“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字”。因此，拯救中国的良方，只能是中国传统的封建文化。他说：“鄙人行年将近古稀，窃尝究观哲理，以为耐久无弊，尚是孔子之书。四书五经，固是最富矿藏。”又说：“中国目前危难，全由人心之非，而异日一线命根，仍是数千年来先王教化之泽。”在戊戌变法时期，他曾在《辟韩》一文中，痛斥韩愈以封建的道德继承人自居，但是，此时的严复，则严然成了韩愈的知己。

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后，严复更是以一个封建守旧派的人物出现，公开反对新文化运动。他对陈独秀等人提出的“民主与科学”主张，十分反感，认为“欧洲三百年科学，尽作驱禽食肉看”。对于胡适等人提出的白话文改革，也是不遗余力地反对，认为“须知此事，全属天演，革命时代，学说万千，然而施之人间，优者自存，劣者自败，虽千陈独秀，万胡适、钱玄同，岂能劫其柄，则亦如春鸟秋鸣，听其自鸣自止可也”。

1919 年的五四爱国学生运动发生后，严复也是横加指责。他说：“从古学生干预国政，自东汉太学，南宋陈东，皆无良好效果。”又说：“咄咄学子，救国良苦。顾中国之可救与否不可知，而他日决非此种学生所能济事者，则可决也。”针对当时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支持学生的爱国举动，他认为， “人虽良士，亦⋯⋯归于神经病一流而已，于事不但无补，且有害也”。可见其顽固、保守已到了何等的程度！

1921 年，严复在他的老家病逝。

从严复的一生来看，他自己早期政治实践与学说思想的矛盾以及后期与前期的矛盾，都是他那个时代的社会矛盾的反映。在近代中国，要想使国家独立、强盛，完全靠西学是行不通的，完全靠传统文化来救中国，也同样行不通。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严复个人的悲剧，正是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