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惊世骇俗的《天演论》

按照严复这一时期的思想发展逻辑，要救亡图存，就要进行变法，而要进行变法，就必须从“鼓民力”、“开民智”和“新民德”开始。所有这些方面，部离不开报纸这一重要的舆论阵地。故而，从 1896 年开始，他就积极赞助梁启超等人在上海创办《时务报》，他自己发表的《辟韩》等论文，也在《时务报》上转载。为了贯彻自己的开民智和新民德主张，1897 年 11 月， 他与王修植、夏尊佑等人，在天津正式创办《国闻报》。该报是一份日报， 每天出八开新闻纸一张，登载国内外的时事，并经常发表社论。稿件来源， 除了选择百余种国外报刊外，还派人到各地实地采访。除日报外，他们还另编一种旬刊，名为《国闻汇编》。

严复创办《国闻报》的宗旨是：“阅兹报者，观于一国之事，则足以通上下之情，观于各国之事，足以通中外之情。上下之情通，而后人不自思其利；中外之情通，而后国不自私其治。人不自私其利，则积一人之智力以为一群之智力，而吾之群强；国不自私其治，则取各国之政教以为一国之政策， 而吾国强。”也就是说，他创办该报的目的有两个方面：其一，通上下之情， 让大家发挥人人的聪明才智，合而成为一国的才智，以达到开民智和新民德的目的；其二，通中外之情，以了解国外的社会政治制度和民情风俗，使中国的统治者“不自私其治”，进而能学习西方的“民主”，以自求自强，使国家立于不败之地。在当时的中国北方，严复等人创办的《国闻报》，是最重要的一份报纸。

该报创刊不及一月，便发生了胶州湾事件，当时德国强占胶州湾，而中国的守军未经抵抗，就退了出来。严复闻讯后，当即在该报上撰文予以抨击。对德国的侵略行径，他认为是“盗贼野蛮”；至于清朝政府的文武官员不作抵抗，他更是斥之为无耻。他还就此事横感慨议论，认为“中国官兵，大都奢华靡丽，日事酣嬉，以幸国家之无事。一旦有事，其不败者谁哉”。他进而指出，出现这种情况不是偶然的，而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必然，“夫以数千年之教化，以成今日之风俗，而遂有如此之人才”。因此，要革除这种腐朽的政治，除变法之外，别无它途。

类似以上的例子，在《国闻报》中可谓不胜枚举。由于严复善于从一些具体的现实事件入手，由现象及本质，以此来揭露清政府在政治举措和科举制度等方面的黑暗与腐朽，从而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通过 1895 年以来发表的一系列论文以及稍后创办的《国闻报》，严复成为全国关注的风云人物。不过，当时影响最大，也就是使他最负盛名的，则是他翻译的那本惊世骇俗的《天演论》。

《大演论》一书，是严复根据英国著名生物学家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Evolution and Ethics）这本论文集翻译出来的。早在英国留学时期， 严复就对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进行过探讨。特别是对于赫胥黎根据达尔文进化论学说所写的《进化论与伦理学》一书十分倾服笃信。回国以后，特别是甲午战争之后，严复备受中国战败的刺激，遂开始从事于该书的翻译。《国闻报》创刊之后，曾陆续发表过《天演论》一书的有关章节。1898 年 4 月， 该书正式出版面世。

《天演论》一书的中心思想就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所谓“物竞”， 就是“生存竞争”，“物争自存也”；而所谓“天择”，就是自然淘汰与自

然选择，“以一物与物物争，或存或亡，而其效则归于天择”。这样，“一争一择，而变化之事出矣！”

恩格斯曾经把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相提并论。将其视之为近代自然科学领域的革命性发现。进化论学说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角度，揭示了自然界万物生长、优胜劣汰的原因及其规律。赫胥黎是达尔文进化论学说的勇敢捍卫者。但他认为，人类社会的伦理关系，不同于自然法则和生命过程，自然界遵循“物竞”和“天择”的原则，没有什么道德标准，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竞争进化，适者生存；而人类则具有高于动物的先天“本性”，能够相亲相爱，互助互敬，不同于上述自然竞争， “社会进展意味着对宇宙过程每一步的抑制，并代之以一个可称为伦理的过程。”正是由于这种天性，人类才不同于动物，社会才不同于自然，伦理学才不同于进化论。这是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一书的基本观点。

但是，严复则不同意赫胥黎的这种唯心论的先验论观点。在《天演论》一书的众多按语中，他对赫胥黎的上述观点进行了批评。 认为，人类有“善相感通”的同情心、“天良”而互助，团结以“保群”，这些都是“天演”

（进化）的结果，而不是原因，是“末”而不是“本”。人就其本质来讲， 与禽兽万物一样，之所以“由散入群”，形成社会，完全是由于彼此为了自己的安全利益，并不是由于一开始人就有与动物完全不同的同情心、“天良” 和“善相感通”。因此，生物竟争，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自然进化规律， 也同样适用于人类社会。严复认为，国家与国家之间，种族与种族之间，也是一个大竞争的格局。在这一竞争格局中，谁最强横有力，谁就是优胜者， 谁就能立于不败之地，求得生存，求得发展，否则，就要亡国灭种。根据这一观点，他认为，欧洲国家之所以能侵略中国，就在于他们能不断自强，不断提高自己的“德、智、力”以争胜。因此，中国人别再妄自尊大，谈什么空洞的“夷夏之辨”了，要老老实实地承认：侵略中国的正是“优者”，而被侵略的中国则正是“劣者”；在国际生存竞争中，中国正处在亡国灭种的严重关头！我们应该何去何从？愿意做亡国奴呢？还是愿意力争自己的生存呢？我们应该有所决择！正是本着这一目的，他翻译的《天演论》，只是重点选择原书中有关万物进化的部分进行翻译，至于‘赫胥黎讲述社会伦理的部分，则基本上不予翻译。“天演沦”这一书名，也只是赫胥黎原书名的一半。

《天演论》一书用自然科学的许多事实，论证了生物界物竟天择、进比无已的客观规律，以达尔文主义的科学性和说服力，给当时的中国人以振聋发聩的启蒙影响和难以忘怀的深刻印象。书中那“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呐喊，无疑为中国人敲响了祖国危亡的警钟，从而为煽起人们的爱国热情， 走上救亡图存的道路，提供了重要的精神食粮。书中那慷慨激昂的言论，即使是吴汝纶这样的封建士大夫，也备受浸染。在给严复的一封信中，吴汝纶就对该书备加赞赏：“前读《天演论》，以赫胥黎氏名理，得吾公雄笔，合为大海东西奇绝之文，爱不释手。”至于当时维新派的许多重要人物，更是对它赞不绝口。梁启超是最早读到《天演论》译稿的一个人，该书尚未出版， 他就加以宣传，并据此写文章、发议论，宣传“物竟天择”的理论。康有为向来是目空一切的，但从梁启超处看到《天演论》译稿后，也谓“眼中未见此等人”，认为严复所译的“《天演论》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稍后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对严复的有关思想虽不完全同意，特别是对他翻译的《社会

通诠》等著作还持反对意见，但对其所译《天演论》一书，则备加尊重，并给予极高的评价。后来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机关报《民报》在《述侯官严氏最近政见》一文中，就曾公正地指出：“自严氏之书（即《天演论》）出，而物竞天择之理，厘然当于人心，中国民气为之一变。即所谓言合群、言排外、言排满者，固为风潮所激发者多，而严氏之功，盖亦匪细。”

然而，《天演论》的作用还不止于此。人们读《天演论》，不只是获得了一些新鲜知识，也不只是获得了对某些问题甚至是救亡图存之类大问题的具体解答。更为独特的是，人们通过读《天演论》，获得了一种观察一切事物和指导自己如何生活、行动和斗争的观点、方法和态度。《天演论》给人们带来了一种对自然、生物、人类、社会以及个人等万事万物的总观点、总态度，亦即一种全新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和人生态度。晚清以来，中国封建社会和封建家庭迅速瓦解、崩溃，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的不同于封建士大夫的新式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在迅速涌现，严复翻译和介绍过来的这种斗争、进化、自强、自立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和方法论，正好符合他们踢开封建羁绊，蔑视传统权威，强健身体与自然界斗争，走进人生战场，依靠自己力量去闯出人生道路来的需要。而这种观点和态度，又是以所谓“科学”为依据和基础，从而更增强了信奉它的人们的自信心和冲破封建意识形态的巨大力量。自《天演论》出版后，数十年间，“自立”、“自强”、“自力”、“自存”、“自治”、“自主”以及“竞存”、“适存”和“演存”、“进化”、“进步”等词汇盛行不衰，并不断地、广泛地被人们取作自己或子弟的名字或学校的名字。在今天的中国老人中，此类名号都还有不少。这就深刻地反映了严复给好几代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以一种非常合乎他们需要的发奋自强的资产阶级世界观。这是《天演论》的独创性之所在，也是这本书及其思想长久风行、获得巨大成功的主要原因。

当然，用“物竞天择”的生物学规律来解释社会发展和历史进化，这本身是不科学的。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想把历史的发展和错综性的全部多种多样的内容都总括在贫乏而片面的公式‘生存斗争’中，这是十足的童稚之见。”社会生产方式和阶级斗争，才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科学规律。《天演论》和进化论在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后，其社会影响也就随之消失。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取代和远远超过了《天演论》的影响、作用和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