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的为人

法捷耶夫之所以能写出革命的、优秀的作品是同他具有革命的、优秀的品质分不开的。他从少年时代起就投身革命，在革命的环境中、革命的队伍里培养起了革命的道德观和革命的世界观。凡是了解他的人，接触过他的人都称他是一位好同志、好朋友，是一位正直的人、真正的人，他忠于布尔什维克党，忠于人民，处处以革命利益为重。

法捷耶夫一向谦虚谨慎，严格要求自己，富有自我批评精神。他不愿听赞扬的话，如有一次听到称赞他的早期作品的话后，很生气地说：那是不象样子的作品。当他听到批评的话时，则认真考虑，接受其合理的意见，如修改《最后一个乌兑格人》和《青年近卫军》。他讲真理、不讲面子的思想早在内战时期就已表现出来。他刚参加游击队不久，有一天正和表兄西比尔采夫坐在山涧旁边谈话，从对面走过来一位袖子上缝着红十字的青年。他问表兄：

“这是谁？” “这是我们的助理医生马尔琴科。” “啊，”法捷耶夫说：“死神的助手。”

马尔琴科听了感到很委屈。他冒着生命危险，努力工作着，可偏偏有人跟他开这么一个过火的玩笑。不过他什么话也没说，只是皱了皱眉头，抿了抿嘴，就走开了。

法捷耶夫意识到自己的玩笑开过了头，伤了马尔琴科的感情，于是晚上找到了他，向他赔礼道歉。通过交谈，加深了了解，两人后来成了好朋友。他知错就改的思想作风也充分表现在他最早检讨了在“拉普”的工作中所犯的错误。

法捷耶夫是个酷爱学习、忘我工作的人。一九五三年年初，他有病住了院。当时正在莫斯科的郭沫若同志前去探望他，一进病房就看见：床上是书， 桌子上也是书，屋里的一些地方纵横摆了不少书，简直不像病房，倒像书房； 他在病中还坚持写作，修改润色作品。为了抓紧时间写好《黑色冶金》，他正患肝病仍坚持到一座钢铁厂去体验生活，结果使肝病加重了。一九四九年他率苏联文化工作者代表团来北京参加我国开国大典。由于频繁的活动，休息不好，得了病，但仍坚持出席会议；在健康尚未恢复，便离开北京去罗马参加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为了革命工作，他把自己完全置之度外。

他对自己不怎么关心，可是对同志、对朋友却满怀无限深情。只要他知道朋友、同志中有人遇到困难、不幸，他就千方百计地在物资上、精神上给予支持和援助。他在远东的一位老同志，在卫国战争中失去了亲人，失去了一切，病了很久，经济上很拮据。他得知后，通过另一位老同志给她寄去了许多钱和物品。法捷耶夫说：“我十分希望帮助她，但是我不知怎么做才不致伤她的自尊心。”类似这样的事和帮助老朋友、老同志治病、寻找工作的事是不少的。

法捷耶夫的创作态度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对自己的作品要求得非常严格。他对文章的每一个句子、每一段内容都精心推敲，以达到精益求精的效果。他的每部长篇都经过反复多次的修改，甚至重写，特别是《最后一个乌兑格人》“写了好几十次，可是每次都没成功”；“我在这个长篇（《毁灭》）

上花了很多工夫，个别的几章改写了无数次，有几章我改写了二十次以上⋯⋯ 在这个长篇里没有一章改写的次数是少于四五次的。”“我为这部小说（《青年近卫军》）花了很多的心血。”

法捷耶夫的事业心很强，责任心也强，工作异常勤奋，工作效率也异常的高。就以战后十多年的时间来说，他除了创作长篇小说和繁忙的国内外社会活动外，还从事文学评论和编辑工作，以及文学顾问（不只是几十个文学家、而是几百个文学家的顾问）的工作。如果把他在这十多年间所发表的关于文学问题的报告、演说和论文搜集在一起，编成书，是完全可以和一个职业文学评论家在相同时间内的劳动总和相媲美的。如果把他在这十多年间认真阅读的几百位文学家的书和手稿之后，写给他们的信、评价、意见搜集起来，编成书，其劳动量是在相同的时间内只从事这一工作的人的全部劳动总和。如果把每个苏联作家抽屉里的法捷耶夫在作家协会工作时所写的东西收集起来，也可以编成一本大书。他每天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所自觉付出的时间和精力是相当可观的。

法捷耶夫热爱自己的文学创作工作，并抓紧一切可资利用的时间进行写作。但是，他更爱无产阶级的整个事业、特别是文学事业，他为此作出了牺牲。他修改完《青年近卫军》后，按他一般的写作速度，是可以把《最后一个乌兑格人》和《黑色冶金》写完的，这也是他的强烈愿望。但是其他工作、特别是文学组织工作和看别人稿子的工作占去了他大量的时间，以致他的夙愿未遂，就于一九五六年五月十三日因酒精中毒，在精神抑郁中自杀身亡。

他为什么精神抑郁？为什么要自杀？没有可靠的资料来回答这个问题。法捷耶夫逝世后葬于莫斯科新处女地公墓。在墓前树起了一块大理石墓

碑，上面刻着：

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法捷耶夫

1901——19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