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 口

历史·现状·未来

1984 年，发展中国家大约有 36 亿人口，按习惯划分，这些国家包括非洲、拉丁美洲和日本以外的亚洲。这些国家的人口以大约每年 2.0％的速度增长，即每年每 1000 人中，有 31.2 人出生，11.0 人死亡，按 1980～1985 年生育率水平，发展中国家的每个妇女如果没有在育龄期内死亡，平均要生

4.1 个孩子。根据1980～1985 年的分年龄死亡率，新生儿的预期寿命可达56.6 岁。

上面的数字展示了战后人口形势的实质性变化。1950 年，发展中国家人口只有 17 亿。按 1950～1955 年的水平，每个妇女平均生育 6.2 个孩子。新生儿的预期寿命如果是 41 岁，那么每年每 1000 人中，就有 45.4 人出生，而

死亡人数只有 24.4 人。

同 80 年代的人口形势相比，人口增长率变化不大，始终保持着稳定的增长速度，1950～1955 年人口增长率为 2.1％，1965～1970 年人口增长率达到了 2.55％，1980～1985 年人口增长率为 2.0％。这在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如果不包括中国，人口增长的“山状形态模式”就没有这么大的起伏。1950～ 1955 年欠发达国家的年人口增长率为 2.1％，1965～1970 年为 2.5％，1980～

1985 年为 2.4％。

人口增长率的持续上升，一方面说明了欠发达国家在减少过早死亡和可避免死亡方面取得了成功；另一方面过高的人口增长率也让人类付出了沉重的社会代价和经济代价。

这些代价是显而易见的。地球上的资源有限，人多了必然导致人均资源占有量的减少。当然有些资源是可以扩展的。但是人类自出现以来长时期依赖于大自然，只是为了生存和发展而向大自然索取，而对资源的再生产却没有什么贡献；其社会代价也是很大的。在人口高速增长的年代里，孩子的抚养已经被看成家庭和社会的一个必须承受的负担。于是高生育率像其他不言自明的问题，诸如犯罪、疾病、文盲、饥饿和贫困等一样需要由明确的社会政策来加以处理。

关于人口增长过快的代价，50 年代就有许多人认识到了。如我国的马寅初先生很早就提出我国应控制人口问题，只可惜在文革中受到了迫害。在1952 年，印度就开始推行计划生育政策，这也是世界上推行计划生育政策的第一个国家。

早期运用较系统的方法对人口问题进行的研究中有安斯利·科尔（Ansley Coale）和埃德加·胡佛（EdgarHoover）在 1958 年所著的《低收入国家的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以及由国家科学院委托起草的系列报告《快速的人口增长——后果及对策》。两项研究都得出了这样一个共同的结论：快速的人口增长具有严重而消极的经济后果。这一点，在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1971，Vol. 1:29）中指出：

“如果欠发达地区目前的人均收入增长率提高三分之一，那么，人均收入翻番的时间会从 25 年以上减少到 18 年。在目前的情况下，只要欠发达国家的平均人口出生率从 40‰左右降到 30‰，即降低 25％，就能实现这一目标。这不仅会影响到人均收入，也同样会影响到家庭福利，而这一点难以用

通常的收入标准来测定。”

此外，很多学者都对快速人口增长的消极后果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事实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总的来说，人口问题虽不是洪水猛兽，但是它所带来的消极后果是严重的。我国由于一系列人口政策的错误指导，结果在城市人口失业率很高的情况下，农村也产生了严重的隐性失业。在改革开放以后，隐藏了多年的问题一下子暴露出来。百万民工下广东的民工潮，一下子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伴随着民工潮，一系列的问题也显现出来了，城市中的资源供应紧张、治安状况恶化等等问题相继出现。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忧虑，人口再不及时控制怎么得了。近年广泛发行的《地球 2000 年——给总统的报告》一书中，对人口增长所造成的后果作了精辟的论述。这充分说明人口问题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