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 业

跨世纪的难题

1989 年，外省涌入广东的民工逐渐增多。据不完全统计，高峰时广州火

车站每天要容纳 10 多万民工，于是在我国大地上爆发了百万民工下广东的“民工潮”。

说怪不怪，从此以后似乎形成了规律，每年春节以后的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总要发生一次民工涌向城市寻找工作机会的民工潮。以后连续三次民工潮，搞得省政府和劳动局的官员手忙脚乱。为了缓解这个大潮，广东省劳动局不得不出了一条下策，春节期间一律不允许企业新招工人，违者处以重罚。尽管如此，每年涌入广东的农村劳动力仍络绎不绝。对农村劳动力来说，广东无疑是打工的“天堂”，400 多万外来的农村劳动力如今正在“淘金”， 他们的收入与在家乡务农相比，可谓天壤之别。经济上的收益无疑是驱动农村劳动力跨地区流动、进而盲目涌入形成“潮”的直接动因。

为了缓解民工潮，广东省劳动局联合四川省、湖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劳动局，于 1991 年 10 月在四川省召开了首届四省区劳务交流协调会，力图

从民工潮的源头做一些工作，以缓解民工潮。这一工作在 1992 年春节见到了成效，其间盲目流入的民工减少了 70％，使许多想再次到广东抓热点的新闻记者大失所望。

然而，就在广东松一口气时，福建又闹起了民工潮，四五十万民工盲目涌入漳州等地，使事先毫无准备的福建省各部门一时措手不及。民工潮涌入福建，一是因广东风紧，春节期间不招工，这一信息大大减少了民工盲目流动到广东的数量。二是因为在民工中有一个传言，台塑集团要在福建招收 70 万民工。于是几十万民工闯入福建，逼得福州市市长不得不亲自出面“辟谣”， 劝说民工返回原籍。

四五年来，每年春节这场沸沸扬扬的民工潮依然经久不衰，使政府有关部门忧喜相交。担扰的是，每年上百万民工盲目涌入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 不仅扰乱了这些地区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甚至有些滞留民工走上犯罪道路，影响了社会治安，而且民工盲目流动造成的损失也很大。以每个民工流动中找工作需要花费 100 元计算，每年百万盲目流动大军就得花费 1 亿元人民币，这还不包括民工身心受到的损伤。令人欣慰的是，民工的涌入也给城市的发展带来了活力。

民工进入城市的现象为什么会愈演愈烈？除了为致富出门挣钱这一直接动因以外，更本质的原因恐怕还是我国解放后的政策失误所致。

1949 年后的 30 年间，我国人口和劳动力的变迁只有不正常的波动，没有出现过实质性的转移。1952～1978 年，我国农业人口和农业劳动力占总人口的份额异常稳定，近 30 年的时间里分别只下降了 5.4％和 0.2％，从绝对数看，农业劳动力反而净增加了 1 亿多人。按理说，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农村劳动力应该逐步从农业转移到工业、商业和服务业上来。是什么原因造成我国农村人口和劳动力 30 年基本不变动呢？回顾一下建国 40 年来的历史， 有助于我们认识这一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的是旧政府遗留下来的烂摊子，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地步，城市有 500 万人的失业大军，失业率高达 26％。除此之外，国际环境对我国也很不利，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对新政权实行经济封锁的同时，还进行军事挑衅，发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等，妄图搞垮新中国。中国要强大、要自立，就必须在经济上尤其是工业经济上取得突破，才能反封锁， 巩固政权。因此，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步骤是在国内外政治经济的双重压力下发动的，工业化注重发展现代化的工业，跳过了大量吸收低素质劳动力的工业技术初级阶段，直接引进和采用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设备，大力发展工业，尤其是重工业，这就在客观上形成了现代经济部门和传统农业部门两种不同的经济结构，即二元经济结构。

与发达国家相比，发达国家工业化之初，农业就业的比重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大致相等，而发展中国家工业化时农业就业的比重则是农业和国民经济份额的两倍以上。1952 年，我国社会总产值中，农业占 45％，而农业劳动力占整个劳动力的 84％，为其在国民经济中应占份额的 2 倍左右。再加上人口增长过快，更加重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负担。

二元经济结构虽然能在较短时间内推动工业经济的发展，但大大减少了劳动力的需求，并提高了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这从质和量两个方面限制了工业经济对劳动力的吸纳，不仅吸纳不了农村劳动力，就连城市劳动力的吸纳也成问题。因此，我们不得不在策略上把农村看成是一个广阔的天地，让农村吸纳 80％的人口和劳动力，甚至在城市就业压力很大的情况下，动员人口到农村居住。农村实际上成了一个巨大的“蓄水池”，水越装越满，早已不堪重负。

那么 30 年来，为什么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没有被挤到城市而长期滞留于农村呢？主要原因是由经济体制决定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劳动力的流动被限制了，在这种体制下，利用严格的户籍政策和城乡隔绝的生产体制，再加上农村基层组织有效地控制了劳动力的外出流动，使农村人口和农村劳动力在改革开放前的 30 多年内，稳定地装在“蓄水池”内。

不仅如此，国家也把农村当成了缓解城市就业压力的“蓄水池”。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把城市大量的失业人口一下子压到了农村，这就使得农村中人口与土地的矛盾更加突出。本来农村的人口已经膨胀得严重超载，土地早已在沉重的人口压力下苦不堪言，这时又加上大量的城市失业人口的涌入，使得农村的人口“泛滥成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极大地调动了广大的农村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现在劳动力人均耕作面积在 2 亩以内，现有耕地已经不能容纳如此之多的农村劳动力了。由于消除了思想上的禁锢，农村的非公开失业人口的问题一下子突出起来，加上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农民们也开始探索通过办乡镇企业和多种经营来解决自身的就业问题和贫穷问题，随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展，城市中的某些苦、累、脏、险等工种极需招收一部分农民工，城市第三产业的发展以及个体、私营企业等也需要招收农民工，于是在政策允许的前提下，农村劳动力自然会以此为突破，在 80 年代的中后期开始向城市移动，“蓄水池”终于全面开闸，储存几十年的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像洪水般地冲出了闸门，在为城市的经济建设做出贡献时也极大地影响了城市正常的生产和生活。70 年代美国做了一个十分著名的老鼠实验，他们把老鼠放在适合生存的环境中，令其自然发展。它就毫无节制地繁殖，当它到了环境难以容纳时，就开始相互残杀， 直至全部灭绝。这一实验结果向人类表明，人类已经到了自我控制的时代， 如果不提高塑造自己未来的能力，就会重导“老鼠社会”的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