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组织②

（未刊稿片断）

第一片断比较个人智力和集体智力的发展①

如果我们考察一下人类的个体即个人从出生到成年的身心发展过程，就会发现这一发展是沿着两条不同的道路前进的，但它们都奔向一个共同的目的，即极大地改进身心的能力，使它们达到人体组织所能达到的最完善地步。

人从出生到成年，个体的身心发展是逐渐地和不断地、而且是非常缓慢地进行的。

个体将经历数个转变期，这些转变期标志着个体的全面和加速发展的阶段。

换牙转变期是七岁儿童的特点。换牙以后，儿童的感情特征和记忆能力都得到突出的发展。

在十四岁左右，个人的有倾向性情欲达到最旺盛时期，促使他摆脱对于父母的依赖，按照自己的选择建立他同外界的联系，同时，他获得了同年龄人应有的一切能力。

到二十一岁的时候，人的身心发展已经完全成熟：他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性格，他的各种特点互相协调起来，并趋向于最适合他的个体组织的特点的目的。

其次，如果再考察一下社会为指导儿童从出生到二十一岁的行为所规定的法律和所遵行的惯例，我们就可以看到：立法者也承认我们所述的三个转变期的存在和实况；他们按照自己对于正在成长的一代在七岁、十四岁和二十一岁时的智力发展所持的看法，赋予这一代人以在各个时期的不同权利。于是，他们宣布未满七岁的儿童不会作恶，也就是说，这样的儿童不能

独立指导自己的行为，从而不能犯下应当由他们负责和应受神的法律或人的法律惩处的罪行。因此，立法者对于未满七岁的儿童所作的法律规定，以建立社会对于儿童的自然监护人的行为进行公共监督为目的，而在儿童没有自然监护人的时候，则应定出指定代理监护人的办法。

立法者对于未满十四岁的儿童，即使犯了严重罪行，也只采用矫正性的惩罚措施；这种儿童只有在丧失父母以后，才被认为失去监护。

人在二十一岁的时候，始被看作成年；人在这个年龄时期的智力发展水平和预见能力，一般均已达到不再需要社会对他进行特别监护的地步。

如果继这些观察之后，我们再看一下全国教师在国民教育和教学方面所遵行的惯例，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些惯例完全符合于我们刚才所述的立法规定。

儿童的国民教育的开始时间不应早于七岁。

从七岁到十四岁，教养的作用大于教学的作用。也就是说，在这一时期，在宿舍和学校负责监督学生行为的教师对儿童的影响，要大于对儿童进行教

② 我们评述历次的社会改革尝试是从 1793 年开始的。我们不准备在这里叙述 1791 年宪法，因为它实际上只具有破坏旧制度的价值。它消灭了王权这一现代社会的基本的和必要的制度，而没有继之建立任何一种其他的基本制度。制宪会议确实比后来的一切类似会议都具有革命性质，但空谈并不能改变事物的状况。

① 参看《适用于十九世纪的几个哲学论点》的题解注（见本卷第 251 页）。——译者注

学工作的教师的影响。

从十四岁到二十一岁，教师对于学生的影响特别大于监护人对学生的影响。

到二十一岁继续在法兰西学院或其他高等学校学习的人，就完全不需要任何监护了。

最后，如果考察一下法兰西民族（由于进行了革命，法兰西民族已在文明方面居于人类的前列）的智力发展目前达到了什么程度，那就应当承认法兰西民族已经度过了第三个转变期，它的社会年龄正相当于个人的二十一岁。也应当承认，法兰西民族是在废除一切关于奴隶地位的规定以后，于 8

月 4 日之夜宣布自己进入成年的。奴隶地位是这个民族的主要成员、即实业阶级的最初状况。

如果您想从以上所述得出一个结论，那就要总结一下我们所作的各种观察，仔细研究这些观察的结果。这样，您就必然会得出如下的结论：

法国人民作为一个民族来说，在智力发展方面己达到了成年，所以它的社会组织也应当发生根本变革。

哲学家根据我们指出的方向进行考察而达到文明的进展所能达到的最高观点以后，就会一方面看清悠久的过去，另一方面看清遥远的未来；他会在这幅图景的深处看到奴隶制度的形成，而这一制度在它建立的初期曾经有过慈善性质，因为它拯救了数十亿人的生命，对人类的数目现在能够繁殖得无法计算是有贡献的，它促进了教化的进展，使军人阶级有了从事发展自己智力的工作的可能。如果不建立奴隶制度，军人阶级就不可能这样，因为它的全部时间和精力都要用于从事满足自己的日常生活需要所必需的工作，随后，哲学家在前瞻他走向将来应当占有的地位时，他会十分满意看到奴隶制度的衰落，看到教化的进展和人类命运的不断改进。最后，在目前已经成为人类先锋的法兰西民族身上，他还会看到奴隶制度已被完全消灭，看到它有能力接受以造福大多数人为直接目的的社会组织。

从这个观点来瞻前顾后的哲学家，越来越发现我们的先驱者和后继人的社会存在之间的显著差异。在他回顾过去的时候，他会看到我们的先驱者的社会地位的高低，决定于他们的家庭出身、亲友的庇护和统治的能力；而在他瞻望未来的时候，他会看到人们的社会地位，将依靠他们在道德、科学或实业方面的优异才能。

在考察过去时代的人民群众的时候，他会看到他们彼此械斗；而在展望他们的未来的时候，他会看到他们之间将在道德、科学和实业这三大方面互相竞赛。

人们至今在文明的道路上前进时都不顾未来，他们一般都把视线放在过去，只是偶尔和极其肤浅地看一看未来。现在，奴隶制度已被消灭，人们应当把注意力集中于未来了。

在奴隶制度没有废除以前，统治活动应当是最主要的活动；而在目前，统治活动日益应当退居次要地位。

第二片断证明法国的无产者能够管理好财产

问题在于，应在这里证明人数最多的阶级，简而言之，即人民，现在已由不需要再受特殊监护的人所构成，他们的智力已经相当发达，他们的预见

力已经相当敏锐②，足以毫无困难地建立起一个把他们接受为平等成员的社会组织体系。

可以把人民分成两个阶级：一个阶级由从事农业劳动的人构成，另一个阶级由受雇于工厂主和商人的人构成。

我们先来研究属于农民的那些人。

在出售国有财产以后，有成千上万的无产者突然进入土地所有者阶级；他们现在得到无限的便利条件，凡是敢于在欧洲贵族阶级面前坚决宣布自己购买这种财产的人，都可以得到这种条件，请看，突然变成财产所有者的这批无产者管理良己财产的方式，也在证明和证实一个伟大的政治事件：民族中的这个最低阶级，现在都是一些智力相当发达的人，他们的预见力相当敏锐，使得法律可以把他们迄今受到的监护取消，而不至于给国家的安宁带来任何损害。从这个时候起，就应当把民族看成是由能够管理财产的人构成的了，而法律所应当建立的政治体系，则要委托最有能力管理公益和实际工作的人士负责管理公共事务，政府只对行为不端而威胁社会秩序的人采取治安措施就可以了。

我们现在举一个我们亲眼看到的事实。它证明管理财产的能力现已十分普及，就是出身于无产阶级家庭的人，一般也有这种能力。

卡托-坎布列吉小教区，原来完全属于坎布列大主教和其他几个教会机关管辖。这里的居民全是家无恒产的赤贫无产者，以致没有一个人能够离开他们的领主而生活。

但是，下令出售这里的土地以后，产生了什么情况呢？

这里的全体居民根据相互协商的原则联合起来，通过拍卖的方式买下了本区的土地。然后，他们把土地分给各户，使居民中人数相当多的一部分人居然由无产阶级转变为土地所有者阶级。

好得很！这一突然的变化丝毫也没有打乱土地的耕种；土地的新主人表明他们的才能比旧主人的才能大得多，因为从第二年开始，他们就使土地得到了大大超过以往任何年份的丰收。

根据出售国有地产以后出现的情况，以及我们方才引来证实一般情况的这个地方的事实，可以清楚看到法兰西民族（从它的智力发展的目前水平看）能把国家管理得比现在又好又省，而一俟政府的活动由于以最有能力管理公益和实际工作的人士的活动为主而发挥优势时，法兰西民族就能进入稳定的社会状态。

我们现在来证明在工商业企业劳动的工人的才能。

在大革命之初，大部分工商企业所有主都在暴乱时被洗劫一空，而幸免于难的人，也因为实施最高限价法案而告破产；至于侥幸避过这两种实业灾难或保住钱财的人，则因为征用和焚烧英国商品而使他们的财产受到损失。在这些破了产的和被浩劫弄得精神沮丧的工业家和商人那里工作的大多

数工人，如果没有足够的能力来代替他们的话，那末，在这种普遍的浩劫之后将会出现什么景象呢？

法国的工商业必然长期失去它的大部分作用，而整个法国这时向外国人献呈的实业贡物将要比大革命前多得多。一言以蔽之，法国的生产将要大大下降。

② 这一片断的内容是《实业家问答》第四册前言的摘录（见本卷第 229—235 页）。——译者注

实际的情况与此相反。各种物品的生产在革命的灾难过去以后，甚至在发生这种灾难的当时，都不断发展。实际上，以前在各种工商企业工作的普通工人，现在都成了企业家和这方面工作的领导者，而且比他们的前任更有才干和能力。由此可见，虽然法国农工商业的目前领导者大部分出身于乎民，但是法国现在比革命以前更加繁荣，生产出更多的产品，农工商业的地位有了更大的提高。

平民阶级即民族中的绝大多数人的智力发展水平，可以达到足以在法国毫不损害社会安宁地，反而还要大大有利于一切社会阶级地建立一个以实现普遍幸福为直接目的的社会组织的地步。这一点已毋需加以更有力地和更全面地证明了！

第二片断的注释

一切阶级的成员的教育部分成两个部分，即分成教养和教育。对于增进社会福利来说，改进教养比改进教育更为重要。

教养就是培养习惯，陶冶情感，锻炼一般的预见能力。它教导每个人如何应用原则和把原则作为自己行为的可靠指南。可以把教育看作是社会成员之间为了维持彼此的关系而不断获得必要的知识的过程。

假如有些儿童受过了完善的教育，但是没有受过任何教养；再假设有一所学校，儿童可以在这里听到各科优秀教师的讲课，但在课余期间不准学生同外界接触，以免学生分心。儿童由这样的学校毕业以后将会怎么样呢？他们在进入社会的时候又会怎样呢？

这些儿童将不会知道，为了正确地过社会生活，哪些知识是最有用的；他们在人与人的关系方面，将没有任何生活经验；他们还必须学习很长时间，才能担当起某一项社会工作。如果对如此成长起来的一代放任不管，听其自流，那末，从文明的观点来说，他们还不如初民社会的人。

为了证实上述的一切，我们再补充一点：每一代人从以前各代学来的知识，有一部分是非常普通的，儿童的父母或监护人都是具有的，所以他们能在这方面代替教师。可见，不经过任何特殊训练就去掌握这种普通的知识，也可以发展儿童的智力，使儿童更加容易接受从真正的教师那里得来的比较抽象的知识。

在无产阶级当中，而且对于这一阶级来说，教养比教育具有无比重要的意义。这个真理可能发生重大作用，所以我们现在对它再作若干发挥。

设想有一个俄国贵族要求他所属的全体农民学习认字和写字。如果他们是一些西欧人，他们通过互相的学习方法，用不了几年，就可以达到完全满足他们的预定志愿的地步，而且不必花费很多钱。

如果公认那个俄国贵族的农民已经学成，我们再拿这些认字会写的俄国农民与同样人数的不认字不会写的法国无产者比较，就会知道哪一方人的劳动最有益于社会，哪一方面的人最有可能依法成为权力平等的社会成员。

毫无疑问，这将是法国人，因为这些法国人尽管不认字不会写，但由于他们从父母那里受到了教育，所以他们的才能要比在学校里学会认字写字的俄国人大得多。他们能够管理好自己的财产，其中从事耕种的人能够领导本行的工作，从事艺术和手工业工作的人也能如此；而学过认字写字的俄国人从他们父母那里受到的教育，只是他们父母当年由其双亲那里受到的那类教育，也就是说，是很槽的教育。如果你让这些学会认字写字的俄国人去管理某种财产，你就会看到这些财产将毁在他们手里。种地的工具或手工业的工具，种子或原料，将被他们卖掉喝酒。

人们还没有充分理解法兰西民族的最低阶级已经达到的文明高度，人们还没有足够重视无产阶级已经取得的真正的智力发展。他们拥有的预见才能，足以控制自己的欲念和

自然意愿，甚至几乎能够守着粮食而忍饥挨饿。

法兰西民族所以超过了其他一切民族，主要是因为它的人数最多阶级的文明程度高于其他民族的人数最多阶级。这种优越性毫无疑问是真正的优越性。

如果拿法国的无产者同英国的无产者比较，便可以看到英国的无产者怀抱的情感，促使他们一有机会便要发动穷人对富人进行战争；而法国的无产者，则一般都对富裕的实业家表现爱戴和善意。

在概括这个注释中和正文中所提出的见解时，我们认为：

对无产阶级来说，教养比教育重要得无可比拟；
法国无产阶级所受的教养好，而且比欧洲其他民族的同类阶级所受的教养都

好；

法国无产阶级比其他民族的无产阶级优越，无论在善良的感情方面，还是在认

识的坚定性方面都是如此，所以整个法兰西民族也比其他民族优越。

我们由此得出结论：提高法兰西民族的优越性的最好手段，就是在无产阶级中间普及适当的教育，而利用相互学习的方法，就可以十分容易地办到这一点。

只用各部门的高级机关的尸位素飱的官僚的薪俸的十分之一，就足以在十年之内教会法国的全体无产者写字、读书和计算。

此外，还可以教导他们学习一点图画和音乐，并把艺术用作鼓励他们从事公益活动的手段。

第三片断既然无产者己在基础文明上达到所有者的地步，法律就应当承认他们是平等的社会成员

当社会组织的大多数成员还处于无知和没有远见的状态，甚至不能管理自己的事务的时候，社会组织的机构就必然十分复杂。由于社会成员的理智没有得到这样充分的发展，所以他们还受着粗暴的欲念的支配，使他们走上叛乱的道路，从而产生了各种动乱。

这种在良好的社会组织出现之前必然存在的局面，势必使少数人按照军队的编制把自己组织起来，将立法权力完全据为己有，把法律体系建立得足以巩固自己的一切权力以及控制多数人和压制全民族。因此，社会的主要力量至今都被用于维持社会的秩序，而用于改进民族的精神福利和物质福利的劳动，只能而且必然被看成是次要的活动。

目前，事物的这种局面是可以而且应当完全改变了。最重要的劳动的目的，应当是改进我们的精神福利和物质福利，因为只用一小部分力量就足以维持社会的安宁。绝大多数的人都热爱劳动（这种情况使他们不会产生任何图谋不轨的想法），他们现在是由已经证明自己能够管理动产和不动产的人所构成的。

因为少数人不必再用暴力去迫使无产阶级服从，所以这些人一定愿意实行：（1）使无产阶级本身更加关心社会安宁的措施；（2）以尽量便利不动产的转让为目的的措施；（3）以使经营者受到高度的政治重视为目的的措施。

这些措施非常简单，而如果人们肯于根据自己的知识去判断事物，完全打碎压在我们头上的我们祖先所采用的政治原则（这些政治原则当时是良好而有益的，但已不能用于目前的条件）的桎梏，也就可以十分容易地找到这些措施。

因为目前的居民完全是由能够管理好动产和不动产的人构成的（只有少

数例外，而这种例外几乎是在一切阶级当中都同样可以看到的），所以人们可以而且应当把自己的力量直接用于改进社会的精神福利和物质福利。

最能直接促进提高大多数居民的精神福利和物质福利的手段，就是使国家的重要开支只包括：使一切身体健康的人能够有工作以保证他们的生存所需要的费用；以尽快地在无产阶级中间普及现有的实证知识为目的的费用；为帮助这个阶级的成员可以得到有助于他们智力的发展的享乐和消遣所需要的费用。

为了把管理公共财产的工作交给最能管理这项工作和最想把这项工作管好的人掌握，即交给最卓越的实业家掌握而必需采取的各项措施，也应列入在这种手段之内。

根据这些基本规定，就可以把社会组织得最能满足社会的一切阶级的通情达理人士的要求。①那时，就不必再害怕人民造反了，从而也不需要再用人数众多的常备军去镇压造反了；那时，就不必再用大量的经费去维持警察机关了；那时，也就不必再害怕外敌入侵了，因为三千万过着幸福生活的居民可以击退联合起来人侵的一切敌人。

我们对此再作如下的补充：无论哪一位君主，也无论哪一个民族，都绝对不会昏庸到敢于进攻对邻居毫无故意并且由于自己利益的正确结合而团结一致的三千万人民。

我们再补充一点：在绝大多数居民都希望维持规定的秩序的社会里，不需要有什么密探。

发动法国大革命的人，领导这场革命的人，以及从 1789 年至今身为民族领袖的一切人，犯了一个重大的政治错误：他们都竭力加强政务活动，而不把这项活动降低到从属的地位，也不把管理活动规定为最高活动。

他们本应当先从提出最简单和最容易解决的问题入手。

他们本应当自问：在道德风尚和教化发展的现阶段，哪些人最能领导好民族的公益事业？

这时，他们必然发现：在理性发展的目前条件下，学者、艺术家和实业工作领导者，是具有最发达、最广博和最有益的才能的人士。他们也将会发现：学者、艺术家和实业家无论在发明创造方面，还是在应用发明创造方面，都能最大地促进民族的繁荣。

他们一定由此得出结论：应当把管理权力交给学者、艺术家和实业工作领导者，也就是委托他们负责领导民族的公益事业，而政府的统治职能则应缩小到只维持社会安宁的范围内①。

1789 年的革新家们，还应当对自己说：

在英国，任何法令不经过大臣的同意或副署，国王都不能公布实行；英国国王在使王权服从于这种制度方面，为其他国王作出了良好的榜样。如果法国国王能对自己的人民表现出更为高尚的气度，同意有关人民公益的一切法案不经最能判断这项法案的人士赞同，即不经最有才能的学者和艺术家赞同，不经最卓越的实业家赞同，就不批准实行的话，那才符合于法国国王的宽宏大量。

人们常把社会比作金字塔。我们假设民族是应当按照金字塔的形状组织

① 参看本片断末的注释。

① 参看本片断末的注释一。

起来的，我们深信民族金字塔的顶端应当是王权；但是我们也认为这座金字塔从它的基础到顶端，应当由一层比一层好的材料筑成。在我们观察现代的民族金字塔时，我们感到金字塔的基础是由花岗岩构成的，由基础到一定高度之间的各层，也是由很好的材料筑成的，但支持那块光芒四射的宝石的最上一层，却是一层镀金的石膏。

现代的人民金字塔的基础，是从事长年劳动的工人。这个基础上面的最初几层，是实业工作的领导者，是改进生产过程和扩大生产领域的学者，是赋与一切生产品以美感的艺术家。这个金字塔的上面几层，我认为完全是由镀了一层黄金、看上去很美的石膏筑成的。他们是宫廷官宦，他们是所有的贵族：既有旧贵族又有新贵族，他们是有钱的寄生虫，还有那些从内阁首相起直到最下级官吏的统治者。王权是耸立在这座金字塔顶尖的光芒四射的宝石。

第三片断的注释一

人们并不象他们自己想象的那样坏。他们对自己所作的判断，要比他们应得的评价慎重得多。诚然，从理论上讲，人们一般都非常喜欢专横；但在实际上，他们是倾向平等的。

比如，一个英国人在印度得到一个官职，他迫不及待地前往那里赴任。他的想象在他的面前描绘出一幅可以使他尽情享乐的专横的图景。如果他愿意的话，他在那里可以娶妻纳妾，养尊处优；他在那里可以雇上几百个仆人，终日侍奉他，有的给他驱散可能打扰他的苍蝇，有的经常侍候在车前轿后，准备随时听用；一切居民群众都在他的面前卑躬屈膝；任何一个印度人，如果他们没有温顺地或伶俐地执行他的意旨，他可以任意棒打他们。

但是，这个在印度作威作福的英国人，一旦搜刮了大量金钱之后，便急于返回英国，而享受平等给予他的那些人生乐趣。他一到达英国的港口，就马上感到街道上的行人拥挤，妨害着他的行动；但是这种情况，丝毫也不会使他产生返回那个人人都给他开道让路的国度的念头。

再如，可以看到一些非常有钱的俄国人，离开祖国到西欧居住；然而西欧人到俄国去，只是为了到那里发财致富，并急于衣锦荣归。

有十分可靠的根据说，富人愿意居住在社会成员之间非常平等的国家里，因为在这种国家里，他们可以容易而充分地满足自己的一切愿望。

在法国的一些著名城市里，有钱的人都可以随时和毫不费事的吃到山珍海味，并且花钱不多；而在俄国，只有那些高官显贵在饮食方面才能讲究豪华。

如果一个旅客在英国游览，他的马车在途中的某个地方损坏了，他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或者把车修好，或者立刻换上一辆与他原来的同样好的马车；而如果他在俄国旅行，马车在途中离大城市很远的地方坏了，那他除了改乘农民的大车以外，毫无其他办法来继续自己的旅程。

由此可见，最有钱和最有势力的人，实际上都关心发展平等，因为这可以使他们随着社会成员的逐渐划一，而增加满足生活享受的条件。

有些人认为，因营私舞弊而得到好处的人最爱干这种勾当。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因为他们所要坚持的事情，是不把自己的利益让给他人。

在法国，有一些贵族对废除他们享有的特权发生过促进作用；他们只是因为看到原来的平民对他们表示高傲，才严然以特权阶层自居，但后来看到由这些平民形成了新的贵族阶层，而他们这些旧贵族反而成了下属，这才为自己受到的损失表示惋惜。

在结束这个注释的时候，我们要说出起初就似乎应当说出的见解，这就是：必须用改善群众命运的办法来保证一切阶级的成员获得幸福；而为了改善群众的命运，仅仅重新

分配特权那是不够的，而是应当消灭特权；只是不准原来的一伙人舞弊和改由另一伙人来干这种勾当也是不够的，而是应当完全消灭舞弊。

第三片断的注释二

我们再少说几句。在目前条件下，由政府机关负责管理工作有很大不便，因为民族的基本成员已不需要特别监护了，并已证明自己有能力管理好各种各类的财产；因为无产阶级目前只在管理民族的公益事业的人无能和自私得使他们失业的时候，才会危害社会的安宁。

我们自己不难相信，同时也容易使他人相信，人人都有统治的能力，因为这种能力或这方面的无能，只有用事实来证明：每个人在没有担任统治工作以前，都可以认为和相信自己有能力做好统治工作。

对于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理学、心理学、力学、作诗、绘画、雕刻、音乐、建筑，农业、工业、商业和银行业，可就不能这样说了。

每个人都不难知道自己在科学或艺术方面是否具有巨大的才能，他也不难了解自己在某一实业方面是否起了重大的作用。再说，这方面的错误并不可怕，因为他人很快就会使那些妄自尊大的人清醒过来。

从上述可以得出结论：学者、艺术家和实业家的功名心，在促使他们去担任民族的公益事业的最高管理工作的时候，对整个社会不但不会有危险，甚至还有好处，因为他们只能依靠自己在专长方面的出色工作来达到这个目的，而那种只想到政府去做官的功名心，才会给社会带来大害，因为一些庸碌无能之辈可能迷恋于这种野心，而为了实现这种野心，他们会颠覆整个社会大厦。

在不幸的路易十六的政府被推翻的时候，差不多全体法国人都产生过上述的野心。指出这种野心的一个严重后果，是很有意思的。民族发动了革命，为的是减轻统治者的压迫，减少政府的支出。但是，民族由此获得的结果，却是至今仍然受着统治者的压迫，而且压迫的程度比革命以前大得多了，政府的支出也比革命以前多得多了。

实业家的生产规模比大革命以前大大扩充，而所增加的产品大部分用于养活没有用处的高级官吏和他们的大批下属。这群人把自己的时间，多半消耗在读报和修尖鹅翎笔头上，也就是用在既不能满足生产者的需要又不能满足他们的自尊心的工作上。

第四片断论社会工作的管理和统治

人们可能对我说： “您的政治观点的中心点，您的一切论断的出发点，是认为在欧洲建立

安宁而稳定的秩序的最好办法，在于把管理权置于统治权之上。您首先应当明确指出两者的内容。在作出这种划分和规定之后，您才能说清管理能力为什么应当高于统治能力。”

社会的最高管理工作包括创制、审查和实行有利于居民的各种工作计划。

因此，所谓最高管理能力，应当指下述三种才能而言：艺术家的才能、学者的才能和实业家的才能。他们三者的联合活动，可以创造满足社会的精神需要和物质需要所必要的一切条件。

在开始以直接建立公益体系为目的的活动的时候，艺术家，即想象力丰富的人，将在这一伟大事业中走在最前面。他们向人们报知人类的未来；他们把黄金时代从过去移到将来，以此丰富未来的各代；他们鼓舞社会提高自己的幸福，向人们描绘新的繁荣的美丽图画，叫人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社

会的全体成员都会享受至今只有人数很少的阶级可以享有的快乐；他们歌颂文明的优良成就，在自己的作品中运用一切艺术手段，即雄辩的言词、诗歌、绘画和音乐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一言以蔽之，他们在发展新体系的富有诗情画意的一面。

学者的主要工作是观察和判断。他们将证明社会上的一切阶级，只要是勤劳的阶级，不管它是人数最多的无产阶级，还是最有钱的富人阶级，其福利都能大大提高；他们将明确指出最可靠和最迅速的手段来保证生产者大众经常有工作：他们将拟定国民教育的基本原则，规定社会的卫生保健规则。于是在他们手里，政治将变为对人类科学的一种补充。

最卓越的实业家把自己的全部思想都集中在生产方面，判断学者和艺术家的联合劳动所设计和制定的造福社会的计划有哪些可以立即实现；他们拟定实施办法，把执行工作的领导权交给经常掌握财政动向的银行家。

这就是管理的道路。它是一条坚定的、直接的和正直的道路，学者、艺术家和实业家在他们受托领导公益事业的时候，应当沿着这条道路前进。

现在，我们拿这条道路同目前政府所走的统治道路比较一下。我们看一看统治能力已由于教化和文明的发展而缩小到如何可怜的地步。

为腐朽的封建学说所圃。然而一般尚抱着为社会造福的善良愿望的统治者，正在枉费心机建立安宁而稳定的事物秩序，但是徒劳无功，白费力气。他们认为保持政权的唯一办法，是养活一切行政部门和大量政府暴力机

构的为数众多的官员。结果，只有通过赋税和公债来尽量搜刮人民的金钱，并千方百计防止人民的强烈不满。可见，他们的活动只在于挖空心思地规定和征收赋税。

他们不得不把国家的绝大部分财富用于大部分对社会无益的工作上，而只把其中的很小一部分用于确实对生产者有益的工作上。

他们不得不听任贵族和宫廷宫宦继续拥有巨大的政治势力，并想方设法供给他们必要的款项来维持他们认为不可缺少的骄奢淫佚的生活。

我们先来观察一下比任何人都清楚地了解实业的意义和社会的状况的内阁首相①的活动，然后再来研究一下他对统治权力的运用。

我们看到他利用自己作为大臣的一切权力，把很多游手好闲的显贵和富人安插在下议院里，设法从下议院中把最著名的实业家和最有能力的学者与艺术家排挤出去。

他规定议会的任期为七年，但没有改变竞选下议院议员的年龄资格（四十岁）。因此，他大大地削弱了议会的权力，使议会从属于内阁，同时服从于高官显贵的影响。

他把领导国家公益事业的大极集中于贵族、主教、军人、法学家和行政宫手里。所有这些人，由于他们的个人品质或他们和他们的祖先可能有功于民族，而值得备受尊敬。但是，他们是依靠牺牲社会的办法才学会管理工作的，而且社会由于他们的错误常常要付出很高的代价；但实业家就不是这样，他们一切都依靠自己。

他重视大臣的地位，把内务大臣的职位让给一个著名的律师，然而这位律师对于实业、科学和艺术却一窍不通。这个人既对实业、科学和艺术的作用毫无理解，又对它们应当受到的尊敬完全无知，以致听任他的部下粗暴无

① 参看本片断末的注释二。

理地对待那些以自己的活动为法兰西带来伟大荣誉的人。

这位内阁首相也尊崇陈腐的学说，认为自己有责任把领导国民教育的大任交给一些那稣会会士，而这些那稣会会士则企图向青年人的头脑里灌输如下的思想：平凡无能的人应当超过和领导才智出众的人，没有用的知识应当高于有益的和实证的知识。

最后，威列尔先生为了庇护实业界，设立了一个最高商业委员会：但是参加这个委员会的大部分人，从来没有在实业界的任何一个部门中做过实际工作。而聘请两三名早已不做实业工作的实业家为委员，显然是为了装饰门面。

以上这些都是统治能力的可悲残余。统治能力在文明的急流的冲击下，妄图继续发挥它在社会发展的过去曾经起过的那种卓越作用，表现了它对过去的恋恋不舍。

现在，我们拿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相互关系的基本特点同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相互关系的基本特点作一比较。

管理工作的基本原则是：应根据被管理者的利益办事，以便尽量增殖社会资本，得到大多数社会成员的赞同和支持。

为了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换句话说，为了形成一个同意被管理的多数，管理者所能利用的手段，只是证明和说服人们相信他们的活动是最有利于社会的。

管理者知道，节省管理费用总是社会成员所希望的，所以他们经常设法缩减这种费用。

例如，银行的管理费用最少；银行的董事会不花分文，而国王财库的管理费用却十分巨大。

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相互关系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贵族们说，而且他们也确实相信，他们就是为了进行统治而生下来的，而老百姓则注定应当服从统治。

在贵族们看来，社会的基本需要是使贵族阶级放射出唯有豪华和权力才能使他们得到的光彩。按照他们的意见，王权应当同贵族合为一体。当然，他们承认国王有权把领导国家工作的职权交给他认为合适的任何人，但是在他们的内心和灵魂的深处，却认为国王的职责只应当信任贵族。

在他们看来，统治的艺术在于有才能把统治活动置于管理活动之上，在于延续神学封建制度的存在，虽然这个制度的根基已被摧毁，而批判和知识发展又已彻底破坏了它的基本原则。

简而言之，统治者认为使被统治者永久服从的最好手段，就是增加国家官吏的人数，重用他们当中最显赫的人物，即发给这些人以优厚的薪金。暴力和欺骗，雇佣军和警察，是他们活动时使用的主要手段；而说服和证明，只被他们看作是次要的手段，但是管理者却只用说服和证明的办法。

如果国王愿意把领导国家工作的大权交给实业管理者，则管理费用将会立即大为减少，因为学者和艺术家已用自己的活动证明他们具有高度的管理才能，他们为了得到人们的尊敬，不需要铺张浪费和讲究排场。至于最卓越的实业家，则把管理公共财产而不取分文报酬看作是最高的荣誉。

我们认为下述的四项证明最能支持我们的观点。按照我们的观点，在目前情况下，把管理活动置于统治活动之上，这不仅不会造成巨大的损失，甚至会带来很大的好处。首先，我们要证明人民群众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文明水

平，他们对于自己真正的利益有了十分深刻的了解，从而足以能够在良好的管理下维持社会的安宁和对抗野心家们破坏社会秩序的一切企图。

其次，我们要证明艺术家、学者和实业家具备的广博才能，已经足够正确解决有关公共福利的一切问题和恰当领导社会的公益事业。

再次，我们要证明社会的大多数成员在许多方面都养成了足以使自己的私事接受管理部门指导的习惯，所以把实业管理的作风用于公益事业的领导方面，完全不会引起人们的惊异。

最后，我们要证明管理活动高于统治活动时绝对不会损害法国的国际地位；相反地，管理活动的这种优势将使法国得到一些盟友，在这些盟友的帮助下法国将比欧洲的整个封建体制还要强大。

我们现在分别来研究三个问题。

一、在前面的一章中，我们已经证明法国的无产者已用充分可靠的事实证明了他们具有足以能够管理动产和不动产的知识和高明远见。显而易见，有能力管理好财产的人，在良好管理的指导下也能够管理好自己。

大部分艺术家、学者和实业家，目前都在研究公益问题：从大革命一开始，他们就在这方面做了深入的研究，这种研究培养了他们可以管理好国家大事的能力。

国民教育问题得到了许多著述家和学者的研究和阐述。

对于能够使公共开支节约的一切问题，也已由实业家们做了研究。实业家在经营自己企业方面所获得的成就，证明他们具有很大的理财能力。

二、银行、保险公司、储金局和运河开凿公司的开设，以及旨在管理规模宏大的事业的其他大批社团的成立，使法国人养成了管理大型事业的工作能力。由此应当得出结论：可以把这种工作方式用于公益工作的管理方面，同时在公益工作的最高领导方面采取这种新办法，既不会引起人们的诧异和震惊，又不会同现今一代人已经养成的新习惯相抵触。

三、正在显示出伟大的道德后果的革命，在政治方面鼓舞了法国人，所以人们对于法国人在有关组织工作的思想方面目前大大超过英国人并不感到惊奇。但是，在人类理性的这一活动方面曾经走在法国人前面，并在我们的这一知识部门有过一定创造的英国人，至今曾因自己的政治才能而凌驾于其他民族之上，所以他们将会迅速地追随法国人，采取把管理活动置于统治活动之上的体系，这同样也是不足为奇的。这样一来，由于新体系的本性，将在地球上两个实业最发达的民族之间建立起真诚的和不可分割的联盟；而且大家也都清楚地知道，法国和英国的联盟是文明世界的最强大的社会力量。

第五片断上一片断的继续

大家一致同意，社会组织方面的巨大变革是不可避免的。换句话说，人人都认为：只要在公益工作的管理方式方面实行根本改革，就能使政治原则具有巩固的性质，达到革命的最终目的，最后使社会处于安宁和稳定的状态。

现在的问题在于：应精确地说明教化和文明的现况所要求的这种变革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也正是我们所要讨论的对象。

为了说得明确起见，我们把这个问题分成三个部分，并且认为它们是三个独立的问题。据我们看来，每个问题都是需要专门加以讨论的。

这三个问题如下：

教化的进步所引起的变革的性质是什么？要通过什么途径去进行这种变革？

要怎样把新机构同保存下来的旧机构结合起来，以建立可以立即开始活动的社会组织？

在前一片断里，我们已经研究了其中的第一个问题，同时我们也认为已经充分令人信服地证明：为了满足社会的迫切需要，为了建立适应于教化现状的社会组织，必须把管理活动置于统治活动之上。

在这一片断中，我们要讨论第二个问题。

这就是要确切说明为使管理活动高于统治活动而必须采取的手段。

这种变革是应当通过激烈的和一举即成的方式来完成呢，还是应当通过循序渐进的措施慢慢地来实现呢？

我们认为这种变革正应当通过激烈的和一举即成的方式来完成。

我们的这种观点，首先是以下述的重大事实为依据的。从性质来说，这个事实在历史上是一贯的。

我们现在来研究一下，历史上唯一给我们留下清晰而详细记载的一次社会体系变革是通过什么方式完成的。我们回想一下，人类从多神论向一神论过渡，从希腊和罗马的制度向欧洲的中世纪社会制度过渡，都不是通过循序渐进的措施慢慢地实现的。

我们看到：初期的基督徒是一举就把多神的信仰改为一神的信仰的；他们也没有试图把所信仰的神数逐渐由几千个减少到几百个，再由几百个减少到几十个，而后得出一神的观念。由此，我们有理由断言，人类是一举就由多神论过渡到一神论的。

同样地，执政宫和总督的政权也是一举就被哥特人、东哥特人、西哥特人、丹麦人、英吉利人、法兰克人、萨克斯人和日耳曼人等的部族首领政权所接替的。

最后，当奴隶不再直接依附自己的主人而被固定在土地上的时候，奴隶制度也就一举改变了自己的性质。

我们还可以用另一个事实来证明我们的观点，这个事实与我们方才所说的事实具有本质的不同。

从第一个事实自然可以得出社会体系的变革是一举而实现的结论；而我们即将谈到的第二个事实，则会使我们得出治标办法不管多么坚决都不能使社会体系发生改变的结论。

人们想象不出一种比革命初期对僧侣和贵族采取的措施更加有力、更加坚决和更加断然的措施。在革命之初，把他们差不多全部抢光、杀光或赶出国境；同时把他们的动产和不动产全都夺取过来，把他们至今掌握的政权全部接收过来。结果，公益事业的领导权完全落到了平民手里。

这一切残酷的措施产生了什么结果呢？

它们没有引起任何根本的改革：封建体系没有被完全摧毁，不久死灰复燃，几年之后又改头换面重新出现了。由于封建体系的复活，无政府状态才结束了；而最重要的是，应当指出封建体系是平民自己把它恢复的：他们建立了新贵族，恢复了长子继承制，即恢复了继承人指定制度。于是，外国人看到法国又恢复了封建制度，自己又能在法国发号施今了。

我们现在对这个乍一看来不易理解的现象加以简单扼要的说明，因为人们至今对它还没有进行过适当的分析。

对贵族采取的屠杀、驱逐和剥夺财产等措施，即使十分残酷，也只能是治标办法，仅仅把政权由一伙人手中移转到另一伙人手里罢了。

社会继续受统治权力的支配；在革命进行期间，统治权力仍然，高于管理权力。

支持或维护政治上的继承权，是统治权力的本性；而管理权力的实质，则是在家庭出身方面实行尽可能大的权利平等的原则，并把真才实学的优势作为政治权力的基础。

从我们方才为支持自己的观点所做的说明中，可以得出下述的结论：一、在历史上唯一给我们留下清晰而详细记载的一次社会体系变革，是

通过从根本上改变原则的激烈办法一举而完成的；

二、革命，既使它具有暴力的性质，也没有完成教化的发展所要求的那种变革，因为它丝毫也没有改变封建体系所依据的原则。

有人曾对我们的上述观点提出不同的意见。我们认为某些读者也可能有这种想法，所以要在这里把它重复一遍。

“就算社会体系的根本变革只能通过激烈的方法完成，那还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这种变革只应当用激烈的办法来完成，而不需要谨慎小心。”

对这种意见我们的回答是：

在教化发展的现状下，可以顺利地用来从根本上改变社会组织的唯一手段，就是创立比现在各国政府所支持的政治学说优越的新政治学说。

但是，创立新的学说，是一种本性上要求迅速而激烈的行动，因为这种行动极想立即改变公众已经养成的思维习惯。

因此，社会组织的改革，也应当象新学说发生作用那样激烈地来完成。另外，每个人都不难想象目前在政治方面应当发生什么改革，因为现在

应当发生的事情，不过是过去发生的事情的结果，具体他说，就是十五世纪以来的文明发展进程的继续。

为了正确地和有效他说明这一点，必须把我们的研究分成五个部分，并按照这五个部分依次提出下述五个问题：

一、十五世纪以前的政治状况如何？

二、社会在十五世纪遭受的危机产生了哪些政治后果？三、十五世纪以来发生的政治变革是什么？

四、目前的政治状况如何？

五、应当采用什么措施来建立安宁而稳定的秩序？

为了便于读者了解这项研究，我们向读者简略叙述一下我们对上述每个问题的观点。

一、十五世纪以前，精神权力完全掌握在僧侣阶级手里。这种情况符合于社会的需要，因为神学观念在当时占有统治地位；此外，僧侣阶级在中世纪欧洲拥有的范围不大的世俗知识方面的修养，是俗人们望尘莫及的。

十五世纪以前，世俗权力集中在贵族手里。这种有组织的制度也是有益处的，因为贵族在当时是最有能力的实业家。这就是说，他们领导着农业，而农业当时是唯一重要的实业。

由此可见，在十五世纪以前，有过一个良好的社会组织，因为那时的精神权力和世俗权力，都是由一些在科学和实业方面最有能力的人士所掌握。二、人类理性经过十五世纪发生的危机之后，在世俗科学方面和实业活

动方面都进入了一个高涨阶段。

在科学方面，俗人成了革新者；而在实业方面，平民则成了革新者。三、在十五世纪当中，神学逐渐丧失了自己的势力，因为俗人大大地推

进了世俗科学，发现了一些能够使世俗科学为社会造福的手段。这种手段养成了人们热爱劳动的习惯，从而提高了社会的道德。

平民发展了工商业活动，他们变成了企业家，从而作了农业工作的领导人。他们完全改变了自己的社会地位，因为他们从最低的等级升到领导人民的日常活动的指挥员的行列。

四、目前的政治状况，是一幅颠倒了的世界的图景：领导国家工作的人，本身就需要被领导；被统治者阶级具有高度的才能，而由于家庭出身当了统治者的人，却是一些庸碌无能之辈。

最能以自己的活动促进人类的道德发展和福利提高的人，都出身于俗人阶级，但精神权力仍然控制在僧侣阶级手里，他们仍然领导着国民教育工作。

保证社会的一切物质需要得到满足的各种工作的领导者，都出身于平民，然而最高的世俗权力却把持在贵族手里。

五、建立安宁而稳定的秩序的手段，显然在于把脑力活动的领导权交给在艺术和实证科学方面最有才能的人士，同时委托他们领导国民教育工作。这个手段也就是把世俗权力交给最卓越的实业家，完全剥夺贵族和有钱

的寄生虫的一切政治势力。

凡是对从中世纪到现在的文明发展做过适当研究的人，都必然得出以上的结论。

有许多人很值得尊敬，但是每当他们即将执行一项具有公共性质的措施时就缺乏毅力。我们要消除这个人数众多的阶级的局促情绪。

首先，我们要对他们说：采用治标办法的时代，显然已经成为过去：需要用一举即成的办法为社会造福；在目前条件下，应当最全面最广泛地表达这一真理，因为转变期已经到来。

这是《旧约全书》上的许多先知书早已预言过的即将来临的转变期。这是一些圣经公会多年来一直热心酝酿的转变期。

这是基于最一般的道德和宗教原则建立“神圣同盟”以后就开始了的转变期。

这是犹太人从他们被撵出祖国，流浪各地，受尽迫害，但始终没有放弃看到人人都兄弟相待的时代即将来临的希望时起，就一直期待着的转变期。最后，这也是直接导致建立真正的世界宗教和使一切民族采纳真正和平

的社会组织的转变期。

其次，我们要对那些谨慎怕事的人士说：

由著名学者和实业家领导的运动，是不会引起任何动乱的，因为学者和实业家比其他社会成员更关心维持秩序，他们也比其他人更厌恶各种暴力行为。

毫无疑问，学者和实业家应当发挥他们最大的才能去促使社会体系变革，但是他们用来变革的力量将是道德的力量，即舆论的力量。

我们要对那些胆小如鼠的人说：在两个力量悬殊的党派之间，不可能发生任何实力斗争。他们之间的斗争，只能是在道德方面的。力量较弱的党派只能利用一种手段，即诉诸正义或公益的原则。革新者将来也要依靠这一切原则。

这个在一切方面都具有和平和道德性质的运动，最后一定会得到王权本

身的大力支持，因为王权越来越想清君侧，而欲与人民群众建立日益密切的联系。

第六片断在文明的现状下完善社会组织的基本条件

一种体系、理论或规划只能完善到一定的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它们所依据的原则就不足以用来继续改进它们；那时，只有一条出路，就是建立新的体系、新的理论或新的规划，以满足新出现的需要。

中世纪的社会组织体系不可能产生使自己适应于目前社会所需要的变革。只有一种手段可以在欧洲确立安宁而稳定的秩序，这就是建立新的社会组织体系。

在中世纪，统治的能力，即控制全体人民的技巧，被人们看做是而且必然看做是主要的才能。绝大多数居民当时所处的无知状态，也要求社会如当时所建立的那样。

但是，在文明的目前状况下，科学和实业的才能开始成为最有益于社会的才能。因此，统治的活动不应再受重视，而只应具有从属的性质。它应当主要用于反对游手好闲分子，因为这些人总是喜欢破坏公共秩序的。

在中世纪，军人阶级应当是最有权势和最受尊敬的阶级，而且也应当是领导阶级；至于人民，则应当服从他们的军人当权的政府。但是在目前，当人民感到需要和希望按照最有利于生产的方式组织起来的时候，终生献身于军职的军人阶级的人数应当大为减少；只应当把这个阶级看做是从属的阶级。

我们也依据这种观点来研究我们就要在下面叙述其基本特点的社会组织体系。

以后，我们还要证明这个体系比中世纪的体系优越，就象中世纪的体系比希腊人和罗马人的社会组织体系优越一样。

论精神权力或科学权力 “应当把学者分成两类，并分别成立两个科学院，其中的一个科学院应

当主管良好的公益约法的制定工作，而另一个科学院则应当制定良好的情感

约法。

“路易十四成立了这两个科学院中的一个，即成立了物理数学科学院。这个科学院已对观察和推理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这个科学院再增聘一批政治经济学家，就能够使它能够订出良好的公益约法。

“另一个科学院是艺术科学院，它研究我们的想象能力和情感特点的发展。

“让一批道德家和神学家参加文学家、诗人、画家、雕刻家和音乐家的这个学术团体，就可以使这个科学院定出良好的情感约法。

“在这两个科学院中的每个科学院里，都应当有一批法学家，因为社会需要使它的成员的情感也象他们的公益一样，服从于规定人们在这两方面的相互关系的固定准则。

“物理数学科学院和艺术科学院在一个联席会议上选出哲学科学院的成

员，这个新科学院将命名为最高科学院。 “这个最高科学院应当首先制定国民教育所应依据的一般原理，然后继

续发展这些原理。 “组成这个科学院的哲学家要同最卓越的法学家合作，请他们对本科学

院制定的一般原理赋与立法的性质。”

论世俗权力 “应当委托最卓越的农场主、工厂主、商人和银行家领导世俗权力机关。

由他们组成一个名叫实业家委员会的机构。 “这个委员会有权吸收政府各机关的最优秀工作人员作为自己的成员。“这个委员会审查精神权力当局向它提出的有关公益的一切计划，由其

中选出它认为应当采纳的计划。”

新社会组织开始活动

“根据长子继承制世袭的王权，是作为新社会组织的基础的机构。 “由最高科学院组织一个直属于国王陛下的谘询委员会。 “经谘询委员会批准的计划，送交艺术科学院和物理数学科学院审查。“送审的计划经过这两个科学院审议后，添附审查意见送交实业家委员

会。

“实业家委员会每年编制国家预算草案，检查各部是否正确地使用了上一年度预算拨给他们的经费。

“用这种方式编制的国家预算草案，送交内阁会议，内阁会议再根据国王命令把它提交议会的两院。”

人们可以看到，这个方案不过是在王权和议会权力之间插入了一个中间环节。

当查理十世陛下驾返巴黎的时候我们正在巴黎。巴黎人十分热情地欢迎国王陛下和王族，但是对于跟随国王的所有大人物，无论是从旧贵族出身的，还是从新贵族出身的，却表示十分冷淡。

我们当时自问：如果国王在驾返首都的时候，左右有本国的优秀数学家、优秀物理学家、优秀化学家，优秀生理学家和优秀力学家，有本国的最著名诗人、最著名画家、最著名雕刻家，最著名音乐家、最著名工程师和最著名建筑师，有本国的最卓越农场主、最卓越工厂主，最卓越商人和最卓越银行家，那末情况会怎么样呢？

我们深信，对于受这些人簇拥的国王的狂热欢迎，将达到沸腾的地步，使人类社会从前有过的类似欢迎盛况暗然失色。

从国王起，直到一般老百姓，都十分喜欢看到为国争光和为民造福的人士。

现在，法兰西民族所幻想的已经不是战争的胜利，他们所追求的财富已经不是侵略果实；他们希望在科学和艺术方面超过他国，并想用和平劳动和实业活动使自己富强。

幻想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人民可以冷静地衡量自己的利益了。权势的虚荣已经很少能够引诱他们，他们最喜欢看到能使他们致富的人

围绕在国王的左右，而下喜欢看到使他们大量纳税和对社会的繁荣弊多利少的人包围国王。

对上述观点和各片断的结论

一种事业越重要和越复杂，就越要求更多的事先准备工作。建立一个使社会的一切成员都能够得到最大幸福的政治社会，是人们面临的一项最重大的和最难于完成的事业。因此，尽管我们的先驱者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但是我们仍然处在直接着手建立以提高人数最多阶级的福利为目的制度的大道上的出发点，这是不足为奇的。

为使社会组织能够通过它的主要机构提高无产者的福利，必须具备两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一方面，构成社会的最低阶级的个人，应当把自己的文明水平提高到能够使人承认他们是够格的社会成员的程度；而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必须向人们表明白己能够管理财产；

另一方面，必须使所有制方面的革命带来使大多数无产者拥有财产的结果，以使无产者能够出色地管理财产，从而通过实验向人们证明：他们有足够的能力在新社会组织中成为权力乎等的一员。

在革命时期，已经作过这种实验。我们在第二片断和第三片断里，也曾证明这种实验最后完全成功。

必须具备的第二个条件，在于建立凌驾于最高理论之上的体系。换句话说，就是必须使与我们的各种知识有关的一切体系，共同参加应当成为最高体系的公益体系的建立工作。

必须使科学体系、宗教体系、法律体系和艺术体系联合起来，在总的公益体系的指导下建立最有利于大多数人的社会组织，建立最有益于发展一切有益的才能的社会组织。

应当在这方面进行实验，而促使我写这部著作的，正是想在这方面显示身手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