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用于十九世纪的几个哲学论点①

第一论关于哲学

人人都在谈论哲学，每个人都对不同哲学家的著作持有自己的见解。但是，只有极少数人明确地认识到哲学工作与其他一切脑力劳动之间存在的关系，只有极少数人对于哲学家经历的道路和哲学的发展所采取的形式具有明确的观念。

哲学是总括性的科学。哲学家的主要任务，是为他们所处的时代找到最好的社会组织体系，以促使被统治者和统治者采纳，把它完善到可能完善到的地步，而当它已经达到完善的最高阶段的时候，就把它推翻，然后利用专门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在各自的专业方面收集的材料，在这个体系的基础上建立新的体系。

中世纪的哲学家（他们都属于僧侣阶级，因为这个阶级在当时是唯一具有一定知识的阶级），在推翻以至彻底破坏希腊和罗马的哲学家所创立和实现的社会体系之后，创立和制定了神学的和封建的社会体系。

中世纪哲学家的成果比希腊和罗马哲学家的成果优越，即神学的和封建的社会组织体系比古代各族人民实行的一切政治体系优越，这就证明了中世纪的哲学家比古代的哲学家优越。

第二论关于古代各族人民的文明状况和中世纪各族人民的成就

神学的和封建的社会组织体系比古代各族人民采用的各种政治制度优越，是显而易见的，但这个事实还没有引起贤明人士的注意，还没有一个哲学家公开指出过这一点。目前，在学者中占有统治地位的，依然是来自古希腊罗马的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哲学教授们只是津津乐道地和毕恭毕敬地大谈米诺斯、莱喀古士①和梭伦等占代立法者，而对于查理大帝、亚勒弗烈大王、格雷哥里七世①却只字不提。他们对拉栖第蒙人、雅典人和罗马人的政治体系钦佩不已，而把中世纪形成的和在政治上把广大欧洲居民联合起来的社会组织体系，看成是微不足道和毫不足取的发明。

我们现在来略述一下这种谬见的产生原因。人类的一切理性活动，归根到底是对事物进行比较，比如说某种东西好或坏，这就是说它好于或坏于与它相比的另一种东西。当近代的哲学家看到神学封建体系达到其发展的顶点，不能适应文明的进步而必须进行改革，从而必然被推翻的时候，他们便起来批判这个体系。于是，为了证明这个体系是不好的，他们必须有比较的

① 圣西门在 1825 年 5 月 19 日突然逝世，以致未能把《实业家问答》第四册的第二部分写完。——原编者注

① 这篇文章最初载于 1825 年发表的《论文学、哲学和实业》一书内。这本书除序言外，还收有圣西门自己写的和他与自己几个学生合写的七篇独立论文。中译文选集除翻译了这篇文章外。还有《论社会组织》（未刊稿片断）。译文所据的原文，载 19 而年法文版《圣西门全集》第 5 卷。——译者注

① 米诺斯（Miinos），据古希腊传说，是克里特岛上的一个强大国家的奠基人和国王，他给这个国家制定了最初的一些法律。莱喀古土（Lycargus，公元前九世纪），据说是古斯巴达的立法者，斯巴达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都是由他制定的。——译者注

对象；否则，他们没有办法建立更高的体系，因为这种体系只有在当时存在的体系被推翻以后，才能被创造出来。他们决定拿当时的体系同它以前的希腊人和罗马人的体系相比较，而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又拿古代人民的体系中的好东西与神学封建体系中的坏东西对比。

但是，当人们可以看到目前的社会组织体系高于神学封建体系的时候，也就不难断定神学封建体系比古代各族人民实行的体系优越。我们现在就来论断这一点。

为了能够清晰而简易地判断我们对这个问题所要说明的一切，我们先来解释一下一个社会组织体系所应满足的几项基本条件。在做完这一步之后，我们就只须拿古代各族人民的政治制度同欧洲人在中世纪建立的政治制度比较一下就行了。

我们只拿希腊人和罗马人的政治体系与中世纪的社会组织体系进行这一比较，因为学者们斩钉截铁地认为希腊人和罗马人在一切方面，特别是在政治方面，都比他们当代的一切民族优越。

下面是我们的看法，我们认为不会有人对此加以怀疑： “优良的社会组织会是这样的制度：首先，它尽可能使社会上的大多数

人过着幸福的生活，拥有最多的资料和便利条件来满足自己的日常生活的需要；

“其次，在这个社会组织中，最有才能和最有德行的人，拥有最多的机会居于社会的前列，而不管他们出身于什么家庭；

“再次，这种社会组织能把数量最多的人团结在一个社会里，使他们拥有最多的手段来抵御外敌；

“最后，这种社会组织能鼓励劳动，因而可以出现重大的发明，导致文明和教化的最大进步。”

现在，我们从这四个不同方面，拿希腊人和罗马人的社会同中世纪的社会进行比较。

第一个比较在希腊人和罗马人的社会里，奴隶直接属于他的主人，主人对奴隶握有生杀予夺的大权。

没有一条法律、没有一个机关、没有一项社会道德原则、没有一种宗教戒命保护奴隶和设法限制奴隶主对奴隶的专横。

在神学封建体系下，奴隶被固定在领地上，只是间接属于他出生的那块土地的所有者。关于赎罪的法律。承认奴隶的生命及其身体的每个器官和各个部分的价值：奴隶的眼睛和奴隶的耳朵都有一定的价格，所以把自己的一个奴隶杀死或打伤致残的奴隶主，必须按照规定的罚金额向被害者的子女支付赔偿费。

公认的道德和宗教也都保护奴隶，使他们不受主人的虐侍。基督教道德责成人人都要兄弟相待，它要求每个人对待他人时就象自己希望他人对待自己那样，而且基督教还教导人们说：在神的面前，人人一律平等。

在希腊人和罗马人的社会里，奴隶主们经常身带武器，每天在公共广场集会；他们几乎都住在设防的城廊里，而绝大多数的奴隶，则散居在乡村从事农业劳动。由此可知，奴隶主毫不害怕奴隶起义，因为发动起义几乎是不可能的。相反地，在神学封建体系下，住在城市里的主要是手工业者；奴隶主们则住在自己的乡间领地上，以致孤立地分散在自己的奴隶当中，因此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害怕奴隶报复。这种报复是可能发生的，而且当奴隶们受到

过分的虐待而陷于绝望境地时，有时也确实进行过报复。

拉栖第蒙人的青年常拿奴隶当作狩猎的对象，而他们用这种方法得到的野蛮享乐，决不会给他们带来任何麻烦。在神学封建体系下，绝对不许有这种残忍的行为。

可见，占社会的绝大多数的人们的命运，在神学封建体系下，已不如在希腊人和罗马人的社会组织体系下那样悲惨。

第二个比较在希腊人和罗马人的社会里，公职一般或几乎完全由贵族担任；他们在世俗权力方面占居最重要的职位。元老院的成员都是贵族，大祭司、肠卜师和乌卜师也都出身于贵族。平民所担任的官职，具有从属的和下级的性质，而且决不能使他们参与领导工作。他们仅有一些防止贵族无限专横的微弱权力。平民只是依靠起义，才得到了一些比较重要的职务，而他们由此获得的地位，也决不是巩固的。

在日常生活中，乎民差不多都处于贵族的家奴地位。根据当时的习惯，平民都找最有势力的贵族来保护自己，并以被保护人的身分跟随贵族上街，或在族贵宅第里听候使唤。

平民比奴隶多享有的最大特权，就是他们可以为自己选择保护人，法律保护他们不受任何人身虐待，他们可以比较容易地联合起来举行规模巨大的起义。

简而言之，凡是不怀成见地考察希腊人和罗马人的社会组织的基本制度的人，都一定承认这些制度只对形成为世袭贵族的特权分子有好处；他们也一定承认，领导社会公益工作的大权经常操在贵族手里。贵族的政治权力的这种继承制度还用法律固定下来，法律准许父亲对子女握有生杀予夺之权。这种情况妨害了年轻人献身于建立平等的崇高理想，因为法律把他们置于完全从属于老子的地位，而老年人在接受崇高壮丽的理想方面是大大不如年轻人的。

最后，如果仔细考察一下妨碍非贵族出身的德高望重的人士居于社会前列的原因，那就必须承认希腊人和罗马人的社会组织，总是使出身于占民族中的人数最多的阶级的人士默默无闻，而不管他们的真正能力比贵族如何高强。

作为神学封建体系的基础的原则，跟作为希腊人和罗马人的政治体系的基础的原则大不相同，甚至在某些方面还是针锋相对的。

在希腊人和罗马人的社会里，精神权力从属于世俗权力，是后者的驯服的助手。

在中世纪欧洲人的社会里，精神权力的影响占居上风；精神权力具有全欧的权威，而世俗权力只具有地方性的权威。

在希腊人和罗马人的社会里，精神权力完全掌握在贵族手里。

在中世纪欧洲人的社会里，在神学封建体系发生作用的整个时期，精神权力一般由平民掌握。

简而言之，在希腊人和罗马人的社会里，把社会的公益工作交给了贵族办理；而在整个中世纪的欧洲社会里，乎民一直作为领导者居于社会的主要地位。

僧侣阶级大部分出身于平民，而且经常由平民领导，甚至在教皇是由贵族中选出来的这种罕见的情况下，也是如此。从希尔德布兰德教皇到十六世纪，人类应把文明的进步归功于僧侣阶级。这一进步是无法估量的，它把人

类理性提高到希腊和罗马社会的最灿烂时期都没有达到过的高度。

正是天主教的僧侣阶级使高卢、日耳曼和整个欧洲北部的全面开发工作得以实现，正是他们指导和亲自进行了初期的开发工作。

正是僧侣阶级使欧洲人能够走上智慧的进步，他们在整个中世纪一直关心于在欧洲各地开办学习读书写字的学校。

正是僧侣阶级把希腊人和罗马人创造的和后来遭到蛮族劫掠而幸存下来的科学、文学和艺术文物保留下来。

正是僧侣阶级订出神的休战诫命以后，才控制了世俗权力的领袖们的好战野心。

正是他们开始使交通便利起来，鼓励人们修桥铺路，宽恕献身于这种工程的人的罪恶。

正是他们通过立法规定了在民事和刑事诉讼中保护私人利益的准则。最后，正是这个阶级从希尔德布兰德教皇一直到路德时期，从事于科学

和其他脑力劳动部门的工作。

有人可能反驳我们对于僧侣阶级掌握社会公益工作领导大权时期的基本情况所作的赞扬，而说古代埃及人的精神权力就曾高于世俗权力，并且也是由当时的平民所掌握的。

我们对此回答说：神学和封建体系的完美结合，在于它使僧侣阶级成为一个把欧洲的各族人民联系起来的政治纽带；在于它为精神权力划定一个无论如何不能超越的范围，以免社会受到巨大的阻碍。僧侣阶级领导了对欧洲各族人民都有益的工作，但它并没有直接统治过欧洲的任何一个民族，而古代埃及的祭司却完全吞并了世俗权力，使埃及的全体居民都服从于修道制度并完全不关心道德。

我们认为，已经没有必要再把第二个比较继续加以发挥。我们从这第二个比较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在中世纪欧洲人的社会里，德高望重的人，不管他们的家庭出身如何，都比在希腊人和罗马人的社会里有更多的机会升到社会的前列。

第三个比较罗马民族的人数比希腊民族的任何一族都多得多，但罗马民族的任何一代的人数始终没有超过五十万人。

罗马人的国土比希腊的任何一族的疆土都辽阔得多，但从来没有达到诺曼底人的国土那样大。

罗马人把一切非罗马人都叫蛮族，并且说：“对付蛮族，不是使用镣铐，就是把他们杀掉。”希腊人采用这个惨无人道的原则还要早，他们把外国人看成敌人，认为外国人和他们的财物是最好的猎物，只要他们能够抢到手的话。

希腊人和罗马人把自己置于人类之敌的地位，结果必然被人征服，而他们的政治社会也终于消灭。尽管他们在军事力量和智力发展上占有优势，但是他们仍然不如人类的其余部分强大，因为在他们宣布一切外国人都是自己的敌人以后，就使人类的其余部分团结起来反对他们。他们越扩大自己的侵略，也就必然加快自己的灭亡。

最后，由于希腊人和罗马人的社会组织具有这种根本缺点，所以他们的政治社会便被完全消灭了。

从中世纪欧洲人接受神学的和封建的社会组织体系以后，他们的社会情况就完全变成另一种样子。他们的政治社会已由六千多万人构成，整个中欧

和西欧都属于他们，成了他们的公共领土。

后来，这个社会无论在领土方面，还是在人数方面，又不断扩大。

这个社会开始遭到萨拉森人和萨克斯人的疯狂进攻，但是萨克斯人后来信奉了基督教，而加入中世纪的欧洲社会；至于萨拉森人，则被欧洲社会用武力从法兰西驱逐出去，挤到西班牙南部。后来，欧洲社会把战争推到萨拉森人的国土，从而迫使他们放弃重新征服欧洲的一切企图。

由此可见，这个社会最初也是反对基督教的，可是后来皈依了基督教，并把长期骚扰危害它的北方各族联合进来。

最后，经过数个世纪，这个社会发展得比人类的其余一切部分更加优越，达到毫不惧怕外国人侵袭的地步。

如果观察一下中世纪欧洲人的政治社会的作用是怎样不断增长的，他们的政治社会的人数是怎样变得比以前任何政治社会的人数都多，这个政治社会最后怎样达到从十五世纪开始不再害怕任何外国人入侵的巩固程度的，那未，中世纪欧洲人应当把自己享有的这种优势归功于基督教所宣布的如下原则：“人人都应当兄弟相待”。

因此，在作完这第三个比较以后，显然可以看到中世纪建立的神学封建社会，是比希腊人和罗马人建立的社会拥有更好的政治组织的，因为同以前的一切社会比较起来，这个社会人数最多，而且拥有更多的手段去防御外敌，最后还因为它比人类的其余一切部分占了绝对的优势。

第四个比较古代的各族人民发明了语言、文字和计数方法。他们也制造了一些原始的工具，人类利用这些工具可以开始做出更多的工作。

古代的各族人民创造了各种艺术，他们把艺术提高到空前未有的完美高度。

在真正的发明方面和创造直接影响情感的艺术形象方面，古代各族人民仍然是我们的老师。

应当承认，古代各族人民在这方面的成就，至今还没有一个后继者能够超越。

但是，在深入的观察、巨大数字的计算和概念的抽象方面，在认识支配自然现象的规律方面，古代的各族人民还没有脱离幼稚阶段。他们几乎完全不知道物理科学和数学，而他们所掌握的一般道德观念，也只对他们具有理论的价值，因为他们还完全没有想出把这些观念用到政治上去的方法。

如果有人说太阳比伯罗奔尼撒半岛大，希腊人一定认为这是荒谬绝他的臆造。

至于在政治方面，他们认为一切民族都是天生的不可调和的敌人。他们下了很大的工夫，去为本民族寻找统治其他一切民族的手段，而不去努力使自己了解：要想得到好处，就得联合和团结他们的力量去影响自然界，并用最有利于提高他们福利的方法去改变自然界。

在他们看来，军人等级应当永远占后优势；他们认为实业活动是下贱的，所以按照他们的意见，人数最多的奴隶阶级，是政治社会存在的必要条件。

他们只能发明出使领导大权掌握在贵族出身的人们手里的社会组织。社会被他们分成三大阶级：拥有奴隶的主人，没有奴隶的主人，奴隶。没有奴隶的主人也必然依附于拥有奴隶的主人，因为当时认为为生计而工作是下贱的事，而且他们也不能做这种工作。此外，政治活动也在吸引他们，时常要求他们到公共广场去集会。

他们只把精神权力看作是世俗权力的助手。他们也不理解：一般道德是一问应当调整社会活动的科学，而可以加速文明进步的最好手段，则是在一切军人权力和世俗权力之上，建立起一个负责一般道德的教育和维护工作的机关。

中世纪欧洲人所持的观点，比古代各族人民高得多，他们已经向前边出了一大步。

他们认为，艺术体系已被他们的先驱者发展到足够的高度，而且符合于文明所处的状况。他们没有从事艺术的改进工作，而把自己的一切力量和精力都放在道德和政治体系上了。②

古代各族人民以建成含有最纯洁的一般道德原则的基督教，使自己的活动达到顶峰，但是他们还没有在政治上对自己所创造的这个高尚的学说加以任何应用。中世纪的欧洲人以他们从前轻视的基督教原则作为自己的社会组织的基础，并且为了使基督教适应于欧洲社会长期遭受北方入侵的蛮族蹂躏之后所处的愚昧状态，而赋予基督教以天主教或教皇宗教的形式。

如果以哲学观点考察中世纪文明的发展进程，那就必须承认：人类理性在这一大段期间的活动，接连表现了三个明显的特点。

在九、十、十一和十二世纪，以及在十三世纪的上半期，智力出众的欧洲人曾专门从事社会组织体系的改进工作，也就是说，他们要解决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

他们要改善奴隶的命运，准备完全废除奴隶制度。

他们要使道德家高于军人，要使和平人士高干好战分子，并且要使没有财产的主人、即没有奴隶的主人得到光荣的生存手段和能够容易升到适合于他们所表现的才能及其对社会的贡献的社会等阶。

然后，他们还要保证新社会永垂不朽，并促使新社会采取如下的一般政治原则，这些原则既不会引起人类的其余部分敌视新社会，同时又使新社会很容易同不再是死莽的其余民族结成同盟。

最后，这个新社会还要为人类理智的向前发展和研究支配自然现象的规律的工作提供各种手段，并促进以改造自然为目的的实业家竭力使自然尽量适合于社会的用途和需要。

这项任务被查理大帝、亚勒弗烈大王、格雷哥里七世和其他许多人出色地完成了。凡是研究过他们的工作成果的人，都完全承认他们的才华。

集合在亚历山大城的一些希腊思想家和犹大哲学家，在那里创立了基督教哲学；他们宣布的一些原则，后来成了神学封建体系的基础。但是，中世纪的哲学家们，为了把这些原则按照那个时候的条件应用于当时的社会制度，也曾做了许多工作！

基督教本质上是民主主义的，所以要想把它原封不动地用于政治体系，必然把社会引入无政府状态。中世纪的哲学家用天主教代替了整个基督教。夭主教本质上是君主主义的，所以它满足了建立新社会组织所需要的条件。为了使一些基本观念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必须事先把教会永无错误的

伟大原则变为僧侣阶级永无错误的原则，然后再把僧侣阶级永无错误的原则变为教皇永无错误的原则。然而，在基督教产生的初期，教会永无错误的原则只意味着大多数信徒永无错误。

② 格雷哥里七世，见第一卷第 266 页注。——译者注

也必须把以前鼓舞过僧侣阶级的无私心变成完全相反的另一种情感，即变成贪财心，以激发僧侣阶级去保卫他们的物质利益。只有利用这一手殷，才能使僧侣阶级创造真正的政治制度。

最后，为了用天主教代替由于过于纯洁而不宜用于政治的基督教，必须想出一些虚构的宗教诫渝，臆造出许多其他莫名其妙的东西，因为只有依靠这些东西，欧洲社会才得以巩固，以至成了人类的荣誉和希望。

简而言之，哲学家们现在看到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那就是他们必须掌握物质权力，换句话说，就是掌握中世纪期间属于僧侣阶级、特别是教皇的那些财富，以便使军人政治服从于科学领导，使狂暴的欲念服从于欧洲人的理性才华。这种情况一直继续到路易九世继位为止。

这位哲学家通过以最高的道德原则为基础的治理活动，使研究欧洲社会的工作得到了新的方向。这个在当时很杰出的人物，似乎想到了百科全书计划。

在九、十、十一和十二世纪，以及在十三世纪的上半期，正如我们在上面指出的，欧洲人几乎完全从事于自己的政治社会的建立和巩固的工作了；到了十三世纪中叶，由于他们五个世纪以来几乎一直从事政治活动，而终于超过了人类的其余部分，并意识到自己的优越性，感到他们再也不害怕外国人了。

欧洲人由于再也不害怕外国人，才有可能自由支配迄今用于对外政策方面的那一大部分智力。当时，他们立即决定很好地利用这种智力，以促进他们的福利的增长。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乎民阶级曾同时献身于向种活动，其中一部分平民开始发展各种实业部门。从事实业活动的这部分平民是世俗乎民，而加入僧侣阶级的平民则研究物理科学和数学。罗吉尔·培根①是这个时代的伟大物理学家，他也是一位修道士。

指出下述事实是非常重要的：开始研究物理科学和数学的，正是僧侣阶级；一直到十五世纪以前，这两门科学几乎全是由僧侣阶级发展起来的。这个事实证明，僧侣阶级的存在对于十五世纪以前的社会有过极大的好处。这个结论，同目前仍在科学中占统治地位的错误的哲学观点针锋相对。显而易见，我们正应当把十五世纪以前的文明进步归功于僧侣阶级，但是我们的一些作者却责难僧侣阶级，说他们是文明发展的最大障碍！

现在，我们来考察神学封建体系的第三个时期。这个时期包括十五世纪和十六世纪。

一些伟大的发现决不是偶然产生的，它们向来都是劳动的成果，劳动培育人类的理性去思考或寻找这些发现。

一方面，十五世纪以前很久就出现了指南针的发明；另一方面，十三世纪和十四世纪在航海技术方面取得的成就，为十五世纪的欧洲人提供了发现美洲的手段。美洲的发现，对于思想体系起了极其良好的哲学影响，使人们由此切实知道了自己居住的行星的大小，驱散了认为整个宇宙是为了人而创

① 在希腊人和罗乌人的社会体系与查理大帝和格雷哥里七世建立的体系之间。隔着很多世纪，应当把这几个世纪看作过渡时期。由于人类的理智不够健全，在形成一个新体系的理论和实际用它去代替旧体系以前，都得把原有的体系打得粉碎。野蛮民族由于彻底破坏了希腊人和罗马人建立的社会组织，而对人类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造的观念。当人们比较其他天体之后而知道了我们的行星的大小的时候，那种使人自高自大和不善于从事改善自己状况与提高自己的真正福利的观念，便显得十分荒谬无稽了。

十三世纪和十四世纪进行的天文观察，以及这一准备时期的数学成就，使天主教修士哥白尼得到了发现太阳系的真实构造的可能性。

十四世纪制作雕版的最初尝试，以迅速增加手稿的复制份数为目的，这促使十五世纪的人发明了活字印刷术。

我们对于十五世纪的一些发现所作的上述说明，还只是对于这方面的某些专门领域进行的考察。现在，我们从更一般和更高的观点来考察这一令人惊奇的世纪。

十五世纪的欧洲人，不仅在物理科学、数学、艺术和手工业方面有惊人的成就，他们同时还在人类理性可及的一些最重要和最广泛的部门十分热心地工作。他们是全面发展的人，而且是自古以来首次出现的全面发展的人。他们恢复了艺术的青春，复兴了基督教亚历山大学派的高尚道德。一方面，他们使这种道德摆脱了天主教对它的轻视和加诸它的一切迷信；另一方面，他们又完善了这一学说，从其中排除了一切违反自然科学方面的新发现的观念。因此，十五世纪的人在道德科学和宗教科学方面、物理科学和数学科学方面、艺术和手工业方面的活动，同样都是很出色的。可见，正如我们上面所说的，他们是全面发展的人，因为没有一种有益的活动不是上述四个方面之一的构成部分。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真正的人民领袖，即领导人民日常工作的人士，开始站在这个运动的前列，保护人类这种普遍的奋发热情，并对它加以指导和调整。美第奇家族①都是商人和工厂主，正是他们这种人在十五世纪起了最出色和最重要的作用。

由此可见，在十五世纪，控制世界的权力终于转到健全的思想或常识① 方面来。

十五世纪是人类理性发展史上的光辉灿烂时期。应当把这以前的一切活动只看作事先的或准备的工作。好象一切已故的人士在这个时代又复活了，并结成一个团体，研究如何把一切智力用于提高人类的福利。只是在这个时代，人们才掌握了为把他们在一切和平劳动方面的力量和才华结合起来所需要的一切智力活动手段。

从此以后，人们就已经可以预感到，一种一定要把天堂移到人间，并把这个人间夭堂从过去搬到将来的伟大的道德、理想和科学活动，有了实现的可能。

这种智力活动，是可能发生的这类活动中的最重要活动。它将以最直接的方式改进社会状况，发展社会道德；它将清除那种认为今不如昔的错误的和悲观的思想；它将创造一种真实的、令人快慰的和特别振奋人心的观念，即叫人们认为我们付出的劳动可以改进子孙后代的福利。从本质上说，这个

① 培根，罗吉尔（Bacon，Rogerl214—1294 年），英国的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他建立了研究自然的实验方法，反对当时占据统治地位的教会经院哲学。培根曾因批判僧侣阶级的道德堕落而屡遭迫害。——译者注

① 美第奇家族是 1434—1737 年统治佛罗伦萨的一个意大利工商业家族，出过许多大银行家和商业家。── 译者注

观念是宗教观念，因为它认为升人天堂是对生前所做的一切有助于改进人类命运的活动的最终善报。

现在把我们的第二个论点概括如下：中世纪形成的神学封建体系，比希腊人和罗马人的政治和宗教体系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人类的文明；它最终在十五世纪创造出来的劳动成果，使现代的各族人民比古代的各族人民提高了许多。

从十五世纪开始，哲学家们主要应当破坏神学封建体系，因为这个时期做出的一些发现，已经提供了必要的材料来建立大大超过中世纪的社会体系的社会组织体系。

到目前为止，破坏的工作已经有了充分的发展，而在创立新原则的道路上也只存在着偏见之类的小障碍，所以哲学家们应当同心协力来建设符合于教化和文明现状的新社会体系。

第三论关于十五世纪以来的文明的进步

破坏一个曾在世界上起过主要作用的政治社会，并根据新制度建立一个新的政治社会，是一项十分重要和十分艰巨的工作，它比我们的任何其他智力活动都需要更多的时间。

因此，用去许多世纪来彻底破坏希腊人和罗马人建立的政治体系和准备建立中世纪各族人民所实行的社会组织，这是不足为奇的。

对于下述现象更不应当感到惊奇：从十五世纪开始，直到今天，欧洲的哲学家专门从事的工作，一方面是破坏神学封建体系，另一方面是准备建立科学实业体系；他们对于应当作为新社会组织的基础的各种机构，还没有形成系统的见解。

破坏神学封建体系的工作，是从批判在整个体系中占有优势地位的制度开始的。

对于教皇宗教的信仰，受到路德②的直接攻击和哥白尼的间接攻击。

路德谴责教皇宗教，说它贬低了基督教道德。”他宣传说，教会永无错误的原则最初只是信徒的最一般观点，而把这一原则变成教皇永不错误的原则，便为社会带来了大害。他证明说，罗马教廷在精神权力和世俗权力方面没有万能的职权。

哥白尼证明了宇宙不是专为人而创造的，因为人在宇宙中只起着非常次要的作用，人居住的行星是我们已知行星中的较小行星之一，同时它完全不是古代人所想象的那样位于宇宙的中心，而是围绕太阳周转，太阳又围绕另一些更为巨大的天体周转。

由路德和哥白尼奠基的工作，直到南特敕令废除以前，都是学者和整个社会的注意中心。

② 我们是按“健全的思想”或“常识”这两个词的本义来使用它们的。我们把“健全的思想”或“常识” 理解为最大多数人或绝对多数人的观点或思想。我们的目的是指出只有任这个时代，人民的呼声才能够作为神的声音而受到重视。社会上的多数，过去是而且今后永远是由从事手工劳动的工人所构成的。因此事物的本性决定了实业工作的经营者是领导者，是多数人意见的代表者。在十五世纪，美第奇家族宣布的人民的呼声，从世界存在以来第一次表现出它的真正的神的性质，因为到这个时候，人民才开始通过自己的领袖，大力保护科学、艺术、哲学和一切能够改进人类身心福利的和平劳动。

到这个时期，罗马教廷完全丧失了它对世俗权力的重大影响，因为北方的一切国家都建立了不受教皇管辖的精神权力，而南方各国则迫使教皇放弃对于政治和宗教的最高大极的要求；作为神在尘世的全权代理人的教皇，在这以前一直提出这种要求。从这个时代开始，哲学家只把批判精神权力看成辅助的和次要的工作。

批判家从神学和科学观点出发，完全推翻了神学封建体系在精神权力方面所依据的原则以后，便把自己的主力用于批判世俗权力方面。

伏尔泰、狄德罗、达朗贝尔和十八世纪法国与欧洲其余部分的一切有名的著作家，都证明了某些国玉对人民有过很大功劳，因为他们镇压了势力强大的诸侯，从贵族手里把全部政治实权夺取过来，并掌握了原来被地方领主肢解了的国家主权。这些著作家还证明，世袭的贵族制度应当废除，因为不必再用它来维持社会秩序。

另一些重要工作，从十五世纪到现在，也一直吸引着整个社会的注意，这种工作有两类：一类是由学者进行的，另一类是由实业家进行的。我们先来研究实业家的活动。

实业家同王权结成反对贵族的同盟，国王靠着他们的支持，才得以掌握原来把持在贵族手里的政权。

作为对王权服务的交换条件，实业家得到王权的保护；他们利用这项保护，彻底摆脱了自己所处的奴隶地位。

后来，实业家自己组织起来，并利用自己的组织终于形成一支巨大的社会力量。这是和平的力量，但比责族至今领导的军事力量还有威力。国王之所以能毫无困难地把世俗权力的领导权交给实业家，从而使社会摆脱它当时仅有的一个负担即贵族，这就说明了实业家的力量。

实业家的组织通过银行的成立而全部完成。银行把实业的一切部门彼此联系起来，并指导实业界的资本用于政治方面。

科学和艺术界的人士也跟王权结成了同盟，他们向国王献策推翻教皇的统治，并以科学的论据和艺术杰作的展示①来反对人民中的迷信观念，而教皇的最高权力就是以这些迷信观念为基础的。

作为替国王效劳的交换条件，学者和艺术家受到了各种特殊庇护，以至国王承担了为他们成立学术科学院和艺术科学院的责任。

他们使这些科学院脱离了僧侣阶级而浊立。当然这是必要的，因为不这样的话，神学家就要妨害他们的发展，拿教皇永无错误的学说同他们的科学

① 路德对于欧洲人有很大功劳，因为他攻击了教皇权力，使整个欧洲北部消灭了这项权力，而在教皇权力不再符合新的教化水平和社会需要之后仍继续信奉天主教的各族人民中间，则大大破坏了教皇权力的威信。但是也不能讳言，路德的观点只是因为含有批判精神才有价值。如果从本质上考察他的观点，并且不拿它们与天主教观点比较，那就应当承认他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决不能指导人类理性。路德创立的道德和宗教，一点也不符合当时社会的需要。这位宗教改革家打算使基督教恢复到初建时的原样，但是他的这种想法是不对的。基督教的最初目的是消灭奴隶制度。在它达到这一目的之后，应当为自己规定出新的。继续向前迈进的目的，这就是要建立一种可以保证一切无产者经常有工作、一切社会成周都受到实证教育和得到能够促使他们的智力发展的享乐的社会组织。从另一方面来说，路德的宗教也是不对的，即这位宗教改革家从宗教仪式中取消了艺术作用，但这是愚蠢的作法，因为神学同艺术是姊妹。我们准备在另一论里再来研究这个问题”。*圣西门没有在本文的另一论中研究这个问题，而是在《新基督教》中讨论了这个问题。——译者注

论据和他们把社会注意力吸引到最有益于社会的各种职业的努力相对抗。我们认为不必进一步发挥这一节的论点了。我们从此以后只想论证一个

在这种情况下具有非常重大意义的事实，即王权后来成了支持精神权力和世俗权力方面的革新者的机构。

第四论关于一七八九年以来的历次社会改革的尝试

从十五世纪开始到 1793 年，欧洲人一直十分热心地致力于破坏神学封建体系，但是他们始终未能达到发现应当代替行将灭亡的体系的新体系的地步。①

只是在 1793 年，才开始了以改革社会为目的的工作。从这时开始，社会经过了四次实验。我们现在就来依次考察这四次实验。对法国社会进行的第一次实验，是试图把希腊人和罗马人的风尚和制度移植到法国社会里来。①

这个毫无根据的观念，是一些最狂热的革命者构想出来的。为使这种尝试获得成功，首先必须具备以下几个基本条件：

再把二十分之十九的居民沦为奴隶；
把基督教费了很大力气才灌输到人们心里的一般道德的崇高原则从一切人的思想中连根铲除；
把欧洲各族人民的人数减少到可使每个民族得以每天到公共广场上集会，并在那里讨论与他们有共同利害关系的问题的地步。

这第一次实验达到了如此荒谬的地步，以致企图叫成年人穿上儿童服装的做法，都不再被人看成是可笑的事情。这个企图是开倒车，所以也是错误的。

第二次实验是由波拿巴进行的，他企图恢复查理大帝时代的盛世。这次实验不如第一次实验那样荒谬，因为它倒退得并不太远。

但是，在查理大帝那里表现为雄才大略的东西，在他的模仿者波拿巴这里变成了得到巨大的才能和坚强的意志所支持的任意妄为。

波拿巴的尝试起初获得了光辉的成就，这对于被他的军事胜利所陶醉的

① 在十五世纪以前，人民的注意力一直被宗教观念所吸引，甚至在他们消遣的时候也没有忘记宗教观念。圣体出巡是一种大规模的群众性娱乐。剧院里上演宗教的神迹剧，音乐主要是教会歌曲。人们认为圣物是最好的礼品。显而易见，生活上的这类消遣，使教皇得到了高于国王的政治好处。艺术家得到自由以后，把关心社会的公共消遣的工作担负起来。剧院里不再上演宗教神迹剧，而开始在戏剧中描写大的历史事件和风俗人情。刻划美丽风景的优雅装饰品，快乐活泼的舞剧，代替了圣体出巡。教会的歌曲不再是唯一的音乐，音乐家找到了用自己的乐音表达各种情感的手段。音乐家同诗人合作，共同努力使人们摆脱神秘主义。最后，圣物也不再被人认为是最好的礼品了；绘画和雕刻的杰作开始变成人们所能获得的最珍贵物品。毫无疑问，这种新的消遣使国王得到了大于教皇的政治好处。

① 有人可能反驳我们，说英国人在十五世纪以后已经改革了他们的社会。我们对此回答如下：一、英国的

社会组织同中世纪欧洲建立的社会组织根本没有什么差异，它不过是略加改变的神学封建体系。二、欧洲大陆上的人所以钦佩英国的宪制，只是因为他们对英国的宪制还不够了解。其实，分析英国的宪制以后，就要承认在这种制度下，政府是民族的敌人，民族尽量保卫自己不受政府的侵害。因此，我们由此看到混乱和专制之间不断进行斗争，当然这种斗争完全不是事物的安定和稳定的秩序。三、最后，我们应当注意，英国的社会组织只能适于单一民族的国家，不能把它用于由多民族构成的社会，因为英国的社会组织是以民族利己主义为基础的。

法兰西民族来说，是根有诱惑力的。这个尝试特别受到民族当中的一部分谄媚逢迎和贪得无厌的人的完全拥护，因为心甘情愿为侵略者充当驯服工具的人，是要依靠战利品来生活的。但是，这位将军、即最有能力的革命家和长于剽窃的立法者所创立的制度，实际上对于法国和整个欧洲只有破坏性的作用。这种制度所以不能永久存在，有以下两个原因。

首先，波拿巴建立的社会体系，是以法国从物质上奴役欧洲为基础的。这种局势不能为欧洲所忍受，所以只能存在很短期间，何况法国人的力量抵不过欧洲其余部分居民的联合力量。

第二个原因同法国的国内局势有关，来自这个制度的根本缺陷，即把新贵族置于民族的首位。在第一代，这种局面还勉强能够抑制日益占居优势的平等感，而从第二代开始，这种情感就必然发泄出来，变成愤怒的情绪。

由此可见，波拿巴建立的社会组织制度也具有倒退的趋势，它既不能在欧洲长期存在，又不能在法国永久存在。

目前正在进行的第三次实验，是把英国的宪制搬到大陆上来。

毫无疑问，这次尝试要比头两次尝试好一些，因为它打算实现的倒退运动非常无力，但它仍然是错误的。

它之所以错误，首先是因为它的目的在于把一百多年以前所创造和实行的社会组织形式强加在大陆的各族人民身上。在一百多年前，整个欧洲大陆的知识界在政治方面还是停滞不前的，而从那个时候以后，我们的一切知识部门，特别是在道德科学和政治科学的实际应用方面的知识，都有了长足的进展，以致我们得到了建立比英国人在一百多年以前发明的制度无限优越的社会制度的手段。

这次尝试的错误还表现在另一方面，即英国的政治制度是以主权服从于贵族阶级为目的的，而实际上也得到了这种结果，但这显然同文明的发展进程相矛盾。在希腊人和罗马人的社会里，世袭贵族占据统治地位，而合法的王权只是在中世纪才建立起来。王权的体制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是人民的体制，它总是竭力限制世袭贵族的权力；它的使命显然在于消灭这种贵族，所以神圣同盟的任务就是宣布和实际消灭英国的宪制。

最后，这个尝试的第三个错误，在于英国的政治制度是由一个岛国人民建立的，而且只是用于他们自己。要知道，岛国居民不能升到一眼就可以环视和鸟瞰大陆的各族人民及其相邻各岛的居民的利益的高度。

一句话，把英国的宪制搬到大陆上来，不能提供达到改革欧洲社会的既定的伟大目的的手段。

但是，尽管如上所述，我们仍然认为向大陆介绍英国的政治思想，无论是在过去，或者是在目前，对于大陆的各族人民还是有好处的，因为这种思想便于由封建制度向实业制度过渡。

我们在研究英国政治制度的基本情况时得出这样的结论：英国的宪制不过是封建制度和实业制度的中间产物。

英国的贵族都是大地主，他们的地产根据继承权传给家属，国家的最高大权都掌握在他们手里，因为他们是巨大的土地所有者，即巨大的资本家。因此，从任何方面来说，英国的政治制度仍是封建主义的。

但是，英国的一切贵族又都是工业企业的巨大投资者，所以同实业的发展具有切身的利害关系。如果居民群众不竭尽全力促进实业的发展，英国的贵族阶级就必然同居民群众发生直接的斗争。因此，无论从哪方面看来，英

国的政治制度又是实业性质的。

然后，如果考察一下真正的实业制度将来应当怎样的问题（毫无疑问，人类在向往这种制度），那就应当承认：在这种制度下，主管公有财产的责任应当由实业企业的领导人担负起来，因为领导者阶级无疑要比一般投资者阶级拥有更大的经营实业的才能。

我们现在来研究第四次实验。这次实验与前三次实验有着本质的不同，因为它没有拉着文明倒退，而是以最积极的办法推动文明前进。

显而易见，我们在这里指的是神圣同盟。只用三言两语，就足以证明几个大国结成同盟作为欧洲的最高当局，已经给欧洲带来了巨大的社会福利；同样的，也用不了很多话，就足以证明这个同盟是文明的先前发展的自然结果，是从封建制度向实业制度过渡的最好手段。

毫无疑问，我们应当把欧洲享受到的普遍和平归功于神圣同盟；同样地，也不应当怀疑，神圣同盟最希望这种和平局面能够尽量长期地维持下去。要知道，和平是一切社会福利中最伟大的东西，因为只有和平才能用最迅速和最可靠的办法去发现最好的农业、工业、商业和政治措施。

由此可见，神圣同盟的存在对于欧洲人是有利的。

王权从诞生之初起就一直在保护人民的利益，反对僧侣阶级试图用神秘恐怖手段建立的专横制度。因此，王权的体制应当受到欧洲大陆各族人民的爱戴。经验也确实证明如此，因为甚至最初发起革命的民族，也热心地恢复了王权：最初建立了一个新的王朝，后来很快又把权力交回昔日的王朝。欧洲社会的最普遍的利益和愿望，是号召各国君主联合起来，对欧洲的社会公益工作进行最高的领导。

为了使封建制度能够和平地过渡到实业制度，必须建立一个最高权力机关。神圣同盟完全符合这个条件，因为它高于一切精神权力和世俗权力。

由于神圣同盟的存在，《福音书》所传播的道德开始在欧洲占居统治地位；而其他各种宗教派别所创立的道德，只能具有地方性的意义，它要服从于这一个历史上最仁爱和最宽宏的道德。这样一来，哲学家便可以自由而大胆地从事于改进社会组织的工作了。

最后，在欧洲的舆论对于符合文明现况的制度表示明确的态度以后，欧洲的社会便可以在神圣同盟的帮助下得到切实的改革。

这是因为神圣同盟虽然凌驾在现存的一切机构之上，拥有建立新机构的绝对权力，但要经常受到舆论的监督；而舆论可以支配着整个世界，任何人不论他有多大的力量，都不能把权杖从舆论手里夺取过来。

第五论关于必须出版新的《百科全书》以准备社会改革我们在第一论中说过：

“哲学是总括性的科学。哲学家的主要任务，是为他们所处的时代找到

最好的社会组织体系，以促使被统治者和统治者采纳，把它完善到可能完善到的地步，而当它已经达到完善的最高阶段的时候，就把它推翻，然后利用专门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在各自的专业方面收集的材料，在这个体系的基础上建立新的体系。”

我们现在来把这条原则应用于欧洲社会目前所处的形势，并把哲学家现在应当研究的工作的程序规定出来。

十五世纪以后，神学封建体系就已无力继续发展，它已对社会作出了社会能够期待于它的一切贡献；而哲学家们便致力于推翻它的工作，把它完全消灭掉，就象以前消灭希腊人和罗马人的社会体系一样。

哲学家们首先攻击这个体系的神学方面，然后打倒它的封建方面，最后同时批判它的精神方面和世俗方面。

为了彻底打垮这个体系，为了完全把它消灭，为了把它从思想体系中永远驱逐出去，哲学家们结成了一个团体，它的全体成员共同写了一部著作，名叫《百科全书》。他们在《百科全书》里分析了一切思想，并证明了神学和封建原则对于每一种思想的影响都是有害于社会的。

应当把《百科全书》的出版看成是引起革命的最重要原因。这次革命是一个可怕的危机，但是它产生了良好的结果，因为它使社会有可能组织得比在神学封建制度下更有利于公共福利。

十八世纪的哲学家很好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他们完全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因为舆论不再支持以前的任何一种体制，而只有王权例外。波拿巴努力恢复贵族体制而一无所得，便十分清晰地证明了这一点。

目前，十九世纪的哲学家应当开始担负起自己的任务，这项任务同十八世纪哲学家已经完成的任务截然不同。

十九世纪的哲学家应当联合起来，以便全面地和充分地证明在教化和文明的现状下，只有实业和科学原则能够成为社会组织的基础。或者更正确点说，就是证明在教化和文明的现状下，社会可以把自己建设得能够直接致力于改进社会的精神福利和物资福利。

十八世纪的哲学家为了推翻神学封建体系，写了一部《百科全书》；而十九世纪的哲学家，为了建立实业科学体系，则应当写出自己的《百科全书》。在这部《百科全书》中，应对一切思想加以分析，通过分析证明科学和

实业原则对这些思想发生了影响，并代替了封建和神学原则至今对社会发生的影响，这一情况的必然结果将是普遍的幸福。

应当组织征文工作，以便收集用来编纂欧洲的《百科全书》的各种著作。亚历山大皇帝知道经过激烈的政治动荡以后，需要重新研究欧洲社会组

织这个重大的问题。数年前，他在波兰议会上十分坦率地表示了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下面是他的大臣们当时记下的他的发言摘要：

“教化和文明的发展，毫无疑问引起了进行巨大变革的必要性；但是社会所要求的变革，应当用和平方式实现；准备提出的各项改革方案，无论如何不得具有可能再度引起暴乱的性质；改革家决不应当依靠刺刀来实现自己的想法。如果以适当方式向政府提出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的新建议，政府准备予以审查，但是政府将坚决镇压新的暴乱。”

我们响应亚历山大皇帝对哲学家提出的号召，并谨向他以及欧洲其他列强和各位君主献上我们的《百科全书》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