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册

问：我们现在提出第三个不同意见。正如我们要向您证明的那样，这个不同意见就是法兰西民族应当选择已在英国建立的政治制度，而不应采纳您所建议的政治制度。

但是，我们首先要问：您是否承认实验能象它成为个人的最好引路人那样而成为一个民族的最好引路人？

答：不错，我毫不怀疑地、毫无保留地承认这一点。

问：只要您承认这个原则，我就不难使您同意我的下述看法：您的体系没有任何价值，因为它同这个原则相矛盾。我们先来论证我们的观点，如果您能够反驳的话，然后再来反驳它。

英国人民是最富强的人民。虽然英国本土的幅员和人口都不能在世界上占居首位，但是英国人对整个人类起着最大的影响。在英国，人数最多的阶级生活在衣、食、住都非常良好的条件下；在英国，有钱的人可以在全国各地买到大量的享用品；最后，凡是其他民族希望得到的福利，英国人民几乎全能得到。

英国人所以能够享有这些福利，主要应当归功于什么呢？毫无疑问，主要应当归功于它的政体，也就是应当归功于它的社会组织比其他民族至今实行的一切其他政治制度都优越。

现在，我们拿英国宪法所依据的政治原理同您的体系所根据的原则作一比较，您就会发现这两个体制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差别。

您说应当由最卓越的实业家管理公有财产，因为实业阶级是最有管理才能的阶级。

而英国人说，管理公有财产的领导人，应以尽量保护实业阶级为其主要目的，因为实业活动是国家繁荣的真正源泉；但是实业家本身不应当管理公有财产，因为他们在这方面没有足够的知识，而致力于管理公有财产，又会妨碍他们注意自己的实业活动。

实际上，在英国，上议院是由世俗贵族、大主教和法官构成的，而律师、食利者和军人则占据着下议院的席位。这些人的票数对于决定公有财产管理的问题具有决定性意义，因为上议院全由他们把持，而在下议院和枢密院中他们又占绝大多数。

根据以上所述，我们可以断言您的体系同英国的宪制有矛盾，从而也就是同实验所证明的最好宪制相矛盾，所以您的体系没有任何价值。您对此会作出什么回答呢？

答：我的回答也象您的提问一样，将以观察为依据，也就是以实验为根据。

因此，我要对您说：我在第一册里对于法国现实社会从它开始产生直到今日的文明进展所作的一系列观察，证明了实业阶级不断壮大，而其他阶级则逐渐没落。从这十四个世纪的实验中我们可得出如下的结论：实业阶级最后必然占居第一位，实业家由于文明进步的最终结果，一定会升到最受尊敬和最被重视的地位，而委托最卓越的实业家掌管公有财产的时代最后必然到来，等等。

根据这个已被实验严格证明了的结论，我们可以进一步断言和推论：法国革命比英国革命晚开始一百多年，它的结果对于实业阶级的好处当然很

大，对贵族和资产者却十分不利，而英国革命就没有这种情况。我们说，英国革命使贵族、法学家、军人、食利者和国家官吏把民族的事务管理得符合实业的利益，而法国革命的最后结果将是消灭贵族制度，迫使法学家、军人、食利者和国家官吏服从实业家的指挥。

我对这两方面都是根据实验来推断的。因此，我的意见同您提出而被我采纳的原则是一致的。但是，在我们的观点之间也存在着差异：第一，您的观点所依据的是个别实验，即欧洲在英国革命后发生的事实，而我们的观点则是根据对现代各族人民的历史进行的一系列大量观察；第二，您把英国革命看成是文明进步在政治方面的最终极限，而我们认为英国革命和它所建立的社会组织，不过是欧洲各族人民的社会制度能够完成的一连串改革的倒数第二环。

根据我对您的看法所作的论断，我仍然认为我们的体系是良好的，而您的推论是不正确的。

您对此还有什么可说的吗？您还有什么其他论据来支持您的第三个不同意见吗？

问：不错，我们当然有支持我们意见的论据，而且我们深信我们将在这次辩论中获得胜利。我们不必在词句上下工夫，我们不要把主要注意力放在词句上，而要放在问题本质的研究上。

您断言最卓越的实业家能比其他一切社会成员更好地管理公有财产。您断言如果委托最卓越的实业家管理社会公益，社会就能得到它想得到的一切好处。您断言行政管理工作如由最善于管理这项工作的人员管理，并采用最能保证社会安宁的方式，就能做到管理费用最少，而人民负担最轻。我们认为您的建议、您的原则、您的体系都没有重要意义，而不管您把它们叫作什么。我再告诉您说，您的体系早被英国采用，英国人已把它付诸实现了。因此，您应当认为法兰西民族除了采用英国的宪制以外，不能再有更好的办法， 法国人应当努力在自己的国家里实行这种宪制。只用不多几句话，就足以证明我们的论断是正确的，即证明英国已经建立了实业体系。

在英国，由贵族（Lords）管理国家公有财产，因为他们控制着王权和下议院。但是，全体贵族都关心工厂和商业企业，对这些企业投入了比较多的资金。由此可见，英国贵族就是实业家，所以英国已经建立了实业体系。

答：英国政府完全不是实业政府，而是改头换面的封建政府，只要有可能，它就会违背实业方针。在英国，建立过一种过渡性制度，这种制度为法兰西民族和欧洲的其余社会开辟了一条由封建体系向实业体系过渡、即由政务体系向管理体系过渡的道路，并为此提供了种种手段。

就是应当这样来认识问题，其他观点都不符合理性的要求，并且会搞乱正确的思想。多年以来，法国一直把英国的宪制看成是典范，说它是人类理性在政治方面的最高发展阶段。这证明政治科学仍处于幼稚阶段，这证明国务活动家还因循守旧，这证明他们的理性还没有达到全面理解文明进程的地步。除此以外，这什么也证明不了。实际上，英国还完全没有宪制；在那里建立的秩序既不巩固，又不稳定，而且也不能获得这种性质。在英国的社会组织中，封建原则和实业原则同时发生作用。但是，因为这两种原则具有不同的和甚至互相对立的性质，因为它们把一个民族同时引向两个彼此相距很远的目标，所以由此产生的必然结果，就是英国人民还处于彼此冲突的状态。英国的政治局势处于患病和危机的状态，或者更正确一点说，英国实行的制

度是一种过渡性制度，而英国的宪制，如果您一定认为英国有宪制的话，则是一种混合宪制。

问：您所说的英国人民感染的病症，是一个完全新的病例，您需要对此加以说明。这种病非常奇特，这首先表现在它的持续时间上，因为这种病早在一百五十年前就已发生，可是至今尚未停止蔓延；其次，还有一点更加奇特，这就是英国人民的社会繁荣是同他们的这个政治病同时开始的，而英国人所得到的好处，却随着他们的可疑病症的发展，比其他民族又有增加。

坦率地说，您这位布道先生，本身就需要别人给您布道。您想给我们上政治课，而您本人就需要学习这门课程。您想教育我们，而您要先下工夫教育自己。您断言英国没有宪制，说这个国家的社会组织是个混合物，认为英国人采取的制度是一个因循守旧和只靠他们逐渐养成的习惯才得以支持下来的制度，是不能使人明确和满意地了解的制度，是其他民族不能效法建立的制度，最后也是不能作为欧洲社会改组的典范的制度。

我们现在来回答这个问题。您似乎既没有读过孟德斯鸠的著作，又没有读过布莱克斯顿①的著作；您也似乎不熟悉德洛姆①的作品，没有研究过英国议会屡次进行的关于均权问题的庄严的辩论。

您读一读《论法的精神》，就会看到人们只发明了三种政体，即专制政体、贵族政体和民主政体。在您仔细考察这个问题以后，就会承认这三种政体是人们所能发明出的仅有的几种政体；而在英法两国的立法学家的大部分作品里，您最终可以找到一个证据，证明这三种政体在英国宪制中结合得巧妙惊人，结果产生出唯一的最好政体。

现在，当我们已经把您的体系批驳得体无完肤的时候，我们要对您指出， 您的唯一错误在于夸大了自己的思想的意义。您用来建立自己体系的一切材料都是很好的，所以我们只想批判这些材料的应用方面，以及批判同您的思想有联系的一般观点。当然，一切天赋才能都应当用于发展实业；当然，政府应当保护实业，因为实业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当然，神学家应当鼓励实业， 因为有益的活动是一切美德之本，而游手好闲则是万恶之母；当然，立法者应当制定最有利于生产的法律，因为十分勤劳的民族要生活在社会的安宁最容易维持的社会中。但是，您不应当由此得出结论，说实业家的才能应当指导其他一切人的才能。总而言之，英国人发现并确立了一项应当加以研究的真理；可是您在自己的著作里，却忘记了一句相当古老然而非常适用于目前情况的谚语：强中还有强中手。

答：在您没有获胜以前请别忙着庆祝胜利。我们的争论还没有完结，我们现在不过是才开始进入正题。在您猛烈地攻击我的体系之后，仍对我表示友好的宽宏大度，我对此表示无限的感激。但是，我完全不需要这种宽宏大度，我感到自己有力量挡回您对我射来的一切箭矢。

首先，我回答您对于我悦英国民族患了政治病一事所作的戏言。我所以

① 布莱克斯顿，威廉（Blackstone，Williaml723—1780 年），英国的宪法学家，其所著《英国法律释义》曾传诵一时，为英国的社会制度吹嘘。他在三权分立学说方面继承了孟德斯鸠的理论，但在规定王权的性质方面又与孟德斯鸠不同。布莱克斯顿认为，国王不仅是行政权的体现者，而且拥有立法权，并同上议院和下议院一起构成议会的不可缺少部分。——译者注

① 德洛姆，让·路易（Delolme，JeanLouisl740—1806 年），瑞士的宪法学家，民主主义者，写有一部为英国宪法辩解的著作（1771 年），对欧洲政治思想的发展起过很大的影响。——译者注

说这是戏言，是因为您对于这个问题发表的意见，只能被我看成是笑谈。至于我这方面，完全不打算用笑谈方式讨论人类理性目前唯一应当关心的最迫切的重大问题，所以我们要对您说：关于政治病的观点，对于理解我们所描述的英国人民的政治局势只起着辅助的和非常次要的作用。您应当从本质上重视的主要观点，是关于英国的文明从它在十七世纪末发生革命以来所处的危机的观点。我现在就向您详细阐述这个观点，因为只是提出这一观点，还不足以使您了解它。

从组织上来说，人类生来就是过社会生活的。

最初，人类必须在政务制度下生活，而当人类在实证科学和实业方面取得一定成就以后，就应当从政务制度或军人制度向管理制度或实业制度过渡了。

最后，从组织上来说，人类在从军人制度向和平制度过渡的时候，还要经历一个长期的和严重的危机。

这就是人类理性对于文明进程所能作出的最一般考察。

现在，我们试用对文明进程所作的这种一般观察来说明英国人目前所处的状况。但是，为了使这一应用有效和可以被人理解，必须先从英国的内政和外交方面来考察英吉利民族的现实社会状况开始。

利用一眼就可看清事物整体的高屋建瓴的观点来观察英国的内政时，一开始就使人感到惊讶的是，英国有一种难以想象的不平凡现象；也就是使人看到英国人用两个互相对立的主要原则作为自己的社会组织的基础，看到这两个原则具有不同的和甚至对立的性质，以至由此必然产生而且实际上正在产生着下述的情况：英国人同时服从于两个完全不同的社会组织，他们在各个方面都有两套制度，或者更正确一点说，他们在各个方面，除了采用革命以前实行的和革命以后大部分保留下来的制度以外，还另创立了一种对立的制度。

因此，我们在英国人那里可以看到强征水兵法（La presse desmatelots） 与人身保障法（Habeas Carpus）并存，看到牧人用绳子拴着他妻子的脖子和绵羊一起牵到市场上去卖。如果他把妻子卖了一先令，他并不会因为侮辱自己的妻子，拿她跟动物一样对待，而受到任何法律制裁；但是，当他虐待自己的绵羊的时候，则要被处五英镑的罚款。富庶而且人口稠密的巨大工业城市曼彻斯特，在国会里没有代表；而拥有土地的任何一个贵族，即使他的土地上的一些小镇早已荒无人烟，也可以向下议院派九名代表。他在这些代表的帮助下维护封建权益，尽量提高自己的政治影响，迫使政府慷国家之慨向他们支付优厚的俸禄。

要想说清英国现存的组织上的一切矛盾，即使出版一百部用最小号字排印的对开本大书，也是不够的。

如果我们从英国的内政转而考察它的外交，那末，我们在这里也会发现上述的组织上的缺陷。我们可以看到，英国政府一方面言布自己的海上主权， 井由此检查一切往来的船只；另一方面它又规定黑人和白人平等，废止买卖黑奴。

我们又可以看到，英国政府在欧洲支持政务制度，而在美洲则庇护实业组织体系，反对政务组织体系。

一言以蔽之，英吉利民族早就在内政和外交方面处于危机状态，而欧洲大陆和美洲大陆的一切民族现在都经受的这个危机，显然是人类由于组织上

的缺陷在从政务体系向实业的社会体系过渡时必然遭受的危机。

这就是我能够提出来加强我们在这第二次谈话之初说出的而为您所反对的见解的最一般论点。现在，我要求您承认我是正确的，而您是盲从的。我以常识的名义要求您承认上述一切事实都是正确的。为了使我的反驳更加明确起见，我要再次列举这些事实。

一、英国没有宪制，因为宪制是使一个民族的全部政治机构都从一个原则出发并指导全民族的力量趋向一个目标的社会组织规划；而英国人的社会机构却具有两种互不相同的性质，它们指导英国的民族力量趋向两个背道而驰的目标。

二、根本上有缺陷的英国社会组织，不应当成为法兰西民族全力仿效的典范；只要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还没有十分清晰地认识用以建立巩固而安定的社会制度的方法，革命的局面就一定要在法国持续下去；

三、最后，法国首先发生和英国随后卷入的危机，必然以封建体系完全消灭和实业体系彻底建成而告终。现在被认为十分文明的各民族，只有在把管理社会力量的工作委托给最勤劳和最爱好和平的阶级，使军人阶级完全处于从属地位的时候，才能真正完全脱离野蛮状态。

问：您不必如此费劲地来反驳我们的不同意见，这不是您的主要任务， 您应当去反驳科学之父。您要证明孟德斯鸠的见解错在哪里，这是使您能够说服我们采纳您的体系的唯一办法。

答：科学在不断发展。现在，巴黎工业大学的任何一个学生，都可以轻而易举地解答阿基米得这位天才人物曾经花了很大力气才加以解决的几何学习题。在这些大学生当中，任何一个人的几何学知识都超过这位稀世的天才。

《论法的精神》出版已经五十多年了。在这段期间发生的政治事件当中， 最使人永志不忘的是法国革命。因此，我们现在可以就孟德斯鸠完全不知道的事实来进行讨论。

孟德斯鸠特别推崇英国的社会制度，而他这样作也是完全合理的，因为这种制度毫无疑问都比以前存在过的一切制度优越得多。但是，不能由此而断言，如果孟德斯鸠生在今天，他也不会发现可以大大改进这种制度的方法。

正如我一再重复的，英国人采用了或发明了具有实业性质的政治机构， 但他们把这种机构同他们保存下来的旧封建机构对立起来，平行地加以运用。因此，封建统治在他们那里受到的限制，比在欧洲其他民族那里都大得多。

法国革命是在英国革命后大约一百年才发生的，它最后必然改进英国的宪制；考察一下在英国的宪制下可能进行的改革，一眼就会看到作为限制封建力量而进入英国社会组织中的实业力量，一定在法国成为领导的力量。

问：您曾经说过，英吉利民族在十七世纪末经历了革命以后，就处于危机和患病的状态。我们向您指出过，您所说的英吉利民族感染的那种病是非常奇特的，这首先表现在它的持续时间的过长方面，因为它一直延续一百五十多年了。我们还向您说过，它在另一方面也表现得非常奇特，这就是英国人民的繁荣是与患病同时开始的，而且这种繁荣从一开始患病起也从未停止过发展。

在这个问题上，您作过非常激烈的争辩，并且力陈疾病这一观点只具有次要意义，真正具有主要意义的是危机的观点。您曾经向我们证明，英吉利民族遭受的危机是这个民族和整个人类从幼年期向成年期发展中必然会遇到

的。在成年期，一个民族和整个人类可以运用他们的全部能力。但是，您却只字未提您所说的英吉利民族所患的疾病。

我们请您明确回答下面的问题：您认为疾病是由危机引起的呢？还是疾病与危机没有关系呢？简而言之，英国人民所患的疾病是什么病？

答：无论是民族还是种族，或者是个人，在从幼年期向可以运用他们的全部能力的成年期过渡的时候，都要经历一个危机时期。

这个危机时期有长有短，强度有强有弱，痛苦有大有小，这要由该民族、种族或个人所处的具体条件而定。某些人没有受到痛苦就度过了这一危机时期；而另一些人，则受到黄萎病的折磨。

我说，把这个一般论点用于我们所研究的问题，就可以明确回答您提出的而我也决不想回避的问题：

“人类正经历其成年前的危机，这一危机已在英吉利民族那里开始明显地暴露出来。因此，这个民族所患的民族病，相当于个人所息的称为黄萎病的病症。”

问：请您向我们说明这种民族病的症状。

答：这种病的第一个症状，表现为政府成员的贪污受贿，他们承认、宣扬和推崇这种行为，而被统治者也默然同意；第二个症状比第一个症状更为普遍，它表现为整个民族非常爱财，从而把手段当成目的以致犯了大错。

问：请您证明这两个症状在英吉利民族身上的表现。

答：英国的一位最著名大臣曾在国会的全体会议上报告、分析和证实过这样一个事实：贪污受贿是英国社会组织的最重要成分之一。

这确实是一件非常有趣的奇闻。在下议院里完全没有反对党的时候，就会发生这种事情。这位大臣起来发言说：“如果你们不赶快成立一个反对党， 国王的金库便要装不下了，而我们的宪制便要处于危险之中，我们的自由就要名誉扫地。”

我们在发挥这一思想的时候，可以发现下述的情况：

每一个善良的英国人，每一个真正的不列颠人，都要养成议会良心。这种良心与他们的一般良心不同，甚至完全相反。被选人下议院的人，即使他确信大臣的提案是好的，有利于民族，也要反对这些提案，直到迫使内阁用高价收买他，使他改变立场，他才不坚持自己的反对意见。但是，他一旦把自己的表决权和观点卖给了大臣，就得支持大臣提出的一切方案，即使他认为这些方案不好，违背民族的利益，也要如此。然而，国会议员应当向内阁表示的这种以换取好处为条件的忠诚。是有它的界限的。他们决不会同意禁止内阁为在议会中取得多数票而收买议员的法令。

上议院议员同下议院议员一样，当然也有他们的议会良心。这种良心使他们向国王出卖自己的观点，但是贵族的尊严使他们应当得到的报酬是掌握大权，而不是收入金钱。

最重要的是应当指出，被我们发挥的那个大臣的这种观点，绝对不会引起议员的不满，也不会损伤民族的体面；而是恰恰相反，这只能使发表这种观点的那个大臣得到深谋远虑的政治家声誉。他在英国至今仍享有这种声誉。

如果我们从评论上议院议员和下议院议员的行为转而评论选民在行使他们的选举权时的行为，我们将会发现这方面的贿赂现象并不亚于上下两院。候选人或他的朋友们在竟选时花掉十万、二十万、三十万、四十万甚至五十

万法郎的现象，是屡见不鲜的。福克斯先生在选举中时常花费很多钱。

最后，如果我们考察一下英吉利民族公认的个人道德，就可以发现一个在英国人的言谈中暴露得非常明显的特点。当一个英国人说某人的价值有多大的时候，这就是说他拥有多少金钱，而不表明其他任何事情。在一般地评论一个人的时候，英国人只注意这个人的财产；英国人完全轻视人的其他一切品质和才能。

我认为我已经充分地证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英吉利民族所患的民族病，相当于个人所患的黄萎病。现在，我们来考察另一个也相当重要的事实， 这就是：

英吉利民族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有病，反而认为他们在政治上是再健康不过的了；他们在这方面的谬误，大得使他们把疾病的征兆看成是健康的标志了。正因为这样，我们才看到英国人吹嘘自己的社会组织，自以为它是政治体制的最高典范。执政党和在野党互相勾结处理国家事务时玩弄的手法，虽是双重勒索被统治音的手法，但却引起被统治者的赞美，其实他们应当对此表示痛恨和轻蔑才是。

炫耀自己的社会组织的英国所处的现况，跟一个息了黄萎病的少女的情况一模一样。这个少女夸耀自己的发黄的脸色，硬说这种皮肤颜色最适宜于妇女，使她美丽动人，而且认为这是健康的最好标志。

问：比较并不等于证明。我们暂且把您关于民族黄萎病的观点放在一旁， 而先来直接讨论我们所研究的重要事实。

我们保留请您回头再从另一个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的权利，而暂时同意您的下述看法：

一、英国人没有宪制，他们的目前社会组织只发生可以节制他们所遭到的政治危机的作用；

二、英国的社会组织是一种可以使政治机构的各个齿轮结合得尽量紧密有力的制度，所以仍然发生指导作用的封建机构的不利方面便大大减少；

三、英国人对被他们视为典范的社会组织的赞美，是他们的最可笑的谬误。

我们同意这一切论点以后，就请您说明英国人民的政洽错误对于法兰西民族会有什么意义。

答：如果法兰西民族用自己的观点来考察自己的事情，用自己的政治才能判断自己的事情；如果法兰西民族对于自己的过去进行应有的研究，设法发现自己用来达到预期目标的方法，沿着自己迄今走过的道路继续前进；简而言之，如果法兰西民族能够真正形成自己的政治观点，而不把英国人看成是寻找建立适合于自己的教化和文明状况的社会组织的方法的向导，那末， 英国人的政治谬误就损害不了法兰西民族。

我们先谈我认为法国人在政洽上应当遵循的观点，随后就不难对法国人应当采纳的观点作出正确的判断。

基佐在其《英国和法国历史评述》中，清楚明白地和不可置辩地论断了下列事实。他证明说：

一、法兰西民族和英吉利民族的最初制度是不相同的；

二、他们的最初制度后来在两个国家的演变也是不一样的，文明的进步在这两个国家中也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

三、在法国，王权的势力一直很大，而在英国，最有权势的是上议院的

议员。

基佐从这三个重要事实得出结论：法国人要想改进自己的社会组织，不必利用英国人所采取的手段，也不必象英国人那样去作。

我们在进一步发挥这位卓越的政论家的结论时，可以这样说：在法国， 应当改进王权的体制；而在英国，则应当改组上议院的体制。在法国，王权应当具备实业性质，肃清封建性质；而在英国，上议院的体制应当比其他一切制度早日完全摆脱其封建性质，并采取实业方针。

从这唯一正确的观点来考察法国人从完全结束了他们的荒诞革命行为的复辟时期以来走过的道路，我们发现它过去是并且至今仍然是一条错误的和不好的道路。一言以蔽之，无论从统治者方面来说，还是从被统治者来说， 它都是一条极其谬误的道路，因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对英国的社会组织赞叹不已，听任英国采用的政治原则支配他们的思想。

问：您所说的这一切，还需要再加一些解释。

我们首先请您向我们证明：法兰西民族在自己的政治活动中有哪些地方象您所说的那样是听任英国观点的支配呢？

答：我们可以非常容易地满足您的要求，因为下述的事实是大家都知道的，而且每天都在反复出现：法国的各个政党，在它们的勾心斗角中，都在援引英国的宪制：左派的政党、右派的政党、中右派和中左派，都拿英国历史上的事例来证明自己的观点；而且，政府主张议会任期七年的重要论据， 就是因为英国采取了这种办法。

因此，自然要产生如下的想法：法国人对于英国的社会组织的向往一定很强烈，因为他们看到一切政党都可以轻而易举从英国人革命后的政治实践中援引一些例子来支持自己的观点，这就清晰地证明英国人的社会组织不过是一堆相互没有联系的原则和措施而已。因此，对于法兰西民族来说，把英国的社会组织看成是值得仿效的范例，实在是有失体面。

问：我们再来究研方才提出的问题。这个问题既重要，又新颖，它可以满足民族自尊心，从哪一方面，它都值得深入和仔细研究。为了掌握新的观点，必须多想几次，而且要用不同的方式来想。请您详细向我们叙述您的观点，不过要换一换说明的方式。

答：我现在就来满足您的要求。 “地球上的各族人民都追求一个目的，这就是要从政务的、封建的、军

人的制度向管理的、实业的、和平的制度过渡。换句话说，每一个民族都致力于摆脱只能给他们带来间接利益的制度，而力图建立可以直接给他们创造共同福利和使大多数人的利益高干部分人的利益的制度。

“每一个民族都在选择自己的去向，每一个民族都在寻找自己达到这一目的的途径。

“欧洲的各族人民比世界上的其他族人民更接近于这一目的，法兰西民族和英吉利民族离这个目的最近。①

“为了接近这个目的，法国人改进了君主制度，而英国人则建立了议会制度。法国人民大部分是君主主义者，而英国人民则大部分是议会制度的拥

① 很多人认为美国人在政治方面比欧洲人进步，但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在人数不多而且主要是散居于辽阔地区的农民中间不难维持秩序，而要在狭小的地区建立起使多数人都感到方便的生活则极为困难。我们以后再直接讨论这个问题。

护者，经常对王权表示不信任。 “这种差异的起因是：在法国，历代国王都同实业家联合起来反对贵族：

而在英国，则是贵族同实业家联合起来反对王权。”

问：请您用不多几句话向我们十分清晰他说明这个可以使人类从政务制度向实业制度过渡的伟大政治改革将要通过什么方式实现。

请您向我们说明哪一个民族将首先开始这一变革，哪一个民族将第二个进行这一变革？

答：第一个开始这一变革的民族，将是用和平方式发起这一运动的民族； 在发生这一运动之后，对于管理公有财产最有影响的最重要机关将具有实业性质，而去掉其封建性质。

问：欧洲的哪一个民族能在全世界的一切民族当中最容易实现这一改革？

答：法兰西民族。

问：是什么东西使法兰西民族在这方面超过其他民族的呢？

答：是一个居于法国国王和实业家之间的唯一没有拥有巨大的实际力量的阶层，即没落的贵族阶级，因为他们在财产方面已经失去优势，而舆论对他们也没有好感，以致在法国没有严重的障碍妨害王权同实业阶级结成联盟，而所以必须建立这种联盟，是因为国王的利益和实业家的利益亲密无间。

问：但是，法国国王同实业家的联盟一定能产生使法国的王权具有实业性质而失去政务性质的结果吗？

答：当然能够，因为法国国王同实业家联盟的直接结果，是由国王陛下成立一个主要由实业家组成的最高委员会，而国家预算将主要委托实业家编制，等等。

问：哪一个民族将步法兰西民族之后尘首先由政务制度过渡到实业制度去呢？

答：这将是英吉利民族。

问：请您解释一下，英吉利民族为什么能够仅次于法兰西民族而发生由政务制度向实业制度过渡所必要的政治改革呢？请您注意，您还没有充分有力的论据来证明您的答案，因为您对这个问题的见解同法国、英国和整个世界的舆论完全相反，这些舆论认为法兰西民族在政治方面处于大大落后于英吉利民族的状态。

答：在英国，贵族控制着王权，国王只是一个虚有其表的牌位；实际上， 贵族利用王权为自己牟利，也就是为封建制度服务。由此可见，在英国，占有统治地位的政治机构，即对于管理公有财产最有影响和操纵整个国家机体活动的机构，乃是贵族垄断上议院的制度。但是，使贵族的封建性质变成实业性质，要比使王权进行这种改革困难得多。因此，法国政府一定先于英国政府取得实业性质。

如果法国国王成为实业的国王，即委托最卓越的实业家编制国家预算， 那末，他本身不会受到任何损失，他的私人利益一点也不会减少。这项改革只会影响他的宫廷官宦和无用或无能的国家官吏。在英国，情况与此相反， 贵族垄断上议院的制度是最有势力的制度，因为身为上议院议员的贵族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左右王权。在英国进行改革，正好触犯那些掌权的和极欲反对这种改革的人。

贵族本身，不管他们有无能力，都从民族身上，即从生产阶级或实业阶

级身上，以俸禄、薪饷、年金和奖赏等形式，榨取大量的金钱。如果把贵族加于实业阶级的这种金钱负担，同他们利用自己的权势、地位和社会影响对实业阶级进行的压迫加在一起，我们就可以看到，英国的实业家至今仍然受到政务制度或封建制度的最强烈和最严重的侵害。

根据我们以上所述，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法国一定先于英国建立起实业制度，因为法国的实业家最关心建立这种制度，而封建分子拥有的反抗手段，在法国又不象在英国那样多。比较一下法国和英国用来建立实业制度的手段，就会更加弄清我们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

问：使法兰西民族从政务制度向实业制度过渡的变革将在什么时候开始呢？

答：不能准确他说出这个时间，但是显而易见，它现在不会再遥遥无期了。在法国，已经找到建立安宁和稳定的政治制度的手段，因为正直的人士

（不管怎样说，在被统治者当中，甚至在统治者当中，他们都是绝大多数） 已经厌烦革命，极想摆脱己把国家这只大船搁浅了三十多年的浅滩，而且他们愿意付出巨大的牺牲来建立安宁和稳定的制度。这种制度将使阴谋分子垂头丧气，迫使他们成为爱好劳动和和平的人。

问：即使承认您提出的建立安宁和稳定秩序的手段是良好的，用它最容易达到这个目的，简而言之，这个手段必然会获得成功，但您也要知道，必须用很多的时间去向人们介绍，以便使他们能够判断和评价它，使一切有关人士确信这个手段十分必要而不得不去采用它。

答：这个手段最容易解释，任何一个工人都能向他的同伴们解释清楚， 只要有简单的常识就足以全面地评定它。因此，我们坚持我们上述的意见， 即法兰西民族从政务制度向实业制度过渡的开始时间不会再遥遥无期了。

问：现在请您说明：将怎样开始这一变革？即由谁来发起这一变革？谁能使这一变革具有合法的形式？

答：由实业阶级来发起这一变革，国王能使这一变革具有合法的形式。我甚至可以说，只要国王颁布一道法令，就能作到这一点。

问：实业家要用什么样的言词向国王呼吁呢？他们将用什么方式向国王陛下叙述自己的观点呢？

答：实业家应向君主进谏，提出内容大致如下的呈文： “圣上：从加佩·休①时代开始，直到路易十四在位时期，陛下的祖先（历

代国王）和我们的先驱者（实业家）之间，有过共同反对贵族的非常有效的联合。双方成功地把力量团结起来，并很好地利用了团结起来的力量，所以在路易十四在位末期，终于达到了目的。从此以后，贵族已经不在国家中占据独立的地位；贵族在这以后所以还能保留住势力，只是由于王权和实业家犯了政治错误：王权让贵族担任了位高禄厚的官职；实业家把无数的财产送给了贵族，并且受到并不光彩的虚荣心的支配，把自己的女儿和劳动产品献给了他们。

“圣上：从路易十四在位末期直到今天，王权和实业家双方都犯了重大的政治错误。在这一期间，最初的一些错误是国王犯的，但是最有害的错误是后来实业家犯的。从路易十四在位末期到路易十五驾崩，王极犯了一些最

① 加佩·休（CapetHugues）是法国加佩王朝（987—1328 年）的奠基人。从 1328 年至 1589 年，统治法国的是瓦罗亚王朝。1589 年以后，波旁王朝开始统治法国。——译音注

严重的错误；而从善良的路易十六即位以后，实业家应当受到最严厉的谴责。“在路易十四驾崩以后，王权应当采取什么措施呢？ “王权应当建立实业制度。国王应当接受本国第一实业家的头衔；他应

当把管理公有财产的大权交给最卓越的实业家，每年召集实业家开会数日来编制国家预算。

“可是，从路易十四驾崩以后到不幸的路易十六即位期间，王权做了一些什么呢？

“最初是摄政王②，后来是路易十五，都把王位看作是拿高薪不做事的清闲差事；他们认为自己在人世间的唯一工作就是享乐。他们偏妃外室成群， 就象波斯人的国王或蒙古人的皇帝所拥有过的那样；他们由于莫名其妙的神经错乱和完全不懂王权的真正利益，而支出了很多完全无益的费用，尽量寻欢作乐，同失败的贵族一起挥霍获胜的实业家的金钱。

“圣上：认识真理，对于国王特别有利。我们乞求陛下开恩，宽恕我们坦率地谈出了从路易十四驾崩至善良的路易十六即位时期的王权的行为。同时，您还会看到我们也将严格地要求我们的先驱者和我们自己，其严格程度决不亚于我们对民族的至高无上的首领的要求。

“现在，开始我们的自我检讨。我们先来研究现在。我们即将回顾的一切事件，都是陛下亲眼看到的，而且曾深深地打动过陛下的心。

“陛下至尊的皇兄登上了王位，他急忙宣布：立志改正王权在路易十五和摄政时期所犯的错误，并且愿意按照大多数臣民的利益来治理国家。这位善良的国君秉性严肃，生活俭朴；他呼吁能够帮助他实现善良愿望的正直人士向他进谏和给予他以支持。

“整个实业阶级本应当热心响应这个英明的号召；但是实业阶级并没有履行自己的义务，没有在这个十分重要的关头按照自己的利益行事和全力支持国王的仁慈计划，而是仍然采取旁观者的态度，对于英明的君主同宫廷官宦和特权阶层的斗争漠不关心。在这一斗争中，国王是为了民族的利益，而宫廷官宦则是为了保持各种弊端。

“路易十六把这一斗争英勇地坚持了十二年。他把慈善家杜尔阁①和银行家聂克尔②聘为大臣；他寻求并赢得可敬的马勒泽尔布③的友谊和一片忠心， 马勒泽尔布以进谏帮助他，但是终于因为没有得到实业阶级的任何支持，也就是没有得到全民族的任何支持，而不得不宣布国家预算中发生了他没法弥补的五千六百万法郎的赤字。他召集了各界名流开会，后来又召开一次宫廷会议。在这两次没有成功的尝试以后，便决定召开三级会议。

“在这个严重的关头，实业阶级本应当挺身而出。它首先应当出资弥补预算的赤字，然后应当向国王进谏献言：只有一个方法可以防止预算不再发生赤字，那就是改变陛下臣民的等级分类。凡是向国库交款最多而由国库取

② 指奥尔良公爵菲力浦。——译者注

① 杜尔阁，安·罗伯尔·雅克（Turgot ，Anne-Robert-Jacques 1727—1781 年），法国经济学家，重农学派的最著名代表，曾任财政总监。——译者注

② 聂克尔，雅克（Necker，Jacquesl732—1804 年），生于瑞士，曾任职于巴黎银行。——译者注

③ 马勒泽尔布，克里提安·纪约姆（Male，sherbes，ChretienGuillaumel721 一 1794 年），路易十五的大臣， 因其保卫议会的权利和要求召开三级会议而被路易十五免职，但不久以后又被路易十六起用。马勒泽尔布拥护王权，后来由于参加反对共和国的阴谋而被处死刑。——译者注

款最少的人，都应当被列为第一位。陛下应当授予他们以管理公有财政的大极。

“圣上：当然，如果陛下善良的皇兄晒纳这个忠诚的建议，那就不至于发生革命，也就可以完成一件伟大的善举。完成这件善举只需要微不足道的努力，而且不会带来任何灾难。可是革命要完成一件善举，却必然以造成许多灾难为代价。

“实业阶级没有履行自己的义务，没有做到我们方才所说的一切，而把王权和贵族视为一丘之貉，对国王遭受的困难暗自称快，拒绝向国王提供任何贷款，忘记了王库同时也就是国库。

“国王召开了三级会议，三级会议又变成制宪会议。制宪会议相继破坏了王权的各个部分，使英明的路易十六失去了自卫和保护国家不受阴谋分子侵害的能力；制宪会议超越职权，对于自己的创作给予冠冕堂皇的宪法称号， 迫使国王对这个假宪法宣誓。

“紧跟着制宪会议，召开了立法会议。立法会议的成员绝大多数是法学家、文人和各式各样的学究，他们的脑袋里装满了希腊和罗马的历史，连做梦都梦见了共和国。

“立法会议又披国民公会代替。国民公会使制宪会议和立法会议所犯的错误登峰造极，同时却贬低不幸的、英明的、仁慈的路易十六和王权，而王权一直是法国社会组织的基础。它把君主政体改成共和政体，建立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最民主的共和国。这个共和国竟然如此民主，以致使出身于最贫困和最无知的阶级的人都能在共和国中享有最大的权势。一言以蔽之，国民公会使极端混乱的无政府状态合法化了。

“实业阶级本应当驱散制宪会议，迫使立法会议的学究们闭嘴，把国民公会的一半委员送往毕塞特尔村，把另一半委员押解到夏兰顿村。①

“实业阶级本应当帮助善良的路易十六恢复他的全部权力，而且还要把这个权力加以扩大，使王权不为宫廷官宦和特权阶层所左右，劝说圣上委托向国库交款最多而由国库取款最少的人去编制国家预算。

“实业阶级没有走这条道路，以致受到了严厉的惩罚，因为粮食最高限价法案①使所有企业家都倾家荡产了。

“后来，波拿已恢复了君主政体，登上了宝座，戴上了王冠，拿起了权杖。实业家本应当反对他夺取法国的王位，因为一个篡夺分子不可能建立实业性的君主政体；他需要用武力去保护自己，他只能建立军人制度。实业家没有这样做，因而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了很高的代价，即在焚毁英国商品的时候，他们损失了大部分资本。

“在陛下驾返法国井恢复了自己王位的时候，实业家本应当自动地履行他们同外国人签订的一切条约的义务。此外，他们还应当向陛下提供大量资金，使您可以有钱恩赏和赔偿那些继续忠实于您的人。当实业阶级证明它拥有一切必要的力量来保卫国家不受外敌侵犯以后，封建权力就变成十分可笑和完全没有必要的东西了，而在实业家要求陛下废除这种封建权力的时候， 您当然不会在这一点上发现他们有任何不良的动机。您当然也会同意把编制

① 毕塞特尔（Bicetre）和夏兰顿（Charenton）是法国的两个村庄，因设有疯人院而出名。——译者注

① “粮食最高限价法案”是在 1793 年由山岳派提出并经国民公会批准的法案，参看中译本第一卷第 231 页注。——译者注

国家预算的权力交给那些向国库缴款最多而由国库取款最少的法国人，因为这些法国人都是最重要的实业企业的领导人，同时也是您的臣民中的最有能力管理财务的人。

“如果事件能按这种情形发展，那末，实业性的君主政体在您驾返法国的时候就应当建立起来了。

“但是，因为实业阶级没有主动地在您驾返法国的时候去迎接陛下，因为实业阶级没有公开地向您提供您为恢复以前的王权所需的援助，所以陛下就不得不到统治者中去寻找您本应在构成民族本体的阶级当中去寻找的那种支持。您不得不承认两种贵族，您不得不增加管理公有财产的官职。一言以蔽之，您不得不大大加重我们在革命以前所承担的负担。这是我们所犯的政治错误应当受到的正当惩罚。我们本应当拥护波旁王朝，可是我们没有公开地这样去做，所以犯了这种政治错误。

“我们还要做一个自我检讨，这个检讨将结束我们的忏悔。

“1817 年①，陛下发现旧贵族企图恢复他们昔日在法国享有的势力，发现他们致力于建立自己对于王权的控制和用贵族政体代替君主政体。当时， 您向实业阶级呼吁，公布了把营业税改为直接税的敕令。显而易见，在这种条件下，我们只能把最忠实的保王党人，即把忠心拥护波旁王朝的人选进下议院；我们应当从自己的伙伴当中，即从向国库缴款最多而不由国库支取分文的人当中推选议员。非常遗憾，我们当中有许多人投票赞成了那些没有认识路易十六的善良愿望的正义性的人士，另一些人号召人们把热心支持波拿巴的儿子②的人选为议员。因此，差不多所有的人都支持了巧言利词的候选人，这些候选人很少关心国库的充实，只想让国库多出钱为他们支付薪俸、年金和奖赏等。

“由于最后这个错误，我们丧失了以前取得的微小政治势力。这个错误成了国家支出激增（现在达到每年十亿法郎）的原因，促使陛下扩充政府机构和增加国家官吏的人数与势力，因为王权和波旁王朝这时只能在统治集团当中得到真正的支持。

“不错，我们已经明白了这一点，而且现在表示忏悔：的确，我们应当把我们至今对于王权、波旁王朝、特别是对于宫廷所作的谴责，大部分应当揽在自己身上。但是，我们生来就拥有自己的特有品质，这种品质天天都在发展，经常保证我们可以纠正自己所犯的一切错误，因为我们实质上都是从事劳动的人，从而不管贵族和宫廷宫宦出身如何，我们都比他们具有真正的和实际的优势。

“简而言之，在我们的政治存在和波旁王朝的政治存在之间有如下的差异：我们深信自己将在社会上占居首位，而波旁王朝则特别关心加速巩固自己的王朝，以建立实业性的君主政体。

“圣上：最近一百年来，法国无论在王权方面，还是在实业方面，都犯了一些重大的政治错误，但是不管这些错误怎样重大，它们都毁灭不了法兰

① 1816 年解散了“无双议院”。在新的选举中，反对极端反对派的人士获胜，大地主和贵族的势力消失。

新议院在 1817 年实施选举法，并采取了苦干自由主义措施。按新选举法规定，凡缴纳直接税达三百法郎的人，均有权参加选举。——译者注

② 指拿破仑的幼子，他被拿破仑分子称为拿破仑二世。1814 年拿破仑曾把帝位传给他，而当时他以米斯达公爵的身分住在奥地利，实际上他没有当过一天法国皇帝。——译者注

西民族的过去成就，改变不了法兰西民族的政治命运。法兰国民族在君主政体下生活了十四个世纪；从陛下的至尊王朝创建以来，一直到路易十四驾崩为止，波旁王朝和实业家之间都是结成同盟的：最初是为了反对大领主，后来是为了反对小领主，最后是为了反对各种特权阶层。

“法兰西人民由于过去的历史，负有在实业性的君主政体下生活的使命。

“只要实业性的君主政体没有建成，王权就不能不遭到重重困难，而实业阶级即整个民族，也就不能不对政府不满。

“如果法国的实业家和波旁王朝双方都希望建立这种政体，那末，任何东西都妨碍不了在法国建立实业性的君主政体。

“有哪些阶级可能反对在法国建立实业性的君主政体呢？旧贵族毫无疑问拥有最多的手段来反对这一伟大的政治行动，因为欧洲全体贵族对他们的支持，毕竟会使他们得到巨大的力量。但是，一方面，这种力量还远不如联合起来去实现公益目的的波旁王朝和实业家的力量；另一方面，旧贵族仍保持着高尚的情操，比一般人所想象的更容易同保证法兰西民族内部安宁和繁荣的制度和解。旧贵族所以激烈地反对一切政治革新，他们所以竭尽全力设法恢复旧制度，一则是因为他们愤恨革命时期出现的残暴，再则是因为至今领导民族革新运动的人都是阴谋家或疯子，其中没有一个人值得他们敬仰， 没有一个人提出过关于符合于文明现状的政体的明确概念，没有一个人向他们证明过取消贵族阶级将是全民族的伟大收获。新贵族的形成特别激怒了他们，而他们如此激怒也是完全有根据的。

“至于新贵族，人民并不尊重他们，也不爱戴他们，他们在国外和国内都没有拥护者或朋友。新贵族制度是一种诞生于昨天而不能活到明天的无用的制度，它没有任何办法抵制实业性的君主政体的建立。

“资产者，即非贵族出身的法学家、平民出身的军人和不从事实业活动的财产所有者，拥有比新贵族大得多的力量。但是，他们只有同自己所依赖的旧贵族联合起来，他们的力量才能变成真正的力量。他们还没有自己的政治特点，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些小贵族。他们作为一个政治集团的存在，不会比真正贵族的存在长久。

“军队目前都是由对军事毫无兴趣的士兵构成，从士兵的嗜好和习惯来说，他们都是真正的实业家。因此，他们不会反对建立实业性的君主政体。在军队中，只有军官可能希望军职照旧受到较大的尊重和在社会组织中比实业职务享有较大的优势。

“圣上：法国的君主政体在路易十四驾崩以前，当然实质上具有军事性质。这就是说，国家的第一阶级主要由军人构成，其次才由实业家构成，因为在这以前，民族的目的主要在于征服。

“从路易十四直到现在，法国的君主政体不能不是一个混合的政体：军人阶级丧失了自己的优势，而实业阶级还没有取得自己的优势。然而，这个时期决没有损害文明的进步。对于这个时期发生的事件还未能进行精确的分析，因为它们十分混乱，漫无头绪。而从军事性的君主政体向实业性的君主政体过渡，正是在这个时期进行的。

“在文明的现况下，只有实业性的君主政体适于法兰西民族，只有它能在法国巩固下去，因为民族的目的在于通过和平的劳动达到繁荣富强。由此应当得出结论：国家的第一阶级主要应当是实业阶级，而军职对于这个第一

阶级只有次要的和偶然的意义，仅是在防御敌人进犯和必须驱逐敌人的时候，才需要有军职。

“圣上：您的政府体制叫做立宪君主政体，这充分说明了法国的现实政治状况。‘立宪’这个词特别具有形而上学的性质，它表示社会组织处于混杂状态，其统治阶级由空谈家和文人墨客构成。实际上，在整个十八世纪中， 使不幸的法兰西民族和不幸的王权受到损害的，正是这些空谈家和文人墨客。近四十年来，国王和民族都被律师的空谈①所支配。这种空谈可谓集夸夸其谈和玩文弄墨之大成。

“圣上，已经是结束这个折磨了法兰西民族和王权一百多年的重大政治动乱的时候了，已经是宣布实业制度即实业性的君主政体的时候了。

“我们全体献身于实业活动的人，我们这些在法国居民中占二千五百万人以上的人，宣誓终生保护法国的王权体制和波旁王朝不受任何侵犯。这种侵犯可能来自国内，也可能来自国外；它不是反对王权体制，就是反对这个王朝。

“我们谨请陛下成立一个由最卓越的实业家组成的委员会，委托他们编制国家预算。”

凡是自身的存在和影响决定于自己的实业活动的成败的法国人，都应当在这份呈文上签名。也就是说，这份呈文应当由二千五百万名法国人签字。问：如果您只把这份呈文草案看成是一项建议，那末，我们是完全同意

的，因为这项建议使您可以十分明确地、肯定地和扼要地叙述您的观点。但是，如果您郑重其事地向实业家提出这份草案，要求他们必须按草案执行， 那末，您将大失所望，因为这份草案只会把他们吓倒，妨碍他们去支持您的体系。

答：我决不讳言，实业家至今在政治方面都表现得十分谨慎，还没有在这方面显示出任何大胆精神。正因为这样，至今还没有成立实业家政党；正因为这样，实业家至今还是政治斗争中的旁观者，而且一直是这一斗争的牺牲者。他们曾是雅各宾党人的牺牲品，后来又成为波拿巴的牺牲品，而在复辟以后，他们则成了极端分子，自由党人和执政党人互相争夺的战利品。何时何地都小心谨慎而没有一点勇气的人，是没有任何用处的，因为小心谨慎只有同勇气结合起来，才是有价值的。

问：全部问题在干应当对实业家进行政治教育，而您对他们所作的进言， 只有在他们受完政治教育以后才能发生作用。

答：我承认必须对实业家进行政治教育。正因为我深刻地认识到这个真理，我才决定出版《实业家问答》。由此可见，在这一点上，我同您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在应当怎样对实业阶级进行政治教育的问题上，我们的看法显然并不相同。

当教育者不是教导小学生，而是劝导一些戌年人时，我认为首先应当做的事情，是教育学生认识自己的价值，使他们相信自己的力量。

据我看来：第二个重要原则是：先教育学生实践，在学会实际以后再教他们理论。

最后，为了不把这个附带问题的讨论拖得过长，我可以告诉您，我们打算尽快成立一个实业党，这个党所采用的最可靠手段，是说服实业家直接向

① 我在这里把律师的空谈理解为他们对于政治问题的议论。

国王陈述自己的政治愿望，而不必求助于任何中间人。

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继续进行先前开始的讨论。这项讨论的任务是，确定法兰西和英吉利这两个民族中的哪一个民族最先对整个人类所向往的政治目的作好了准备，也就是说，确定哪一个民族最先对由政务制度向实业制度过渡作好了准备。这项讨论的任务，还在于阐明这两个民族能够用来达到上述目的的各种方式。我正在研究这个问题，我在继续进行我们的讨论时决不改变既定的方针。您可以根据自己的想法，把我提出的呈文草案看成是不切实际的或者是切合实际的，看成是十年以后才能实现的或者是明天就能实现的。但是在我们的讨论中，我们继续要把它看成是一个严肃认真的草案。

问：毫无疑问，如果这个呈文上有献身子实业活动的一切法国人士签名， 那末，它将发生巨大的政治效果。我们甚至相信，在这种情况下，国王陛下也会愿意受理它。但是，这项工作的主要困难，并不在于呈文的撰写，而在于使一切有关人士都能签名，因为如果只有少数人签名，它就只能具有空谈的性质，而不会产生很大的效果。

答：您把本末倒置了。我们这项工作的主要困难，在于如何使人们了解和明白我们呈文中叙述的思想，而叫人们在呈文上签名只是极其次要的困难。

比如，最近为向政府提供各种贷款而组织起来的那帮银行家，当征集法国的一切实业家在呈文上签名的时候，就感到比他们向政府发放贷款时容易得多。

正如我在本书第一册中所说的，实业阶级已经通过银行和银行家完全组织起来，银行把实业的各个部门彼此联系起来，而银行家则把各类实业家互相联合起来，所以实业家可以轻而易举地团结自己的一切力量，来达到他们的共同利益所向往的目的。实业界的领袖，即最卓越的实业家，还没有在政治方面得到实业阶级的组织给他们带来的好处。我在这里要向他们提出一种方法，使他们利用这个组织给他们带来的一切好处去达到他们过去只能奢望的最伟大的政治目的，即建立起实业制度。我也毫不怀疑，他们将会热心地着手这项工作。

问：可是，法律不会禁止集体请愿吗？王国的检察机关不能反对同意请愿的人在您的呈文上签名吗？

答：任何一个法国人都有权独自地或集体地向国王上书，陈述他们认为有利于国家繁荣富强的任何意见，只要他们的愿望具有正当的表达形式。禁止国王同他的臣民直接交流情感和交换意见的法律，对于国王和民族来说， 都是十分离奇的和有伤体面的法律。其实，要想达到所说的目的，甚至不必在呈文上签名。为此，只需要全体实业家阅读一下呈文，正式声明他们同意呈文中所陈述的思想，坚信国王能够用来保证法国安宁和使国家的繁荣富强立即全面发展的唯一方法，是由最卓越的实业家组成一个编制国家预算的特别委员会，也就可以了。实业家在政治观点上的这种志同道合，必然引起社会发生强大的运动，使民族的愿望强烈地和明确地表达出来，以致会使大臣和宫廷宫宦想转移国王陛下对于这些观点的注意力的尝试彻底失败。

至于您想叫我畏惧国王的检察机关，我说我有一切理由认为它毫不敌视我们的观点，因为它有最纯的忠君思想，其忠君程度比极端分子还坚定得多， 而极端分子实际上是拥护以家庭出身的特权为基础的贵族制度的。

问：现在我们来研究英国在这方面的情况。请您说明英国人怎样才能为

自己建立起实业制度？

答：英国人要想为自己建立起纯粹的实业制度，不必采取强制手段，但必须使他们的议会颁布一项关于废除指定继承人的法律和另一项关于动员地产的法令。

问：我们认为，叫英国议会同意颁布这两项法律似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正象您本人所断定的，议会是受贵族议员控制的。贵族一方面驾驭王权，另一方面操纵着下议院。而且这两项法律同他们的封建利益相矛盾，他们认为封建利益比实业利益重要和宝贵，所以他们肯定不会通过这两项法律。

简而言之，我们认为通过合法和和平的手段来实施这两项法律是不可能的，因为贵族有能力阻止它们的通过，也有足够的权力限制它们的实施。

从以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英国只能通过起义的办法向纯实业制度过渡。

答：毫无疑问，法国人为自己建立实业制度可能比英国人容易得多，因为在法国只要国王颁布一道命令，就可以建立起实业制度，但是我们不能由此断言：为了在英国建立这种制度，就绝对需要起义。

英国的贵族是欧洲最有教养的贵族，他们对于实业的重要性了解得最为清楚，没有一个贵族不或多或少地同实业有金钱上的关系。此外，英国人民有一种民族自尊心，使他们不肯落后于其他任何民族。您也会同我一样认为， 在法国作出建立实业体系的榜样以后不久，全体英国人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几乎毫无例外地把自己的个人利益放在一边，而同心合力地去为自己国家建立实业体系而努力。

问：在概括和补充您在这次谈话中所表达的观点时，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项原理：

一、人类总是要走向建立实业体系的政治机构的目的；

二、每一个民族都要通过不同的途径和利用自己特有的方法去达到这一目的；

三、法兰西民族和英吉利民族距离这个目标最近。乍一看来，英吉利民族好象比法兰西民族距离这个目标更近，但这是错觉，实际上法兰西民族距离这个目标最近；

四、在法国，为了建立实业制度，只由国王颁布一道敕令，委托最卓越的实业家编制国家预算草案就可以了：如果为数两千五百多万人的法国实业阶级悬请国王确信这个措施可以保证王位安全和民族繁荣富强，国王就一定会颁布这项命令；

五、当法兰西民族为自己建立起实业制度的时候，英吉利民族马上就会仿效法兰西民族；

六、当实业制度在英国和法国建立起来的时候，人类从政务制度向实业制度过渡时所遭遇的一切灾难就消失了。因为世界各国政府合在一起的力量都不如法国和英国的实业力量，所以危机将会由于不再发生斗争而结束，而地球上的各族人民在联合起来的法国和英国的保护下，将会很快地随着本国文明的发展，相继向实业制度过渡。

因为您确信这六项原理是正确的，所以您最好是利用您的一切力量和手段，去说服法国的实业家把您草拟的那份呈文呈献给国王。这一步骤依靠随后相继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将使人类的命运得到尽可能大的改善。

答：当然，我的全部工作的第一个并且是主要的目的，就是说服法国的

一切实业家，即说服二千五百万以上的人或民族的绝大多数一致行动，向国王呈交他们签署的呈文，悬请国王委托最卓越的实业家编制国家预算草案。这是因为我们深信这项措施将会结束夸夸其谈和律师空谈的制度。我们

目前正在这种制度下生活，它是继军人制度之后而来的混杂制度，而且也是破坏性制度，困为它已经使国家预算达到十亿法郎这样庞大的数字。

这是因为我们也深信这项措施把管理公有财产的大权交给确实能为民族造福的人管理，就会以最快的速度来改善法兰西民族的命运。

我们确认了这两点以后，又要遇到另一个问题：使用什么手段最能说服实业家向陛下进行这种请愿呢？

我们确信为此必须使用两个主要手段：一方面，我们要向实业家证明这项措施会使他们得到他们所希望的一切社会优势，而不会带来任何不便，因为实业家比社会的其他任何阶级都有能力管理好公有财产；另一方面，我们要尽量使实业家容易得到一种手段，以代表人数多得足以引起陛下注意的居民提出这项请愿。

同时我认为，一直到我们的工作获得最后胜利为止，应当轮流使用这两种手段。

现在，当我已把递交国王的呈文的草案提出的时候，我要根据预定的计划，请您回顾一下我们已作的讨论。如果您愿意的话，我们要再考察一下： 使实业阶级变成第一阶级，由国王委托最卓越的实业家编制国家预算草案， 对民族的大多数人的福利是不是真有好处。我们还要再研究一下：法国是不是确实应当实行实业体系而不采用英国的社会组织。同时，在我们的全部讨论过程中，要竭力对王权、法制和宪章表示最大的尊重。

对问题再进行这样的讨论以后，我们再研究一下：实业家怎样才能代表人数多得足以引起国王注意的群众向国王请愿。我们还要证明：如果巴黎的全体实业家都在我们草拟的呈文上签名，则采用这个简单易行的措施就足以达到目的。

告实业企业经理人先生

诸位先生，我请你们尽快得到我的著作并向各位的属下介绍这部著作， 这部作品只有在实业阶级当中得到最广泛流传才能成为有益的东西。

诸位先生，我希望你们注意，当你们本身尚未形成为一个政党来保护自己的劳动果实不受无所事事的消费者侵吞的时候，这种果实就要成为现有的一切政党互相争夺和吞占的猎物。

我还希望你们注意，编著宣传实业党的原则和观点的书籍，是使你们组成坚强的政党的唯一手段。

通过《保守者报》①的出版，成立了一个极端的保王党。这个党今天获得的胜利，迫使政府向它作了它所希望的几乎一切让步。但是它并不十分可怕， 因为支持它的只有贵族的仆从，而领导这个党的贵族并没有任何实力。

《法兰西米涅瓦报》②是形成现代的自由党的手段。幸亏这个党现在完全

① 《保守者报》（Conservateur）是极端保王党的报纸，由夏多布里安（参看本书第一卷第 160 页注②）创办，在 1818—1820 年间出版。——译者注

② 《法兰西米涅瓦报》（MinerveFrancaisc）是在 1818—1820 年间出版的自由派报纸，后来在 1820—1822

瓦解了，如果它顺利地实现了它的计划，又要把法国推上革命的道路。但是， 它也曾一度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

诸位先生，我们的信心要比《保守者报》和《法兰西米涅瓦报》当时的信心坚强得多，因为我们要建立的体系是使法国可能恢复安宁的唯一政治体系，只有它最能使社会繁荣和王国安宁；最后，因为一经采纳这个体系，只消几年功夫，就会因为劳动阶级的福利增加，而使消费水平提高十倍。

诸位先生，在结束这个通告的时候，我请你们把自己的力量同政论家的力量联合起来。通过你们的实践能力同政治家的理论能力的结合，你们就能保护你们的劳动产品不受不事生产的消费者侵吞。

我现在提出一个使你们同政论家联合的方案。这个方案是我对这个问题进行四十五年探索的成果。它既值得诸位仔细注意，又值得政论家以及各专业的学者和艺术家密切关怀。

依靠这种联合，国家大事的领导权就会转到实业和科学方面的专家手里；而在目前，国家大事只能受一些外行操纵。实际上，一些省长甚至大臣全是行政管理方面的外行，所以民族经常要为他们的错误打算和不良动机付出很高代价。不必怀疑，实业家是行政管理方面的唯一专家，因为只有他们是通过自己交学费而学会行政管理工作的。

实业能力和科学能力的大联合

（这个联合的目的是建立实业制度）

实业家和政论家分别组成两个单独的委员会。实业家委员会主管社会财产。

政论家要求出版的著作须由卖业家委员会讨论，只有经该委员会讨论才能出版。

创立委员会的实业家，可以让他们认为合适的一切实业家联合起来。并允许他们立即参加实业家委员会。

政论家委员会对研究建立实业体系的科学著作进行初步讨论。

这个委员会是评定这些作品的第一级。这就是说，它或者把作品退回， 或者把作品提交实业家委员会，以征求同意或取得出版经费。

请法国和外国的一切学者、艺术家和文学家，通过各自所在的单位，把自己关于建立实业体系的著作送审。

著作经过政论家委员会批准并得到实业家委员会同意，其作者都有权从即日起成为政论家委员会的成员。①

年间改称《文学米涅瓦》（MinerveLitteraire）。——泽者注

① 第二册后面有两个附录删去未译。——译者注

第三册②

序言

这第三册系我的学生奥古斯特·孔德先生的手笔。按照我在本书第一册中所述，我委托他来阐述我们体系的普遍性。而我要请读者注意的，正是他的著作的开始部分。

从作者所述的观点来考察这部著作，毫无疑问这是一部很好的著作，但它没有真正达到我们为自己规定的目的，因为它没有说清我们体系的普遍性。也就是说，它只说明了一部分普遍性，而且偏重于我们认为具有次要意义的普遍性。

在我们所要建立的体系中，实业能力应当占第一位；有资格判断其他一切能力的价值和使它们作出最大贡献的力量，正是这种能力。

实业家应当认为柏拉图派的和亚里士多德派的科学能力，对于实业家都是同样有用的。因此，他们应当同样重视这两种科学能力，并且同样促进它们得到重新发挥作用的方法。

我们的最一般观点就是这样。它同我的学生的观点有本质的不同，我的学生只拥护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即物理和数学科学院目前应用的观点。因此， 他认为亚里士多德派的科学能力是最重要的科学能力，它既高于唯灵主义， 又胜过实业能力和哲学能力。

根据我们所述，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我的学生只叙述了我们体系的科学方面，而对这个体系的情感和宗教方面，他完全没有谈到。这就是我认为应当向读者预先说明的地方。我准备在下一册亲自叙述我的体系的普遍性， 以便使我们可以消除这种误解。

此外，尽管孔德先生只完成了我的指示的一半，从而使我在他的著作里发现了一些不够完善的地方，但是我正式声明，这部著作在我看来仍是至今所发表的讨论一般政治的最好著作。

实证政治体系①

工业大学肄业，圣西门学生奥古斯特·孔德著

第一卷（第一部分） 前言

② 《实业家问答》第三册系由孔德执笔，圣西门只写了《序言》；但孔德所发挥的论点，是在圣西门的影响下形成的。因这一册是《实业家问答》的重要组成部分，故将其全部译出。——译者注

① 孔德的这篇论文，最初以《社会改组所需的科学研究方案》

（Plandestravauxscientifiquesnècessairespourréorganiserlasociétè ）为题，发表在圣西门 1822 年出版的小册子《论社会契约》上。后来，稍加修改，又以《实证政治体系》的题名，作为《实业家问答》的第三册，于 1824

年重版。文中所说的政治学或政治科，实际上就是后来的社会学。译文所据的原文，载 1966 年法文版《圣

西门全集》第 4 卷。——译者注

这部著作将分成数卷，卷数尚未确定。它包括一系列彼此不同但又互相联系的作品，这些作品的目的，是使政治在今天就应当进入观察科学

（Sciences d ’observation）的行列，并把这一基本原理应用于社会在精神领域的改组上。

可把头两卷看作是整个研究工作的一种哲学综述，其中俱列政治方面的三大组科学研究的纲要，以及实施这个纲要的初步设想。

因此，第一卷由两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叙述第一组研究的纲要：而不久即将发表的第二部分，则陈述这个纲要的具体实施办法。

第一部分的目的十分清楚：一方面，论证作为一门实证科学来考察的政治所应遵循的精神；另一方面，证明政治向实证科学转变的必然性和可能性。第二部分的内容是：概述应使政治打上这种特征的烙印的研究工作，即先对文明的一般发展所遵循的规律作简要的科学概括，然后再一瞥人类的自然发展在今天促成的应当占有优势地位的社会体系。简而言之，第一部分讨论社会物理学（pbysique sociale）的方法，第二部分讨论这种方法的应用。

在考察另外两组研究的第二卷里，也将象第一卷这样来划分。

尽管我是师承圣两门先生的，并且愿意公开承认这一点，但为了充分精确地说明拙著的特点，我还是给这部著作标了一个与吾师著作的标题不同的总标题。不过，标题名称的不同，并不影响我们二人的著作的共同目的。应当认为我们二人的著作，是研究一个通过两条不同的途径去建立同一政治体系的整体学说的。

我完全接受圣西门先生提出的下述哲学思想：现实的社会改组，应当让性质不同的、但却同样重要的两种脑力劳动在改组中发挥作用。一种脑力劳动需要运用科学能力，它以重建一般学说为目的；另一种脑力劳动应当让文学和美术的能力发挥作用，它以改进人们的情感为己任。

为发现直到十九世纪仍在进行的伟大哲学运动的这两个分支得以成功地建立起来所需的基本概念，圣西门先生用去了他的一生时间。长期以来，我一方面深入研究圣西门先生提出的基本观点，另一方面又专心致力于整理、发挥和改进从这位哲学家那里接受过来的关于科学的发展方向的那部分思想。拙著以建立实证的政治体系为目的，我今天首次把它提出来请各位思想家指正。

我所以认为必须发表以上的声明，是因为拙著如果还有可取的地方，那也应当归功于我也有幸参加的这一哲学学派的创始人。

毫无疑问，没有必要在这里说明我的政治意图是光明正大的，证明我提出的看法是有价值的。公众和政治家在阅读本书时，自会从各个角度来判断； 他们经过周密的研究之后，便可断定这些观点是想使社会增添新的动乱因素呢，抑或是想利用必须借助的特殊措施来协助各国政府努力在欧洲建立秩序！

导论

一个社会体系行将灭亡，一个新体系业已完全成熟和即将建立起来，这就是文明的一般发展赋予当代的基本特点。

与这种情况相适应，今天便有两个性质不同的运动在激荡着社会：一个是瓦解的运动，另一个是改组的运动。

单看第一个运动，它使社会走向了道德和政治的深重混乱，而这种混乱又似乎在导致社会即将发生不可避免的崩溃。第二个运动在使社会走向最适于人类本性的最终状态，而达到这种状态以后，凡使社会繁荣的一切手段都将必然得到最全面的发展和最有效的应用。

文明先进的民族经历的严重危机，在于方向相反的这两个趋势的共存。为了理解这个危机，必须从两个方面去考察。

从这个危机开始出现一直到今天，瓦解旧体系的运动趋势始终占居优势，或者更正确点说，这个趋势至今还是唯一明显突出的趋势。危机的发生是合乎事物的本性的，而且危机本身也是有益处的，因为它使旧体系发生了很大变化，以致得以直接建立新的体系。

而在今天，当这个条件已经完全具备：封建神学体系也只能苟延残喘到新体系的开始建立的时候，这种批判的趋势仍然保持的优势，便成了文明的进步和旧体系的瓦解的最大障碍。这个障碍是可怕的动乱的首要原因，而随着动乱的不断发生，危机也就接踵而来。

要想消除这种动荡状态和结束日益损害社会的混乱状态，一句话，要想把危机变成单纯的道德运动，只有一种办法，那就是促使一切文明民族放弃批判的方针，而代之以有机的方针，把它们的全部力量用于建设新的社会体系。这是危机的最终归宿，而至今所做的一切都是准备工作。

这就是当代的第一需要，而且也可以认为是我和圣西门先生的研究工作的一般目的和本文的特殊目的。此外，使凡能促进社会走上新体系的力量发挥作用，也是本书的目的。

在提出可以促成社会采取这种方针的办法之前，自然应当概观一下至今一直妨碍和目前仍在妨碍社会大胆采取有机的方针的原因。

各国人民和国王为改组社会而不断进行的大量努力，证明他们已普遍感到有必要进行这种改组，但是双方的这种感觉还是模糊的和不全面的。双方的改组意图尽管不同，但其缺点在许多方面都是一样的。他们的意图至今没有而且今后也决不会产生任何真正的有机的结果，不但无助于结束危机，反而只能使危机延续下去。这就是尽管双方加倍努力，但社会仍保持批判的方针而听任革命危害的真正原因。

一瞥各国人民和国王所做的改组尝试，就足以证明我们的这个基本主张是正确的。

各国国王所犯的错误，是最容易辩认的。他们认为，改组社会就是直接了当地全面恢复封建神学体系。在他们看来，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办法可以消除社会因这种体系的衰落而产生的混乱。

认为这种观点主要出自统治者的个人利益，这恐怕缺乏哲学根据，因为这种观点尽管浮泛，但它毕竟出自怀着善意去寻找医洽目前危机的办法的人士。这些人士完全感到必须改组社会，但又没有理解文明的一般发展。他们只从一个侧面去观察事物的现状，没有看到社会正在走向建立一个比旧体系更加完善和稳定的新体系。总之，观察事物的这种方式，当然是统治者所固有的，因为从他们的立场看问题，必然要注意社会的动乱，并迫不及待地感到必须消除这种动乱。

在这里，不必历数这种观点的明显错误，因为许多有识之士今天都已看到了。毫无疑问，国王们在试图恢复旧体系的时候，完全没有解理目前危机的性质，更没有周密考虑他们的试图。

封建神学体系的崩溃，决不像他们认为的那样，出于最近发生的一些孤立的而且具有某些偶然性质的原因。旧体系的崩溃不是危机的结果，而是危机的原因。几个世纪以来，这个体系历经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一系列变形，而逐步走向衰落。在它改头换面的时候，不仅有社会各阶级的力量参加， 甚至国王们自身也率先参加，有的国王还成为最热心的主持人。总之，旧体系的衰落是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

因此，使社会后退到目前危机开始出现的时代，并恢复不了旧的体系。要知道，让社会回到那个时代是绝对不可能的；纵然能够回到那个时代，也只能是使整个社会重新处于必然发生危机的状态。因此，如果要回到几个世纪以前，就必须把旧体系六百年以来损失的东西相继恢复过来。同六百年来的损失相比，它在最近三十年的损失，就算不了什么了。

要想使社会回到目前危机开始出现的时代，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逐个消灭这些损失的产生原因，即消灭文明发展的一切成就。

举例来说，不同时推翻近百年来的哲学所由产生和发展的路德改革，要想打倒直接导致旧体系在精神领域衰落的十八世纪哲学，那是枉然。但是， 路德的宗教改革，也不过是阿拉伯人输入欧洲的观察科学的必然发展的结果。因此，如果不能同时扼杀实证科学，那还不能保证旧体系东山再起。

在世俗领域也是一样。要想恢复旧体系，政府就得逐步地把实业阶级重新置于被奴役的地位，因为公社的解放最终是导致旧体系衰落的主要原因和一般原因。总之，恢复旧体系的试图困难重重，只是其中最小的困难，也是人力无法克服的。即使克服了重重困难。它所取得的结果，也只能是延缓旧体系的最后崩溃，使社会重新陷入解体状态，因为人不能取消人类固有的文明日趋进步的规律。

任何一个人，都显然不能通盘想出一个规模巨大和内容庞杂的计划，因为不管你怎么自负，你毕竟是时代的产儿。极欲抵制文明发展的人士，也要不知不觉地服从文明发展的不可抗拒的影响，使自己也去促进文明的发展。比如，各国的国王，在他们拟议恢复封建神学体系的同时，便陷入继续

不断的矛盾之中：他们自身的行动有时去促进这种体系的彻底瓦解，有时又去加速建立必然代替这个体系的新体系。这样的事实很多，俯拾即是。

在这里，我只举出一些十分明显的事实。我们看到，一些国王出于荣誉心，鼓励过人们改进和推广科学与美术，奖励过人们发展实业；我们还看到， 一些国王也在这方面有过许多有益的建树。总之，旧体系的衰落，应当归功于科学、美术和实业的进步。

再例如，通过神圣同盟的缔结，国王们已随着他们限制神学权力，而被破坏了旧体系的主要基础，因为他们建立了一个全欧最高会议，而神学权力在这个会议里连发言权都没有。

最后，人们至今对于希腊人发动的那场斗争，仍然众说纷坛，这也是这种思想矛盾的明显实例。从这场斗争中可以看出①，那些试图使神学思想恢复昔日影响的人，也不由自主地招认这种思想已经失去其精华，因为他们毫不迟疑地在替伊斯兰教说话；而在旧体系鼎盛时期，这会被指控为对神的亵渎。

继上述的一系列观察，每一个人还可轻易地举出日益增多的新事实。可

① 为了理解这个事实的全部意义，可以回想一了当时连教皇本人都倒向这一边，他公开反对罗马贵族的青年前去支援希腊人。

以说，国玉们为了恢复旧的体系，曾发布过许多指示和采取过许多行动，但在发出一个指示之后，马上又接着发出与此相反的指示，而且往往在同一命令中包含着互相矛盾的指示。

这种前后矛盾的严重现象最能证明：让热心的执行者去执行一项他完全不理解其内容的计划，该有多么荒诞不经。这种情况十分清楚地证明，旧体系必将完全破产，而且无法挽救。我们在这里不必详谈这方面的细节。

各国人民至今想出的改组社会的办法，同国王们想出的办法是同样错误的，不过错误的方向不同。只是他们的错误是可原谅的，因为他们是在文明进步的指引下，摸索着去探索新体系的，而对这个新体系的性质还不十分清楚。与此相反，国王们所采取的措施的错误性质，只要对过去稍微仔细研究一下，就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出。总之，国王们与事实相违背，而人民则与很难经常留意的原则相对立。但是，消除人民的错误要比消除国王们的错误重要得多，因为只有前者才是文明发展道路上的真正障碍，而且它还对后者起了某种推波助澜的作用。

人民对于改组社会的办法所持的主要看法的特点是，他们对于任何一个社会体系为了巩固地存在下去而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完全无知。人民把用来破坏封建神学体系的批判的原则误认为有机的原则，即把旧体系的变形当作应当建立的体系的基础。

其实，只要仔细研究一下目前在各国人民中间流行的学说，即这种学说的大力支持者在他们的言论和条理清晰的著作中提出的学说，并在弄清这些学说本身以后，再历史地考察一下它们的相继形成过程，就会发现这些学说完全出自纯粹的批判精神，决不能成为改组社会的基础。①

在完全正常的条件下，政府是社会的首领、公共活动的领导和代表；但现在这种学说使它完全失去作用，不能有效地参与整个社会生活，处于完全被动的地位。人们甚至认为，社会对其成员的一切治理活动，只应严格地局限于维持社会的安宁；但在任何一个积极进取的社会里，维持社会安宁只是次要的目的，而且文明的发展还会使这个次要目的变得更为次要，因为它使维持秩序的工作变得极为容易了。

政府已不再被认为是负责团结社会和领导个人的一切活动奔向共同目的的社会首领，而被看成是安置在社会体系内部的天敌，所以社会成员必然要依靠他们所赢得的保证手段，去全力反对它，对它经常保持戒备的状态，一发现它有进攻的征兆，便发起防御性反击。

如果从整体再深入到细节，则可看到这种批判的精神表现得尤为明显。在这里，我只准备指出它在精神领域和世俗领域的主要表现。

在精神领域，这一学说的原理，是主张信仰无限自由。如从这个主张的原意来理解，即认为它是以批判为目的的，则这个主张只能说明一个重大的事实，即神学信仰已经没落。

神学信仰没落之后，这种主张又通过必然发生的反作用，更为加速和扩大这个衰落过程。但是，由于事物的本性，它的影响还是有限的。只要人们把这一主张看作反对神学体系的手段，这一主张就属于人类理性进步的范畴。但是，如果人们把它看成是只能在当时建立的伟大社会组织的基础，它便立刻脱离进步的范畴，并失去其全部价值。于是，它当初有多大用处，现

① 本文只能简单地讨论这个重要问题，容后在一部即将发表的专著中再对它详细发挥。

在就有多大害处，因为它已成为这种改组的障碍。

其实，它的本质，在于宣布个人理智至上，阻止建立社会的存在所必要的某种统一的一般观念体系，因为不管群众的知识水平达到怎样的高度，大部分通用的一般观念，显然只能在群众相信之后才会被接受，而决不是经过证明之后才会被接受。可见，这样一种主张，从其本性来说，只能适用于必将消亡的观念，因为对这种观念应用什么主张都是无所谓的。实际上，这种主张也只是在这种观念开始衰败的时候，而且是为了加速它的最后崩溃，才被应用于这种观念。

新体系如象旧体系那样应用这个主张，并认为更有理由把它看作是一项有机的原则，那就要堕入极其奇怪的矛盾；而且，如果这种错误得以延续下去，则社会的改组将是永远不可能的。

从每个人由于不相信专家们在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和生理学方面所论证的原则而会闹出笑话这一意义上说，人们在这些科学方面是决没有信仰自由的。如果说政治方面的情况有所不同，那只是因为旧原则已经衰败，新原则尚未形成，而且实际上，在这个过渡期间根本不会有什么确立起来的原则。但是，把这个过渡性事实变成绝对的和永久的主张，即把它奉为至理名言， 那就显然等于宣布社会应当永远处于没有一般原则的状态。必须承认，神学体系的最有力拥护者做得对，他们责难这种主张是在制造混乱。

人民至上的主张，相当于世俗权力方面的信仰自由的主张，而且不外是信仰自由主张在政治上的应用。为了摧毁神学观念，建立了信仰自由的主张； 不久以后，为了同作为旧体系的一般政治基础的来源于神学观念的神权原则进行斗争，又建立起人民至上的主张。

因此，我们对前一个主张所讲的一切，也可适用于后一个主张。反封建的主张和反神学的主张一样，都完成了它们的批判使命，即达到了它们的作用的自然极限。反封建的主张不能再成为社会改组的政治基础，正如反神学的主张不能再成为社会改组的精神基础一样。为进行破坏而被创造出来的这两种主张，都不能用来作为建设的基础。

如果说在人们想从前一种主张中寻找有机的原则时而发现它只是用个人的永无错误论代替了教皇的永无错误论，那么后一种主张也是一样，它只是用人民的跋扈，或者更正确点说，用个人的跋扈，替换了国王的跋扈。正如同前一种主张把最优秀人士为指导社会所建立的一般观念体系的绝对控制权交给一些最无教养的人，使人们的思想各自为政那样，后一种主张导致了文化最低的阶级掌权，使整个社会陷于四分五裂。

不难把方才对于两个主要主张所做的论述，套用于各国人民的学说所由构成的每一个个别观点。这时，我们总会得出相同的结论，看到所有的个别观点也同两个主要主张一样，都是以主张的形式陈述了一个证明封建神学体系已经衰落的历史事实。我们也会发现，所有的个别观点都纯以批判为目的， 而且只能在这方面发挥作用和绝对不能用于社会的改组。

因此，对人民的学说进行深刻研究后得知，哲学考察可以预见到战争机器马上会以奇怪的形态变成建设的工具，从全体到部分都纯属批判性质的这种学说，在其主要的行动是反对旧体系时，就对于文明的自然发展发生重大的促进作用。但是从领导社会的改组方面来看，它是完全无能为力的，必然使社会在世俗领域和精神领域都陷于混乱状态。

毫无疑问，各国人民把批判的原则当作有机的原则采用，是与人类的弱

点一致的，并且由于长期采用已经变成了习惯，但是再没有比这种错误的延续，更妨碍社会的改组了。

在分别研究各国人民和国王想出的这两种不同的改组社会办法之后，再对两者进行比较，便会发现其中的每一种办法，都因其固有的缺点，而无力使社会进入真正的建设道路，因而也不能防止社会将来重新遭到现代社会至今一直伴有的巨大危机的风暴。这两种办法都同样是混乱的，但来源不同： 一方来自其内在本性，另一方来自其必然结果。

两者在这方面的唯一差异在于：国王们认为，政府是特意作为社会的直接的和永远存在的对立物而成立的；而人民则认为，社会一直是在与政府处于完全对立的状态下有系统地组织起来的。

这两种互相对立和都有缺点的观点，必然力图相互防范，从而就源源不断地为革命提供营养。

一方面，国王们恢复封建神学体系的意图，必然引起一部分人民极其强烈地提出批判的学说的原则。而且十分明显，如果没有国王们的这种意图， 人民的批判的学说早就失去它的积极作用，因为国王们庄严同意这个学说的基本原则（关于信仰自由的主张）和主要结果，实际上就等于公开承认旧体系已经无可挽救地破产了，而从此以后，人民的批判的学说也就不再有批判的对象。但是，为恢复神权所做的努力，却在唤醒关于人民至上的思想，并赋与这种思想以新的力量。另一方面，由于旧体系稍微改头换面，就足以直接用于建立新体系，所以人民仍然给予批判的原则的最高威望，自然要促使国王们极力恢复旧的体系，以克服看来只能导致社会秩序解体的危机。在社会需要有机的学说的时候，批判的学说是唯一能使国王们的观点有所增强的力量。这是因为：尽管国王们的观点已由于它绝对无法实现而事实上不能比人民的观点更具有有机的性质，但它至少在理论上比人民的观点还强一点， 因此它与绝对要有某种体系的社会的需要还有某种程度的适应。

如果我们在这个正确的分析中再把各个党派所施加的影响考虑进去，看到它们想把事物的这种场面变成一个非常广泛和非常合乎它们心意的斗争场所；如果我再考察一下它们为了阻止问题的廓清，为了不让国王和人民为理解和认识各自的错误所作的努力，我们就可正确认识社会今天所处的悲惨局面。

以上所作的各种考察证明，摆脱不断引起革命的这种可悲的恶性循环的最终办法，既不来自国王们的观点今天所取得的胜利，也不来自人民的观点今天所取得的胜利。要想摆脱这个恶性循环，只有由各国人民和国王建立并普遍接受可使国王放弃倒退方针和使人民放弃批判方针的有机的学说。

只有这种学说才能使社会步入建立新体系的道路，从而结束危机，因为从人类的文明发生之后，文明的发展就在逐步为新体系的建立创造着准备条件；而在今天，文明的发展已在号召人们去推翻封建神学体系。

这种学说全被采纳以后，各国人民和国王的现有观点中的合理部分均会得到满足，而他们的现实观点中的错误和不协调部分则将被剔除。国王们惟恐社会解体的正当担心消失以后，任何合法的动议都将不会使国王们提出反对意见而阻止人类理性的发展。一心一意建立新体系的人民，将不再急于怀恨旧的体系，而听其按照事物的发展规律自消自灭。在证明必须采纳真正的有机的新学说以后，如果再研究一下新学说的确立时机，则以下的考察足可以证明，立即开始筹办这一伟大事业的时间已经到来。

在仔细考察一些最先进民族的现状时，不能不碰到这样一个奇特而又似乎矛盾的事实：尽管在复旧的学说和批判的学说以外再无其他政治观点，但是这两种学说不管是在国王那里，还是在人民那里，今天均已不再具有真正的优势，哪一个都不能起到足以能够领导社会的作用。正如我们在上面所证明的，从道理上说，这两种学说是相辅相成的，但在实际上却只被用去彼此限制，或彼此抵消它们对公共事务的一般影响。

三十年来在批判的观点的巨大影响下进行的伟大政治运动，已使这种观点失去它的主要作用：一方面，是因为这个运动在给予旧体系以最后一击时， 便结束了这种观点的天年，而且几乎完全破坏了使它能够获得人民欢迎的一般原因；另一方面，是因为利用新观点改组社会以后，便完全暴露出批判的观点的混乱性质。自从进行这一决定性的实验以后，各国人民再也没有真正的批判热情了。因此，不管表面现象如何，国王们也终于不能再有真正的复旧热情，因为他们实际上已经承认封建神学体系的衰落和必然消亡。

无论是人民的批判活动，还是国王的复旧活动，现在都被排除在政权和社会之外。人民和国王在实践中完全使复旧的观点或批判的观点发生消极作用，即把它们当作防御的工具来使用。不管是人民还是国王，他们甚至还轮流交替地使用这两种观点，而且利用的程度几乎相同；唯一的重要不同点在于：作为推理的工具，人民仍然拥护批判的学说，因为他们感到最需要抛弃旧的体系；而国王们则拥护复旧的学说，因为他们最深刻地感到有必要维持一定的社会秩序。

有一种由复旧的思想和批判的思想混成的折衷观点，而且得到人民的承认。只用这个事实，就不难证明以上的论述。显而易见，这种对于危机的发生毫无影响的观点，无论是在统治者中间，还是在被统治者中间，今天都已占了优势。双方的主要人士都深知折衷观点的作用，因为他们现在都已迫不得已接受折衷观点的论调。

这种折衷观点的胜利，清楚地证明了两个事实，这两个事实对于正确认识当代是非常重要的。首先，它证明批判的学说之不能适应社会的重大现实需要，正如封建神学体系之不能同文明的现状共存一样，已被人们深刻和广泛地认识到了。其次，它证明当其中的一个观点占了优势的时候，人们的一般倾向反而对另一个观点表示好感，直到这个观点自以为被人赞同而企图恢复自己的势力时，人们又像害怕前一个观点那样对它表示不安，于是又返回来对前一个观点表示好意。①这种连续不断的摆动，将根据事件的发展是表现为旧体系的不合理，还是表现为混乱状态的危险，时而摆向这一方，时而摆

① 中间观点或骑墙观点的功用，恰恰在于它是这种思想倾向的工具。而且十分清楚，从本性上来说，这种观点根本不能发生有机的作用，因为它没有任何东西是自己所固有的，而完全是由一些互相对立和互相抵消的主张凑成的。正像经验已经充分证明的那样，它只能使事件的进程摇摆于批判倾向和复旧倾向之间， 而决不能使事件的进程发生决定性变化。为了防止复旧的党派或批判的党派占居优势后把社会置于极端混乱的状志，目前的政局当然需要这种摇摆，而且直到形成真正的有机的学说以前，这种摇摆总是不可避免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切通情达理的人士，都应努力支持这种摇摆。尽管这样的政治能使革命时代的动乱减少，但这只能无可置辩地证明它在直接地延长革命的时间，因为一个体系混杂和细心防止两个极端学说完全消失的观点，必然妨碍社会进入稳定的局面。简而言之，这样的政治在今天单纯作为一种过渡性安排虽然是合理而有用的，但如果要把它看成是最终的安排，则是荒谬而危险的。由于以上这些原因，我们在正文中考察关于社会改组的现有观点时，并没有这样谈及这方面的问题。

向另一方。目前的实践政治的机构就是这 样，而且只要不出现主张社会改组的思想，只要不产生一个可以同时完成我们这个时代所要求的和至今看来还互相矛盾的两个主要条件的思想，即不产生抛弃旧的体系和建立合理稳定的秩序的思想，情况必然是依旧如此。

在各种观点中都明确反映出来的两种对立学说的相互抵消情况，在行动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实际上，如果研究一下近十年来发生的比较重大的事件， 不管它们是具有批判的倾向，还是具有复旧的倾向，就会发现它们决没有对相应的体系发生过切实的促进作用，而由此造成的结果，则只是妨碍对立的体系占居优势。

因此，总而言之，国王的观点和人民的观点，不仅未能满足要求有新的一般学说的当代社会改组的基本需要，而且现在也不能取得胜利，甚至其中任何一个都具备不了真正的活动能力。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人们已经在思想上做好充分准备，以便接受有机的学说。

已经进入成年时期的社会的命运，既不像国王们所认为的那样，是要永远住在其童年时期构筑的陈旧破房子里，又不像人民所认为的那样，是在离开破房子以后就永远住在露天地里。社会将在它已经取得的经验的帮助下， 利用它已拥有的材料，建设得更适合人民的需要和享乐。这就是留给现在这一代人的伟大而光荣的任务。

通论

既然已经证明各国国王和人民至今设想的社会改组所依据的原理是有缺点的，那就自然应当得出结论说，国王和人民没有正确地拟出改组的计划。对这样的事实只能作这样的解释，但要对这个论断作出直接的、专门的和精确的证明。

国王和人民的观点均无能为力，这证明需要有新的、真正的有机学说， 只有这样的学说才能克服折磨着社会的可怕危机。同样地，研究一下使双方都未获得成功的实施办法，将会知道用什么办法去形成和建立新的学说，应当号召哪些社会力量去领导这一伟大工作。

各国国王和人民在拟制改组计划时所犯的方法上的共同错误，是双方至今一直遵循着违反这类工作的性质的极端错误的思想，以致把这项重大的任务交给了一些完全没有这种能力的人。这就是前一章指出的基本错误的主要原因。

虽然这个原因确实存在于国王和人民双方，但专门讨论它在国王那里的细节，并没有什么益处，因为国王没有任何发明，而他们只想使旧的学说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复活，就充分证明他们想不出真正的改组办法。其次，即使他们想出了办法，也会由于同样的原因，同人民的办法一样，原则上是错误的；只是他们在实施时要比较周密，因为他们事前会把前进途中的细节全都考虑到。因为只有人民提出了新的学说，所以应当仔细研究他们是怎样实施这个学说的，以便从中找出这个学说的错误根源。此外，经过适当的修正， 任何人都不难把我们在这里对人民所作的一般论述运用到国王身上。

自危机发生以来，各国人民制定过无数的宪法，而且条文详细得无以复加，这就足以使有判断能力的人都能看到，人们至今还没有认识改组计划有哪些特点和制定这个计划有多么困难。在社会即将得到真正改组的时候，我

们的后代将会深为惊奇地看到，在这三十多年中间，竟然出现过十多部宪法， 而且每部宪法都相继宣称自己是永久的和不可改变的，其中大多数都包含二百多条细致的条文，这还不算由此产生的大量组织法规。如果在思想的自然发展中不能把这样的高谈阔论抛弃，而代之以真正的最终学说，那就是人类理性在政治领域的耻辱。

社会不是在这样高谈阔论中前进的，也不可能这样前进。想在几年内或甚至几个月内一气呵成，把一个社会体系的全套组织建立起来，使其得到完美而全面的发展，这实在是异想天开。人类的理性还不健全，绝对做不到这一点。

现在，让我们研究一下极其简单的类似情况的发展过程。当一门科学根据业已成熟的新学说诞生的时候，首先要制定、研究和建立一般原理；其次要通过一系列的大量研究工作，把它的所有部分联合成为一个整体。谁都不能一开始就把这项工作想得面面俱到，即使原理的发明者本人也是如此。例如，在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以后，又经过一百多年的艰巨努力，才在欧洲的全体几何学家的参与下，使必然要利用这个定律的夭体物理学得以建立起来。在技术方面，情况也是如此。在这方面，只举一个例子就可以了。比如， 当蒸汽的弹力被公认是可以用作机器的新动力以后，也是经过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才使这项发明直接促进了工业发生一系列改革。如果说在尽管如此重要和复杂、但却是个别的革命当中，人类理性的必然发展过程都已经显然如此，那未，在比这些革命更为普遍、更为重要和更为复杂的革命中，即在以改革社会体系为目的的革命当中，人类理性圭今走过的不可抗拒的过程， 不是更能说明必然如此吗！

从这种间接的但有决定意义的比较进而进行直接比较时，也可得出同样的结果；而用这种比较研究封建神学体系的建立过程时，则可以看出这次革命的性质同现代革命的性质完全一样，它远远不是一气呵成，一下子就把这个体系建立起来的；只是到了十一世纪，这一体系才终于具备了自己的完整形式，即在基督教于西欧取得全面胜利后过了五个多世纪，当北方民族完全定居在两罗马帝国的时候，这个体系才最终建成。可以设想，任何一个有天才的人，都不能在第五世纪就把这一制度的全部细节统统计划出来。毫无疑问，由于文明的进步和今天应当建立的体系的本质比较合理与单纯，所以这个体系的整个组织才非常容易地建立起来。由于人体组织的不变本性，社会的这种发展过程也经常是和必然是一样的，只是速度有快有慢而已。因此， 这个重大的经验只能证明，要急于求成，一下子就把社会改组的整个计划的微小细节全都预计出来，那是不合理的。

如果这个结论还需要再加证明，则考察一下人民所主张的批判学说的形成过程就可以了。显然，这个学说不外是新教作为一项原则提出来的个人探索权的一般发展和运用。但是，这项原则成立以后，又经过将近两个世纪， 才发挥出它的全部重要效用，使这一学说完全建立起来。无须证明，封建神学体系的反抗，对这个过程发生了极大的推迟作用。但是，也显而易见，这并不能成为唯一的原因，推迟的原因主要在于工作本身的特性。但是，凡是适用于纯批判学说的，也更有理由适用于真正的有机学说。

因此，应从这个初步探讨中得出结论：各国人民至今尚未理解伟大的社会改组工作。

我们在试图查明这一工作的性质为何未被正确认识的时候，发现人们把

一项本质上是理论工作的工作看成了纯粹的实践工作。

社会改组的任何计计，都必须由两类工作构成。这两类工作，无论从它们的目的来说，还是从它们所要求的工作人员来说，都是彼此各异的。一类是理论工作或称精神工作，它的目的是研究计划的基本思想，即研究应当协调社会关系的新原则，并建立旨在指导社会的一般思想体系。另一类是实践工作或称世俗工作，它决定权力的分配方式和最适合于理论工作所建立的体系的精神的全套管理制度。第二类工作以第一类工作为基础，并且是它的结果和实现。正因为如此，整个工作必须从理论工作开始。尽管理论工作仅是准备性的，但它是整个工作的灵魂，是最重要和最困难的部分。

由于没有采用这种基本的区分，换句话说，由于把注意力完全放在实践部分，所以各国人民自然就按照上一章所述的错误学说去设想社会的改组了。他们的一切错误都来自这一最初的重大差误，而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也是不难证实的。

首先，由于这样违反人类理性的自然规律，所以各国人民在完全相信可以建成新的社会体系的同时，并没有摆脱旧体系的影响。这是不可避免的， 因为他们并没有把新体系的宗旨和目的明确规定出来。只要这个必要的条件没有预先准备出来，情况就必然总是如此。

任何一个社会体系，不管它是为少数人建立的，还是为多数人建立的， 它的最终目的都是要把所有人的力量引向一个总的活动目标，因为社会只存在于联合起来进行总的共同活动的地方，其他任何假说都不能构成社会，而只是若干个体在同一个地方群居。人类社会和群居动物的社会的差别就在这里。

从这个考察可以得出结论：明确规定活动的目的，是合理的社会秩序的首要条件，因为它规定着整个体系的预定方向。

另外，一个社会，不管人数多少，也同一个独立的个体一样，它的全部活动只有两个目的。这就是：对人类的其余部分施加暴力，即进行侵略；改造自然，使共有利于人们的活动，即从事生产。一个社会，如果不是为了其中之一而明确建立起来的，则它不过是一个松散的联合体，没有自己的特点。军事目的曾是旧体系的目的，而实业目的则是新体系的目的。

因此，迈向社会改组的第一步，就是宣布新体系的目的。由于未作这种宣布，所以人们还没有从旧体系走出来，却误以为自己已经脱离了它。然而十分明显，我们的所谓宪法的这种奇怪缺陷，完全来自人们在整个体系尚未全部设想出来以前就要规定它的细节。换句话说，就是因为人们只重视社会改组的法制部分，而没有去研究理论部分，甚至没有想到去建立理论所使然。

这个最初错误的必然结果，是人们采取了纯属改头换面的变形办法去全面改革旧的体系。结果，旧体系的基础根本末被触动，而所做的一切变革只是形式。人们只忙于瓜分旧的权力，并在旧权力的各个部门之间制造对立。人们一直把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看成是政治的最重要问题，而且现在还是这样看。其实，权力只是政治的极不重要的未节问题，但人们总是爱把社会的活动方向与权力的性质看成是一个东西。

此外，还必须看到：最初的错误产生的另一个错误，是人们对权力的划分还十分浅肤，因为人们忽略了精神权力和世俗权力这个主要划分，没有注意这个划分是旧体系在一般政治方面的主要成就。由于人们把注意力完全放到社会改组的实践部分上去，所以产生了没有载明精神权力的宪法这样奇怪

现象。这个现象如要长期存在下去，那将是真正没有止境地向野蛮时代倒退， 把一切都委诸世俗权力了。人们只看到立法权和行政权的划分，但这点显然只是一种次要的划分。

人民所以必然把批判的原则看成有机的原则，是因为他们只注意封建神学体系的各种变形了。从旧体系业已显然没落的时候开始，批判的原则就被用去反对旧的体系，所以它也在促使旧体系改变形式。关于这一点，有一个问题不能忽视，即人民虽然不承认社会改组的全部工作应分为理论部分和实践部分，但他们却不得不确认事物的本性所决定的这个规律的必然性，而且他们本身在改变旧体系的形式时也服从这一规律。

上述的这一系列严重后果来自一个基本错误，即把本质上是社会改组的理论工作的工作看成了纯实践工作。因此，人民逐渐把改头换面的旧体系看成是文明的进步所造成的真正的新社会体系，其实这不过是被批判的学说剥去了血肉而空留下一副可怜的骨头架子的旧体系。这就是上一章指出的主要错误的真正根源。

既然经常感到需要真正的改组，而为了满足这个需要就必须进行改组， 所以人民中间的有识之士便奋发起来，极力去寻找新的措施。但是，由于一个不可抗拒的原因，他们的错误行为一开始就把他们抛进狭小的圈子里而不能自拨，文明的进步虽然在拉他们跳出这个圈子，但终归徒劳。他们仍然没有摆脱旧的体系，即仍在它的新的变形控制之下，还在完全应用批判的学说， 而他们却认为这是他们的努力的终点。因此，旧体系虽然一再变形，即虽然一再遭到破坏，但仍然未被取代，而人民却是大踏步地走向完全混乱。这样的道路也只能有这样的自然结果。

这个结论清楚地证明，改组社会这样巨大的工作，必须立即和不可避免地采取人类理性所明确指示的步骤。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人民采取其他不同步骤而陷入不幸的结局。

这个论断是最基本的，因为它在决定今天应当进行的巨大政治工作的方向。既然如此，那就应当把它讲得清清楚楚。因此，即使人们可以认为这个论断能被我们对人民至今走过的道路进行的初步研究所充分证明，但是简单地追述一下这个论断所直接依据的哲学观点，也还是有好处的。

在处理最简单的问题时，也需要对工作进行必要的分工，这是人们至今公认的道理。但是，在进行一项最为普遍和最为困难的重大创举时，反而要求人们特意证明这种分工的必要性，这并不是对人类理性的尊重。

经营一个工厂，构筑一条道路或一座桥梁，驾驶一艘轮船等等，都必须有基本的理论知识，这是公认的简单真理。可是竟有人主张社会改组的工作是一项应当委托守旧份子去办理的纯实践工作！

全人类的一切活动，从最简单的到最复杂的，不管是由一个人单独完成的，还是由数个人合作完成的，都必然由两个部分构成，换句话说，必须对它们进行两类研究：理论的研究和实践的研究。或者说，一类研究是创立观点，另一类研究是实现观点。前者必须先于后者，而且一定要领导后者。一句话，决没有不经过事先思考的行动。对纯属因循守旧的活动，也可以作这样的区分，而所作的区分在理论上是否正确，那是另一码事。有些人在某些问题上坚持不让理论来指导他们的思想，正像人们所说的那样，他们硬是不承认同时代人作出的理论成就，一心保护早已被推翻的陈腐理论。比如，一些炫耀自己不信医学的人，总是极其愚蠢地相信不学无术的江湖医生。

在人类的幼年时期，一切活动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都是由个人去完成的。这样，并没有妨碍人类在当时取得尽管还不突出但很现实的成就。后来， 这两种研究工作开始分开而各自独立，因为社会开始需要性质不同而且可以说是相互对立的技能和修养。随着人类的集体智力和个人智力的发展，这种分工日益明显和推广，并成为获得新成就的源泉。可以根据理论和实践的分工程度和两者之间的协调程度，准确地推定一个民族在哲学领域的文明程度，因为活动的分工和力量的结合是文明的强大手段。

由于基督教的完全确立，社会的公共活动领域的理论和实践的分工，也象一切个人活动中已经存在的分工一样，终于正式形成和全面完成。随着精神权力的建立，这种分工更加具有生命力和巩固起来。新建立的精神权力与世俗权力截然不同，并独立于世俗权力之外，但又通过自己在理论和实践上拥有的权威，与世俗权力保持着随旧体系的性质不同而有变化的天然联系。这个伟大而高尚的创见，曾是使封建神学体系在其全盛时代大放异采的那股毅力和坚定信心的主要来源。这个体系的必然覆灭，曾暂时使人们忽略了这个重大的分工。最近一个世纪的浅肤的批判哲学，就不承认这种分工的价值。但是，显然应当把这种分工连同人类理性在旧体系了取得的而不该与旧体系同归于尽的其他一切成果珍重地保存下去。这种分工首先应当在新体系今天即将建立的精神权力和世俗权力之间发挥作用。没有疑问，社会在十九世纪决不会完全像十一世纪那样组织起来。①

既然应当承认日常的公共政治活动都要有理论和实践的分工，那么主要由于人的智力不够而建立的这种分工，对于社会的全面改组这样宏大的工程不是更为必要的吗？这是处理这个重大问题使其适应自己的重要性的首要条件。

哲学考察提出的这个问题，可由直接的经验证明。任何一项重大改革， 如果不在改革直接的改革对象之前进行思想准备工作，即不以理论为基础和不受理论的指导，就无法在社会上实行。历史对此提供了两个具有决定意义的经验。

第一个经验，是指封建神学体系的建立。今天，这个事件应当成为我们吸取教训的不竭源泉。使这个体系得以在十一世纪完全建成的全套制度，是由以前几个世纪对于这个体系的精神所作的理论研究准备好了的，而亚历山大学派对于基督教理论的最后加工，则对这项理论研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作为全欧的最高权威的教皇权力的建立，就是基督教的教理的这个前期发展的必然结果。以弱者必须受强者保护为基础的整个封建制度，也不外是利用这个教理去规定社会关系，使其适应当时的文明状态。谁见过这种或那种封建制度是未经过基督教学说的事先发展而建立起来的！

第二个经验更容易理解，因为我们几乎都亲眼看到了它。这个经验是指各国人民自目前的危机发生以来对旧体系所做的形式改变过程。大家知道， 这种变形工作完全是以十八世纪的哲学对批判的原则所作的发展和有系统整理为基础的。只要这项工作是批判性的，它就是一项次要的理论工作；但因为它具有强烈的理论性，又与后来的实践工作截然不同，所以曾经争先恐后做过这项工作的人，没有一个人能够比较清晰地和相当广泛地想到后代应当出现什么样的变形。凡是拿自己的著作与后来出现的实际变形进行仔细比较

① 关于精神权力和世俗权力分工这个大问题，容后在另一部专著中讨论。

的人，都会认为我们的这项考察是正确的。但是，如从指导过我们所说的宪法的制定工作的人们当中的最有才干的人士的著作和言论中摘出直接借自十八世纪哲学家的思想，我们就可以看到其中再没有什么新思想了。

在用历史观点研究我们所讨论的问题时，不难用我们只是先在这里提出，然后在本卷的第二部分再加发挥的以下论点来解决。

今天，社会在精神领域和世俗领域都濒于衰败，而精神领域的混乱先于世俗领域的混乱，并且是后者的产生原因。也是在今天，社会的动荡起源于前者比后者为多；另一方面，仔细研究文明的发展，证明现在就应多为社会的精神改造故准备，而少为其世俗改造做准备。因此，为早日结束革命而直接付出的主要努力，应以改造精神权力为目的；但是在目前，人们却把注意力放在世俗权力的改造上了。

从以上的全部论述中显然应当得出如下的结论：在目前这个时期，绝对需要把社会改组的理论工作同其实践工作分开，即绝对需要单独规划和进行与新社会秩序的精神有关的工作，也就是单独规划和进行与应当适应这个体系的一般思想体系有关的工作，并把这项工作同以研究由此而来的社会关系体系和管理形式为目的的工作分开。只要理论部分还没有完成，或不够十分先进，实践部分就不可能是坚实和巩固的。反之，实践部分先于理论部分的时候，等于进行没有基础的建筑，使形式先于本质。一句话，这不外是延续各国人民所犯的基本错误，而这种错误则是他们的一切失误的主要原因。为使他们想要看到一个适合文明的状态而组织起来的社会的愿望最终能够实现，那就必须消除这个障碍。

确定新社会体系得以建立在巩固的基础之上所需的准备工作的性质以后，就容易决定依靠哪些社会力量去完成这项重大使命。这是在提出这项工作的实施计划之前有待明确决定的问题。

既然现已证明各国人民至今采用的社会改组计划的制定办法是有严重缺点的，那就不必再作过多的议论，去让人们相信曾被委托完成此项重任的人士都是不称职的。事实很清楚，一方是另一方的必然结果。人民没有认识这项工作的性质，所以就不能不在选择执行人的时候失误。这些人正适合去做人民基于错误的办法构想出来的工作，因而他们就不能领导基于正确的办法设想出来的工作。这些被委托人的无能，或者说是他们的不称职，是自然的， 因为没有人能够同时进行两种完全对立的工作。

被委托去领导三十多年来公布的所谓宪法的制定工作的人士，基本上属于法学家阶级。事物的本性必然使这些人按照人们至今所想的那样去接受这项任务。实际上，人民至今所要做的只是改变旧体系的形式，他们用来指导这项改变工作的批判原则也是早已确定的，所以雄辩的才能理所当然地就成了适用于这一工作的专门本领。特别是法学家，他们的职业习惯使他们养成了这种本领。然而，这种本领只有次要的作用，因为它只是为使既定的意见获胜服务，它本身并未参加这种意见的形成和研究的工作。因此，这种才能最适于做推广工作。创立批判学说的各项原则的并不是法学家，而是形而上学家，他们在精神领域和世俗领域形成了一个与法学家阶级对应的阶级。但是，使这些原则得到推广的却是法学家，在同封建神学体系进行直接斗争的整个期间占领政治舞台的，主要也是他们。可见，利用批判的学说指导这一体系改变形式的也是他们，因为那时只有他们最善于运用批判的学说。

当然，确实需要进行的真正的有机工作是不能这样做的。需要在这里发

挥作用的，已经不再是雄辩的才能，即不再是说服的才能；而是推理的才能， 即研究和整理的才能，正因为法学家一般最善于雄辩，所以他们也就最不能推理。他们以设法使人相信某种观点自任，但是他们越是在这方面通过实践积累经验，就越是不能根据真正的原则创造理论。

可见，我们在这里无意损伤法学家的自尊心，而是认为各种才能和各种工作都有其独自的特点，法学家在完全错误的思想支配社会改组工作的时期，曾指导过改组计划的制定工作。他们只是做了他们应当做的工作。他们被号召去改变旧体系的形式和批判旧的体系，实际上他们也这样做了。谴责他们指导错了，那是不公正的，因为不是他们自己要去担任指导，而且他们也无权改变这种指导。只要这种指导本身是有益的和必要的，他们的影响也就是有益的和必要的。但是，同时也应当承认，当与其完全相反的指导占居优势的时候，他们的影响当然也就没有了。当然，认为社会改组工作纯属实践工作，不必事先研究必要的理论，这是十分荒谬的。但是，比此更为荒谬的是，偏让大部分是缺乏鉴别能力的人，不根据才能的条件选出一些对于实证理论的思想一窍不通的演说家，由他们召开一个会议去进行社会改组。①

我们所作的研究的性质本身，也十分清楚地指出哪个阶级能够担负这项工作。因为这项研究是理论工作，所以显而易见，以始终从事理论研究为己任的人，即研究观察科学的学者，是唯一在才能和智力修养方面都具备必要条件去做这项工作的人。

当社会的迫切需要引起最重要和最艰巨的理论研究的时候，不让当时存在的大批脑力工作者参与，特别是不让其中被公认为最有工作能力的学者去负责，实在是一件怪事。当然，在人们的其他社会集团里，有的人的理论工作能力同大多数学者相等，或甚至比学者更高明，因为个人的实际阶级地位并不完全同他们的自然出身和生理区分一致。但是，如此重要的工作应当重视阶级，而不能依靠个人。何况唯一能使个人适当发挥自己的理论工作能力的，只是他们所受的教育，即他们从研究观察科学当中获得的知识体系。总之，当社会在某一特殊领域需要理论工作时，应当号召相应的学者阶级去做此项工作。因此，应当领导我们已经证明是必要的一般理论工作的，是全部的科学团体。①

① 我们决不想根据以上的考察，就断言法学家阶级今天不该参与政治活动；而 是打算根据我们即将提出的论断，来证明社会的现状要求法学家放弃他们对于思想的 最高领导权。但是，由于法学家有他们的特长， 还可以让他们在特别重要的领域协助 他人开展新的理论研究。首先，他们的说服能力和比其他阶级惯于从政治上看问题的 态度，一定能使他们有力地促进人们接受有机的学说；其次，法学家，特别是对实证法 学深有研究的法学家，都具有立法的能力。这种能力是建设新社会体系所需的重要能 力之一，一俟整个改组工作的纯精神部分业已完成和得到充分进展，它就将立即发挥作用。

① 我们在这里按照一般习惯，把学者理解为虽非一生专门从事观察科学的研究，但要具备科学才能，对一

切实证知识均有深刻研究，从而能够运用自己的理性和掌握自然现象的主要规律的人。毫无疑问，在这个学者阶级当中，可以在新社会学说的建立方面发挥主要和积极 作用的人，还为数不多。其他一些学者都只顾自己的专业，有的人治学态度还不够 正确。今天，他们不能依靠自己的专业在政治科学的建设方面发挥真正的积极作用。 尽管他们在这项伟大的工作中担负着非常重要的任务，但他们毕竟是消极的，即只起 着工作的天然裁判者的作用。研究新的哲学方向的人获得的成就，只有被各专业的学 者接受，并认为同他们的日常工作的成就具有同样性质的时侯，才会发生作用和影响。 我们认为应当这样解释，否则，大部分读者不免要在思想上产生异议。但是，也显而易 见，在创立有机的理论方面应当起积极作用的学者阶级和只

此外，适当地注意事物的本性，便可防止在这方面产生各种差误，因为事物的本性已由不同的观点证明，只有学者阶级能够担当社会改组的理论工作，除此再不能作其他选择。

在所要建立的体系中，精神权力将由学者掌握，而世俗权力则属于实业界的首领。当然，这两种权力都要为这个体系的创立服务，而当这个体系建成以后，它们除了大力促进今天应当开始的工作以外，还应当为这一体系的经常推广服务。今天应当开始的工作分为两个部分：应当首先着手的精神部分和随后进行的世俗部分。因此，学者要进行第一部分工作，最卓越的实业家要根据学者创立的基本理论组织管理体系，这就是事物的本性所规定的简易办法。这说明只有作为新体系的主要成员和有朝一日必然领导这一体系的阶级，才可以建立这个体系，因为只有他们最理解新体系的精神，只有他们能在这方面发挥他们的才能和利益所联合促成的干劲。

还有一个论点，更能说明必须委托实证学者去做社会改组的理论工作。前一章已经说过，批判的学说使大部人产生一种把自己视为一般政治思

想的最高裁判者的习惯，并在日益加强这个习惯。

理智的这种混乱状态如被奉为基本原则，就必然成为社会改组的障碍。因此，确实有能力的人，如果他们的先前地位事实上无权建立自己的权威， 则不管他们怎样努力去创立旨在结束当前的危机的有机学说，也是一事无成。没有这个条件，他们的工作就要受到喜怒无常的蛮横政治的控制，从而不能为人们所一致接受。但是，考察一下目前的社会，我们立即可以发现， 这种精神权力今天完全掌握在学者手中。在理论问题上，只有他们拥有无可置辩的权威。因此，只有他们有能力创立新的有机学说，而且也只有他们完全掌握着必要的精神力量去使人接受新的学说。人们认为精神的主权是人人的天赋权利，而这种主权的批判偏见对这方面造成的障碍，除了他们以外， 其他任何人都克服不了。能够去掉这种偏见的唯一杠杆，掌握在他们手里。因此，自实证科学建立以来，社会上逐渐养成了如下的习惯：凡属个别的理论观点，都交由学者们去决定。而当学者们负责整理一般的理论观点时，又可以容易地把这种习惯应用于决定一般观点上。

因此，学者在今天己与其他一切阶级不同，只有他们拥有精神统治的两个基因素：进行理论工作的能力和拥有理论工作的权威。

这个最后的重要特点；也同前述的各个特点一样，都是科学力量所固有的。对于这个特点，我们还需略加说明。

目前的危机显然是西欧各国所共有的，只是危机的程度在各国有所不同而已。尽管每个国家都把它当作本国的问题来单独解决，但全欧性的危机显然应由全欧来共同解决。

各族人民之间出现的这种隔绝现象，是封建神学体系衰落的必然结果。这个体系的衰落，使它过去在欧洲各族人民之间建立的精神纽带也完全破裂了。国王们虽曾以欧洲均势的名义，试图恢复过这一纽带，但在这个名义的下面，却隐藏着相互敌对的状态。批判的学说不能在旧原则的基础之上恢复由它自己破坏了的和谐。恰恰相反，它与这种和谐完全是南辕而北辙。首先， 它的本性决定它会制造隔绝；其次，各国人民对于这一学说的原理本身，也不可能有完全相同的理解，因为每个国家的人民都想按照自己对于这个学说

起消极作用的那部分学者 之间的差异，完全是无关紧要的，它对正文中所作的主要论断没有任何影响。

的理解，去对旧体系进行程度不同的形式的改变。

只有真正的有机学说，才能建立欧洲的文明现状如此紧急要求成立的这种联合。如果这个学说能向西欧各国人民指出他们现在即应开始实行和迟早必然完全实现的社会组织体系，就一定能够实现这个联合。还应当指出，这个联合必然比旧体系建立的联合完善，因为旧体系下的联合只限于精神领域，而在今天，世俗领域也要联合起来。这样，各国人民才能建立起一个真正的、一般的、完善的和持久的联合。其实，如果这种解释是正确的，那就不难证明：西欧的各国人民，现在可以根据各自的文明状态的特点，去建立这个体系中的适于他们完成的那一部分。由此便会产生他们的合作的直接效果。但在这以后，他们仍须共同努力去建设新的体系。

用这个观点考察新的有机学说时可以看到，在促成各个文明民族结合的条件没有具备以前，负责形成和建立新学说的力量应当是欧洲人，而且，还同上述的一切特性一样，这是欧洲科学界所固有的特性。看来，只有学者可以结成真正的、紧密的和忠实的联盟，使联盟的成员能够彼此了解，容易在全欧范围内不断互通信息。现在，也只有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他们有共同的思想、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长远活动目的。其他任何阶级都没有这样强大的优势，因为它们没有全面具备这一切条件。甚至那些由于自己的工作性质和生活习惯而极其热情支持联合的实业家，也因为听任自己的朴素爱国主义的反对情绪的干扰，而不能彼此形成一个真正的欧洲同盟。这项工作有待学者去做。

毫无疑问可以证明，当学者们把自己的力量全都用去创造新的社会学说时，他们的现有联系将要更加紧密。这个效果是清楚的，因为社会纽带的强度必然同联合的目的的重要性成正比。

为了全面和正确评价欧洲人由于拥有学者而产生的特殊力量，必须在我们所研究的领域拿国王的行为同人民的行为作一比较。

前面已经说过，尽管国王们是按照原则上不合理的计划行事的，但他们执行计划的方式却比人民有步骤得多，因为他们的行动方针早已事先详细规定出来。因此，在我们所研究的领域，国王们能在全欧把他们的力量联合起来，而人民则是彼此隔绝的。只是由于这一事实，国王们就比人民占有相对的优势，不管人民利用什么手段，都斗不过国王们的这个优势，这就使国王们的优势具有了特别重大的意义。

人民意见的代表者，除口头抗议国王们的这种优势外，别无其他办法， 但这种抗议并没有触动这种优势一根毫毛。人民意见的代表者宣称：总的说来，任何国家均无权干涉他国的社会改革。但是，这项原则不外是批判学说在对外关系上的应用，它同这个学说的其他一切主张一样，也是绝对错误的。而且也同那些主张一样，不过是把欧洲各族人民之间在旧体系的影响下存在的联系的解体这个过渡性事实误认为永久的事实。显然，西欧的各族人民， 由于他们的文明接近，即无论从其长远发展上看，还是从其现状上看，都有其共同性和联系性，所以他们正在形成一个成员各自享有权利的大民族。当然，这项权利的范围不如单一国家的个人享有的权利那样广泛，但其性质是相同的。

另外，我们还可以知道，这种批判的观点即使是合理的，也达不到目的， 甚至离目的越来越远，因为它在妨碍人民的团结。要想把一种力量压抑下去， 只有依靠另一种力量。因此，只要学者这支欧洲的唯一力量没有主持社会改

组的巨大工作，在欧洲范围内人民就要比国王处于显然劣势的地位。从人民方面来看，只有学者的力量能与神圣同盟真正匹敌，而且能够显示精神权力的同盟必然比世俗权力的简单同盟强大。

总括起来，举出以下四个论据，就可确切证明必须委托学者进行社会改组所不可缺少的准备工作，即理论工作。其实，只用其中的一个论据，就足以证明这一必要性。

第一，从才能和智力修养的性质来说，只有学者适合这项工作；

第二，从事物的本性来说，也注定应由学者担任这项工作，因为他们是所要建立的体系的精神权力的代表；

第三，今天，唯独学者拥有必要的道德权威来决定采用新形成的有机学说；

第四，也是最后一个论据，在现有的一切力量当中，学者的力量是欧洲所独有的。

毫无疑问，这一切论据当然可以有根有据地证明学者负有重大的理论工作使命。

从上述的一切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人民在设想社会改组时所犯的思想方法错误，首先来源于他们是按照错误的程序着手这一工作的；这种程序的错误在于他们把社会改组看成是一项纯实践工作，其实它首先是一项理论工作；事物的本性和最有说服力的历史经验都在证明，绝对需要把社会改组的全部工作分成理论和实践两个部分，前者应当先于后者进行，而且必须是后者的基础；理论工作的先行，要有不同于迄今活动在舞台上的力量的新社会力量发挥作用；最后，从许多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理由来说，这种新社会力量都应当是献身于观察科学的研究的学者。

可以把这一切观点的目的看成是逐步提高善于思考的人们的理性，使他们从高处一览至今采用的社会改组的程序的缺点和今天应当采用的程序的特点。总之，是要通过欧洲学者的通力合作，为政治创造一个与实践工作分开的实证理论，而这个理论的目的则是设计符合文明的现状的新社会体系。但是，如果可以这样认为，那就应当把这个结论概括为这样一个思想：学者今天必须把政治提高到观察科学的行列。

这是学者应当掌握的具有决定意义的最高观点。从这个观点出发，可以容易把本文开始以来叙述的一切主要内容概括在几项简单扼要的论证之中。然后，作出重要的总结，以便能够提供继续前进和加快思想发展的手段。

人类理性的本性自身，要求我们的各个知识部门都必须相继经过以下三个不同的理论状态：神学的或想象的状态，形而上学的或抽象的状态，科学的或实证的状态。

在第一种状态下，孤立的、为数不多的观察，是当时科学的主要方法， 而把这些观察联系起来的，则是超自然的观念。换句话说，被观察的事实是基于空想的事实来说明的，即先天地想象出来的。这种状态是一切科学在摇篮时期的必然状态。尽管它还有缺点，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它却是唯一可能的结合形式。因此，它成了总要有一个集中点的理论工作的支柱，提供了就事实进行推理的唯一手段。一句话，它是使知识能够继续前进所不可缺少的。

第二种状态是专为第一种状态向第三种状态过渡服务的手段。这种状态具有混合的性质，它惜以联系事实的观念不再是超自然的，但还不是完全自然的。总之，这些观念是人格化了的抽象概念，而理性可以随着自己是接近

神学状态还是接近科学状态，利用这种抽象概念随意给超自然的原因定出神秘的名称，或对一系列简单的现象进行抽象的叙述。这种形而上学状态还能随着事实的数量增加，而根据越来越多的类似之处对事实进行分类。

第三种状态是所有科学的最终形式，前两种状态只是为它逐步做好准备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把事实联系起来的东西，已经是事实本身提出的实证的一般观念或一般规律，而且这些观念或规律往往只是来自本身可以变成原则的相当普遍的简单事实。人们总想把这些观念或规律简化为少数几个观念或规律，但始终没有想出将来有一天可以通过观察证实的假说。同时，在任何情况下，都只把这些观念或规律看成是解释现象的一般手殷。

凡是熟悉科学发展过程的人，都不难从现在已经成为实证科学的四门科学方面，即从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和生理学方面，以及从与它们有关的其他科学方面，证实我们上述的这个一般的历史总结的正确性。只了解各门科学的现状的人，也可以从生理学方面得到这种证明。尽管生理学也同其他三门科学一样，最终已经成为实证科学，但它仍以三种形式存在于知识水平不等的现代人的各阶级中。这个事实，在这门科学的研究中特别称为精神的现象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一些人认为精神是连续的超自然活动的结果，另一些人把它看成是一个抽象存在物的活动的不可思议效应，还有些人认为精神是以我们能够证明的最高的有机条件为基础的。

如果把政治视为一门科学，并把上述的观察用于政治，便会发现政治已经渡过了头两种状态，现在正要进入第三种状态。国王的学说，表明政治处于神学状态。实际上，国王的学说所依靠的，是使它最终得以建立起来的神学观念。这种观念要求人们相信，社会关系是以关于神权的超自然观念为基础的。它用从原始人开始至今一直采用的超自然的直接指示，来解释人类社会相继发生的政治变化。一直到旧体系开始衰落，都完全是这样来看政治的。

人民的学说，表明政治处于形而上学状态。这种学说完全以关于原始社会契约的抽象假定和形而上学假定为基础，即认为在文明所促成的人的能力的一切发展之前，曾经有过这样的契约。这种学说常用的推理手段，是人人都平等拥有的并为这项契约所保证的天赋权利。这本来是为反对旧体系而由神学引伸出来的批判学说，后来才被看成了有机学说。在一部著作里把这个学说有系统地整理出来的人，主要是卢梭。他的那部著作，过去是而且现在仍然是社会组织的通俗研究的基础。

最后，科学的政治学说，在观察中把人类经常所处的社会状态看成是社会组织的必然结果。它认为这种社会状态的目的，决定于人在自然体系中必然要受到事实限制的地位。它不用其他任何解释去说明这个目的。实际上， 它认为人与自然的这个基本关系，来自人们想要驾驭自然并改造它为自己服务的经常意向。其次，它认为保持社会秩序的最终目的，在于集体发展这个自然意向，调整和统一这个意向，以使有益的活动产生尽可能大的效果。然后，它试图通过直接观察人类的集体发展，把人类走过的道路和到达这个最终状态所必须经过的中间状态同人体组织的基本规律联系起来。它根据这一系列观察和借助各种假说，说明各个时代取得的进步决定于人类当时达到的发展水平。最后它认为，在文明的各个阶段，政治计划的目的完全在于正确规定应当采取的步骤和使每一步骤容易得到实行。

以上所述，就是今天应当建立的实证学说的精华。这种学说以适用于文明人类的现状为目的，它所以要观察先行的两种状态，只是为了确立科学的

基本规律。

为什么政治未能更早些成为实证科学，为什么政治可以在今天被称为实证科学，这都容易立即解答。

为此，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这两个条件虽然彼此不可分离，但又能各自独立。

第一，所有的专门科学在成为实证科学时，都要逐步实现，因为在所有的成分还没有全都成为实证的以前，全体是不能成为实证的。这个条件，今天正在得到满足。

各门科学都是通过根据自然的秩序进行的革命，依次成为实证科学的。这个自然秩序，就是这些科学研究的现象的复杂程度的次序，换句话说，也就是这些现象与人的关系的多寡的次序。因此，由于天文学研究的现象是最简单的，所以首先引用实证理论的是天文现象，其次是物理现象，再次是化学现象，最后才是生理现象，而且生理现象只是最近才引用实证理论的。虽然都是改革，但是作为最复杂现象的政治现象，只能挨到最后才能实现改革， 因为政治现象依存于其他一切现象。然而，这种改革之能到时实现，同其不能提前实现一样，都显然是必然的。

第二，把作用于自然的活动只视为社会的间接目的的准备性社会体系， 必然有其终期。

实际上。一方面，理论到那个时候还建立不起来，因为它总得先于实践； 但由于它要去指导实践，所以又不能先于实践太早。另一方面，理论不可能过早拥有足够的经验基础。为使理论能在广泛的经验之上建立起来，就要建立一个由许多大民族构成的人数众多的人口集体所采用的社会秩序体系，并要求这个体系尽可能长期存续下去。

这第二个条件，也同第一个条件一样，今天正在得到满足。以培养人的理性适于科学体系为使命的神学体系，已经达到其生命的终期。这是没有疑问的，因为以推翻神学体系为唯一目的的形而上学体系已在人民当中全面取得优势。随后，当然就要建立科学的政治，因为人们认为绝对不能在没有理论的条件下生存下去。而如果不建立理论，则不难想见，神学的政治一定会东山再起。严格说来，形而上学的政治算不得真正的理论，它只是对过渡服务的批判学说。

总之，任何一次精神革命，都不曾比联合起来的欧洲学者为把政治提高到观察科学的行列而进行的革命更为不可避免、更为成熟和更为紧迫。这个革命只能由在当前的巨大危机中真正具有优势的力量参加，因为只有这支力量能使社会步入文明的状态所迫切要求的完美社会体系的真正发展道路，从而制止和防止社会发生可怕而混乱的四分五裂。

为使负责完成这个有益使命的科学力量尽快发挥作用，必须对使政治进入观察科学行列和应当据以改组社会的理论工作进行一般的综述。我不揣冒昧，提出这项综述的方案，并正式公诸欧洲的学者。

我深信，一俟这项讨论开展起来，不管我们的方案能否被采纳，都将必然导致最后方案的形成。我敢于以只有欧洲学者参加才能免于长期陷入可怕的苦难的社会的名义，敦请欧洲的学者公开地和自由地发表他们对于我提请审议的有机理论的全面研究计划的意见。

我的这个综述由三大组研究构成。第一组研究的目的，是对应当作为政治的实证基础的人类理性的一般发展进行一系列考察，从而使政治完全失去

神学性质和形而上学性质，让政治具有科学的性质。

第二组研究以建立完整的实证教育体系为宗旨，使教育符合再生后的社会和便于改造自然，并按施教者和受教者的能力尽量改进教学活动。

最后，第三组研究是通观文明人在一切知识的目前条件下为改造自然使其造福于人类而可能进行的集体活动，指导文明人将他们的全部力量用去达到改造自然的目的，指出达到这个目的手段只能是社会的联合行动。

第一组研究

为对政治进行实证的研究而须具备的基本条件，是精确地规定社会秩序的规划必然受到的各项限制。换句话说，在研究政治的时候，也应仿效其他科学，将观察的作用与想象的作用完全分开，并使后者从属于前者。

为了说明这个重要观点，必须拿实证政治的一般精神与神学政治和形而上学政治的一般精神进行比较，而为了简化这种比较，则应当把后两种政治放在同一观察中加以研究。这样做并不会使结论发生变化，因为根据上一章所述，形而上学政治与神学政治基本上大同小异，只在不太显著的特点上显出了它们的主要差别。

任何一门科学的神学状态和形而上学状态，都以想象超过观察为其共同特点。从这个观点来看，两者之间存在的唯一差别在于：在前者，想象的对象是超自然的存在；而在后者，则是对人格化的抽象进行想象。

人类理性的这种状态的必然的和经常的结果，是让人们确信人在各方面均是自然体系的中心，从而具有对自然现象施加无限作用的天赋能力。显而易见，这种确信的直接结果，是使人们的想象占居了统治地位，而且这种想象又与人们一般想把自己的作用和能力夸大的有机倾向结合在一起。这样的幻想是人类理智处于这种幼稚时期的最显著特点。

如从哲学观点来考察曾使一些科学进入实证状态的历次革命，则可发现它们均产生了把我们的观念的这种原始秩序颠倒过来的一般效果。这些革命的根本特征，是把想象直到当时所占的优势转移到观察方面来。结果，也就把原来的优势和劣势颠倒过来。人们开始放弃认为自己是自然的中心的看法，而把自己置于实际上应在自然中占居的地位。因此，人们的活动也就被局限于现实的限界之内，只能使他们所要观察的一定数量的现象互相影响和发生程度不同的变化。只要回顾一下前面所作的历史概述，凡熟悉今天已经成为实证科学的那几门科学的人，立刻可以从这几门科学方面证实我的论点。

比如，在天文学方面，人们最初虽然没有认为天体现象是服从他们的影响的，但至少认为天体现象与自己生活的一切细节有着直接的和密切的关系。他们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举出特别有力和数量很多的证据，才得以证明自己在整个宇宙体系中只占有从属的和微不足道的地位。化学方面的情况也是这样，人们起初相信自己有能力按照自己的意志去改变物体的内在本质， 可是终于不得不满足于观察地球上的各种物质的相互作用的效果。在医学方面，情况同样是如此，人们长期以来总想随意矫正自身组织的失调，认为能够无限地抵制致病的原因，但最后不得不承认：当自己的活动与身体组织的活动一致时，自己的活动才会有效；而如果与身体组织的活动相反，那就不会有效。

政治同其他科学一样，也逃脱不了这条以事物的本性为基础的规律。政治至今所处的和目前仍处的状态，正与天文学处于被占星术统治、化学处于被炼金术统治、医学处于一味寻找灵丹妙药的状态完全一样。

想象所占的这种优势，对于政治也必然产生象它对其他科学所产生的上述那些后果。直接观察一下从理论观点考察的神学政治和形而上学政治的共同宗旨，就不难证实这一点。

人们至今仍然相信自己有无限的政治规划能力来完善社会秩序。换句话说，人类现在仍然认为，自己在政治方面没有本身固有的动力，而只能是具有足够权威的立法者想给他们什么动力就接受什么动力。

由此产生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绝对者在神学政治和形而上学政治的政治理论中一直占有和目前仍然占有统治的地位。双方提出的共同目的，是完全不考虑当时的文明状态，而苦心孤诣地去设想最完善的社会秩序的永远不变的典型。双方都自称唯独自己找到了可以达到这一目的的全套制度。双方在这一点上表现的唯一差别，是前者明确禁止对自己定出的计划进行任何重大的修改，而后者则允许对计划进行审议，但方向要与原计划的精神一致。除此以外，两者均有绝对者的特性。

这种绝对者的特性，在两者的政治实践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双方都认为自己的一套制度是可以安全有效地医治一切政治弊端的灵丹妙药，而不管该弊端是什么性质的，也不问受诊的民族的文明处于什么阶段。同样地，双方在判断处于不同的文明发展阶段的各民族的制度时，都完全以该民族实行的制度与他们所设计的改善社会制度的永远不变的典型有多少一致或矛盾之处为依据。在这方面，我们可以举出一个最近的显明例子：神学政治的拥护者和形而上学政治的拥护者，都一而再、再而三而且几乎是紧接着宣布，西班牙的社会组织比欧洲的各先进民族的社会组织优越，而完全没有注意到西班牙人的文明程度在现时不如法国人和英国人，只是从政治制度上判断西班牙人优于法英两国人民。这样的判断实例还可以举出很多。它们十分清楚地证明，神学政治和形而上学政治是怎样对文明状态进行全面抽象的。

在结束这两种政治的特点的说明时，还应当在这里指出：一般说来，双方出于不同的理由，都一致认为社会组织的改善，就是回到原始的极不完善的文明状态。大家知道，形而上学政治的最坚决拥护者，比如曾使这种政治学说系统化的卢棱等人，甚至把现在的社会状态看作是他们空想出来的自然状态的堕落。这不外是对人类因原罪而堕落的神学观念进行的形而上学类推。

这个正确的概述证明，想象比观察占居优势时对政治造成的后果，同其他科学没有成为实证科学以前产生的后果完全一样。绝对肯定最好的统治制度，或以肯定的观点抽象文明的状态，显然同绝对肯定包洽百病的万能妙方一样。

要想把神学政治和形而上学政治的一般精神归结为几句最简单的话，可以从以上的考察中总结出两个基本的论点：在研究所用的方法上，是想象比观察占居优势；在指导研究的一般观念上，是一方面把社会组织看成是抽象的存在，即看成是脱离文明状态而独立的存在，另一方面又认为文明的发展没有任何规律可循。

如果认为政治的一般精神不应当如此，则应当去研究实证政治的精神， 因为在以前的考察中已经看到，在任何一门科学的臆测状态和实证状态之

间，都有同样的对立情况。在这样的脑力工作当中，人们只能根据过去出现的类似来推测未来。在做这种工作时，只能得出如下的结果。

首先，为使政治科学变成实证科学，也应当象其他科学那样，要在政治科学的研究当中让观察比想象占居优势。其次，为使这个基本观点得以实现， 那就一方面，应当认为社会组织与文明的状态有密切联系，并且取决于文明的状况；而另一方面，必须承认文明的发展是有以事物的本性为基础的固定规律可循的。只要这两个条件尚未具备，政治就变不成实证科学，而观察也不能在政治研究中比想象占居优势。但也十分清楚，如果这两个条件已经具备，而政治理论也完全以这种精神建立起来，则想象势必处于从属的地位， 而政治也就将变为实证科学。因此，一切都要最终归结为这两个条件。

可见，这是应当指导理论政治的实证研究的两个主要观点。既然认为这两个观点极为重要，那就必须对它们进行详尽的考察。在这里，问题不在于为它们求证，因为在即将进行的研究中自然会得出证明。问题只在于进行足够充分的叙述，以使对此有判断能力的人士可以拿一般公认的事实与这两个观点对比，进行预先的证明，使人们完全相信可以把政治作为一门实证科学来研究。如果我们能使人们建立这个信心，我们就能达到自己的主要目的。实际上，文明一方面是指人类理性的发展，另一方面又指由此而来的人

们对自然的影响的发展。换句话说，文明这个观念的构成要素，是科学、美术和实业；对实业一词还要从广义方面来理解，而我就总是这样来理解这个词的。

从这个明确的基本观点来考察文明时，便不难看到社会组织的状态实质上依存于文明的状态，并应当把前者看成是后者的结果。但是，想象的政治却使前者同后者脱离，认为两者之间没有依存关系。

文明的状态，在两个极为重要的领域，即无论是在精神领域，还是在世俗领域，都必然决定社会组织的状态。首先，前者决定后者的性质，因为社会的活动目的取决于前者；其次，文明的状态规定社会组织的基本形式，因为它在创造和发展应当指导社会的一般活动的世俗力量和精神力量。实际上，十分清楚，社会的集体活动不外是面向共同目的的全体社会成员的个人活动的总和，所以它在性质上不会与其构成要素有所不同。它的构成要素， 显然决定于科学、美术和实业的不同发展水平。其次，也显而易见，一种政治体系，如果不赋与其占有优势地位的社会力量以至上权力，则不可能设想它会长期存在下去。它的这种社会力量的性质，永远决定于文明的状态。经验也在证明，以上的推论是正确的。

至今存在过的各式各样的社会组织，都不过是一种单一的体系、即军事神学体系的变形，只是变形的程度有大有小而已。这种体系的最初形式，显然是当时的不完善文明状态的必然结果。由于实业还处于幼稚状态，所以社会自然要以战争为其活动目的。对他人施加影响的强烈刺激，即行使自己能力和希望生存的要求。促进人们在改进战争手段的同时掌握了战争规律。如果考虑到这种情况，尤其是看到在实业还处于幼稚状态时，则社会只能以战争为其活动目的。同样地，也显而易见，所有的个别理论观点当时所处的神学状态，必然给作为社会纽带的一般理论观点打上烙印。文明的第三个要素， 即美术在当时是占有优势的。实际上，给社会的最初组织建立起正式基础的， 主要是美术。如果没有美术的发展，那就无法想像社会是怎样组织起来的。

如果我们再考察一下最初的体系至今出现的连续不断的变形，也会得到

同样的结果。形而上学家们把这些变形误认为各自独立的体系，而我们认为这一切变形几乎是从无到有发展起来的科学要素和实业要素所引起的社会日益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因此，从多神教变为一神论，以及后来的新教改革， 主要是实证知识的虽然缓慢但一直是向前发展的结果。换句话说，这一切主要是个别观念逐渐同旧的一般观念脱离出来，反过来又作用于旧的一般观念的结果。同样地，在世俗领域，罗马状态变为封建状态，而最为明显的是， 公社的解放所引起的封建状态的衰落及其后果，基本上应当归因于实业要素的不断壮大。简而言之，所有的这些一般事实，都在证明社会组织密切地依存于文明的状态。

一些最了解政治的实证状态的有识之士，现已开始研究这个基本原理。他们认为，孤立地考察政治体系，想从政治体系中寻找社会力量，都是荒谬的。其实，政治体系在无能为力的时候，反而要到社会中去汲取自己的力量。一句话，他们已经承认，政治秩序只是而且也只能是公民秩序的表现。换句话说，就是说占居优势的社会力量最后必然成为领导力量。再深入一步，就可以理解政治体系是从属于文明的状态的，因为既然知道政治体系是公民秩序的表现，则至少也会明白公民秩序本身不过是文明状态的表现。

当然，社会组织这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会对文明发生或大或小的反作用。尽管这种反作用非常强大，但它仍然是次要的，改变不了社会组织对于自然秩序的依存关系。对这种反作用本身进行适当的考察，就可以证明这种秩序实际上正如以上所述那样。因为经验一再告诉我们：如果社会组织是在不符合文明状态的条件下建立起来的，则文明最后总要推翻这个社会组织。因此，我们必须把下述观点作为确立实证政治的精神的两个基本观点之

一来接受：在考察社会组织的时候，无论是过去的，还是现在的，都不能脱离当时的文明状态，并且应当把它看成是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如果为了便于进行研究，认为把两者分开来考察比较有利，也永远要把这种抽象看成是简单的和暂时的，并且决不要忘记事物的本性为两者所规定的从属关系。

第二个基本观点在于，文明的发展是遵循必然的规律前进的。

过去的经验确切地证明，文明的进步发展服从于一个自然的不可逆转的过程。这个过程来源于人体的发展规律，而这个规律也可作为一切政治现象的最高规律。显然，在这里既不能详述这一规律的特点，又不能详列最简单的历史事实所提供的证明。这些问题是本卷第二部分的讨论对象。在这里， 只谈一谈有关这个基本观点的若干论据。

第一个论据，是使人们觉得必须定出这样一条规律来说明政治现象。 凡对重大的历史事实有所了解的人，不管他们持有什么特殊观点，都认

为在考察进入文明阶段的整个人类的时候，就是考察人类的文明从远古至今的不断历史发展。在这句话里，文明一词除具有以上所述的含义外，也包括作为它的结果的社会组织。

这个重大的事实，从十一世纪一直到今天，即从阿拉伯人向欧洲输入观察科学和公社得到解放以来，表现得十分清楚，以致使人们提不出任何合理的疑问。而且，对于以前的时代，也同样可以这样说。学者们今天已经十分清楚，古代的博学之士自以为具有非常先进的科学知识，那是缺乏真凭实据的。已经证明，阿拉伯人超过了他们。在实业方面，至少在其中的需要真才实学的部门，即在完全不是凭偶然因素办事的部门，也同样是这种情况，甚至表现得更为明显。即使美术的情况属于例外，而且这种例外有其不言自明

的理由，这也无损于我们的论断的普遍意义。最后，对于社会组织来说，这个论断也完全适用：我们清楚地看到，在同一时期，随着基督教的确立以及比希腊和罗马的组织优越得多的封建制度的形成，社会组织也发生了显著的进步。

由此可见，文明一直是在所有方面都不断发展的。

另一方面，如果不以形而上学所引进的盲目的和不正确的诽谤观点去看过去，就不会妨害我们看到：由于政治迄今一直处于幼稚状态，所以为促进文明所做的实际工作总是对文明的发展没有太大的用处，而且在许多情况下不但没有促进文明的发展，反而发生了阻碍的作用。也曾有过一切政治活动联合起来趋向完全停滞的时代，一般说来，这是社会体系衰落的时代。比如， 尤利安①皇帝的时代，菲力浦二世②和耶稣会士的时代，最后还有波拿巴的时代。此外，根据以上的讨论，我们还应当看到：社会组织完全没有决定文明的发展，相反地它本身却是文明发展的产物：

显然错误的疗法往往洽好了疾病，这使医生明白身体自生的强力活动， 可以恢复身体组织偶然发生的失常。同样地，文明在不适当的政治措施下仍有发展，这向我们清晰地证明：文明的发展有其自然的进程，这个进程独立于一切政治措施，并支配着这些措施。如果不承认这个原理，那末，要想解释这个事实，即要想知道文明在受到所犯的错误的阻碍下为什么没有后退反而总是继续前进，就只有仿效神学政治，用超自然的、直接的、永恒的命令来解释。

此外，在这个问题上还应当注意，人们往往因为一些原因只是在表面上不适用，就认为不能用它们来解释文明的进步。为此，他们还特地举出理由说，甚至是最优秀的人士，至今也不曾想到有机体的基本规律中，有一个规律既适用于集体行动的人类，又适用于单独行动的个人。这个规律是：必须抵抗到把全部力量都充分发挥出来为止。但是，这项注意对我们的上述论点毫无损害，因为阻碍对力量的发展虽然是必要的，但它并不产生力量。

如果考虑到可以断定是彼此之间没有任何政治往来的不同民族，在文化发展方面也有明显的同一性，则由这第一个论据演绎出来的结论将会更加有力。这个同一性只能来源于文明的自然发展，而这种发展对于所有的民族来说都是一样的，因为它取决于一切民族共有的人体组织的基本规律。比如， 我们今天在北美的野蛮民族中间见到的风俗习惯，就跟荷马所描写的希腊初期的风俗习惯极其相似；马来人现在实行的封建制度的特点，与十一世纪欧洲的封建制度基本上相同；还有其他一些例子，显然只能用这种简单办法来说明。

第二个论据，要使人们容易承认有一条自然规律在支配着文明的发展。如果我们承认，按照前面的概述，社会制度的状态是文明状态的必然结

果，我们就可以从文明发展的观察当中引导出这个复杂的因素，并把对其他因素的观察的结果应用于这一因素。

因此，简单扼要地总结所讨论的问题时，一定会使人们容易承认，文明是遵循一条确定不移的道路发展的。

① 尤利安（Julianus，331—363 年），罗马皇帝（361—363 年在位），通称背教者尤 利安。——译者注

② 菲力浦二世（PhilippII1165—1223 年），法国国王（1180—1223 年在位），是 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的组织者之一。——译者注

想把这个世界看成是奇迹百出的舞台的浅肤哲学，过于夸大了偶然性， 即过于夸大了孤立的原因在人世间的作用。这种夸大，在科学和艺术方面尤为明显。在许多著名的例子中，有一个例子是人人都知道的，这就是：许多有学识的人，一提到牛顿在苹果落地的启发下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便情不自禁地发出过分的赞美。

今天，凡是具有一定知识的人都普遍认为，偶然性在科学和实业的创造发明中仅占有极小的地位，只是对那些没有什么重大意义的发现才有重要的作用。这方面的错误认识随后又引起另一种错误，新的错误本身虽然没有什么值得非议的，但它的不良后果却与原来的错误几乎一样。结果，把偶然性的作用转移到近乎是空想出来的天才人物的身上。但是，这种转移井没有更好地说明人类理性的作用。

但是，人类知识的历史清楚地证明，而且一些博学人士也已确认，科学和艺术方面的一切研究，不管是在同一时代，还是在不同的时代，相互之间都有联系，以致这一时代的发明为下一时代的发明作好了准备，犹如前一时代的发明为它作好了准备一样。这证明单独一个天才人物的能力，远远不如人们以为的那样强大。由于伟大的发现而理所当然驰名于世的人，也几乎总是要把自己的大部分成就归功于其同类活动方面的先辈。简而言之，人类的理性在科学和艺术的发展方面始终遵循着一定的规律。这个规律比最伟大的智力还强大，而智力只是使连续的发现得以及时地相继出现的手段。

我们只对可使我们十分容易从古代开始逐阶段考察的科学进行观察，就可以知道：各门科学的几大历史分期，即神学状态时期、形而上学状态时期和实证状态时期，都是按照严格规定的次序转入的。也就是说，这三种状态必然要按照以人类理性的本性为基础的这种次序相继出现。由一种状态向另一种状态转移时经历的几个主要阶段，对所有的科学来说都是一样的，任何天才人物都不能跳越其中的任何一个重要中间阶段。如果我们从这三大分期进而对科学的状态、即最后的状态再作细分，也可以发现同样的规律。比如， 万有引力这个重大发现，是由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的天文学家和几何学家的研究工作，而主要是由刻卜勒和惠更斯①的研究工作准备好了的。没有这些人的研究工作，这个发现是不可能的，但迟早会促其实现。

因此，无可怀疑，按照以上所述，从文明的各要素来考察，文明的发展也是遵循着不变的自然规律前进的。正如社会组织的状态必须服从文明状态一样，这个规律也在支配所有的民族。因此，这个结论既适用于文明的全体， 又适用于文明的各要素。

以上所述的两个论据，不仅足以充分证明文明的必然发展，而且也足以使人认识这一发展的实际经过，表明我们能够通过深刻地观察过去来研究这一发展和明确规定它的一切属性，从而能够把实证政治建立起来。

现在的问题只在于确定这门科学的实践目的，确定它与社会的需要的一般关系，特别是确定它与社会的现状迫切要求的大改组的一般关系。

为此，首先需要确定现实的一切政治活动所受的局限。

支配文明的自然发展的基本规律，严格地制约着人类的一般发展相继经过的几个状态。另一方面，这一规律又是人类在本能上有要求进步的倾向的

① 惠更斯，克利斯提安（Huygens，Christianl629—1695 年），荷兰的杰出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和数学家， 他创立了光的波动说。——译者注

必然结果。因此，正如我们不能支配这种倾向所由产生的个人本能一样，我们也不能支配这一规律。

没有一个已知的现象可以证明人体组织发生过某种重大变化，所以从根本上来说，来源于人体组织的文明发展本质上也是不变的。更正确地说，既不能跳过发展所必经的任何中间阶梯，又不能实行任何真正的倒退。只是文明的发展速度，由于可以预测的许多物质原因和精神原因，而在一定范围内发生程度不同的变化。各种政治措施也属于这类原因，而且是人类的唯一能够影响自己的文明发展的东西。

这种活动对整个人类发生的影响，同它对个人可能发生的影响完全类似，而且这种类似来自其起源的同一性。我们可以借助适当的手段，使个人本能的发展加速或减速到一定限度，但我们既不能破坏这个发展，又不能改变其性质。对于整个人类的本能也可以这样说，只是整个人类的生活与个人的生活，在范围上有大有小而已。

由此可见，在每个时代，文明的自然发展确实决定着社会状态的各要素和整体应当得到的改善。唯有这种改善，有无哲学家和政治家的努力，均能实现而且必然实现。

凡是在世俗领域或精神领域对人类发生过现实的和长期的影响的人，都是遵循和依靠这个基本真理的。尽管这个真理还未通过有根有据的证明而正式成立，但这些人已以其天才的固有本能预感到了。他们已经认识到各个时代随着文明的状态将会发生的变化，并在宣布这些变化即将发生的同时，为他们的同时代人拟出了相应的学说或制度。如果他们的这种认识符合事物的真实情况，则几乎会立即出现变化，并把变化固定下来。长期以来默默地成长起来的新的社会力量，这时就会响应他们的召唤，以其青春的锐气出现于政治舞台之上。

人们至今只是以浅肤的观点研究和书写历史，一些巧合的事件和动人的结果，不但未使人们受到教育，反而由于这种浅肤观点的影响，只是使人们感到吃惊。这些未被很好理解的事实，今天仍在支持人们的相信立法者对文明有无限创造力的神学形而上学观点。有些人看到这种迷信观点不是以观察为根据的时候，虽然打算拒绝，但终于未能放弃。这种可悲的现象的起因， 是人们在这种重大的事件中只见到了人，而没有看到以不可抗拒的力量作用于人的物。人们没有认识文明的强大影响，而把那些有先见之明的人士的努力看成是正在实现的进步的真正原因。其实，这种进步即使将来没有这些人士参加，也是迟早必然实现的。人们不能安于所谓原因和结果之间的异常背反现象，因为这种现象使事实的解释比被解释的事实本身更难理解了。人们只看到表面的东西，而忘记了背后的现实。简而言之，用斯塔尔夫人①的一句妙语来说，就是把演员当成了剧中人。这个错误，在性质上同印第安人把日食的出现归咎于哥伦布的预言完全一样。

一般说来，一个人想要进行某种重大活动时，并不是出于他所拥有的十分微小的力量，而经常是外在的力量基于不可抵拒的规律作用于他的结果。他的一切能力寓于他的理智；理智能够使他通过观察认识这些规律，预见这些规律的效果，然后渣合这些规律的性质地去运用自己的力量，以努力达到

① 斯塔尔夫人（MadamedeStaё1766—1817 年），著名的法国女作家，浪漫主义的主要代表者之一。本名安娜·路易莎·热尔曼娜（AnnéLouise Germai-ne ）。——译者注

自己的预定目的。一旦开始行动之后，如对这些自然的规律尚未认识，便会使目击者，有时会使行为者本人，认为这一切行动完全是人力所能预见到的。

这样的一般观察，也可以象它们应用于物理、化学和生理学方面的活动那样，以同样的理由应用于政治活动。任何一种政治活动，当它所要实行的革变实际上正是这种力量所支配的变革的时候，才会产生长期的连续不断的效果。而在其他一切情况下，这种活动就发生不了作用。

最糟的情况，显然是立法者们无论是在世俗领域还是在精神领域，都有意无意采取倒退的行动。这种情况之所以最糟，是因为立法者这时的行动与唯一能使他产生力量的东西、即文明的发展相违背。但是，能够正确规定政治活动的正是文明的发展，所以当政治活动想要超过规定的限界而冒进的时候，即使它的前进方向是正确的，也还是发生不了作用。其实，经验也在证明，不管授与立法者以多么强大的权力，只要他想实现的改革大大超过文明的现状，即使这种改革仍在文明的自然发展的界限以内，他也必然遭到失败。举例来说，尽管约瑟夫二世①和波拿巴都拥有极其广泛的专制权力，但前者极欲使奥地利的发展超过其文明现状的企图，和后者强行在法国恢复封建制度的努力，均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根据以上的考察，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真正的政治，即实证政治，也象其他科学不能支配自己的现象一样，不该试图支配自己的现象。其他科学已经放弃它们在幼稚时期所特有的这种野心勃勃的空想，而满足于观察和联系自己的现象。政治科学也应当这样。它只应当专心于收集关于文明发展的所有个别事实，把这些事实归纳成为尽量少的几个一般事实，用一系列一般事实揭示文明发展的自然规律，然后再评价可使文明的发展速度发生变化的各种原因。

现在，可以容易确定作为一门观察科学的这种政治的实践价值了。

健全合理的政治的目的，不在于让依靠自己固有的冲动而行事的人类按照虽然也象引力定律那样重要但又比它容易变动的规律去发展，而在于启发人类，使其容易发展。

虽然都是服从文明的发展，但知其服从与不知其所以服从之间有很大的差异。受到文明的发展制约的变革，虽然在这两种情况下均不免发生，但在后一种情况下总要耽误很长时期，而且往往是在实行变革之前，随变革的性质和重要性之不同，在社会上也出现或大或小的严重的不祥动荡。但是，由此给社会带来的各种动乱，大部分可以在正确认识所行的变革的基础上，制定各项措施加以避免。

这些措施的要旨在于：一旦预见改革势在必行，就不待其只依靠自然的力量而出现，而要让它冲破无知所造成的一切障碍而直接实现。换句话说， 实践的政治的根本目的，本来就在于避免因对文明的发展遇到的阻碍没有很好理解而产生的暴力革命，使这种革命尽快地变成单纯的道德运动。这种道德革命虽比那种在平时给社会带来缓和变动的革命要激烈，但还是比较有秩序的。然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显然必须尽量正确地认识文明的当时倾向， 以使政治活动适合于它。

毫无疑问，当一种运动要或多或少损害一个阶级的野心和利益的时候，

① 约瑟夫二世（JosephⅡI741—1790 年），奥地利女皇玛丽一泰利莎的共同执政者（1765—1780 年），奥地利君主国执政（1780—1790 年），所谓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780—1790 年）。——译者注

期望它能够平安无事地实现，那完全是空想。但是，人们至今在解释那些暴风骤雨式的革命的时候过多地重视了这个原因，也是确实的。其实，这种革命的暴力，大部分来源于对支配文明的发展的自然规律的完全无知。

把实质上来源于无知的东西归咎于自私心，也是常见的现象。而且，这种可悲的错误，还给人们的私人关系和共同关系中的摩擦，提供了使其继续存在的条件。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事实上至今仍在逆文明的发展而行的人，如果真正认识到这种倒行逆施是不对的，显然就不会再坚持下去。没有一个人会愚蠢得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要故意抗拒事物的本性。没有一个人想从事看来显然是瞬息即逝的活动。因此，即将变成观察科学的政治的论点， 也会对那些由于自己的偏见和利益而反对文明的发展的阶级发生作用。

当然，不应当夸大理智对人的行为的作用。但是，论点的力量所发生的作用，显然大大超过了人们至今的预想。人类理性的历史证明，在被联合起来的人们大力反对的改革当中，往往是全靠这种力量克服了人们的反对而决定了变革的成功的。对此，只举一个最有名的例子：地动说之被采纳，完全是实证的论点的力量。本来，地动说不仅要战胜当时还十分强大的神学极力的反对，而且特别要克服全人类的妄自尊大心理，这种心理曾是错误观点随心所欲为自己辩护而使用的一些似是而非的理由的根据。

这些具有决定意义的经验，当然会使我们看到真实的论点产生的优越力量。政治家们所以在实践中陷入如此严重的错误，主要是因为政治上还没有这种论点。如果有了这种论点，就会立即不再迷误。此外，利益方面的考虑， 也容易使人相信实证的政治一定能提供避免暴力革命的手段。

其实，即使文明的发展必然引起的改革反掉了一些野心和利益，也仍然会留下若干有利于改革的野心和利益。此外，当改革达到了成熟期以后，拥护改革的现实力量一定会超过反对它的力量，不过从表面上看，好象并非总是如此。即使人们怀疑关于文明发展的实证知识可以迫使反对的力量屈服于不可避免的规律，这种知识也显然要比其他力量重要。似这种知识为指南的上升的阶级一旦明确自己所欲达到的目的，就会直奔目标前进，而不会在摸索和迷途中徬徨犹豫。它们将认真地想办法来预防各种抵抗和促使它们的反对者转入新的事物秩序。简而言之，文明将按照事物的本性的要求，迅速而和平地取得胜利。

总之，文明的发展实际上并不是直线的，而是沿着平均线两侧移动的连续波动，波长时长时短，波幅时大时小，类似机械运动装置所表现的波动。但是，根据总是占有支配地位的平均运动的知识制定的政治措施，可使这种波动式发展时而幅度变小，时而速度变小。这就是这种知识的持久的实践效果。显然，文明的发展所必然引起的变革本身有多么重要，这种效果就有多么重要。可见，这种效果现在正处于最高水平，因为唯一能够解除目前危机的社会改组，是人类迄今经历过的所有革命中的最完善的革命。

因此，一般政治的基本依据、即其实证的出发点是确定文明的趋势，以使政治活动适应于它，从而尽可能缓和与缩短人类在顺次转入文明的各个状态时必然遇到的历次危机。

长于理论而短于适合人类理性的实践的人士，虽然认为必须确定文明的这个趋势，以给政治措施打下巩固的和实证的基础，但他们又觉得在确定这个趋势时不必从文明的起源来研究文明的一般发展，而只就文明的现状考察这一发展就可以了。从人们至今把政治理解得很狭窄这一点说来，这种观念

的产生虽是自然的，但也容易证明它是错误的。

经验已经证明，一个人的理性只要是朝着实证的方面发展的，它就有很多有利条件顺利地使自己普遍化到尽可能高的水平，因为对它来说，下降比上升容易。在实证生理学的幼稚阶段，人们最初以为：要想了解人体的组织， 只研究人本身就可以了。然而，这是一种与我们在这里讨论的错误完全相同的错误。后来，人们逐渐认识到，为了十分清晰地和相当广泛地了解人体的组织，还必须把人看作是动物界的一员，并将范围再加扩大，把人看作是整个有机界的一部分乙生理学只是在对生物的各纲进行广泛的比较研究，并开始将这种比较研究正式应用于人的研究之后，才最终建立起来。

正象生理学之要研究各种有机体的组织一样，政治学也要研究文朗的各种状态。而且，我们之所以要考察文明的各个时代的理由，比生理学家要比较所有生物的组织的理由更有根据。当然，只要对事实进行哲学观察，不追溯文明的前期状态而只就现状来考察文明的现状，也可以为实征政治的建立提供极其有益的材料。一些真正的政治家为了减少自己的观点所依据的臆测学说与社会的需要的抵触，至今得以一再改变那些臆测学说伪形式，也显然就是因为使用了这种研究方法。但是，这样的研究还不足以建立实证政治， 也是显而易见的。这样的研究除能供给材料以外，不可能再提供其他东西。一句话，孤立地观察文明的现状，同孤立地研究其他任何一个时期一样，都不能确定社会的现实趋势。

其理由是：为了确立一条规律，只有一个项是不够的，因为只少要有三个项。这样，通过前两项的比较发现的和由第三项证实的联系，才能为发现以下的项服务，而一切规律的最终目的也正在于此。

在我们从一个制度、一个社会观念或一个制度体系和一种学说的发生开始一直考察到它们的现状，而发现它们的统治作用从某个时期开始逐渐下降或上升的时候，我们就能根据这一系列观察十分准确地预见它们的未来命运。如果发现它们的统治作用在逐渐下降，则表明它们是与文明背道而驰的， 而由此产生的后果，是它们的必然灭亡；反之，如果发现它们的统治作用在逐渐上升，则可以得出它们必以胜利告终的结论。根据所观察的变化的规模和速度，也可以大致算出衰落时期和兴盛时期的长短。可见，这样的研究才确实是实证学识的取之不尽的源泉。

但是，如果把没落的学说、制度、事物和新兴的学说、制度、事物都混在一起，只作为一个状态来孤立地观察，而不考虑仅因人们当时因循守旧而得以发生的暂时作用，那能得到什么成果呢？什么样的高明人士能在如此性质各异的因素混在一起的情况下，不认错这些互相对立的因素呢？怎么能从舞台上乱转的群影当中识别出那些嗓门虽不洪亮但确实存在的人物呢？显而易见，在这种混乱的场面下，观察者如不依靠过去，则只能盲目前进。只有过去，能够使他学会观察事物本质的方法。

时代的编年次序，完全不是哲学的次序。它不应按过去、现在、未来的顺序排列，而应按过去、未来、现在的顺序排列。实际上，我们只有根据过去来考察未来的时候，才能真正回到只不过是一个点的现在上来，从而抓住现在的本质。这样的考察可以适用于任何时代，而且更有理由应用于现代。目前，并存于社会上的有三种体系：首先是神学封建体系，其次是科学

实业体系，最后是形而上学家和法学家的过渡折衷体系。在各种体系纷坛的这种混乱局面下，如果不用过去这个火炬来照明，人类理性是绝对无力把社

会分析得清楚和正确的，即不能把社会统计得合乎实际和精确的。不难证明， 能够提高真正的实证政治的优秀人物，如果他孤立地考察事物的现状，或没有在对于过去的一系列观察当中达到足够的高度，即使他把自己的能力用到很正确的方面，也仍然要停留在形而上学的水平。

因此，研究而且要尽可能深刻和全面研究文明从其发生到现在所经过的一切状态，整理和联贯这些状态，把这些状态合并为可以作为原则的一般事实，明确文明发展的自然规律；然后，从哲学上勾画出从过去发展而来的社会未来的图景，即定出现代应当进行的社会改组的一般计划；最后，把这一切结果应用于事物的现状，并由此决定有利于最后进入新的社会状态的政治活动方针。以上这些，就是为建立可以满足社会的紧急而重大的要求的实证的理论政治所应进行的全部工作。

这就是我不揣冒昧，敢于向欧洲学者提出并希望他们协助的第一组理论研究工作。

以上的论述已经充分指明实证政治的精神实质，而再拿实证政治与神学和形而上学的政治比较，则会使实证政治的精神实质更加了然。

首先，从最重要的方面，即从对社会的现实需要的关系方面来比较这几种政治，就不难看到实证政治的优越性。这个优越性的产生原因是：实证政治是经研究发现的，而神学和形而上学的政治则是凭空捏造的。神学和形而上学的政治，是根据以为能够创造出最好的社会体系的绝对条件，空想出符合文明的现状的社会体系的。实证政治只是把这种体系作为文明发展的结果，通过观察而确定的。由于双方使用的方法不同，想象的政治就不可能发现真正的社会改组形式，而观察的政治就能够发现这种改组形式。一方面， 是不对疾病进行诊断，而只是白费力气地去寻找治疗办法。另一方面，是确估息者的生命力是使疾病痊愈的根本原因，并只是通过观察来预见危机的启然归宿，以便排除错误治疗造成的危害，促使疾病痊愈。

其次，只有科学的政治可以向人们提供人人都能接受的理论。从某种意义来说；这是最重要的条件。

神学和形而上学的政治在探求可能有的最好政府时，往往沉浸在漫无边际的议论中，因为这个问题不是它们所能决定的。政治制度必须而且实际上早已同文明的现状联系起来。对每个时代来说，最好的政治制度都是最适合于当时的文明状态的制度。因此，从来没有而且今后也不会有绝对优于其他一切政治制度的政治制度，而只能有一个比一个更加进步的文明状态。一个时代的有益制度，到了另一个时代可能变成有害的，而且多数是变成了有害的。反之亦然。比如说，奴隶制度，在今天看来是不入道的；而在当初，它确实是很好的制度，因为它的目的是防止以强凌弱。正如我将在这项研究的第二部大专门讨论的，这种制度是文明发展过程中的不可缺少的中间阶段。同样地，这种制度所反对的自由，只要不是自由得过头，对于达到了一定文明程度和养戌了某种顶见能力的个人和民族来说，都是有益的，因为自由能使他们的能力得到发挥；而对于没有具备这两个条件的个人和民族来说，自由就是非常有害的，因为无论是从保护他们本身来说，还是从保护他人不受他们侵犯来说，他们都需要有人监护。因此，在可能有的最好政府这个绝对问题上，显然不会有一致的意见。神学和形而上学的政治，为了在议论中使意见一致，只有完全停止讨论原来商定的议案。除此之外，别无其他办法。在这方面，神学的政治比形而上学的政治干得更为彻底，因为它要长期存在

下去，就得创造长期存在下去的条件。我们知道，形而上学在讨论政府这个问题的时候，曾经是一方面让想象自由地驰骋，另一方面又怀疑社会状态本身对人们的幸福的效用，甚至公开否认这种效用。这突出地表明，在这样的问题上是不可能意见一致的。

科学的政治与此相反，它的实践目的在于确立过去的文明发展至今促成的体系，所以问题完全是实证性质的，而且完全可以通过观察来解决。可以而且应当允许充分自由的讨论，而不必担心讲错。到了一定时候，一切有能力的人士和跟随他们的人士，尽管起初辩论时各有自己的观点，但终归会在文明发展的自然规律上和由此而来的体系上取得一致意见。太阳系的各项规律和人体组织的各项规律以及其他一些规律，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

总之，实证的政治是使人类能够摆脱专栅的唯一办法。只要神学和形而上学的政治继续统治下去，人类就得长期沉沦于专横的统治之中。

理论上的绝对化，必然导致实践上的专横。只要继续认为人类没有自身的动力，以为动力是立法者给予的，则不管立法者如何花言巧语，专横的将必然极其强大地存在下去，而且是在所有极其重要的领域存在下去。这是事物的本性所使然。因为当时人类听任立法者的摆布，让他们为人类设立可能有的最好政府，所以专横后来虽然仅存在于个别地方，但也显然无法把它从整个社会驱逐出去。不管最高的立法者是一个人还是数人，是世袭的还是选举的，在这一点上不会有任何变化。如有可能，也会给全社会安上立法者的头衔，但情况仍然照旧。在这种情况下，只不过是全社会让自己甘受专横的蹂躏，而且害处将甚于从前。

与此相反，科学的政治坚决反对专横，因为它要消灭专横所由产生和续存的绝对化和昏庸。这种政治认为人类是服从发展的自然规律的。通过观察可以确立的这个规律，毫不含混地为每个时代指出其可以进行的政治活动。因此，专横必然消失，对人的统治将为对物的统治所取代。这样一来，政治方面就有了名副其实的规律，即有了著名的孟德斯鸠所表述的那种从哲学上来理解的真正的法律。不管政府在各方面采取什么管理办法，专横至少从根本上不能再现。在政治上一切均接真正的最高规律行事；而这个规律有其超过一切人力的威力，因为归根结底，它来自我们丝毫也不能影响的人体组织的本性。简而言之，这个规律既能有效地排斥神学的专横、即国王的神权， 又能有效地排斥形而上学的专横、即人民的至上权。

如果有人要把这一规律的最高支配看成是现存专横的变形，那末，他们也应当非难万有引力定律对整个自然界的绝对支配，非难文明的发展规律所由产生的人体组织的规律对整个社会的同样支配。人体组织规律的这种支配作用是实在的，但容易变化和被误为其他作用。

以上的考察，自然要求明确规定政治上的观察和想象的各自的范围。作出这种规定以后，就会看出新的政治的一般精神实质。

为此，应当把研究工作分成两类：第一类正是研究科学政治的，它与建立适合于现代的体系有关；第二类是关于这个体系的普及问题的。显然，在第一类研究中，也象在其他科学中一样，想象经常处于观察的支配之下，起着完全从属的作用。在研究过去的时候，想象可以而且应当用作发现事实的联系的暂时手段；但必须记住，把主要的联系从事实本身直接总结出来以后， 便不得再这样利用想象了。而且，只能在从属的事实上进行这样的利用，否则就一定产生错误。在第二类研究中，确定社会今天所要建立的体系，几乎

都要取决于对过去的全部观察。这类研究不仅要确定整个体系，而且要确定它的最重要部门，同时使确定的精确程度达到今学者们看到这项研究时感到十分吃惊的地步。但是，只有把这个体系委托给实业家，使他们可以按照上一章所述的计划去运用这个体系，才能使这种方法所获得的精确度达到最高水平。因此，在这第二类研究中，想象在科学的政治中所起的作用仍然是从属性的：只不过给新体系画出一个轮廓，使其正确性达到必要的程度即可。这个新体系的总规划的特点，还得通过观察来确定。

但是，还有另一项研究。它虽然从属于上述的两类研究，但为使改组的大业获得最后成功，它仍然是必要的。在这项研究中，想象又将充分发挥它的全部作用。

在确定新体系的时候，必须明确这个体系的优缺点。主要的问题，即唯一的问题应当是：根据对过去的观察，今天应当随着文明的发展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体系。如果只专注和偏重于这个体系的善，则将造成各种混乱，而且也与目的相悖。一般说来，我们可以认为：因为善的观念及其与文明状态的符合的观念一开始就是合而为一的，所以只要查明哪个体系最符合文明的状态，就可以发现今天可以实行的最好的体系。善的观念本身不能成为实证的， 它只有同第二个观念联系起来才能成为实证的。因此，不应当把专注于第二个观念的研究，看成是直接查明哪个体系最符合文明的状态。否则，政治就不能成为实证的政治。指出新体系的优点，即指出新体系在这方面比以前的体系优越，只是次要的事情，对于研究的方向不会有任何影响。

毫无疑问，用这种方法确实可以建立起真正具有实证性质和真正与社会的重大需要和谐的政治。虽说应当用这样的精神确定新的体系，但也显而易见，为使新体系最后被社会采用，却未必以这样的形式向社会提出这个新体系来，因为这样的形式很不适于号召社会采用新体系。

为使一个新的社会体系能够建立起来，只是作了适当的筹划工作仍是不够的，还需要有社会的广大群众热心于这个体系的建立。这个条件之所以必要，不单是要战胜这个体系在没落阶级当中必然遇到的大大小小的反抗，而特别是因为要满足人们在进入新的生活时汕然产生的内心感激的精神需要。没有这种感激心理，人们既不能克服自己的自然情性，又不能摆脱陈旧习惯的强大束缚。然而，为了使人们的一切能力在新的用途当中得以自由地和充分地发挥出来，克服这些障碍却是必要的。因为在一些最简单的事情当中也经常有这样的必要，所以如在一些最广泛的和最重大的变革当中，即在使人们的生活必然发生极其深刻的变革当中不产生这样的必要，那反而奇怪了。历史也在为这个真理提供有利的证据。

由此可见，科学的政治为认识和提出新体系可以采取和应当采取的方法，完全不能直接用于创造这个必要的条件。

任何一个体系，即使它已向群众证明它的建立当初是由文明的发展准备好了的，证明它在今天负有领导社会的使命，也决不能由此激起群众的热情。这样的真理只有极少数人能够完全掌握，而且其中一部分人需要付出很长时期的脑力劳动。它本身决不能激起人们的热情，只有学者可能对它产生敦厚而坚决的确信。这种确信是实证的论证的必然结果，有较大的持久力；但由于这一点；它的活力就不如可以激起热情的观念所产生的生动活泼和动人心弦的说服讲解。

获得这种说服讲解的效果的唯一办法，就是向人们说明新体系的必要性

和及时性，展示新体系在各方面将要使人们的地位得到改善的动人图景。只有这种展望才能够促使人们亲自进行新体系的建立所需要的道德革命，才能够抑制人们的自私心。在旧体系瓦解之后，自私心开始占了上风；但当科学的研究使人们受到启发的时候，它只会妨害新体系取得胜利。最后，只有这种展望能够使社会清除死气沉沉的景象，赋与社会的全体成员以朝气蓬勃的活力。当社会处于可以使人们的一切能力不断发挥作用的状态时，这个活力必将持久地存在下去。

以上，就是可使想象发挥优势的一类研究工作。在这类研究工作中，想象的活动不会受到任何障碍，因为它符合科学研究所确立的方向，它所追求的目的不是发现所要建立的体系，而是采用实证的政治所确定的体系。持有这样的目的的想象，完全可以任其自由驰骋。它的活动越自由和越不受拘束， 它所必然发生的作用就越完全和越有效。

这就是在社会改组的整个创举中留给美术的特殊任务。因此，所有的实证力量将在这一伟大的创举中互相竞赛：学者的力量去制定新体系的规划， 艺术家的力量去鼓励人们普遍采用新的体系，实业家的力量去制定实施这个体系的必要办法。这时，这三支强大的力量要互相携起手来去建立新体系， 而且他们在新体系形成之后，也要互相携起手来去夭天应用这个体系。

最后，在确定适合于现代的社会体系的时候，实证的政治将赋与观察以臆测的政治曾经赋与想象的那种优势；在这同时，还要交给想象一项新的任务。现在，这项新任务比其在神学和形而上学的政治中负担的任务重要得多。尽管想象在这两种政治中曾负有最高的任务，但从人类接近实证状态以来， 它便衰落下来，只能想出一些陈腐的观念和描绘出一些单调的图景了。

对实证的政治的一般精神实质作了以上的概述之后，有必要综观一下至今为使政治升为观察科学所做的一些主要尝试。这会有以下两种好处：通过事实来证明这一创举已经达到成熟时机：以不同于上述的各种观点的观点来看新的政治，使新政治的精神实质更加了然。

应当说，第一个直接作出努力，把政治当作事实的科学，而不当作教条的科学来研究的，是孟德斯鸠。凡是熟悉《论法的精神》的人，都认为该书的真正目的，显然就在于此。这部书第一次在其开端对法的一般观念作了哲学的解释。只是这个令人钦佩的开端，就足已说明了该著作的这个意图。十分清楚，孟德斯鸠的基本目的，是对他所知道的一切政治事实进行适当的分类，把它们分列在几个主要的项目之下，然后阐叨它们之间的联系的规律。如果在这里评价这种研究的功绩，那就得从这种研究的盛行时代开始分

析。这样，我们将会看到，孟德斯鸠在哲学上比其同时代人优越得明如指掌。证明这个问题的主要根据是：在批判的精神盛行，甚至最有头脑的人都完全听任其控制的时代，孟德斯鸠却摆脱了这种精神；而在形而上学的和绝对的政治经卢棱之手达到登峰造极的时候，他却深感这种政治是空虚的，觉得有必要从其中解放出来。

尽管孟德斯鸠的才能是出众的，而且后来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但是他的研究工作显然还没有使政治学进入实证科学的行列。他的著作完全没有满足为达到这个目的所不可缺少的上述基本条件。

孟德斯鸠未能理解支配着一切政治现象的一个重大的一般事实，这个事实就是文明的自然发展，它是一切政治现象的真正调节者。因此，在建立实证政治的过程中，他的各项研究只能当作材料来使用，即只能从其中搜集一

些观察和概要，因为他用来联系事实的一般观念完全不是实证的。

尽管孟德斯鸠为摆脱形而上学的束缚尽了很大的努力。但他并没有能够戌功。而且，他的主要观念显然是从形而上学演绎出来的。这个观念有两个缺点：首先，它不是历史的，而是独断的，即没有注意各种政治状态的必然的继承性；其次，它过于重视次要的事实，即政府的形式。因此，孟德斯鸠赋与这个观念的重要作用纯粹是想象出来的，同所有的确切的观察发生矛盾。简而言之，在孟德斯鸠这里，没有象在各门实证科学那里所必须做的那样，把实证的事实真正联系起来；而只是按照往往与事实的现实关系相矛盾的假设的观点，把实证的事实凑合在一起。

孟德斯鸠真正符合实证方向的理论著作中的唯一重要部分，是以研究地方的自然环境对政治的影响为目的的那一部分。他认为，自然环境在不断发生作用，可用气候一词来统称自然环境。但是不难看出，就是在这个问题上， 孟德斯鸠发明的观点如果不经过全面修改，也没有用场，因为他的观点的形成办法一般说来是错误的。

其实，所有的观察者今夭都十分清楚，孟德斯鸠在许多方面都过于夸大了气候的影响。然而这也是不可避免的。

当然，气候对认识政治现象有极其现实和非常重大的作用，但这个作用只是间接的和次要的。气候只能使文明的自然发展加快或减慢到一定程度， 而文明的这种发展决不会因气候的变化而改变性质。实际上，在任何气候条件下，除发展的速度以外，文明的发展基本上是一样的，因为它所遵循的一般规律来自人体组织的规律，而人体组织的规律在任何地方基本上是一样的。可见，气候对政治现象的影响，只表现在文明的自然发展的变速上面、而这种发展本身仍受其原有的主要规律的支配。因此，在确定这个主要规律之后，才能对气候的影响进行富有成果的研究和恰如其分的评价。如果先于直接的和主要的原因去考察间接的和次要的原因，则由此违反人类理性的本质的不可避免后果，就是把直接原因的作用误认为间接原因的作用，在观念上造成极大的混乱。这就是在孟德斯鸠那里出现的现象。

对于气候的影响所作的上述考察，显然也适用于其他一切不影响文明发展的本质而只会引起发展速度变化的原因。只有在确认文明的自然规律的总作用，并从其中抽象出其他因素的影响之后，才能正确规定气候的影响。天文学家就是在抽象出摄动的影响之后，而开始研究行星运动的各项规律的。发现这些规律之后，才可以确定它们的各种变形，并根据这些变形首先为主要的运动定出原则。如果一开始就想去建立这些法则，则显而易见，一个正确的理论也无法建立起来，对我们现在研究的问题，也完全可以这样说。

孟德斯鸠的政治学说的欠缺，从用它解决社会的迫切问题方面也清楚地反映出来。

先进的文明国家的社会改组，不管是在孟德斯鸠生活的时代，还是在今天，都是现实的需要，因为封建神学体系已经土崩瓦解了。后来发生的一些事件，在彻底破坏旧体系的同时，使改组的需要更加明显和更加迫切了。但是，孟德斯鸠在他的著作中并没有把建立新社会体系作为实践目的。他没有按照一个适于说明社会当时需要新的体系并适于确定这个体系的一般特征的理论，把政治事实联系起来，所以在实践方面，他只能提出和实际上也提出了一些微不足道的改良。这些改良虽然也符合过去的经验，但它们不过是神学封建体系的变形，有的改变得多一些，有的改变得少一些。

当然，孟德斯鸠的态度在这里还是明智和慎重的，因为他的实践观点没有超出事实所规定的范围。。虽然当时他满可以大大空想一番，但他仍满足于在这个有限的范围内对事实进行不够充分的研究。同时，他也坚定地承认， 一个理论如果不能适应最重要的实践需要，那就是不完全的。

因此，孟德斯鸠终于感到需要把政治作为观察科学来研究，但他没有写出一部具有这种特征的一般著作。然而，他在这方面的研究仍然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这些研究为人类的理智提供了一大批按照一个理论结合起来的事实，使人们便于把政治观点联系起来。当然，这个理论远远没有达到实证状态，但比起以前的一切理论来，它还是离开这个状态最近的。

为使政治能够进入观察科学而拟出通盘研究计划的，是孔多塞。他第一个清楚地认识到，文明是一个连续发展的过程，其各阶段之间的紧密联系服从于自然规律。对过去进行哲学观察，可以发现这些自然规律，而这些规律又可以完全实证地决定每个时代的社会应当进行的全面改革或部分改革。孔多塞在这里不仅设法为政治提供真正的实证理论，而且还通过其《人类理性进步的历史概观》一书试图证明这个理论。只是这部著作的标题和导言，就足以保证其作者因创造这个伟大的哲学思想而应享有不朽的荣誉。

然而，这个重大发现至今还没有任何成效，而且几乎没有引起任何反响， 也没有一个人走上孔多塞指出的道路。一句话，政治还没有成为实证的政治。如果究其原因，则大部分应当归诸孔多塞制定的方案在实施当中完全违背了这项研究的目的。他完全没有理解这项研究的最重要条件，所以他的著作必须返工改写。现在，我们就来证明这一点。

第一，在这类研究工作中，时代的分期是研究计划的最重要部分；或者更正确他说，时代的分期构成了广义的计划本身，因为时代的分期决定着所观察的事实的主要整理方法。但是，孔多塞采用的分期法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它甚至没有满足最明显的条件，即没有满足同组的事实应当同质的条件。我们认为，孔多塞完全没有认识文明的时代分期的哲学规定的重要性。他没有理解，在总论部分应当首先从哲学上规定时代的分期，而在建立实证政治时应当做的工作中，从哲学上规定时代的分期是最困难的工作。他认为，随便选一个重要事件，不管是实业上的，还是科学上的或政治上的，来标志每个时代的开始，就能对事实进行适当的整理。由于采用了这种方法，所以他始终未能走出文献史家的圈子。他不可能创出一个真正的理论，也不可能在事实之间建立起实在的联系，因为他用来联系其他事实的事实，根本与所联系的事实没有关系。

在一切学者当中，自然科学家是必须进行最广泛和最困难的分类的学者，所以他们应当大力改进一般的分类方法。这种方法的基本原则，从植物学和动物学采用哲学分类法，即采用不是以人为的连结而是以现实的关系为基础的分类法以后，才被确定下来。这个基本原则的内容是：按照共性排列的各分类阶段的顺序，应当尽量正确地符合按照共性排列的应被分类的现象间的被观察关系的顺序。因此，科、属、种等阶梯，不外是表明把被整理出来的一系列一般事实，按逐层分类的次序排列起来。简而言之，分类在这时不过是随着科学的进步用哲学的语言来表述科学。理解了分类，就等于理解了科学，或者说至少是理解了科学的最重要部分。

这项原则可适用于任何一门科学。因此，在这项原则已被发现、利用和确证的时代形成的政治科学，也应当利用其他科学发现的这个观点，并以此

为基础来划分文明的各个时代。在人类的通史中按照时代的自然关系的顺序把文明分成几个时代的理由，同自然科学家按照同一。规律对动物和植物的机体进行分类的理由完全一样，只是前者的理由更为充分。

这是因为事实的正确整理对于任何一门科学来说都十分重要，而对于如果不具备这个条件就将完全背离自己的实践目的的政治来说尤为重要。大家知道，这个目的是对过去进行观察，以决定文明的发展在今天所应建立的社会体系。但是，这个决定只能来自可以反映文明的发展规律的对以前状态的正确整理。由此可见，政治上的事实，不管它们多么重要，只有经过整理， 才有现实的实践价值；而在其他科学，事实的认识本身就多半具有不依事实的联系方式为转移的重大效用。

因此，对文明的各个时代，不应象孔多塞那样，漫无秩序地按照比较重大的事件来分期，而应按学者们已经公认的可以作为分类基础的哲学原则来分期。时代的主要分期，应当揭示文明发展史的一般情况。以下的次要分期， 不管细分到什么程度，都要层层深入地正确揭示这一历史的概况。简而言之， 时代的分期表应当做得使人感到只有这样才能概括研究工作的全体。否则， 不管你的研究怎么完善，也不过是暂时性的，仅有文献的价值。

不用说，这样的分期不是空想出来的，即使它已达到高度的概括，它也只能是一个草图，即只能是文明通史的最简单年表。当然，尽管这种方法对于实证政治的建立十分重要和十分必要，但如果对这项工作没有充分的准备，也采用不了这种方法，而只能在开始的时候作一些纯粹的临时性工作。尽管至今发表的历史著作，特别是最近五十年来发表的历史著作，还根本不是按照值得称道的精神写出来的，但是它们毕竟为我们预先收集了材料。因此，我们才得以直接去作最后的整理工作。

我在前一章里，已就我的想法，对于如何创造过去时代的主要分期所应具备的上述条件，作了一般的概述，但只是就精神领域叙述的。这个概述是对整个文明史进行的初步哲学研究的结果。

我认为，可把整个文明史分戍三个时代或三个文明状态。这三个时代， 在精神领域和世俗领域都备有十分显然的不同特点。对每个时代的文明，既要从其全体来考察，又要从其各个成分来考察。根据本章之初所做的考察， 这样做显然是一个必要条件。

第一个时代，是神学和军事时代。

在社会处于这种状态的时候，理论的观点，不管是一般的，还是个别的， 都来自超自然的命令。想像显然地和全面地支配着观察，观察没有探讨问题的任何权利。

同样地，在社会关系方面，不管是个别的，还是一般的，都显然是和完全是军事关系。社会以征服为其唯一的和永恒的目的。只存在一些为人类的生存所不可缺少的实业。生产者的简单奴隶制度，是当时的主要制度。

这就是文明的自然发展所造成的最初的一个大体系。从开始形成常态的正规社会以来，这个体系的各项成分就逐渐形成；而经过许多代以后，它才以整体的形式完全建立起来。

第二个时代，是形而上学和法学家时代。它的一般特点并不十分明显。它是一个中间的折衷时代，起着过渡的作用。

它在精神领域的特征，已在前一章讲过了。在这个时代，观察经常被想像所支配，但也允许观察在一定的范围内改变想像。后来，这个范围逐渐扩

大，终于使观察获得了可以在一切方面进行探讨的权利。最初，观察得到对一切个别理论观点进行探讨的权利；后来，通过观察的实际应用，又慢慢地使观察也获得了对一切一般理论观点进行探讨的权利。这表明到了过渡的后期。这个后期是批判和辩论的时期。

在世俗领域，实业更加发展，但还没有取得优势。因此，不管就社会的构成部分来说，还是就社会的全体来说，社会均已不象以前那样显然是军事性质的了，但也还不显然是实业性质的。私人的社会关系发生了变化，个人的奴隶制度也不再是直接的了。生产者虽然还是奴隶，但已开始取得某些军人权利。实业获得新的进步，这些进步最后使个人的奴隶制度完全废除。在获得这种解放以后，生产者仍然受着集体专横的统治。但是，在公共的社会关系方面，不久也开始发生变化，现在，社会同时有两个目的：征服和生产。实业首先是作为军事手段而被经营和受到保护的。后来，实业的重要性逐渐增大，而战争现在却被视为促进实业发展的手段。这就是这个中间状态的最后状态。

最后，第三个时代，是科学和实业时代。一切个别理论观点均已成为实证的，而一般理论观点则正在变为实证的。在前一种情况下，观察支配想像； 而在后一种情况下，观察虽已推翻想像的统治，但还没有取代它的地位。

在世俗领域，实业开始占据优势。一切私人关系都将逐步在实业的基础上改建起来。作为一个集体，社会也将全体在同样的基础上重建起来，以生产作为它唯一的和永恒的目的。

简而言之，这最后一个时代，已部分地从文明的各项成分进入，并在准备开始从整个社会范围内全部进入。这个时代的直接出发点，是阿拉伯人向欧洲输入实证科学和公社得到解放的时候，即约在十一世纪。

为避免在应用这个概述时出现误解，应当记住一个问题，即文明的发展先从社会状态的精神成分和世俗成分方面逐步开始，然后才表现在社会的整体方面。因此，三个相连的大时代，必然先从社会状态的各成分方面开始进入，然后才全部进入。如果不首先留意这个必然出现的差异，则会造成某种混乱。

这就是社会状态开始真正固定以来直至今天的整个文明史的三大时代的主要特征。我不揣冒昧，敢于把过去时代的这个重要分期方法提交学者们审查，并认为这样的分期可以满足对全部政治事实进行正确分类的主要条件。如果采用这个分期方法，则为了便于对广泛的历史现象进行扼要的概

述，还必须再往细分。主要的分期提供了对现象同时进行一般考察和实证考察的手段，所以可以容易进行以下的必要细分。不言自明，按照分类的基本原则，主要分期下面的详细分类，也必须完全按照主要分期的同样精神进行， 即只应当是主要分期的简单发展。

在考察完孔多塞关于时代分期的论述之后，还必须观察一下这种分期与其实施宗旨的关系。

孔多塞没有看到，他为建立实证政治而进行的研究的第一个直接结果， 应当是必须把思想家们的全部注意力引向这项研究的实践目的，即引向社会的改组，以使十八世纪的批判哲学完全消失。因此，他也没有理解，想要实现这个重大创举的人士必须具备的预备条件，是必须尽可能摆脱这种哲学给人们的头脑灌入的批判的偏见。他没有这样做，而是甘受这种偏见的盲目支配。他只责难过去，而不去观察过去。因此，他的著作只是说了一通冗长陈

腐的大话，实际上产生不了任何实证的教益。

一切实证科学，都必须严肃认真地放弃赞美和非难现象的作法，因为这种额外作法的不可避免的直接结果，是妨害研究工作的进行或使其变质。天文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和生理学家，既不赞美也不斥责他们所观察的现象。象许多实例所证明的那样，只要这些现象能为这种或那种考察提供丰富的材料，他们就进行观察。学者们有理由让艺术家也在他们实际从事的活动部门取得这样的成果。

实际上，不管是政治科学，还是其他科学，都应当这样研究它们所观察的现象。不过，政治科学尤其必须如此，因为政治研究确实困难得多，而且在这门科学当中，它所研究的现象与感情的接触要比其他一切现象直接得多。以致会影响研究的结果发生很大的变化。因此，在这一方面，即使孔多塞对过去所作的一切谴责是有充分根据的，支配着他的批判精神也是同科学的政治所应遵守的精神背道而驰的。而且，还不止于此。

当然，根据本章所指出的，政治家想出的实践措施并不总是适当的，而且往往是与文明的发展相悻的。如再明确一下这句话的意思，那它所指的不外是在任何情况下，政治家总是想方设法延长已经不再符合文明状态的学说和制度的自然寿命。当然，考虑到至今尚无任何实证的办法认识这种错误， 所以这种错误也大可原谅。但是，要把只是与次要事实有关的东西联合起来， 以形成一个完整的制度或思想体系；或者不顾曾为社会创造过一次暂时的重大进步的封建神学体系在其鼎盛时期取得过决定性的成果，反而举例证明从来没有一种体系曾象它那样妨碍过文明的发展：或者认为几个世纪以来一直站在一般运动的前头的阶级总是企图对人类搞阴谋——这一切想法，都是十八世纪哲学的不良后果，它们不仅在原理上是不合理的，而且在效果上也是起着反作用的。象孔多塞这样的人物竟未摆脱这种哲学的束缚，实在今人惋惜。

这些错误想法来自未能从文明的一切主要部分去认识文明进步的自然连续性，所以它们显然无法解释文明的进步。因此，孔多塞的著作出现了普遍而连续的矛盾。

一方面，他坚决认为，十八世纪的文明状态在许多方面都比文明的当初状态优越，而文明的综合进步不外是文朋在以前的各中间状态完成的部分进步的积累。另一方面，孔多塞在逐项研究这些中间状态的时候，几乎经常是象他以前所做的那样，利用一些非常重要的观点，论证这些状态是倒退的时代。这样，他就认为文明的依次发展是一系列奇迹，把这种发展看成是没有原因的结果。

真正的实证政治必须具有与此完全相反的精神。

任何时代的制度和学说所达到的完善程度，都不能超过当时的文明状态所允许的范围。这就是说，总得等到一定的时候，因为这些制度和学说必然决定于文明。另外，这些制度和学说在它们的全盛时期总是具有进步性质的， 任何时候都不曾有过倒退的性质，因为它们抵抗不了文明的发展，必须从文明发展当中汲取一切力量。只是在它们的衰落时期、它们才通常具有停滞的性质，这一部分是因为它们企图抵制政治体系和个人的自然灭亡，另一部分是因为政治当时仍处在幼稚状态。

也应当这样看待支配阶级在各个时代所表现的情感。占居优势的社会力量，在它们的全盛时期都必然宽宏大度，因为他们不再想获得什么东西，也

不再怕失去什么东西。只是在他们开始衰败的时候，他们才自私自利起来， 因为他们要把全部力量用去维持业已分崩离析的政权。

这些概述显然适于解释有关人的本性的各项规律，而且只有这些概述可以充分说明政治现象。总之，我们不要把过去看成是一堆乱糟糟的异常事物， 而应当把它看成是一般问题，认为社会在许多方面通常是能够在事物的本性所允许的范围内认识清楚的。

在看到某些个别事实与一般事实矛盾的时候，与其通过最初的观察确认这种矛盾的存在，还不如使两者调和起来，重建失去的联系。这样做更合乎哲学的研究方法，因为让最重要的和多次被证明的事实服从次要的和不常发生的事实，就等于完全放弃已经确定的科学从属关系。

其次，显而易见，在使用这个一般观点时，业应当象使用其他一切观点时一样，要尽量避免过分。

当然，我们可以在根据这个观点考察的实证政治和乐观主义神学和形而上学的著名信条之间发现某种类似。类似在本质上也是现实的，但从观察一般事实到完全想出假说性的观念，还有很大一段距离。由此造成的差别，在结果上会表现得更为明显。

神学和形而上学的信条坚决宣称，凡是存在的一切都是最好的，而且好得无以复加，所以使人类失去了对现实进行改革的一切前景，永远处于停滞状态。认为社会组织在一定时期内总要随着当时的文明状态的改进而改进的实证观点，决不阻止改革的思想，反而给予它以最有效的实践动力，把人们可以直接作用于社会组织的、但仍然没有发挥出来的力量引向真正的目的， 即引向对文明的改进上去。此外，这种观点没有任何神秘和绝对的东西。所以它一预感到政治制度和文明状态之间的和谐关系危在旦夕的时候，就会促使人们去恢复和谐。它在说明如何去恢复这种和谐的时候，只是告诉人们不要在这种因果关系中倒因为果就可以了。

在研究这种类似的时候，提一下实证哲学也是有好处的。实证哲学不只是在这个时候，而且在其他时候，都把神学和形而上学的哲学所想出的朴素一般观念略加适当的改变，然后据为己有。真实的一般观念即使其表现形式有错误，也不失其作为推理手段的价值。人类理性的发展在于改进一般观念， 然后把它纳入各个文明状态。为使我们的各知识部门进入实证状态而进行的历次革命，可以证明这一点。

举例来说，毕达哥拉斯学派创立的关于数的作用的神秘学说，后来被几何学家们归纳成如下的简单的实证观点：不太复杂的现象可用数学定律解释。再如，最终原因的学说被生理学家改为生存条件的原理。当然，这两个观点与这两个神学和形而上学的观点完全不同，但后者是前者的萌芽。正确的哲学研究，足以使人类理智在其幼年时期产生的这两个假说性观点具有实证性质。此外，一般观念的性质的这种改变，决不会损害它们作为推理手段的作用，反而甚至可能增强这种作用。

这项考察也能同样正确地适用于以前所述的两个一般政治观念：实证的一般政治观念和虚构的一般政治观念。

在即将结束对于孔多塞的著作的详细评述的时候，应当由此演绎出可以显示实证政治的精神实质的第三个观点。

人们曾强烈责难孔多塞，说他贸然在其著作的结尾绘出一幅未来的图景。不该谴责这个大胆的设想，因为它正是孔多塞在写这部著作时采用的唯

一的最高哲学观点。因此，在现代的文明史中要把它保留下来，而将来的文明如出现这样的图景，那是自然而然的。

孔多塞理应受到责难的地方，不在于他试图决定未来，而在于他决定得不够好。这是因为他对过去的研究是完全错误的，其理由已在前面说过了。孔多塞没有对过去做很好的整理，所以也不能由此总结出未来。这种观察上的欠缺，使他在构想未来的时候，基本上是依靠想象来进行的。由此而来的必然结果，是他未能很好地设计未来。但是，这个原因明显的失败只能证明， 不对过去进行很好的整理，事实上就不可能对社会的未来的一般图景作出正确的决定。

这个观念之所以使人觉得奇怪，是因为人们还不习惯于把政治视为一问真正的科学；而如果把政治看成是真正的科学，则由对过去进行的哲学观察来决定未来，就是人人都已习惯的、可以用来观察其他种类现象的非常合乎自然的观点。

一切科学都以预见为目的，因为通常在运用基于现象的观察而确立的规律时，都要预见现象的继续发生。实际上，所有的人，尽管他们的知识水平不够高，也总能进行以同一原理为基础的真正预言，即根据过去的知识可以知道未来。例如，人人都能预言地心引力的一般效果，以及其他许多简单和常见得连最无能和最马虎的目击者都能知其再现规律的现象。每个人的预见能力，是衡量这个人的知识水平的尺度。可以正确预言千万年后太阳系的状态的天文学家的预见，本质上是与可以预言明天的日出的野蛮人的预见是一样的，两者之间的差别只在于知识的多寡。

因此，政治科学也能象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和生理学所做的那样，通过对过去的观察可以揭示未来，这显然是非常合乎人类的本性的。

这样的论断，也可以象在其他实怔科学中那样，用来说明政治科学的直接目的。其实十分清楚，确定文明的发展促使人类的精华去建设的社会体系， 即确定实证政治的真正的实践目的，不外是一般地规定由过去发展而来的当前的社会未来。

总之，孔多塞是第一个了解要使政治进入观察科学行列的理论研究的真正精神的人，但他在研究当中所遵循的精神，在一些比较重要的方面却是完全错误的。首先在理论上，其次在实践上，都完全没有达到目的。因此，应当承认孔多塞伪直接意图只在于指出科学政治的现实目的，而他的那部著作则要根据切实的哲学考察予以全面改写。

为了补充至今为使政治进入观察科学行列所做的一切努力的简单考察， 还要分析一下另外两个意图。虽然这两个意图不象前述的两个意图那样，为的是人类在政治上的真正进步，但提一提它们也有好处。

使社会科学成为实证科学的要求，今天已急待实现，而这一伟大创举的开始之日也即将到来，以致许多优秀人士正试图仿效已经成为实证科学的其他科学在自己所属的领域得到应用那样，把政治应用到它所属的领域，以期达到这个目的。但这种试图，从其本性上说是无法实现的，所以只见提出许多方案，而没有听到下文。因此，只以最一般的观点对这些试图略加考察就可以了。

第一个试图，是为把数学分析应用于整个社会科学，特别是把概率计算

法应用于其各部门所做的努力。这条道路是孔多塞开辟的①，而后来走这条道路的也主要是他。也有其他一些几何学家走上他的道路，抱着与他相同的希望，但对他的整个工作，至少在哲学方面，并没有什么真正重要的补充。这些人曾一致认为，这样的研究方法是唯一能够使政治具有实证性质的方法。我认为，本章所做的考察可以充分证明，为使政治成为一门实证科学，

完全不需要这样的条件。而且，还要指出一点，那样看待社会科学纯属空想， 从而也是完全错误的。而要认识这个错误，也是轻而易举的。

如果在这里对至今所做的这类研究进行详细的评价，则我们马上可以看到，他们对于已经确立的全部观点，并没有真正附加任何具有重要意义的概念。比如我们将会看到，几何学家为把概率计算法应用到它的自然适用范围以外所做的努力；也只是在这种计算法的最重要和最实用部分，对于作为代数学的一个长期未解难题的概率论，提出几个毫不足取的命题；而这些命题是否正确，凡是具有常识的人，一眼就可看得一清二楚。但是，我们只能就这种尝试本身，并从它的最大共性方面，对它加以考察。

第一，许多生理学家、特别是毕沙所做的考察均已证明：一般说来，在有机体现象上，完全不可能就数学分析进行任何有效的和重大的应用。但是， 他们仍然用数学分析去考察不外是有机体现象的特殊表现形式的道德现象和政治现象。

进行这样的考察要有一个基础：即为使现象能够运用数学定律去考察所最必要的预备条件，是使现象在量上能够测定。但是，生理现象的部分结果或整体结果，都有其很大的变化量谱，而且变化是在无法正确测定的众多原因的作用下，急速和杂乱无章地相继发生的。这种极其易变的性质；是有机体固有的现象的主要特点之一，同时也是有机体与无机体的明显差别之一。这种性质，显然使人完全失去象在天文学中那样对生理现象进行确切计算的一切希望。在一切现象当中，天文现象在对比之下是最适于这种计算的典型。

因此不难理解，由于结果的起因过于复杂而造成的这种结果经常易变的性质，对于作为生理现象中的最复杂部类的道德现象和政治现象来说，也是极其可能存在的。实际上，在一切现象当中，道德现象和政治现象是在量上变化最大、最多和最不规则的现象。

如果人们适当地研究一下这些考察，则我相信他们将不怕被指责轻视人类理性的能力，而立即断定我们的知识，不论就其现状来说，还是就其将来可能达到的进步高度来说，都必然不能而且永远不能把计算广泛地应用于社会科学。

第二，假如这个希望在某个时候可以实现，则为了实现这个希望，政治科学首先要直接研究一系列政治现象，即专心于整理这一系列政治现象。

实际上，尽管数学分析得到正确使用后会起很大作用，但不要忘记它只是纯工具性科学或方法性科学。、它本身并起不了什么现实的指导作用，在它被应用于所观察的现象的时候，才能成为实证的发现的丰富源泉。

数学分析，对于可以应用这种分析的现象也不是立即就应用得上的，而是随着在相应的科学中应用数学计算和改进这种应用而应用起来的。而这个应用的自然极限，则是人们对于从观察现象的量当中发现阶正确规律的认

① 根据以上的考察，孔多塞提出这个方案证明他并没有真正认识文明史的重大意义，因为假如他确实认为对过去进行的哲学观察是使社会科学变为实证科学的手段，他就不会再找其他手段了。

识。当这种规律被发现以后，即使它们还不够完善，也可以使数学分析立即得到应用；然后，再依靠自身提供的强大演绎手段，把这些规律还原成少数几个规律，而且。往往是只还原成一个规律，从而把最初看来不能计算的大量现象也包容进来，以便对它们进行十分精确的计算。简而言之，应用数学分析，可以在科学中建立起用其他办法均不可能达到这样完整的现象的整理方法。由此可见，一些运算规律的发现，要有一定的预备条件，而当这种条件尚未具备时，凡想运用数学分析，都完全是徒劳的，更不能使我们的任何一门知识成为实证的。这样的应用，只能使自然的研究再回到形而上学上去， 把观察所专有的作用让给了抽象。

比如，大家都知道，当观察的发展使物理学的各部门建立了一些正确的关于现象之间的量的定律以后；数学分析才在天文学（天体几何学或天体力学）、光学和声学上以及最近在热学理论上，得到非常成功的应用；而在发现这些定律以前，这样的应用既没有任何现实基础，又没有任何实证的出发点。同样地，化学家今天虽然深信将来有朝一日会把数学分析广泛地而且是实证地应用于化学现象，但他们还是由于没有发现现象之间的量的定律，而不得不放弃用数学分析去直接研究化学现象的想法，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 只有经过大量的一连串探索、观察和实验，才能发现使这种应用赖以实现的数的定律。

打算应用数学分析的那门科学的现象越是复杂，前述的不可缺少条件就越是难于创造，而要求于这门科学的预备性研究和改进也就越高。因此，依次成为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的，首先是天文学，或至少是天体几何学，然后是光学，再后是声学，最后才是热学理论。化学虽然迟早要达到这个状态， 但在今天，也因此还距离这个状态很远。

在根据这些无可辩驳的原理判断人类的社会生理现象可否应用数学计算的问题时，我们首先应当知道：即使证明可以应用数学计算，也决不表明不需要再对应用数学计算的那些现象进行直接的研究了；而只说明数学计算是直接研究的预备条件。如果再仔细考察一下这个条件，我们还会发现它要求普通的有机体物理学、特别是社会物理学应当达到一定程度的发展，而欲达到这个程度，即使有实现的基础，也得经过几个世纪的努力才能实现。生理学方面的一些可以运用计算的正确定律的发现经过，说明了这门科学所需要达到的发展高度，远远超过对这门科学的未来发展抱有极大希望的某些生理学家的想像。实际上，根据上述的各项理由，应当认为这样的高度发展水平完全是一种空想，同现象的本性不能相容，而且也是人类理性的实际能力所不可及的。

这个道理也显然适用于政治科学，而且由于政治科学所研究的现象更为复杂，所以更有理由适用。想像有朝一日可以在这门科学的现象之间确定出量的定律，就等于假定这门科学要发展到足够的高度，在达到这个高度之前， 凡是按理应当发现的东西，都远远超过原来合理做出的预计。因此，数学分析只有在它没有任何实用价值的时候才可以得到应用。

从以上考察可以得出结论：一方面，政治现象的本性使人们完全失去了将来用数学分析来研究它的一切希望；另一方面，即使可以应用数学分析， 这种应用也无助于政治进入实证科学的行列，因为数学分析在它可以应用于政治现象的时候，要求政治先得成为实证科学。

几何学家至今没有充分注意我们实证知识的一个最主要划分，即无机体

研究和有机体研究的划分。这种划分应当归功于生理学家，它现在已被建立在巩固的基础之上，并随着人们的深入考察，而被日益证明是正确的。它把数学的合理应用正确地和固定地限制在一个尽可能大的范围之内。我们可以从原则上证明，数学的适用范围决不能超出物理学领域，唯有物理学现象具有使人们能够导入数的定律所需的单纯性和恒常性。

既然我们看到在数学的最简单应用当中，要想把抽象状态和具体状态充分调和起来都十分困难，而且这种困难随着现象的复杂程度的增加而增加， 所以我们可以认为，数学的实际职能范围与其说是被上述原理缩小了，不如说被它夸大了。

认为社会科学一旦应用数学就可以变为实证科学的想法，来源于一种形而上学的偏见：认为除数学以外，其他任何东西都不可能有真正的确实性。在一切实证的知识都属于应用数学的时代，亦即在应用数学所未包括的知识都被认为是暧昧的和臆测的知识的时代，产生这种偏见是自然的。但是，自从化学和生理学这两门主要实证科学形成以来，就决不能再容许这种偏见存在了，因为数学分析在这两门科学中没有发生任何作用，而且人们认为这两门科学和其他科学一样，同样是真实的。

天文学。光学等之成为真实的实证科学，决不是因为它们应用了数学分析。它们的这个特点来自它们本身，即来自它们是建立在它们所观察的事实的基础之上的。除此之外，不可能再有其他原因，因为数学分析一与自然的观察分离，就只能有形而上学的性质。当然，在不能应用数学的一些科学当中，人们要特别注意直接的精密观察。在这些科学当中，演绎也决不可能精确地展开，因为推理的手段还很不完善。此外，确实性只有在适当的限界内才能是完全的。当然，对观察所做的整理可能不够完善，但可以满足科学应用的实际要求。

空想追求不可能实现的完善，必然推迟人类理性的进步，因为这完全是浪费大量的智力，使学者的努力脱离获得实证效果的真正方向。这就是我自信可以对人们已经和将要把数学分析用于社会生理学的试图所作的最终判断。

第二个试图是想把社会科学本质上看成是生理学的简单的直接结果，并以从此使社会科学成为实证科学为目的。这个试图在性质上虽不如第一个试图那样有欠缺，但同样是不可能实现的。

卡巴尼斯是这一思想的发明人，而且促其实现的也主要是他。他的名著

《人的身心关系》，就是以实现这个思想为其真正的哲学目的的。任何一个人都认为这部书提出的一般学说是有机的，而不是纯批判的。

本章对实证政治所作的考察证明，这个试图也与前一试图一样，必然是想得不正确的。但是，当前的问题在于正确地指出它的缺点。

这个缺点是使对社会的过去进行直接观察变成无用，而这种观察本来应当是实证政治的根本基础。

人之所以比其他动物优越，只是因为和实际上也正是因为人体的组织比动物完善，除此再不可能有其他原因。因此，归根到底，应把人所做的一切和人可能做的一切，看成是人体组织随外界状况的不同而改变其作用的必然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物理学，即关于人类的集体发展的研究，实际

上不外是生理学的一个分支，即关于广义的人的研究的一个分支。①换句话说，人类的文明史不外是人的自然史的不可缺少的继续和补充。

但是，既要正确认识和不可忽视这个确实存在的联系，又不要误解社会物理学和所谓的生理学之间不该有明确的区别。

当生理学家研究某种具有社会性的动物的自然史时，比如在研究海狸的自然史时，他们当然可以把这种动物的共同体所进行的集体活动的历史包括进去。他们认为不必在动物的种的社会现象的研究和与个体有关的现象的研究之间划出一条分界线。尽管这两种现象互不相同，但不把它们精确地分开， 这时也不会产生任何实际的不便。这是因为：即使很有智力的具有社会性的种的进化，也会首先由于它们的身体组织不够完善；其次由于人类比它们优越，而仍然几乎停滞在起源的水平上，所以在这样不很长的联系中，可以把所有的集体现象直接与个体现象结合起来。因此，为便于研究而要求这种划分的一般理由，即人的智力不可能十分广泛地进行演绎的问题，在这时是完全不存在的。

反之，如果假定海狸的种的智力更加发达，它的文明已可自由发展到使其各代之间存在不断的进步联系，则显然会感到必须单独研究种的社会现象的历史。但是，对于最初几代，还是可以把这个研究同个体的现象的研究结合起来的。只是离开起源越远，这种演绎越加困难，以致最后完全不可能演绎。人正处于这样最高的发展水平。

当然，人类的集体现象同个人的现象一样，也承认人体组织的特性是最终原因。但是，每一代人的文明状态，只是前一代文明状态的直接继续，并直接产生下一代的文明。只有把各代从前到后依次直接连接起来，才有可能十分精确地从起源开始研究这种联系。反之，把数列的中间各项完全舍去， 而只拿其中的任意一项与最初的出发点连接，也是我们的理性所绝对办不到的。

在种的研究中出现的这种轻率态度，与一位生理学家在个体的研究中所表现的轻率态度类似。这位生理学家认为，年龄递增的个体的各种现象完全是身体最初组织的产物和必然的发展，所以他竭力想从个体出生时的可以正确地规定出来的状态去推论生命的任意时期的历史，并相信不必直接研究不同年龄的现象就可以正确认识个体的整个发展过程。这种错误在个体的研究中固然是个大错，而对种的研究危害尤甚，因为在种的研究中，应当整理的相连各项，比在个体的研究中要复杂得多，同时项数也要多得多。

如要坚持实行这种办不到的办法，则不仅完全不能充分研究文明史，而且必然要犯重大的错误，因为在完全不能把文明的各种状态与人的特性所确定的最初的一般出发点直接连接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立即把机体组织的基本规律的间接结果与次生的有机状态直接联系起来。

比如，许多值得尊敬的生理学家，在解释政治现象的时候，就曾认为民族的特性具有重大意义，而且显然把这种意义夸大了。他们把民族间的差别归因于民族的特性，其实民族间的差别，几乎在任何时候都因不同的文明时代而各异。由此产生的不良后果。是把显然是暂时的东西看成了永久不变的东西。这种错误的例子可以举不胜举，错误的原因完全来自研究方法上的同一错误。这种错误清楚地证明，必须把社会现象的研究同一般生理现象的研

① 因此，孔德有时也称社会物理学为社会生理学，即后来他所创立的社会学。——译者注

究分开。

从哲学观点高瞻问题的几何学家认为：总的说来，宇宙中的一切现象， 不管是有机体的现象，还是无机体的现象，只是遵循着为数不多的几个共同的不变规律。关于这一点，生理学家有根有据地提出，即使将来有一天能够完全认识这些规律，也不能无限地演绎生物的研究和无生物的研究之间这种至今仍要保持的以规律多样性为基础的区分。也可以用完全相同的理由，来直接区分社会物理学和所谓的生理学，即直接区分种的生理学和个体的生理学。当然，两者这时的差别很小，因为这种区分只是次要的，另外还有主要的区分。但是，演绎也照样是不可能的，只是不可能的程度有所不同。

这种研究方法的重大欠缺是不难证明的。如果我们不只从实证政治的理论方面来考察，而且还从这门科学的当前的实践目的来考察，即从社会今天应当建立的体系的宗旨来考察，就很容易看到这个欠缺。

当然，我们可以根据生理学规律知道什么状态一般是适合于人类本性的文明状态。但是，从以上的叙述可知，我们依靠这个手段只能达到这个地步， 由此再不能前进。要知道，这样的提法本身就是纯思辨的，在实践当中产生不了任何实在的和实证的效果，因为它完全不能使我们以实证的方法获悉人类现在距离这个状态尚有多远，为了达到这个状态应当走什么道路，与这个状态对应的社会组织的总面貌应该是什么样子。这几个不可或缺的答案，显然只能来自文明史的直接研究。

如果我们不顾这一切，而要想方设法去进行这种思辨的和必然不完全的概括，则避免不了要立即犯绝对化的错误，因为我们在仓时将象臆测的政治所做的那样，把社会科学的一切实际应用，都归结为形成没有任何时代划分的和并不完善的不变典型。决定这个典型的优劣的条件，当然要比神学和形而上学的政治所依据的条件更具有实证性质。这个变化改变不了这类问题内在的绝对性。不管从哪一方面去研究这类问题，政治也决不会由于采用这种研究方法而真正成为实证的政治。

因此，不论从理论的观点来看，还是从实践的观点来看，把社会科学看成是生理学的简单结果都是错误的。

有关人体组织的知识和本章讨论的政治科学之间的真正的直接关系，在于前者应当为后者提供出发点。

只要人类居住的行星不发生不可克服的障碍，生理学就完全能够以实证的观点说明使人类的文明能够不断进步的原因。只有生理学能够指出人类文明的真正特点和必然的一般发展。最后，也只有生理学能够解释人的最初联合体的形成，把人类的历史从幼年时期开始总结到语言的创造所引起的文明飞跃发展的时代。

从这个阶段开始，直接的生理学考察当然就不在社会物理学中发生作用了，社会物理学这时要完全建立在对人类的进步进行的直接观察之上。再往前发展，演绎的困难就会马上加深，因为文明的发展将从这个时代开始突然加速，而且需要整理的项数也要猛然增加。另一方面，生理学在研究社会的过去当中应当完成的使命，这时也不再是必要的了。也就是说，生理学将失去其补充直接观察之不足的有益作用，因为从语言出现以后，便有了促使文明发展的直接条件，从而使整个实证考察不会产生任何空白。

为了全面概括生理学在社会物理学中的真正作用，除了上述的考察以外，还应当附加如下的考察：正如孔多塞所正确理解的那样，人类的发展不

外是联合起来的个人的代代相传的发展的总和，所以它必然要反映出它与个人的自然史的一般共同点。由于有这种类似，对单独的个人进行的研究，还会为对整个人类进行的研究提供若干验证手段和推理手段。这些手段虽与已述的各种手段不同，而且也不那么重要，但它们有一个好处，即可以适用于各个时代。

总之，与其说人类生理学和个人生理学是完全同类的两门科学，不如说它们是一门科学的两个不同分支。但是，这样说并不排除对它们分别进行研究和考察的必要。前者要想成为真正的实证科学，就得从后者寻找基础和出发点；但是，在找到基础和出发点以后，就应当依靠社会现象的直接观察， 独立地进行研究。

首先、在没有其他办法使社会物理学具有实证性质的时候，自然要试图把社会物理学完全纳入生理学的领域。但是在今天，当人们不难相信可以通过直接观察社会的过去而使政治科学具有实证性质的时候，这种试图的错误就是不该原谅的了。

其次，自从知能和官能的研究脱离形而上学的领域而进入生理学的领域以后，试图在确定生理学的真正范围时完全避免夸大和不把社会现象的研究包括进去，那是十分困难的。何时可以克服这些困难，是无法确切规定的。因此，对这次大革命作出主要贡献的卡巴尼斯在这方面产生的错觉，就特别值得原谅。但是在今天，当严密的分析可以而且应当取代凭初次印象进行的粗浅研究的时候，任何理由都不能再妨碍人们确认人类的弱点所要求的必然分工是不可缺少的。

再次，没有一个真正的理由可以在研究个人的时候把特别称之为道德的现象同其他现象分开，而使这些现象全都联系起来的革命，则应被视为生理学今天在哲学领域迈出的最重要一步。

反之，一些最重要的考察却在证明；绝对需要把人类的集体现象的研究同个人现象的研究分开，但又要承认在整个生理学的两大部门之间存在着自然的联系。如果试图取消这个不可或缺的区分，就会犯下一个虽然不太严重但与真正的生理学家应当反对的下述错误类似的错误：认为生物研究是无生物研究的结果和附属。

这就是至今为使政治进入观察科学的行列而表现出来的四种主要试图，它们完全确切地证明这项创举是必要的和即将完成。对其中的每一试图进行特别研究，将以十分明显观点证明本章在前面对能使政治具有实证性质的真正手段提出的几项原则。这种手段因其能使政治具有实证性质，所以又能确切地规定出唯一能使文明的欧洲解除当前的危机的新社会体系的一般概念。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根据切实的论证，已经先天地和后天地证明：为

了达到这个主要目的，必须把政治科学看成是特殊的物理学。这种物理学以直接观察有关人类的集体发展的现象为基础，以整理社会的过去为研究的对象，以决定文明的发展在今天要求建立的体系为最终目的。

这个社会物理学，当然同其他一切观察科学一样，也是实证的科学。它的固有的确实性也完全是实在的。①社会物理学发现的各项规律能够满足所观

① 毫无疑问，不心在这里反驳许多作者、特别是沃尔涅*对历史事实的确实性提出的过于夸大其词的异议。即使我们认为这些作者提出的异议全部合理，他们的异议对于文明的研究所考察的具有一定程度的重要性和普遍性的事实也毫无影响。

察的全部现象，所以这些规律的应用是完全可靠的。

同其他一切科学一样，这门科学虽与生理学有必然的联系，但有其独立性，所以也拥有一般的证明手段。这种手段的基础是，认为在整个人类所处的目前状态下，地球上的不同地点同时存在着发展程度不同的许多文明：从新西兰野蛮人的文明，一直到法国人和英国人的文明。因此，时代的相接所建立的联系，可以通过文明地点的比较来证明。

乍一看来，这种新科学好象只限于简单的观察，而完全不必求助于实验， 但这并不妨碍它成为实证科学。天文学就是证明。但是，在生理学当中，除对动物进行实验外，还在研究病理的时候对人进行直接实验，以改变现象的正常秩序。同样地，而且基于同一理由，应当把政治措施曾经或大或小损害过文明发展的许多时代，看成是为社会物理学提供了真正实验的时代。只要这种实验能够发现或证明支配人类的集体发展的自然规律，那它比纯粹的观察还更有用。

如果本章所做的论述能象我贸然预期的那样，使学者们认识到按照上述的精神建设实证政治的重要性和可能性，那末，我就来比较详细地谈一谈我对这第一组研究的实施方法的意见。但是，我认为在即将结束本文的时候， 再提醒人们注意一下把研究工作分成两类，即分成一般研究和特殊研究的必要性，还是有好处的。

第一类研究应以指明人类的一般发展为目的，其方法是对能够改变文明的发展速度的一切原因进行抽象，也就是对在各民族之间可能观察到的一切重大差别进行抽象。第二类研究的目的应当是：评价这些致变原因的作用， 进而绘出每个民族适应其发展水平而应占居的特殊地位的基本轮廓。

这两类研究，特别是后者，在实陈进行的时候，还可能获得程度不同的普遍性。我认为学者们也会承认这个普遍性是必要的。

第一类研究所以要先于第二类研究，是基于种的生理学和个体的生理学都适用的下述简明原则：特殊问题的研究应在一般规律确立之后开始。如果违反这个准则，就不用想获得任何明确的概念。

因此在今天，当许多特殊的东西已经十分清楚，使人们可以直接进行一般的整理的时候，就出现了按照这个准则进行研究的可能性。生理学家不是等待所有的特殊机能都被认识之后，才产生了整个机体这个概念的。对于社会物理学来说，情形也应当是这样。

在进一步分析上述的考察时可以看到，这些考察在叙述政治科学的形成的时候，都力图证明研究的顺序必须由一般到特殊。而且，如果直接研究一下这个准则，也不难看出它的正确性。

从我们的研究来看，人类理性探索支配自然现象的规律的过程，随人类理性所研究的是无机体物理学还是有机体物理学而有重大的差别。

在无机体物理学中，人们所接触的只是无数现象当中的极小一部分，除非贸然假设，是没有希望认识这些现象的全体的，所以在人们以实证精神研究它们的时候，必须先考察最特殊的事实，然后再逐步去发现某些一般规律， 最后再以这些规律为出发点继续进行研究。有机体物理学与此不同，在这种物理学中，人是所研究的全部现象当中的最典型现象，所以必须先用最一般的事实去对人进行实证的发现，然后人们才能得到一线希望，去研究那些本来永远无法正确认识的细节。简而言之，在这两种物理学中，人类理性的发展都是从已知到未知。但在前者，人类理性是先从特殊上升到一般，因为对

人类的理性来说，对细节的认识要比对整体的认识直接得多。而在后者，人类的理性是先从一般下降到特殊，因为人类理性对整体的认识要比对细节的认识直接得多。这两门科学中的每一门科学的最后成立，主要表现在它能从哲学方面采用另一方的方法，但另一方的方法同本方的方法在效果上是不同的。

用最高的哲学观点考察这个规律之后，再观察各门自然科学从其完全消除神学和形而上学的性质一直到今天的发展过程沃，就会容易确信这个规律是正确的。

其实，在无机体的研究中我们一联系它的几个主要部门来考察这个规律的时候，就会发现天文学、物理学和化学最初是彼此完全没有关系的，后来逐渐在许多方面互相接近，以至最后到今天我们可以认为它们之间出现了形成单一的学说的明显倾向。同样地，在单独考察其中的每门科学时，我们将会看到该门科学都是先从研究不联贯的事实开始，随后才逐渐获得目前的这种普遍性的。人类的理性至今主要只能在地球物理学的某些科目和天文学方面采取相反的程序，即由特殊到一般。我们甚至可以说，万有引力定律也只是在我们虽然认为是重要的，但从全体现象来说实际上却是次要的领域改变了天文学的最初认识程序，因为这个定律在应用的时候还没有把我们至今还完全没有认识的各式各样的太阳系的相互关系所构成的最一般天文学事实包括进去，而且恐怕永远也包括不进去。这项注意虽然是对无机物理学的最完善部门提出的，但它能为我们所讨论的原理提供清晰的证明。

如果我们现在分析一下这项原理中的与生物研究有关的部分，则可发现这个证明也同样是清楚的。首先，今天对机体的各项机能间的一般联系的认识，要比对每个器官的局部作用的认识清楚得多；同样地，从最广泛的观点来看，对动物或植物的各机体间存在的一般关系的研究，也无疑比对每个单独的机体的研究进步得多。其次，有机体物理学今天所包括的几个主要部门最初都是混杂的，后来只是由于实证生理学的进展，才能正确区别可以用来观察生物的各种一般观点，并根据这些区别为这门科学进行合理区分的。十分明显，有机体物理学成为真正的实证科学还为时不久，所以它的主要分科还没有十分明确地规定下来。从考察这门科学转而考察从事这门科学的学者，便会更加明显地看到这个事实，因为这些学者对本专业的研究远不如从事无机物研究的学者。

因此，通过观察和推理，我们可以认为：人类的理性在无机体物理学中主要是遵循由特殊到一般的程序，而在有机体物理学中，则遵循由一般到特殊的程序；毫无疑问，自从科学获得实证的性质以来，科学的进步至少要在很长时间内遵循这种程序。

如果说这项规律的第二部分至今尚未被人承认，而人们仍然认为在某些研究中总是必须遵循由特殊到一般的程序，那么这种错误也是极其自然的， 因为我们看到无机体物理学是最先得到发展的，而实证哲学最初又必须以观察这种物理学所固有的发展为基础。但是，如果这种错误长期继续下去，则将是不可原谅的，因为今天已经可以对自然科学的两个部门进行哲学观察了。

沃 尔涅，康斯坦丁·弗朗斯瓦（Volney，ConstantinFrancois1757—1820 年），法国资产阶级启蒙运动者， 自然神论哲学家。——译者注

如果把我们提出的原理应用于不过是生理学的一个分支的社会物理学， 则这个原理显然可以证明：在研究人类的发展时，必须先从整理最一般的事实开始，然后再逐渐下降到一个比一个明显的联系。但是，为了避免对这个主要问题产生任何误解，最好在这个特殊情况下直接证明这个原理。

至今出版的一切历史著作，虽然很有价值，但实质上只具有编年史的性质，而且也必然和只能如此。这就是说，这些著作只是叙述和按年代排列了一连串的特殊事实。这些事实虽有一定程度的重要性和正确性，但经常是彼此孤立的。不错，人们并没有完全忽视政治现象的考察，而是把它们整理和联系起来，特别是五十年来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但是我们也看到，加进这种考察之后，这些著述的原有特点并没有改变，而依然具有文学的性质。① 至今还没有人写出过合乎科学精神的真正历史，即没有人写出过以探索支配人类的社会发展的规律为目的的历史。本章所考察的一系列研究的目的，正在于探索这个规律。

以上的对比叙述，可以充分说明为什么人们至今几乎普遍相信在历史的研究中必须遵循由特殊到一般的程序，以及为什么今天却应当与此相反，必须遵循由一般到特殊的程序，否则毫无成果。

这是因为在问题只是涉及到正确地编著人类的编年通史时，显然必须先从编著各民族的编年史开始，而各民族的编年史又只能以各地方和城市的大事记或单纯以某些人物传记为基础。同样地，在其他领域，比如在编著某一居民集团的编年全史时，必须整理与据以观察这个集团的各种观点有关的一系列文件。因此，为了能够整理一般事实，就必须这样处理，而这种一般事实与其说是政治科学的材料，不如说是政治措施的对象。但是，一俟这门科学开始直接形成，即在着手研究现象的联系的时候，便立即需要采取相反的程序。

实际上，各种社会现象的发展，基于它们的本性，都是在相互影响之下进行的。因此，不预先对它们全体的发展有一个大致的了解，是绝对搞不清其中的各个现象的发展过程的。

比如，今天每一个人都知道，欧洲各国间的相互影响是十分巨大的，以致它们的历史不可能真正彼此分开。但是，对于单一社会出现的各种政治事实来说，也显然存在这种不可能性。一种科学或一种艺术的进步不是同其他科学或艺术的进步有着明显的关系吗，自然研究的改进和改造自然的活动的改进不是相互为辅的吗？这两者不是同社会组织的状态有着密切的关系吗？ 反之，也不是一样吗？因此，为了确切认识社会的最简单部门的特殊发展的真正规律，就必须同时和同样确切地知道其他部门的发展。但是，这个要求显然是不合理的。

因此，我们应当与此相反，要首先把人类的发展作为最普遍的现象来加以考察，即首先观察人类在其各项主要活动方面相继实现的最重要进步，并把这些进步相互联系起来。然后，我们再逐步细分观察的期间和应当观察的现象的种类，使人类发展的画面一步比一步清晰起来。同样地，在实践领域， 也要随着逐步广泛地理解人类的以往发展，根据对过去所做的基本研究，首先对社会的未来的图景作出一般的描绘。这门科学的发展恐怕永无止境，但

① 必须注意这个断代，因为我们认为这个规律并不能正确地适用于为每门科学进入实证时代预作准备的神学或形而上学时代。

它的最终结局将是：在理论领域，可对人类起源以来各代相继获得的进步之间的联系，无论是表现在全体社会方面的，还是表现在各门科学、各项艺术和各种政治组织方面的，得到正确的理解；在实践领域，可对文明的自然发展必然造成的优越体系的一切重要细节，作出精确的决定。

这就是社会物理学的本性所严格要求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