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爱国思想的实践

如果说伊尹具有强烈的济天下之难的责任心，那么生活于春秋时期的鲁国的孔子，则在以仁义为灵魂，以天下为己任，济世救民的价值观支配下，在治国方面提出了自己的“仁治”、“礼治”主张。他的这一思想主张，成为当时及后世知识分子报国捐躯的行为准则。

那是在鲁昭公管理国家的时候，鲁国发生了内乱，鲁昭公被迫出逃。孔子也离开鲁国来到齐国，做了齐国执政大夫高昭子的家臣。

有一次，高昭子把孔子推荐给齐景公。齐景公问孔子国君应该如何施行国家政事，孔子回答说：“国君在施行国家政事时，首先是做国君的要像个国君，做臣子的要像个臣子；做父亲的要像个父亲，做儿子的要个儿子。”

齐景公又问施政原则是什么，孔子回答说：“施政最重要的是控制支出，节省财力。”

从此以后，齐景公常常与孔子一起谈论政事，时常约孔子同去郊外打猎，感觉和孔子在一起如沐春风。由于相处日久，教益日深，还给孔子提高了待遇。

有一年春夏两季，齐国滴雨未下，农作物颗粒无收。孔子日夜牵挂灾民，但自己身居客地，也没有办法救济他们。齐景公更是为此心急如焚，要前来向先生请教解救的良方。

孔子说：“您如此怜惜百姓，仲尼实为敬服，这也是齐国百姓有福，能遇上这样一位仁德的君主。民为立国之本，一个国君能爱惜百姓，这个国家必能兴盛，就是遇到再大的困难，也是可能战胜的。”

齐景公又问用什么办法来赈济灾民为好，孔子说：“过去尧帝时发生过9年水灾，商汤有7年旱灾。水旱灾荒，古代圣明帝王在位，也是无法避免的。尧舜时代，常常遭遇水灾，后来经过大禹治水13年，水灾才慢慢减少了。丘认为最好的赈济办法首先就是免除百姓的苦役，开仓放粮，赈济灾民，然后向丰收的邻国买粮食，并半价转卖给饥民，这叫平粜。最重要的是水旱灾荒必须常年预防，不可临渴掘井。”

齐景公担心杯水车薪解决不了问题，孔子说：“丘的想法，就请国君劝导那些富足的官家，每户拿出数十石，就可以救活一批灾民。”

齐景公于是决定召集大夫出粮赈灾，孔子又说：“开仓放赈，容易被一些昧着良心的人从中作弊，即使国君拿出了粮食，饥民所得无几，因此必须选派贤德的大夫去做才是！”

就这样，齐国上下都投入了赈济灾民的热潮之中。孔子因此在齐国百姓中享有盛誉。

孔子主张用“仁爱”的方式治理天下，在齐国施教的影响越来越大，但一些大臣嫉妒　孔子之心也日渐强烈，一次又一次地在齐景公面前贬低孔子。由于坏话说得太多，齐景公的态度也慢慢转变了。

这一天，孔子的弟子南宫适差人送来书信，信中介绍了鲁国政治已趋稳定的情况。孔子阅信后，更有归国之意，就对弟子子路说：“我离开鲁国已是数年，鲁国毕竟是父母之邦啊！”

于是，孔子启程归国，时年38岁。

当时的鲁国，政权实际掌握在大夫的家臣手中，被称为“陪臣执国政”，因此孔子虽有过两次从政机会，却都放弃了。直至公元前501年，孔子被任命为中都宰，此时的孔子已经51岁了。

在中都宰的位上，孔子与他的弟子们做了很多的事情，卓有成效。有一次，鲁定公问孔子，能不能用治理中都的办法治理鲁国，孔子回答得相当有信心：“用我的方法治理天下都可以，何况只是一个鲁国呢？”

于是，一年之后，孔子便被另任为司空，接着再任为大司寇。这样，孔子参与政治的抱负终于实现了。

孔子在任司寇时，强调“仁治”、“礼治”的教化作用，反对滥施刑罚。比如，有一次在处理父子诉讼案时，面对父亲告儿子不孝、儿子告父亲打人的控告，问清情况的孔子并没有立即判谁的罪，而是把他们监管起来让他们各自反省。等到都想通了并且各自找到了自己的不对之处，孔子竟然把他们全部释放，结果是自此父慈子孝，连个口角也不再发生。

当时的当政者季桓子对此提出批评，认为孔子是背离以孝治民的道路。但是孔子仍然坚持自己的做法，认为为政者要做表率，反对不教而诛，主张不杀无辜、不滥施刑罚。

还是在孔子的司寇任上，有一次从衙署下班回家，路上听到了马厩失火的消息。他首先关心和问及的，是人有没有受伤，而没有问及马匹及财产的损失情况。

虽然这只是一件不大被人注意的小事，却也反映着孔子内心深处的“仁爱”的思想，体现了对于人的重视，而且危急时刻，更能够看出人的根底的善恶。

作为全权负责公检法的官员，处理案件，审判官司，当然是他的首要任务。在完成这一任务的时候，他一改以往由贵族官吏根据惯例专断判决的习惯，而是从“仁”的精神出发，将民主的东西引进诉讼。将凡与案件有关的人员找来谈话，一一问询他们的意见，然后他再根据大家的意见做出分析，做出正确的判断。

孔子也注重诚信。据《论语·颜渊》记载，有一次孔子弟子子贡问老师说：“如果迫不得已必须要从粮食、军队与武器、百姓的信任三项中去掉一项，那么去掉哪项合适呢？”

孔子坚定地回答：“去掉军队与武器。”

孔子的这个回答很经典，以至于成为了后世朝廷共同标榜的原则：没有粮食不过饿死，但如果人民对朝廷失去了信心，国家是立不起来的，也就会完了。

在为官方面，孔子为古代的知识分子带了一个好头，那就是有原则、有思想，真做官、做好官，而且是认真做官。

公元前500年夏天，孔子陪同鲁定公参加了齐、鲁两国夹谷之会。这是他政治生涯中最为光彩的一页，集中体现了他的“礼治”思想的精髓。

在盟会上，齐国大夫犁弥鼓动齐景公用武力劫持鲁定公。孔子带着鲁定公往后退，并命令随从道：“士兵们，快拿起武器冲上去！”

孔子转头对齐景公说：“两国国君友好会见，而华夏之地以外的夷人俘虏却用武力来捣乱，这不是齐国国君命令诸侯会合的本意。华夏以外的人不得图谋中原，夷人不得触犯盟会，武力不能逼迫友好。这样做对神灵是不吉祥的，对德行也是伤害，对人却是丧失礼仪，国君一定不会这样做。”

齐景公听了孔子这番话后，急忙叫劫持鲁定公的人避开。

即将举行盟誓时，齐国人在盟书上加上了这样的话：“一旦齐国军队出境作战，鲁国如果不派300辆兵车跟随我们，就按此盟誓惩罚。”

孔子作揖回答说：“如果你们不归还我们汶水北岸的土地，却要让我们供给齐国的所需，也要按盟约惩罚。”

齐景公准备设享礼款待鲁定公。享礼是当时使臣向朝聘国的君主进献礼物的仪式。

孔子对齐国大夫梁丘据说：“齐国和鲁国从前的典礼制度，您怎么没听说过呢？盟会的事已经结束了，而又没有设享礼款待，这是让办事人辛苦了。再说牺尊和象尊不出国门，钟磬不能野外合奏设享礼而全部具备牺象钟磬，这是抛弃了礼仪；如果这些东西不备齐，那就像用秕稗来款待，是国君的耻辱；抛弃礼仪则名声不好。您为什么不好好考虑一下呢？享礼是用来发扬光大德行的。不能发扬光大，还不如不举行。”

最后，齐景公只好打消了举行享礼的想法。

夹谷之会以后，鲁国的地位有所提高，孔子的影响也有所扩大。

孔子56岁那年，又由大司寇，代理相国职务。他参与国政仅仅3个月，鲁国的风俗就大大变了样。孔子的事业和影响越来越大。

孔子的成就使齐景公感到害怕，齐景公特地挑了80名美貌的女子，让她们穿上华丽的衣服，教她们学会舞蹈，加上120匹骏马，一起送给鲁定公，以腐蚀他的意志。这一计果然奏效，鲁定公沉湎于娱乐之中，不再过问政事了。

孔子的学生子路见到这种情况，便对孔子说。“老师，我们可以离开这里了吧！”

孔子一直对自己的国家有着深深的爱，即使是在“礼崩乐坏”的现实面前，他的心里还抱有最后一线希望。于是回答说：“鲁国现在就要在郊外祭祀，如果能按照礼法把典礼后的烤肉分给大夫们，那我还可以留下不走。”

结果，鲁定公违背常礼，没有把烤肉分给大夫们。孔子深感在这种“礼崩乐坏”的情况下，政治抱负难以实现，于是辞去职务，带领一批弟子，踏上了周游列国的旅途。

孔子和他的弟子们先后到过卫、宋、郑、陈、蔡、楚等国，本想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说服各诸侯国的当政者实行礼治仁治，然而终无一国接受，最后返回鲁国。

孔子返回鲁国后不再求仕，把自己的全部心血用在了文化教育上。他努力搜集整理国家历史上的文化典籍，删《诗》、《书》，定《礼》、《乐》，修《春秋》，作《易传》。这些文献，不仅在我国，而且在世界上都是十分难得的文化瑰宝。

孔子晚年时期的最高理愿望称之为“大同”。在大同的世界里，天下没有欺诈，没有盗贼，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人人讲信修睦，选贤举能，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孩子们都能获得温暖与关怀，孤独的人与残疾者都有所依靠，男人各自有自己的事情，女人有满意的归宿。

孔子“仁治”、“礼治”的思想与实践，在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与“大禹精神”一起，成为了中华民族精忠报国精神的源泉，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为人民的福祉、国家的强盛而努力奋斗。

[旁注]

大夫　古代官名。西周时期先秦诸侯国中，在国君之下有卿、大夫、士三级。大夫世袭，有封地。后世遂以大夫为一般任官职之称。秦汉时期，朝廷要职有御史大夫，备顾问者有谏大夫、中大夫、光禄大夫等。明清时期废除。

平粜　丰年由官府平价收购农民的余粟，即平籴；荒年用平价出售积粟，即平粜。孔子曾经向齐景公提出这一方法。战国时魏国李悝也提出这一主张，用以扶植、调剂农业生产。后世也有平粜，但在执行中，由于种种原因，常常出现弊端，使平籴、平粜不能起到应有作用。

司空　古代官名。西周时期始置，位次三公，与六卿相当，与司马、司寇、司士、司徒并称五官，掌水利、营建之事，金文皆作司工。春秋战国时期沿置。春秋时期的孔子曾任鲁国的司空。此外，司空也为我国姓氏之一。

大司寇　西周时期的司寇。周天子是最高裁判者。朝廷设大司寇，负责实践法律法令，辅佐周王行使司法权，大司寇下设小司寇，辅佐大司寇审理具体案件。大、小司寇下设专门的司法属吏。此外，基层设有士师、乡士、遂士等负责处理具体司法事宜。孔子曾出任大司寇。

相国　春秋时期齐景公设左、右相，相成为齐国卿大夫的世袭官职。以后其他诸侯国也有设置，或称“相国”，或称“相邦”，或称“丞相”。如魏国魏文侯以李悝为相以后，列国纷纷开始设置“相”这个文官总长，以及“将”这个武官总长，文武开始分立。

大同　出自《礼记·礼运》。是古代对理想社会的一种称谓。这种思想，源远流长，产生于先秦时期。儒家的大同理想比农家、道家的理想更详尽，更完整，也更美好，更具有诱人的力量。因此，它在我国思想史上也有更大、更深远的影响。

[阅读链接]

孔子爱国思想的核心是“礼”与“仁”，在治国的方略上，他主张“为政以德”，用道德和礼教来治理国家是最高尚的治国之道。这种治国方略也叫“德治”或“礼治”。

孔子的礼说，则体现了礼制精神，即现代意义上的秩序和制度。孔子的仁说，体现了人道精神。人道主义是人类永恒的主题，而秩序和制度社会则是建立人类文明社会的基本要求。孔子的这种人道主义和秩序精神，是我国古代社会政治思想的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