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国家再次面临考验时

历史演变中的逻辑力量就是这么可怕！18 年前，第三共和国的法国人不相信戴高乐关于外敌的无情的预言，结果几乎使民族陷于毁灭；12 年前，第四共和国的诸公也不相信戴高乐那关于内政的几乎是讨厌的预言，结果，法兰西民族无可避免地面临着一场危险的内乱！而且，这两次大危机，都说明戴高乐所坚决反对的多党政体，确是法兰西民族的灾难；但不到大祸临头，它又决不肯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仿佛它本身就是专为戴高乐而生，不如此就烘托不出戴高乐的高大伟岸似的。

现在，第四共和国终于走到它的尽头了。

据历史学家们分析，当时想推翻第四共和国者并非都是希望戴高乐东山再起的人。他们按一般分法可以分为四大类：戴高乐分子，极右分子，将军们和阿尔及利亚的白人移民（通常称“黑脚”）。他们的动机各种各样，甚至互相矛盾，但有个大的共同点：都反对政党制度。其中最明智的当然是戴派人物，他们通过说服或计谋，使其他各派接受了将军上台最符合他们利益的主张。

戴高乐派的领导人是米歇尔·德勃雷、雅克·苏斯戴尔和沙邦—戴尔马。参议员德勃雷不同于后两人，他在戴高乐的临时政府里曾担任过共和国的委员。他从没向第四共和国低过头让过步。他是个犹太后裔，一个拥护宪法的能干律师。他在历次内阁危机中（第四共和国共更换过 24 届内阁），都大声疾呼要求戴高乐出来执政。在越来越少的戴高乐的忠实的追随者中，最坚定的就数他了。他曾写过一些辛辣有力的小册子。这次，他写了一本名叫《统治我们的王子王孙》的书，对政客们进行了尖锐的毫不留情的抨击。他又创办了一份火气十足的期刊叫《愤怒的来鸿》，大肆宣传只有戴高乐上台才能克服危机捍卫法国。后来，他在将军开创的第五共和国担任第一任内阁总理。

雅克·苏斯戴尔与德勃雷不同，他曾向旧体制做过妥协，曾使戴高乐因而与“法兰西人民联盟”断绝关系。但是在最后阶段推翻旧政府又是他出力最多。当时他担任法属阿尔及利亚总督。1958 年 4 月 15 日，他一篇用词严峻又充满激情的讲演竟促使费利克斯·加亚尔内阁倒台，从而造成了第四共和国的倒数第二次内阁危机。

沙邦·戴尔马此时正在加亚尔内阁担任国防部长。他有名亲信叫莱昂·德尔贝克，驻在阿尔及尔。德尔贝克参加过抗战运动的战斗，参加过“法兰西人民联盟”，目前的正式职务是国防部联络局的“技术顾问”。他是一个北方工业家的儿子，天生就是个有组织才干的人。他很快就建立了一个效率极高的情报网，并开展了为戴高乐上台做准备的宣传工作。驻阿尔及尔的法军总司令萨朗将军就是大受其影响的人之一。

极右分子虽然不如戴派人物那么重要，但是他们在使巴黎的政客们精神惶恐不安、行动日益不灵方面却起了重大作用。他们的四个领袖人物中，有两个文官和两个将军。他们最爱搞阴谋但又不切实际，认为推翻第四共和国而实现自己当政的目的是十拿九稳的事，所以行动也很得力。

军人派的情形则要复杂得多，但他们的动机倒不是想自己执政，而是出于对政客们的积怨。二战结束以后，他们几乎立即就被卷入了长达 7 年半的印度支那战争。由于政客们的拆台，他们遭到了越南奠边府战役的惨败；而半年之后，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争的爆发又把军人们拖入了另一场又长又

臭的战争的泥淖，并且因镇压革命者而使法国军人名声狼藉。他们认为政客们 1954 年签订的日内瓦协议是对军人荣誉的出卖，现在他们感到另一次出卖就要来了，因为阿尔及利亚的战争再也打不下去了。他们在经过几乎连续作战 12 年的严峻考验之后，现在已感到忍无可忍！他们之中，最杰出的人物之一是儒奥将军，他本人也是个黑脚。还有一个重要人物是精锐伞兵师顽强的司令官马絮将军。

还有所谓黑脚，即白人移民。他们除了在主张阿尔及利亚必须仍属法国这个问题上看法一致以外，也是捏不到一块儿的，什么看法都有。当时他们在议会里的发言人有四个，通称为“四枪手”，即苏斯戴尔、皮杜尔、安德烈·莫里斯和罗歇·迪歇。这四个人之中只有苏斯戴尔一人是戴派，其余三个都各有自己的政治关系。

上述四大派别的黏合剂，或者不如说是轰垮第四共和国的导火索是阿尔及利亚的命运。1954 年 11 月一些“穆斯林恐怖分子”在阿尔及尔发生叛乱，被法军镇压下去；农村的革命军也被法军一步步赶到了突尼斯和摩洛哥等地。在军事上，法军是胜方。但是，由于这是一场殖民地人民争取独立和解放的革命战争，不论在法国人民之中，还是在联合国，革命者都获得了广泛的同情和支持；而第四共和国的政客们，则正在起劲地玩他们的换届游戏，把法军晾到了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

接着发生了萨基埃特事件。1958 年 1 月 11 日，来自突尼斯的阿尔及利

亚革命者在一场伏击中打死了 16 名法军士兵。法军司令官没与政府商量，便径直决定给突尼斯人一顿“教训”。2 月 8 日，法国轰炸机在战斗机的掩护下，猛烈地轰炸了位于阿尔及利亚与突尼斯交界处的萨基埃特西迪优素福村庄，炸死 69 名突尼斯老百姓，其中包括 21 名儿童。突尼斯总统布尔吉巴就此向法国总理加亚尔抗议，但加亚尔却拒绝谴责这种行为。布尔吉巴总统一怒之下，把这事提交给了联合国安理会。

2 月 17 日，联合国安理会委托英美两国调查处理此事。在接下来的 55 天中，英美两国外交官频繁往返于巴黎与突尼斯之间进行旨在调解的“斡旋”，据说颇著成效。

但这些政治家或者外交家们却忽视了一个不该忽视的问题：由于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都属于法国的海外领地、法兰西帝国的成员，她们与法国的纠纷是法国的内政问题。现在加亚尔政府竟然接受外国对法国主权事务的干涉，当然是辱国丧权，腐败无能！4 月 15 日，加亚尔政府因而被迫下台。

到了这个时候，人们便怀念起维护国家主权寸步不让的戴高乐将军来。要是他在位，时局绝不会混乱到这个地步！看来也只有请他再出山才能力挽狂澜，收拾这岌岌可危的政局。一年前，政客和人民大众对于戴高乐的销声匿迹并不关切，现在人们则渴望他说点什么，说他并无政治野心或者是宣布准备接管政权什么的。还有些性急的人，又开始络绎不绝地拜访戴高乐将军。

然而，现在的将军再不是 12 年前的那位一触即发的将军了。在野 12 年，

并不仅仅意味着人的年龄又老了 12 岁，它还将显示它成就了一个更为精明机诈的政客。通过对时局的综合分析，戴高乐深信自己表态还为时过早。他认为，第四共和国的现任总统科蒂不具备一个总统应有的权威，第四共和国实际已经管不了事了。科蒂手下已只有两个人可以利用，一个是过去属于戴派的勒内·普利文，一个是人民共和党的领导，阿尔萨斯人皮埃尔·弗林姆兰。戴高乐打算静观其变。

这次内阁危机把科蒂总统拖得焦头烂额。加亚尔政府垮台，议会四分五裂，将军们怨声不绝，政客们畏缩不前，国民人心浮动，骚动不已！他先后邀请“四枪手”之一的皮杜尔、原戴派的普利文出面组阁，都是转瞬即败。5 月 5 日，他极秘密地派了他的卫队长去找戴高乐的亲信探讨戴高乐出来组阁的可能性，但据说戴高乐的条件是不出席议会，但又得在他不在场的情况下投他的信任票，授予他处置问题的全权！这使科蒂总统既吃惊又灰心；实在没办法了，只好召见人民共和党领袖弗林姆兰，盯着他说：“你是我最后的一张牌了。要是你也搞不成，那么惟一的出路是：请戴高乐将军出来。”

弗林姆兰信心自然也不足，但这毕竟是一次机会，便也愿意一试。他却不知道，他在 4 月 23 日的《阿尔萨斯消息》发表的一篇探讨与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谈判的可能性的文章，正戳到了法国军队的痛处。因为法军深深地陷入了阿尔及利亚问题，她时刻都提心吊胆地害怕自己与阿尔及利亚同被法国本土抛弃。法军将军们是决不肯与这么个“逃兵”合作共事的。

5 月 9 日，当弗林姆兰坐在巴黎马蒂尼翁大厦准备他的在受权典礼上的讲演稿时，法军驻阿尔及尔武装力量的最高代表们——萨朗将军、儒奥将军、阿拉尔将军、马絮将军和奥布瓦诺海军上将，也正聚集一堂向第四共和国总统起草一份对时局表示担忧的电报。电报说：“全体法国军队对于任何抛弃这份民族遗产（阿尔及利亚——作者注）的行为都会感到是一种污辱。”“提请共和国总统重视我们的极度不安，只有政府下定决心在阿尔及利亚保持我们的旗帜，我们才能消除忧虑之情。”

转眼到了 5 月 13 日。“5·13”这个日期，后来人们有各种不同的看法，

有人认为是救国的象征，也有人说是西班牙式暴动的象征。这天下午 3 点，在巴黎，倒霉的弗林姆兰召开国民议会，投他的信任票；3 个小时之后，在阿尔及尔，上万群众聚集在总督府大楼前的广场。看起来好像是一次暴民的自发事件似的，一个身材高大满嘴胡须的学生领袖发表了一通演说之后，竟下令袭击总督府大楼！在赤道带灼热的阳光下，激动的群众涌进大楼，把办公桌、公文柜里的东西全部抛出窗外。军队和保安人员站在一旁眼睁睁看着，不知如何是好。最后直到马絮将军出面宣布成立一个负责行政和军事的公共安全委员会，并由他自己担任主席，骚乱才逐渐平静下来。

晚上 11 点，沙邦·戴尔马驻阿尔及尔的亲信莱昂·德尔贝克在总督府大楼找到了萨朗将军，并帮他起草了一份致科蒂总统的电报。电报内容如下：

⋯⋯现在我们面临着威胁民族团结的严重混乱局面，不冒流血危险，这种局面恐难结束。在这种情况下，负责的军事当局认为：迫切需要呼吁一位能主持全国大局的人出来组成一个可使阿尔及利亚公众舆论安心的公共安全政府。由这位最高权威人士发出和平的呼吁，重申使阿尔及利亚归属法国的坚定决心，只有这样才能挽回局势。

在巴黎，直拖延到凌晨 3 点 30 分，弗林姆兰才以 274 票赞成，120 票反

对和 137 票弃权而当选为第四共和国倒数第二届内阁总理。半个小时后，在阿尔及尔，马絮将军出现在阳台上，告诉仍然停留在广场上的人们：由于共产党人参与策划，新总理已被批准就职。他首次公开呼吁，请求戴高乐将军打破沉默，出来号召组织一个公共安全政府。惟有这样的政府，才能把阿尔及利亚从外交上的奠边府惨败局面中拯救出来！但戴高乐仍没答复。

日，在巴黎，弗林姆兰正儿八经地发表任职演说，同时，在爱丽舍宫

广场，右翼分子的示威队伍边游行边高呼“让马絮掌权！”左翼分子则聚集在共和国广场，高呼“绞死马絮！”新政府派警察逮捕了 50 名左翼组织人员

和 6 名军官。

日，在阿尔及尔，一个阳光灿烂的地中海早晨，萨朗将军登上总督府大楼阳台，向骚动不已的庞大人群喊出了他们爱听的词句：“法国万岁！”
“法国的阿尔及利亚万岁！”最后是“戴高乐万岁！”

而在科龙贝教堂村，这几天，戴高乐直到深更半夜还在听广播、接电话。大家都迫切希望他能讲点什么，15 日这天，有 300 多名记者挤在本不宽敞的戴高乐总部。下午 5 时，戴高乐将军终于打破了沉默，发表了一个公开声明。声明很简短，但内涵却很丰富，全文如下：

国家的衰微不可避免地为已经联合起来的民族造成隔阂，为正在作战的部队造成不安，并已带来全国混乱、独立沦丧等等后果。12 年来，法国面临种种问题，非政党体制所能解决，国家一直处在这种灾难状态之中。

上一次，国家在危急存亡的关头曾赋我以重托，领导全国救亡图存。

今天，当国家再次面临考验时，她一定知道我已经做好了接管共和国权力的准备。

这个声明公开发表，不亚于一颗重磅炸弹开花，局势更加混乱，有人叫好，有人抗议；而那些好斗的极端分子，更不惜冒内战的危险来摧毁第四共和国。于是，戴派人物开始活动，把形势朝对自己有利的一面引导。沙邦·戴尔马向副总理居伊·摩勒建议，他应向戴高乐挑战，要他保证尊重共和国的法制。摩勒真的告诉议会，要去访问戴高乐以便澄清三点：承认弗林姆兰政府是惟一合法的政府；阿尔及尔的公共安全委员会不合法；如果他应邀组阁，则须尊重第四共和国宪法的程序。

这便为戴高乐提供了一个玩弄政治权术的机会。他对摩勒在演讲中提出的三个问题不做正面答复，反而宣布说，将在 19 日下午举行记者招待会。

这是一张绝妙的王牌。它将危机自然而然地延长了三天以上，以便它进一步成熟。而且这三天的时局变化也确实出现了许多戏剧性场面，使新政府惶惶不可终日，内政部不得不宣布紧急状态 3 个月，以戒备一触即发的内战。

好容易到了 19 日，所有通向戴高乐租住的道尔塞宫旅馆的通道都被封

锁，只有具有特别许可证的人才能通过警戒线。当将军下午 3 点露面时，大

约 1200 名文字记者、 30 多名摄影师和 100 多名新闻图片记者把旅馆门前的草坪挤了个水泄不通。

这是将军近三年来第一次公开露面。在他退隐的日子里，人胖了，也老了，引起了人们许多感喟。而且，他的性情也比盛年时期祥和多了。招待会开始时，他就很谦虚地说，他认为自己可能有用，因为政党制度已经失灵了，因为他是孑然一身，不属于任何一人，然而也属于所有的人。

有人问他：“你所说的共和国的权力是指什么？”他模棱两可地答道：这些权力只能是共和国授予的权力。接着他追忆了自己曾经拯救过共和国，并列举了 1946 年他曾建议的种种改革。

他在回答另一个问题时借机赞扬了军队，说军队在防止暴乱方面干得不错。有人再问他对居伊·摩勒在议会提出的问题有何看法？他精明地回答说自己非常尊重这位社会党领袖。至于提出的问题，“我的回答是：如果戴高乐在非常时期被授予非常的权力，以执行一项非常任务，那么显然不能按照

老一套规矩办事，那一套现在大家都受够了。”

有的记者提出了人们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你想没想到，就在你发出呼吁的时刻，阿尔及利亚的暴乱正面临失败；你一直在给煽动分子打气。你的记者招待会使他们增添了力量。”

戴高乐故意含糊其词地答道：“责任问题可以到以后再追究。眼下有这么一个事实：对于被称为‘煽动分子’的一些领导人，政府当局并没有进行任何制裁——反而授予他们全权。而我，目前并不是政府当局，你们有什么理由要我称他们为煽动分子呢？”

记者又问：“如果你重新上台的话，你是否会侵犯公众的自由？” “我做过这样的事吗？”老人惊讶地反问道。“恰恰相反，当公众丧失

了自由时，我使他们恢复了自由。我今年 67 岁了，到了这样年纪才开始独裁者的生涯，这话可信吗？”

这话当然不可信。其实在举行记者招待会之前，戴派人物已经制止了一次老战士行动委员会一些极端分子策划的暴力行动。这已经让人相信，惟有戴高乐才能防止暴乱，才能防止合法政府被暴力推翻。

无数的法国妇女也在为埋葬多党政治出力。法国解放战役中她们曾把自己的丈夫、兄弟和儿子送进戴高乐的部队，这次轮到她们自己上阵了。她们收集了部长们的私人电话号码，时常打警告电话给他们；另一些妇女则从全国各地寄发了成千上万张明信片，要求政客们滚蛋，把权力交给戴高乐！吵得部长们都不敢住在家里，只好跑到朋友家去过夜。弗林姆兰的假日别墅早被塑料炸弹炸坏，他只能呆在办公室，靠服用大量的兴奋剂使自己不至于躺倒。

记者招待会之后又是让人紧张得喘不过气的一个星期。谣言四处流传，人们更加不安。

5 月 24 日，一个名叫阿里吉的科西嘉人带着萨朗将军签署的执行任务命令，领导科西嘉岛的地方伞兵部队代表公共安全委员会夺取了政权。巴黎的内务部从尼斯派遣了 160 名治安警察去平叛，结果一到目的地，平叛警察就和叛乱者合二为一了。

回到科龙贝的戴高乐密切注视着时局。他非常失望地注意到，局势已发展到内战的边缘了，那些政客竟仍不甘心地抓住权力不放。如果再固执下去，请求戴高乐出来防止流血事件的机会就要永远失去了！因此戴高乐打算迫使他们摊牌。

接下来的两天，戴高乐要萨朗将军就阿尔及尔局势向他个人打一个报告，然后在一个晚上约见了弗林姆兰。两人反复争论了 2 个半小时，未达成任何协议就分了手。

但动乱的局势仍在发展。5 月 26 日，内务部向内阁提出报告：科西嘉岛的叛乱行动将于 27～28 日夜间在法国本土重演，首先是在各省，然后在巴黎举行暴动！内阁对这个消息束手无策，又仍不甘心自动下台。戴高乐得到消息时，真的急了，因为一场无谓的流血已然迫在眉睫！而将军们对戴高乐本人，则一直是怀有敬畏之心，不敢不听他的话的。他当机立断地采取了他一生中最狡诈也是最有决定意义的一手高招。他以含糊的语气，在 27 日中午

12 点半及时公布了一项声明：

我已于昨天开始采取必要的正常步骤，来建立一个能够确保国家统一和独立的共和

政府。

我相信今后将会继续采取这种步骤，并相信国家将以她的平静和尊严来表示她希望这种步骤得到成功。

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出自哪一方面的危及公共秩序的行动，都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即使我理解人们采取这种行动时的处境，我也不能表示赞同。

我希望驻在阿尔及利亚的陆海空三军做遵守纪律的模范，听从他们的司令官萨朗将军、奥布瓦诺海军上将和儒奥将军的指挥。我向这些领导人表明，我信任他们，并愿与他们立即取得联系。

使人啼笑皆非的是，戴高乐的声明及时制止了将军们的用伞兵部队夺取巴黎的“复活作战计划”，也可以说是制止了一场浩劫，但不知死活的腐朽透顶的政客们，却仍于当天下午在议会以 112 票对 3 票通过了一项决议：“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支持戴高乐当候选人。”而那位尚在职的总理弗林姆兰看到声明全文时，“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火冒三丈地要去揭穿戴高乐耍的“花招”！幸而科蒂总统拦住了他。科蒂总统这时已完全看清了，而且事实也已经证明，现在就只有戴高乐能挽救这场危机了。所以，当精疲力竭的弗林姆兰不得不交出辞呈时，他当即命人去见戴高乐，要求他就组织新政府一事与国民议会和共和国议会的两位主席协商。

月 28
日晚上，戴高乐如约在圣云街会见了国民议会主席安德烈·勒特罗克埃和共和国议会主席加斯东·莫内维尔。勒特罗克埃对戴高乐怀有强烈的敌意，莫内维尔则支持戴高乐，并向他说明他合法上台的一些必备条件。戴高乐要求：给他两年包括立宪的全权，这期间议会应当休会。此外，他希望免掉对两院主席的传统性拜访，也省去与各党派领导人的照例协商，甚至不参加在授权仪式上的答辩。

勒特罗克埃一听就火了：“你说的这些全都不符合宪法的。从阿尔及尔事件到现在，我对你这个人真是看透了。你有一个独裁者的灵魂，你太热衷于个人专权了！”

戴高乐冷笑了一下，以他惯用的方式回答道：“恢复共和国的是我，勒特罗克埃先生。”

接着是一场爆炸性的争论。戴高乐对这些议会政治把戏简直愤怒已极，最后他含着眼泪对勒特罗克埃说：“好，如果议会听你的，我能做的，是让你去和伞兵打交道，我则恢复隐居生活，独自忧伤好了。”说罢三人不欢而散。

呆在爱丽舍宫的科蒂总统一直等到凌晨，才等到两院主席回宫汇报争论激烈的结果。然后他等到早晨 8 点钟，感到如果再拖下去，局势就无法挽回了。因为那些不知死活的议员们已经在讨论用常规办法组建新政府了，其结果必然是伞兵部队从天而降！于是他马上起草了一份国情咨文，并于下午 3 点钟向两院宣读。在咨文中他再三强调存在的内战的危险，并向“那位法国最杰出的人士，那位在我国历史上最黑暗的年代里曾领导我们争取自由，而且在把全国团结在他的周围之后，毅然拒绝独裁制而建立了共和国的那位人士”发出了呼吁。

全场默默地倾听着。

于是，第四共和国的命运成了定局。当天晚上 7 点，戴高乐进入爱丽舍宫，与科蒂总统达成了协议，并发布了一项由他起草的公报。30 日，前总统

樊尚·奥里约、前副总理居伊·摩勒和社会党人莫里斯·戴克松纳到科龙贝教堂村拜会了戴高乐，改变了观点之后，还说服了他们党的大多数议员支持戴高乐复出。31 日，戴高乐按蓬皮杜的建议在拉彼鲁兹饭店宴请了代表除共产党外所有政党的 26 名议员。6 月 1 日，他又接受莫内维尔的劝告登上国会讲坛，宣读了总理候选人的例行声明。议会以 329 票赞成、224 票反对、32 票弃权的压倒多数使戴高乐当选为第四共和国第 24 届政府、也是最后一届政府的总理。

他胜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