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一个翻天覆地的转变
当时,法国的反法西斯斗争,主要由两种力量构成,一种是国外的抗战运动,另一种是国内的抗战运动。国外的主要是戴高乐派,后者则是那些在敌人占压倒优势、处境极其险恶的情况下奋起向纳粹作斗争的男男女女。
国外抗战运动经过 4 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地逐步发
展壮大起来。到 1943 年年底,戴高乐已经建立起一支拥有 23 万人的野战军,
拥有 15 万士兵的殖民地军,拥有 5 万名海员和 32 万吨位的舰队,120 万吨位的货船和商船队。此外还有一支拥有 500 架作战飞机,3 万名服务人员的空军。在与共同的敌人的生死拼搏中,这支武装力量配合盟军,创下了辉煌的战绩。在意大利战役中,戴高乐派出的三个远征师 12 万人,由于报仇雪恨精神的鼓舞,简直成了攻无不克的铁军。当盟军克拉克将军的装甲部队在平原受阻时,法国远征军第二师在陶蒂将军的率领下,爬过海拔 2400 米的极端险峻的高山,冒着大雨冲入敌后发起猛攻,占领了三十多公里的纵深地带, 在克拉克将军的正前方攻下德军的第一道防线,楔入第二道防线,俘虏了1200 人。接着远征军先头部队率先打进意大利首都罗马。6 月 18 日,即“六一八”讲话发表四周年纪念日,法军继解放科西嘉岛之后,又一举光复厄尔巴岛,俘敌 2300 人,缴获各种火炮 60 门,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并为盟军在法国南部登陆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在南大西洋,法兰西海军在“铁砧”登陆行动待命期间,对盟军的行动给予了有效的支持。1944 年 3 月 1 日这天,在波拉海面,法国巡洋舰一举击
沉敌舰 5 艘,其中包括 1 艘鱼雷艇。半个多月后,法国轻型巡洋舰在莫莱里
海面又击沉敌舰 5 艘。这段时间,在英吉利和诺曼底海域或向意大利、科西嘉岛和北非航行的所有盟国辎重舰队,都有法国海军护航。
在空中,法国空军也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从 1943~1944 年 6 月, 有 17 个法国空军大队在意大利作战, 7 个空军大队支援法国战役,其中有
2 个大队参加对德国工业基地的远程轰炸。在苏联,也有 2 个法国空军大队参战;在北非海岸,更多的掩护陆地基地和海上运输的作战任务均由法国空军承担。
法国本土的抗战运动,更是经历了无数惊涛骇浪的考验。戴高乐坐到麦克风前发表他的“六一八”讲话时,并未设想在国内组织抗德斗争。但他的号召激发了人们不屈的斗志,人们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开始自发地分散地和德国人斗争起来。特别是 1941 年 10 月 31 日下午 4 点那震撼人心的“静默 5 分钟”,使各种各样的地下战斗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勃发而出。这些组织政治观点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即反抗法西斯。他们之间存在着派系斗争, 实际上是同法国被占领的状况分不开的。为了避开盖世太保以及与之配合的纳粹机构和维希的保安警察的监视,他们往往互不联系,甚至在同一小组同一地段活动的人也互不了解。这些组织名目繁杂,由于敌人的残酷镇压,后来,许多小组消失了,或同其他组织合并了,形成了一些实力较雄厚的联合组织。其中最重要的有“解放”、“战斗”、“狙击兵”和“民族阵线”。
“战斗”是由两个组织在 1941 年与 1942 年之交合并而成的,一个是亨利·弗雷内领导的,另一个是乔治·皮杜尔(后来当了外交部长)等基督教民主党人领导的。“狙击兵”与“战斗”一样成立于里昂,这座城市是实际上的南部抗战的首都。它的最初领袖是莱维和克洛蒂斯—珀蒂。“解放”则
是由仪表非凡、喜欢冒险的艾曼纽耳·达斯迪埃·德拉维热里创建的。这是位新闻记者,曾当过海军军官。这些人后来都成了政坛上的风云人物。最重要的“民族阵线”则是由法国共产党发起的一个统一战线的组织。其内部按行业建立了若干互有联系的“民族阵线”,如律师民族阵线、店员民族阵线、农民民族阵线和妇女民族阵线等。每个阵线都有自己的报纸。它的成员的政治色彩也是多种多样的,有路易·马兰的右翼共和联盟,有社会党人、激进党人,还有基督教民主党人。这是惟一一个在法国南北两区都能以一个团结一致的整体进行活动的组织。科西嘉岛就是他们从德国人手里解放的。
作为一个政治家和战略家,戴高乐立即看到了这些抗战组织在日后的解放战争和政权建设中的潜在的作用。他极想把这些组织统一起来,纳入“自由法国”的一体化领导之下。正在这时候,一个关键人物出现了。
这个人就是著名的内地抗战领袖让·穆兰,一位与戴高乐志同道合的反法西斯战士。他在法国危亡的关头,正担任埃尔·罗伯尔省省长。德国人侵入他所驻的沙特尔城,他表现了卓绝的坚定和高贵的品质,遭到了法西斯的侮辱,被殴伤后关进了监狱。具有坚强意志的穆兰誓死不低头,敌人不得不把他释放。1941 年 9 月 9 日,他偷越国境,取道西班牙前往英国,被里斯本的英国当局看中。英国人花了六个星期时间试图争取他为英国服务,他明确表示要投奔自由法国,为戴高乐效劳。戴高乐听说他来了,但在里斯本受阻, 大发雷霆,立即致信艾登,才终使他于 11 月底到达伦敦。
12 月初,戴高乐与穆兰进行了几次长时间的谈话,他感觉到,这位勇敢坚定,极具辩才和决断能力的年轻人完全适合担负重大的历史使命。戴高乐试探着问他:
“来到这里,您打算干些什么呢?”
“我一时说不清楚。反正,我将献身于法兰西的自由、独立的伟大事业!” 他回答得很干脆,充满着庄严和自信。
“非常感谢您对自由法国的忠诚!”戴高乐紧握他的双手,直视着他的眼睛,沉声说,“有一个问题我已经考虑了很长时间,在听了你关于法国抵抗运动组织情况的介绍以后,我更加感到必须尽快把这些组织联络起来,纳入自由法国的统一领导之下。而完成这个工作最合适的人选我看就是您。我决定派您立即回法国去,在法国未被占领区的抗战运动内作为我一切政治和军事行动的惟一代表,您有什么意见吗?”
穆兰挺直身躯庄重地答道:“我准备完成您授权的一切事务,将军阁下! 对我来说,您就是我们伟大的法兰西的化身!”
18 个月以后,由于叛徒的出卖,这位勇敢的年轻人实现了他“献身”的誓言。但在这短暂的一年半中,他为法国抵抗运动立下了极为卓著的功勋。他肩负戴高乐的重托,接受了一个月紧张的训练之后,于 1942 年 1 月 1 日被空投回法国,就以卓越的才干和惊人的毅力,着力组织秘密军事小组,建立空投接收站,分发经费,建立秘密联络基地。三个月之内,他把法国南部的各个战斗组织联合起来,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发表了承认戴高乐为抗战领袖的宣言。紧接着,他把秘密工作渠道伸进了敌占的北方。战斗到 1943 年 5 月,终于由法国共产党发起,成立了以穆兰为主席的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 确认戴高乐为法国抵抗运动的惟一领袖。从此,法国本土的抵抗运动便正式纳入了战斗法国运动的轨道,实现了法国内外抗战运动的合流。
穆兰牺牲以后,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选举原“战斗”组织的领导人之一
乔治·皮杜尔担任主席,保持了法国内外战斗的整体性。在迅速发展的战争形势的促动下,被空投装备武装起来的内地军也迅速发展壮大。游击队到处打击敌人,破坏敌人的仓库和军事设施,有时甚至整连整营地歼灭敌人。1944 年初,戴高乐正式组建了法国内地军。从此,法兰西本土从乡村到城市,从山地到平原,到处都燃起了复仇的烈火。
这四处燃烧的烈火,燃亮了戴高乐的心。虽然这烈火还不足以成为燎原之势,但若与他四年前在波尔多机场只身跳上英国飞机时的境况相比,却使他实实在在地看到了民族复兴的希望。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当盟军进攻欧洲的时候,法兰西之剑是多么短啊!在这样严重的关头,我们国家的武装力量还从来没有相对地减少到如此地步。为我们祖国的解放事业而斗争的人们,回忆起我国旧日的力量,不免忧心忡忡。但是,我国军队的素质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优良。我们越是从苦难的深渊中复兴起来,我们的事业就越光辉灿烂。
⋯⋯
1940 年的失败以及伴随而来的沦丧,使许多人大为震惊,甚至认为法国无可救药了。长期以来法国人民对自己的估价以及全世界对法国人深表尊重的历史舆论,突然间烟消云散了。如果法国不建立自己的军队,那么将永远无法在自己和别人面前恢复她的尊严。但是,能够帮助法国重新恢复统一和再取得它的旧日威望的,莫过于这样一件惊人的事实了。这就是在刚刚团结起来的法兰西海外领地内,在受着压迫的法国本土内,找到充分的依赖和战斗的勇气,再锻炼一支我认为作战能力很高的军队。在色当和敦刻尔克以后,接着贡比涅和都灵的投降,然后是维希接受丧权辱国的条件。现在,当敌人占领我们全国,200 万法国人沦为俘虏而“合法”政府坚持惩罚抗战的法国人的时候,要我们的军队取得重要而光荣的胜利,这应该是一个翻天覆地的转变。
实现这个伟大转变的时刻就要到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