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战斗法国的地位是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

当时，戴高乐的战斗的艰苦不仅表现在敌人的残暴和强大，自己力量的弱小上，更主要的是表现在国际关系上。他最忠诚的盟友丘吉尔首相时常为了军事上的利益而侵害自由法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政治利益，同时他又处处得看罗斯福的眼色行事，双方几乎是永无休止地争吵、和解再争吵。而美国，这个“民主国家巨大的兵工厂”，则一如既往地瞧不起戴高乐，在圣皮埃尔岛事件发生后，这种态度更甚。这使自由法国在国际上显得孤独无助。这种状况，直到苏联对德宣战以后才逐渐有所改善。

1941 年 6 月 22 日，德国人入侵苏联。消息传来时，戴高乐正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他和丘吉尔一样，虽然对共产主义毫无好感，但几乎是出于本能地立刻作出了反应。第二天，他向驻伦敦的代表团发了一份电报，指示“我们应当像丘吉尔那样声明：我们毫不隐讳地站在俄国人一边，他们正在与德国人作战。”紧接着，他命令卡森和德让去苏联驻英使馆拜会伊凡·麦斯基大使，向他保证自由法国一定支持苏联，并要求与莫斯科建立军事关系。

不久，麦斯基大使给戴高乐写了封信，声明苏联政府承认将军为整个自由法国的领袖，并声明愿意同法兰西帝国防务委员会建立关系。莫斯科愿意在反对希特勒德国及其同伙的共同斗争中帮助自由法国，保证在战胜共同敌人之后，充分而完整地恢复法国的独立和伟大的地位。

接着，苏联政府又来了个戏剧性的动作。它任命驻维希大使鲍戈莫洛夫为驻自由法国代表，突出表示出对自由法国的支持态度。为了回报，戴高乐派珀蒂将军为他驻莫斯科的军事代表，接着又派遣了一支训练有素的战斗机中队支持苏联。到 1942 年 2 月，他派原驻曼谷公使罗歇·加罗为自由法国驻莫斯科相当于大使的代表，不久又在伦敦与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进行了长时间的晤谈。

这样，戴高乐成功地打破了自己在外交上的孤立处境，迫使罗斯福不得不稍微改变一点看法。当然，6 月初盖尼将军在比尔哈亥依木地区的辉煌战绩也大大提高了自由法国战士的声誉，至少部分地抵消了达喀尔失败的阴影，表明了自由法国战士是能够为共同的事业英勇奋战乃至献身的。

但这仍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当时能从实质上对戴高乐给以支持的最终只有美国。而同美国的关系，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戴高乐和罗斯福两位领袖的个人关系。然而，他们的个人关系，由于出身、性格和经历的不同，想不疏远都似乎不可能。著名的美国历史学家米尔顿·维奥斯特在他的《敌对的同盟国》一书中分析了罗斯福和戴高乐这两位政治活动家的性格，认为他们当中只要有一个人不过分以自我为中心，彼此就可能达成谅解。“二人中的强者罗斯福即使对戴高乐表现出一定的关心和亲切相待，也毫无损失。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把戴高乐看成一个利己主义者，心胸狭窄的人和沙文主义分子，认为戴高乐的惟一愿望是夺取并保持绝对权利。罗斯福不愿把为了保卫国家主权和尊严而准备冒任何风险的戴高乐视为捍卫法兰西荣誉的勇士。在戴高乐的眼中，罗斯福则是一个倨傲的人，有着大国优越感，希望由他扮演上帝角色，主宰法国命运。戴高乐同样也看不到罗斯福身上的军人和理想主义者气质。二人谁也不能正确看待对方，这就进一步加剧了由于政治分歧而造成的困难。”

他们周围的人也没有起到和解或疏通的作用。可以说，戴高乐在美国的

死对头都是接近或者能够影响罗斯福总统的人。罗斯福在从这些人身上获得的情报中得出结论：戴高乐只被国外流亡的极少数法国人承认，在伦敦指挥着一支很小的部队，武器、经费全靠英国。此外，罗斯福认为戴高乐性情高傲，难以相处，不断挑起纠纷，妨碍了美国对维希的立场。更糟糕的是，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冲突中，美国的新闻界大多站在戴高乐一边反对自己的总统，也使罗斯福感到很恼火！

为了消除一些外界的误会，说明自由法国的立场，1942 年 4 月 1 日，戴高乐发表了一篇演说，全面阐述了他的对外政策，同时对罗斯福的“不公正” 态度也旁敲侧击地进行了批评。在演说中，他第一次使用了“战斗法国”这个名词来称呼他的“自由法国运动”（三个月后，他就正式宣布“自由法国” 更名为“战斗法国”）。他说：“不要认为战斗法国这个奇迹，只要一经形成就不要管她了⋯⋯整个问题的基础是：只有在盟国愿意和战斗法国站在一起的条件下，战斗法国才愿意和盟国站在一起。”在谈到美国政府仍和维希发生关系并和它的代理领事进行秘密交易的时候，戴高乐严正指出：“对于民主国家来说，依靠那些破坏法国自由和想按照法西斯主义的模型或脸谱来改造法国的人，就是在政治上引用了为了怕雨淋而投入大海的可怜的傻瓜原则。当前整个法国问题是一个革命问题，不承认这一点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这是被她的统治阶级和特权阶级出卖了的法国，开始要完成历史上最大的一次革命。如果自封的现实主义，在一次又一次的慕尼黑会议中，已经把自由引向深渊的边缘，而现在又继续压制热情，不肯改弦更张，那将是不能容忍的！”最后，戴高乐以顶天立地的气派斩钉截铁地宣称：“地位已经确定了， 自由法国无论在公众的感情上或在法律的认可上，都成功地被认为不仅是法国的武装保卫者，而且是她的利益的监护人。这个结果是在历史的紧要关头得到的，是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

这次演说对端正国际视听起了很大的作用。同时，丘吉尔这位自小就热爱法国的天然盟友也做了大量工作，竭力劝说罗斯福总统缓和他对这位自由法国领袖的态度。经过了近两年的曲折的了解和严肃的对话之后，戴高乐与罗斯福的关系有了改善。5 月 21 日，美国新任驻英大使约翰·怀南特在伦敦同戴高乐会晤，恭听他对开辟第二战场的见解。10 天后他们又举行了一次会谈，英国国务大臣艾登也出席了。戴高乐满意地发现，看来美国国务院的科德尔·赫尔和萨姆纳·威尔斯已开始意识到他们对自由法国的态度是不现实的了。6 月 29 日，英国外交大臣告诉将军：美国政府正在考虑改变他对法兰西全国委员会的政策。次日，美驻英大使怀南特与戴高乐共进晚餐，衷心地表达了对将军的同情，并答应在美国尽力宣传将军的人格。

7 月 9 日，美国政府正式发表了一个公报，给予戴高乐的自由法国运动以某种承认。公报的全文在发表前曾送交戴高乐，征求他的意见。斯塔克海军上将和博尔特将军被指派为美国政府的代表，与在伦敦的法兰西全国委员会协商有关指挥战争的一切问题。美国方面承认戴高乐将军的贡献和全国委员会为维持法国的传统精神和制度所作出的努力，全国委员会作为法国抗击轴心国的法国各种抵抗力量的象征，将得到一切可能的援助。公报同时表明， 美国政府和英国政府一致认为——它确信法兰西全国委员会也会认为——法国的政治前途只能在自由和没有强迫的条件下决定。

这是法美关系上的一次重大进步。同时，由于珍珠港事件后日本进攻的压力，美国同自由法国的军事合作也比以前有所加强。法国在太平洋上的领

地：新喀里多尼亚群岛、马贵斯群岛、吐摩图群岛、社会群岛等，都变成了盟国的战略据点。戴高乐决定，在军事上尽量先满足美英的要求，惟一的条件是对方必须尊重法国的主权和在当地的权力。美国承认了这个条件，声明“尊重太平洋上所有法国岛屿的主权，美国在各岛上建立的基地和设备将留下来作为法国的财产，如果战后美国基地仍旧保持，则法国有与美国共管的权力”。而在行动上，美国人也开始采取了较为明智的态度。美英参谋长想加强法属新喀里多尼亚群岛的防御，美国国务卿赫尔先打电报请示戴高乐， 谦和地表示“希望法国高级专员过去所给予的友好的协助和合作，在将来仍继续下去”。3 月 6 日，法兰西民族委员会被邀请派代表出席在伦敦设立的“太平洋战争委员会”，同英国、新西兰、澳大利亚以及美国的代表一起交换情报和作战问题。这样，战争迫使美国和自由法国的关系日趋接近，双方在太平洋战区的合作也日益加强。自由法国——战斗法国，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也就日益加强和巩固了。

但政治地位的加强并不等于军事地位的加强。军事虽然从属于政治，但又正是它支撑着政治。戴高乐对此心明肚亮。在回忆录中他写道：“在受人拥护的伙伴中我是相当孤立的，在富翁当中我是个穷鬼。在这种情况下，我满怀希望，但也万分忧虑，因为在未来的战斗中，无论如何总应该有法国。法国当前的中心问题，不仅是能不能把敌人赶出国土的问题，而且是决定民族与国家的前途的问题。假使法国一直衰落下去，本身的优势将丧失殆尽， 她的独立自主也就不存在了。她将从平静的海面不停地沉沦下去，从受敌人的奴役变成盟国的附庸。相反地，如果她能在恢复统一的基础上东山再起， 那就什么也不会损失。只要战争期间法国是个交战国，而且又团结在一个政权的周围，她的前途就有保障。”

将军的这种考虑无疑是正确的。他却没想到，正是因为他参战心切，在盟军即将开始的“火炬”行动中，他却又一次被卷入了一个异常复杂的政治旋涡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