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大元帅”

1909 年 8 月，圣西尔军校的一纸通知，实现了夏尔·戴高乐儿时的夙愿。也是从这一刻开始，他便坚定地朝着自己的目标，自觉地加紧了对于一个巨人的必不可少的人格锤炼。

按照国防部的规定，新生入校前必须先当一年兵。戴高乐的这一年是在驻阿拉斯的第三十三步兵团九连度过的。他不喜欢这种日复一日的军事操练和削土豆皮之类的和平时期的士兵生活，而是一头扎进坐落在古修道院里的阿拉斯市立图书馆里，埋头苦读那些僧侣们精心收藏的丰富的图书。他这种鹤立鸡群的行为当然引人注目。过不久，与他同时进连队当兵的同学有的被提升为上士，也有的被提升为中士。有人问他的连长德蒂尼上尉，为什么不把戴高乐提升为中士，上尉答道：“我怎么能把这样的小伙子提为中士？他只有当上大元帅才会称心如意哩！”

这是第一次由一个下级军官用玩笑的口吻挑明了戴高乐心底的志向，戴高乐根本不以为侮。正式进军校学习之后，他在练习本上摘录了著名作家维克多·雨果“风格简洁，思想精确，遇事果断”的名言来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更加勤奋刻苦学习。为了磨炼自己的记忆力，他强迫自己把课文倒过来背诵。他一向不善言谈，嗓门又尖又高，为了弥补这些缺陷，他更是有意识地强迫自己，抓住一切机会向同学们做即席讲演。他从小就个子高大，14 岁就如成人一般，进了军校，他不论站立或坐下，都比其他人高出一头，加上他本性孤傲，神情严肃，不苟言笑，使人感到很难接近。为了融洽和同学们的关系，他又强迫自己多与同学接近。

他以优异的成绩从圣西尔军校毕了业，获得了少尉军衔。按照学校的规定，毕业生可任选一个团供职。戴高乐选中了自己当了一年见习兵的第三十三步兵团，回到了阿拉斯。

这一选择真可谓至关重要！

这时三十三步兵团的团长已经易人，新任团长是后来当了元帅和第三共和国最后一任政府总理的菲利普·贝当上校。有一天，贝当上校在斯卡贝河岸上给他手下的军官们讲解火力的重要性。贝当上校的观点在当时的法军总参谋部算是很先进的，因为其时大多数人仍认为刺刀比枪炮优越。当贝当上校讲到孔代王子的一次军事演习时，年轻气盛的少尉戴高乐竟毫无顾忌地立即打断他的话头，指出蒂雷纳元帅是用炮火压倒孔代而拯救了阿拉斯。听了他的插话，在场的下级军官们都大惊失色，但被冒犯的团长却立即对这个高大的年轻下级军官产生了兴趣。贝当亲密地挽起了戴高乐的胳膊，离开了军官队伍，边散步边热烈地讨论起孔代和蒂雷纳两人各自的长处。这是戴高乐首次得到贝当的青睐。这种交往后来发展成一个高级将领和一位才华横溢的年轻门徒之间的情谊。这位高级将领在他的有生之年，以各种方式为他的年轻门徒攀上世界级巨人的峰巅做了铺垫，虽然有时并不是自觉的、情愿的。 1913 年的法国国庆日，贝当上校骑马检阅他的部队。当他检阅到戴高乐

少尉负责指挥的队列时，发现戴高乐已经把队伍解散了！这是严重违犯军纪的，上校团长勃然大怒，下令禁闭戴高乐。戴高乐认为自己是奉命行事，代人受过，但军令既出，也只得乖乖地坐进禁闭室，眼巴巴地看着第二天星期日不能像往常那样到巴黎去度假了。不料贝当上校在最后一刻取消了一切处分。戴高乐欣喜若狂，一口气跑到火车站，跳上了刚刚开动的火车。当他气

喘吁吁地走进一间包厢时，却发现那里已坐了一个穿便服的中年人。此人正是贝当！

“啊，小伙子，你差一点就赶不上车了吧？”上校略带调侃地发问。 “是啊。上校，不过，我想我准能赶得上。”年轻少尉不动声色地答道。“可是那时你还关着哩！” “那倒不假。但既然处罚不公，我相信你一定会撤销的。”

1914 年 8 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此时，戴高乐意识到：“法兰西将经历巨大的磨难，人生的乐趣就在于有一天能为她做出某种非凡的贡献，而我将有机会这样做。”他满怀激情，几乎是急不可耐地参与了战争。每次战斗，他都身先士卒打得英勇顽强，并三次负伤。其中最重的是第三次。那是 1916 年初，戴高乐上尉主动请求把他的连队调到战斗最激烈的凡尔登前线。3 月 2 日，德军重炮猛轰法军阵地。突然间，有人高喊：“援军来了。” 戴高乐大受鼓舞，转过身去，发现了一群血迹斑斑的戴着法军钢盔的士兵。他定睛一看，马上看出只是一些穿戴法军盔甲的德国人！他立即命令全连上刺刀冲锋。几乎就在同一瞬间，一颗子弹击中了他。他的上司布尔多上校眼见他倒在血泊中，以为他已阵亡，万分悲痛地写信给他的双亲和已晋升的贝当将军。贝当将军痛苦之至，“追授”这位年轻而英勇的门徒一枚最高荣誉十字勋章，并写明了如下理由：

指挥该连的戴高乐上尉素以其在德智训练方面的优异成绩著称。是日，其所在营遭敌猛烈炮击，伤亡惨重，同时敌人又从四面向其连队逼近。该员率部勇猛出击，与敌展开激烈肉搏，这是不违背其军人荣誉感的惟一选择。该员在激战中以身殉国，不愧为在各方面均无与伦比的军官。

若他真的就此“以身殉国”，那么二战战史和整个西欧的现代史都得改写了。耐人寻味的是，那个与他肉搏的德国士兵救了他，并使他捱受了二年八个月凄惨的战俘生涯。但即使成了囚犯，他也从没逃避过自己的责任。起初他被关在弗里德贝格的战俘临时收容所，一恢复健康，他就开始挖地道，并且通过地道逃到了荒郊。由于他个子高大，躲不住，被逮住了。不久后的第二次越狱也功败垂成，因为他偷来的德军制服短得几乎连手肘和膝盖都遮不住。第三次逃跑也未成功，反而被转押到了因戈尔施塔特的惩罚营。

对于戴高乐，因戈尔施塔特惩罚营反而成了他攀上峰巅的一条捷径。在那里他结识了大批越狱未遂的优秀人物，这些人在他未来的奋斗中都发挥了各自的、有时甚至是关键性的作用。如雷米·鲁尔，此人后来成了《时报》的专栏作家，经常从舆论上支持戴高乐；贝尔热—莱弗罗尔，未来的戴高乐著作出版商；卡特鲁少校，1940 年的法属印度支那总督，是最早响应戴高乐“六一八”号召的高级官员。

坐牢的绝大部分时间，他用来学习。他以德文报纸当材料，精通了德语。他又自告奋勇给难友们讲授战略学。从实战中，他以战略家的眼光敏锐地发现了坦克的出现在未来战争中的意义，他在讲课中高度赞扬了这种具有决定意义的发展（这为他以后所极力主张的建立装甲部队的观点构筑了原型）。同时，他还写了大量的笔记。这些笔记构成了他的第一部著作《敌人内部的倾轧》的基础。他渴望学习，增长见识，也愿意把自己的知识传授给别人。他决意使自己的言行一贯正确，并且极力维护，即使冲撞了惩罚营的长官被

罚坐禁闭也在所不惜。于是难友们给他一个新绰号：“大元帅”。这个绰号和他在阿拉斯时连长对他的评价不谋而合。1927 年法军总司令部的步兵总监马泰将军把他提升为少校，委派他去指挥第十九轻步兵营时也说：“我给他们派去的那个人是法国军队未来的大元帅。”而且事隔多年之后，温斯顿·丘吉尔也这样称呼他。看来他确实是天生当大元帅的料，虽然他的最高军衔至死也只是个将军级别中的最低一级——准将。

但他这时对这个绰号已几乎当之无愧。他的难友雷米·鲁尔这样写道：

这位冷漠的年轻人有坚强的意志，他善于克制自己的精神危机和感情冲动。我在他身上看到了法国人的沉着、理智、自我克制的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