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谁要拦截陈毅的汽车，我马上挺身而出”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周恩来和陈毅都感到中国革命的航船已偏入危险的航道，但他们已无力加以纠正。但是，他们都坚守在自己的指挥岗位上，尽最大努力在可能的范围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

在运动高潮的 1966 年 11 月 13 日，陈毅与叶剑英、贺龙、徐向前在工人体育场接见八万多名军队院校学员，陈毅第一个走上讲台，说：

“我今天在这里讲话，我就不是我字当头，如果我字当头，最好不要来讲。我来讲，讲得不好，惹起麻烦，马上就要跑到外交部来揪你、找你，抓起来，要澄清问题，那怎么得了啊⋯⋯今天，你们大家给我这个机会，我还是勇敢地来讲⋯⋯”

接着，陈毅针对学生冲中南海、占领国防部的举动，提出严厉的批评，旗帜鲜明地反对逐步升级、无限上纲、口号越“左”越好的做法。

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特别是批判“资反路线”以来，青年学生首次听到的系统的、严厉的、毫不拐弯抹角的批评。给狂热的青年学生当头泼了一盆冷水。台下议论纷纷，掌声阵阵。这一讲话很快在全国传开了，广大干部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11 月下旬，拥到北京“上访”的工人急剧增多，为说服来京串联的工人迅速返回本地抓革命促生产，周恩来决定召开一次工人大会，海报贴出，入场券发尽，大会讲稿却被陈伯达、江青否定了。已布置的工人大会无人讲话，临时请“救兵”，找陈毅去给工人讲讲国际形势。时间是 11 月 30 日晚上 7 时，地点是工人体育馆，陈毅深知周恩来的苦衷，同时他自己也想借机做做工人的工作，欣然前往。

周恩来走上主席台与全场工人见了面，随即宣布由陈毅讲国际形势。陈毅是天才的演说家，以简洁主动的语言，向听众展示了一张世界形势

图，一张中国逐步登上世界舞台，逐渐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重大作用的形势图。讲话不时引起全场工人振奋、自豪的欢笑声，抓住了听众之后，陈毅话锋一转，讲国民经济是外交的基础，号召工人们尽快回到原地狠狠抓革命，狠狠促生产。

这一下可捅了马蜂窝，次日，造反派工人到外交部，要找陈毅当面责问。北京街头贴满了打倒陈毅的大字报。

虽说是元帅亲自挥戈上阵了，但是对方的力量更大，在复杂异常的形势下，斗争必须能伸能屈。

为了顾全大局，为了不影响 1967 年的工作，周恩来希望尽早结束国务院各部部长被围困批斗的局面，争取各部部长早些检查，早些过关，协助他抓好国计民生的大事。周恩来找来陈毅，讲明自己的考虑，希望陈毅带头检查。

在阴谋家们的指点、支持下，没过多久，首都北京便掀起了一股反击“十一月黑风”的浪潮，首当其冲的就是外交部部长陈毅。

周恩来立即站出来，挺身挡住一颗颗射向陈毅的“炮弹”竭力保护患难与共的老战友。下面是周恩来两次同北京外国语学院学生组织代表谈话的部分内容。

第一次谈话的时间是 1966 年 12 月 3 日晚 7 时，地点在国务院会议厅。谈到北京外事系统院校运动不能开展，“左派”学生受压制时——

众学生：陈毅同志对此要负很大责任，他总是“和稀泥”。

周恩来：你们说他“和稀泥”，他是为了团结大家，是一肚子好心肠嘛！就是有时说话“走火”。我们相处几十年，这个老同志的确为党、为革命做了很多工作。

学生：他说反毛主席不算反党，他就反过两次，毛主席上台后还团结他⋯⋯

周恩来：说反对毛主席不算反革命，如果是指党内路线斗争，也可以这样讲，他没有把当时情况讲清楚。他是把这个问题孤立起来谈了。“走火”就在这个地方。

学生：11 月 13 日他向军事院校学生讲话，好多学校转播，同学中对立情绪马上增加，停止了几个月的大辩论又开始了。

周恩来：有这么大作用？

学生：“多数派”同学揭发，陈毅骗了他们，见他们时支持“多数派”，见“少数派” 时又另说一套⋯⋯

周恩来：陈老总没有单独见过“多数派”。

学生：他说工作组检查两三次就行了，还说是毛主席说的⋯⋯周恩来（点头），有这样的事，是讲李雪峰同志。李雪峰检查相当好，主席讲检查两三次就可以了。

学生：陈毅在外交部红卫兵解散大会上还讲“多数派”守纪律。道歉。周恩来（肯定地）：我听陈毅同志这样说过。

这时，周恩来提高了声调：

我今天没时间多讲陈毅同志的问题。但我要告诉大家，他是我们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你们不能把他一时失言、“走火”，都弄成“黑话”。你们要考虑国际、国内影响。至于对陈毅同志问题的认识，你们不能强加于我。我和他相处几十年，一起管外交，经常一起向主席报告工作，我晓得这个同志，他不会说假话。

学生：他要我们别总揪住工作组不放，说明他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周恩来：这样说他可能承认。我们也说过不理解嘛！

学生：他总强调个人经验。

周恩来：这是一番好意。可能地点、时间不合适，没讲清楚。当然，这也是这个同志的优点，没有隐瞒观点，脱口而出。他以为用现身说法可以帮助你们，而你们需要的又不是那样的话⋯⋯

最后，周恩来严肃地告诫在场的学生代表：

不能以任何理由冲击外交部。如果你们要冲，我势必出面干预，最后你们还得走开。

10 天之后，也就是 12 月 13 日晚至次日凌晨，周恩来连续 5 小时再次同北京外国语学院红卫兵代表谈话，在场学生仍抓住陈毅的“问题”不放，实际是逼周恩来在此问题上松口、表态。下面是双方谈话结束时的几段内容：

学生：我们认为，现在外事口问题的关键不在别的，而在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例如，工作组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还有，陈毅到现在还没有做检查，仍然坚持他以前的观点。他给军事院校学生的两次讲话，保守派很欢迎。总之，外事口“文化大革命”的阻力来自陈毅，因此必须彻底批判陈毅，否则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打不垮！

周恩来：今天我不准备同你们谈这件事，要谈以后谈。你们不能压我。你们送来一大

叠东西（即 12 月 13 日接见时外院学生代表要总理转交中央的有关陈毅“问题”的材料），我还没有看。总得先让我把材料弄清楚吧

学生：总理，你要理解我们的心情！

周恩来（生气地）：你讲，我一直在听，耐心地听嘛！但你不能总要我马上回答你的问题⋯⋯你们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但你们把一切问题归结于一个人，这不是辩证地看问题。运动发展是波浪式的，不能老是“如火如芬”，天天出大事才痛快。我过去对你们说过，这样大的局面，我做梦也没敢想过；也许你们想到了，算你们有伟大的预见！事物发展常常超过我们的预计，包括各个行动，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问题是犯了错误，认识到了，就要马上承认、改正。我这是对你们讲的老实话。所以，在我理解你们情绪的同时，我们的情绪，也请你们理解。总之，我今天没想回答陈毅同志的问题，还发了这么大脾气，对不住了！

说罢，总理退场。

正当周恩来苦口婆心规劝学生、以身做盾保护陈毅之际， 12 月 13 日，江青来到中南海西门，向红卫兵发表讲话，宣称：“你们的造反精神非常好，你们是我们的革命战友，你们是我们的革命小将；革命小将要勇敢，要不怕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一小撮人！”她还鼓动说，“你们不要怕，要有硬骨头”，“我们是心连心的，我们一块儿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

特别是对 11 月间陈毅等几位老帅的讲话，江青曾在“中央文革”一次会上“定调”说：“军队这些接见，是镇压群众！”

在后台老板们教唆和怂恿下，北京造反派组织闻风而动，纷纷响应，包括军队中的造反派。

1967 年 1 月初，军内造反派背着周恩来和中央军委，擅自决定于 1 月 5 日召开“揭发、控诉、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

大会“筹备处”指名要求陈毅、叶剑英二人到会“接受教育”。

周恩来得知消息后，即于大会召开的前一天亲自出面加以劝阻，指出：军队造反派把批判矛头指向陈毅、叶剑英两位军委副主席是“搞错了方向”。以陈、叶二人作为全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是不符合实际的”。他还明确表示“不赞成”开这样的大会，也不准备参加这样的大会，“因为于全军不利，攻击的矛头错

就这样，在周恩来这棵参天大树的挺身保护下，持续了一个月之久的来自外交、军队等系统的批判陈毅、反击“十一月黑风”的势头才减弱下来。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

1967 年 1 月，上海“一月革命”的狂风骤然刮起，外事口的造反派犹如打了一针兴奋剂，从暂时的收敛又转向了活跃，他们再次寻机就批判陈毅问题逼周恩来让步，要求召开整个外事系统“批判以陈毅同志为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万人大会，并提出“打倒陈毅”的口号。实际上，这是妄图夺取整个外交大权的前奏曲。

在造反派掀起的阵阵狂澜面前，周恩来镇定自若，稳如泰山。他坚持一贯的观点，毫不退让。对召开外事口万人批判大会的事，他指出，这要经中央同意，我即使到会讲话，也不是代表我个人，而是代表中央的。对“打倒陈毅”的口号，他说，我的看法和你们有距离，我坚持反对这个口号，不能接受这个口号，这样简单不行；必要时我可以和你们辩论一番，但我现在不和你们辩论。

几乎于周恩来与“中央文革”在“夺权”问题上产生冲突的同时，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发表了声明，宣布在外交部“夺权”。

对此，周思来以其娴熟的斗争艺术，教了陈毅一招。1 月 18 日，周恩来委托陈毅前往召见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代表，由于事先有周恩来的指点，陈毅一改过去直来直去的炮筒子性格，首先代表部党委表示“祝贺”，就外交部“夺权”问题“表态”。在“祝贺”之后，陈毅又明确指出：“联络站”所夺之权是“外交部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权”，外交部业务工作中的重大问题仍由部党委研究决定，但可由造反派的“业务监督小组”实行“监督”。这样，就使外交部造反派所夺的不过是“虚权”，整个外交业务大权仍然掌握在部党委手里。

一天，陈毅应召来到西花厅周恩来的办公室，但见周恩来双臂抱胸，位立在窗前，遥望远方，面色严峻，心情显然异常沉重。

陈毅一问坐在旁边的廖承志，方才明白了缘由。前些天，周恩来亲自起草了两篇工人要坚持业余闹革命的社论，陆续在报上发表后，进京串联的工人仍然有增无减。为了防止“文革”运动进一步影响工交生产，周恩来今天委托谷牧、余秋里召开了一次工交座谈会，打算制定一些坚持生产的措施。不料，会议刚开始从不过问地方工作的林彪，竟亲自出席听取汇报，并且当场彻底否定了草拟好的会议纪要。林彪叫嚷：工矿企业、工交系统的修正主义倾向比学校还要严重，必须造反、批判。这将意味着工交系统也要步学校的后尘，整个国民经济将无可避免地遭受到严重破坏！作为时刻关注着 6 亿人民的吃穿住用，关注着中国发展的总理，周恩来怎么能不担忧呢？！

“不搞生产吃什么？！”陈毅圆睁怒目，动起火来，“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嘛！这点基本常识，难道堂堂的副统帅还不懂？！”周恩来回过身来，默默地注视着陈毅，出人意外他说道：“陈老总，你不要讲话了！”

陈毅好不奇怪。 “你写份检讨吧！”周恩来用商量的口吻说，但是很认真，“我想在国

务院让你带个头，做个检讨，早日取得群众谅解，早点出来主持外事工作。我的事大多，不能没有几个帮手啊！”

陈毅一向十分敬重周恩来，他曾多次说过，无论从公从私，周总理都是我的兄长。也正因为如此，陈毅在周恩来面前，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从不违心服从。

“我没有错误，为什么要检讨？！大不了一把刀子⋯⋯”陈毅的嗓门又粗又响。

廖承志一听着急了，他握着陈毅的手，急切他说： “老总，我们定个君子协定，无论什么境遇，绝不自杀，好吗？”

陈毅知道年龄稍轻些的廖承志把话听拧了，我陈毅怎么会自杀！为了不让廖承志担心，他点了点头。

周恩来了解陈毅：他想不通的事，是不能勉强的。便拍拍陈毅的肩膀，说：

“国务院副总理、部长都不能出来工作，我们国家的工交生产要瘫痪了。要检讨过关啊，你回去再想想，想通了就来找我。”

怀仁堂里，例行的中央碰头会议开始了。周恩来宣布开会后，“文革” 小组组长陈伯达；便操着一口难懂的福建腔，喋喋不休地啰嗦起来，一个一个地攻击政府各部门，攻击老干部。

突然，陈毅注意到叶剑英眼含泪光，怔怔地注视着什么，便循着他的眼光望去，顿时惊呆了：周恩来用手撑着前额，眼睑沉重地向下垂去，终于粘在下眼皮上闭拢了！⋯⋯但这只是一瞬间的事，很快，周恩来便站起身，往杯子里添了点热水，喝了一口，又似乎精力充沛地听发言了。

陈毅的心再也无法平静了，他从不反对打瞌睡，自己也爱打

瞌睡。正是因为这个缘由，周恩来特地让陈毅出国访问时戴上了一副墨镜，以便当周恩来主持会谈时，使过分疲劳的陈毅能闭目养养神。可是，陈毅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十多年，看到周恩来打瞌睡这还是第一次！总理太累了！即使是铁找铜铸的人，也经不住每天 20 小时甚至 24 小时的紧张工作呀！

会散了，叶剑英坐进了陈毅的汽车，沉默了好一会儿，他才沉重地说： “这种时候，总理可不能累垮啊！”

陈毅若有所悟地点点头。

陈毅的汽车没有回家，而是直驶中南海，一下车，他就快步走向周恩来的办公室，恳切地向刚下车的周恩来说：

“总理，我接受你的指示，从今天起不再讲话了。” 陈毅顿了顿，又说：

“我写检讨！”

陈毅此时已把个人的一切置之度外，不再出席群众大会。对要求接见的造反派，他只说一句：“总理给我的指示，‘陈毅不要讲话’。”

为了保护周恩来这株参天大树，陈毅坐在家中认认真真地写检讨。

1 月 24 日下午，周恩来亲赴人民大会堂出席有外事口各单位造反派参加的陈毅“检查”大会。大会以国务院的名义召集，由周恩来亲自主持。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以及陈伯达、江青等均出席大会。

会上，周恩来首先对陈毅“检查”的事一拖再拖承担了全部“责任”，理由是“我的工作很忙”。

接着，陈毅在大会上念“检查”。

会议结束前，周恩来发表讲话，指出：“陈毅同志的检讨是经过了一个痛苦的认识过程，我们在分工方面，他管的事情多，不能再加重陈毅同志的工作”：“他为党工作了四十多年，当然也犯

了不少错误，但晚年还是跟着毛主席走的同志，希望大家以同志式的态度、以阶级兄弟的态度来帮助他”：“这样，我才可以比较放心外事口的事，让他多出面，我把力量转到别的口子上去”。为

了堵住造反派的口，周恩来强调：关于“文化大革命”前的外交工作， “一切外交重大问题，都是主席亲自过问的，这样 17 年来才有了外事方面的辉煌的业绩。”

点出外交工作是“主席亲自过问的”，就为造反派打倒陈毅设置了最大的路障。

整个大会，由于周恩来亲自掌握，精心布置，造反派无空子可钻，江青、陈伯达也只好在一旁静听，不便多插言，因而进行顺利，仅用了 1 小时 30 分钟便告结束。由此，陈毅闯过了万人大会“检查”这一关，成为国务院系统被“解放”的第一位副总理。

陈毅出来工作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于 2 月 6 日批送周恩来一份电报，在这份电报中明确指出：内外有别，驻外使领馆一律不准搞“四大”（即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周恩来立即呈送毛泽东。2 月 7 日，毛泽东

即签发了这份电报，即外事口的“二七”指示，从而稳住了驻外使领馆。

陈毅如果就此顺势下台阶，以后在一些场合只讲些不痛不痒“应景”话，他的外交部长的座位该是坐得比较稳当的。陈毅自己也明白：“只要我陈毅不吭气，住在中南海是不成问题的。”

然而，陈毅毕竟是陈毅！为了顾全大局和维护党的威信，为了他和周恩来共同开创的新中国外交事业，这位铁骨挣挣与各种邪恶势力拼搏了一生的元帅，决不愿低下自己高贵的头，他还要讲话，还要仗义执言！

这就更加惹怒了江青、康生为首的“中央文革”一伙人，他们对陈毅进一步大兴问罪之师。主子一动，奴才们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外事口的各路造反派们纷纷争先恐后，一起动作，把“炮火”集中到陈毅身上。对此，周恩来不顾自己被攻击、受责难的危险，再次挺身而出，坚决顶住外事口造反派揪斗陈毅的狂潮。

1967 年 5 月 11 日晚至 12 日凌晨，周恩来连续与外事部门造反派代表谈话，严厉批评他们近来一系列极端行径。

两天之后，周恩来得悉外语学院的一些红卫兵为“揪”斗陈毅已强行冲入外交部，又于 15 日凌晨紧急约见外交部造反派及外事系统院校红卫兵代表，向他们发出警告：“你们这是犯了一个大错误，是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并立即宣布，“我要下命令让部队开去，以加强外交部的保卫！今后，谁也不许再去冲，不管哪一派，谁去我就扣留谁！”对仍在陈毅问题上无理纠缠的造反派，他严厉斥责：“你们以为想要‘打倒，陈毅，陈毅同志就倒了？滑稽！”

这一时期，陈毅虽因“二月逆流”问题奉命“请假检讨”，但在周恩来精心安排下，他仍时常出现在一些外交场合，或陪同周恩来赴机场迎送客人，或以外交部长的身份单独接见外宾。

6 月下旬，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来华进行国事访问。在一次宴会席间，与外事系统凤马牛不相及的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组织负责人（即北京大专院校红卫兵赫赫有名的“五大领袖”之一）韩爱晶借敬酒机会对陈毅说：

“陈老总，我们喊要打倒你，不是真的要把你打倒，而是要把你‘打” 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韩爱晶算是什么东西，陈毅压根儿就看不起他，对这种讨好中夹着挑衅的语言，陈毅听罢不由得怒火中烧，瞪起了双眼。正

卫兵置周恩来多次批评、警告于不顾，组成千人“揪陈大军”，拥至外交部门前“安营扎寨”，声称：不把“三反分子”陈毅交出，决不收兵。外交部周围一连数周充满喧嚣之声，严重妨碍了正常的外事活动。

8 月 7 日，因“武汉事件”受伤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拖着伤腿“召见”外交部“革命造反派联络站”代表，听取他们关于外交部运动情况的“汇报”。对陈毅“问题”一直耿耿于怀的造反派代表，凭着他们的“直觉”，感到同这位“中央文革”成员谈话十分投机，便将其想法和不满和盘托出：我们认为，陈毅是外事口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根据其“三反”言行，属于敌我矛盾；我们的口号是：“誓与陈毅血战到底！”有关对陈毅问题的看法，我们多次与总理谈过，但现在外交部运动阻力很大。要发作之时，猛见周恩来正用眼神暗示外交场合，注意影响。于是，陈毅迅速恢复了平静，未置一词，端起酒杯向别处走去，把这位不可一世的造反派头头尴尬地晾在了一边。

几天之后，周恩来对外交部造反派宣布： “陈毅同志现在外事工作忙，不能下去（检查）了。你们坚持批判‘错

误’，我也同意，但对陈毅同志的‘问题’，我早就说过，你们可以提你们的意见，我也可以来听你们的意见，但中央对此没有做结论，你们不能强加于我。即使批判‘错误’，也必须摆事实，讲道理，不能动不动就宣布‘打倒’。”

当造反派提出要对 5 月间的事做“检讨”时，周恩来把手一摆，轻松地一笑：

“我不听，我不计较这些。计较这些，我还做这个工作吗？年轻人，许可你们犯错误。”

月 25 日，就在周恩来离京赴武汉之际，外事口一些院校红卫兵置周恩来多次批评、警告于不顾，组成千人“揪陈大军”，拥至外交部门前“安营扎寨”，声称：不把“三反分子”陈毅交出，决不收兵。外交部周围一连数周充满喧嚣之声，严重妨碍了正常的外事活动。
月 7 日，因“武汉事件”受伤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拖着伤腿“召见”外交部“革命造反派联络站”代表，听取他们关于外交部运动情况的“汇报”。对陈毅“问题”一直耿耿于怀的造反派代表，凭着他们的“直觉”，感到同这位“中央文革”成员谈话十分投机，便将其想法和不满和盘托出：我们认为，陈毅是外事口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根据其“三反”言行，属于敌我矛盾；我们的口号是：“誓与陈毅血战到底！”有关对陈毅问题的看法，我们多次与总理谈过，但现在外交部运动阻力很大。

因处理武汉“七二○”事件被称为英雄的王力，此时已经头脑发热，忘乎所以，马上表态：

“陈毅应该到群众中来接受批判。群众呼一呼口号有什么错误？揪陈毅大方向当然对，为什么不可以揪？他犯了错误，又不到群众中来接受批判、接受检查，就是可以揪⋯⋯方法问题是次要的，不要把人家方法上的问题夸大上纲，说得那么严重！”

有了“中央文革”大员的支持，造反派们开始有恃无恐起来。接连召开“批陈”大会，百忙中的周恩来开始连续出席外事部门的“批陈”会议。他亲自到会，实际上是想以“陪斗”方式来保护自己的老战友，防止发生意外。由于外事口单位多，有时一周内要安排好几场“批判会”，周恩来实在抽不出身来，就委托中央政治局常委、副总理李富春代他出席会议，并派出自己的秘书和卫士长一同前往，以便随时了解。掌握情况。在此之前，周恩来还就会议的具体形式、方法等同造反派订下“约法三章”，即：“批判会”要以小会为主；会上不许喊“打倒”口号、挂“打倒”标语；不许有任何侮辱人格的举动，如搞变相武斗、揪人等⋯⋯造反派当面都一一答应了。

然而，这些造反派并不把信用当回事，从第一次“批判会”开始，他们就出尔反尔，耍起了两面派手腕，导演了一出出撕毁协议的恶作剧：

8 月 7 日下午 1 时，周恩来冒着盛夏酷暑，驱车赶到外交部小礼堂，准备出席在这里召开的小范围的“批判会”。他刚走到会场门口，便得到卫士长成元功的报告：会场内挂有一条“打倒三反分子陈毅”的大标语！已经踏上礼堂门前石阶的周恩来立刻止住脚步，当面质问会议主持人：

“昨天说得好好的，已经达成‘协议’了嘛，你们还这样干！”

说罢，他站在台阶上不动了，坚持要造反派撤下标语后才入场。三伏盛

夏，骄阳似火，暑气蒸人，即便是站在树荫下还觉热得透不过气来。然而，年近七旬的周恩来却抱臂站在烈日之下，等候造反派撤去“打倒”的标语！就这样双方僵持了整整一个小时，造反派自知理亏，才被迫摘掉了会场内的标语⋯⋯

第二次开会时，周恩来困有外事活动不能到会。被王力讲话冲昏头脑的造反派闻讯后，以为有机可乘，紧急调来几百人冲入会场，准备“揪”走陈毅。为防止陈毅“溜走”，造反派还把陈毅的汽车轮胎放了气。在万分紧急的情况下，周恩来派来的卫士长成元功将陈毅临时藏入一卫生间内，在场的秘书钱嘉东紧急向周恩来报告了情况。

周恩来接到报告气愤至极，立即命令北京卫戍区迅速开来两个连队的战士，保护陈毅。战士们对元帅有感情，与正搜寻陈毅的造反派们对峙、周旋；而陈毅却在成元功等人的保护下，从后门撤出，换上卫戍区的汽车，平安返回中南海。

8 月 11 日下午，外事口造反派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万人大会“批判”陈毅。这次，周恩来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要“奉陪”到底了。会前，他亲自向北京卫戍区傅崇碧司令员部署应急方案，将警卫部队安排在主席台下，以防不测；同时，再三叮嘱陈毅不可轻易离他外出。根据前几次“批判会”的“经验”，他还把几个造反派头头也都“拉上”主席台，以备出事时找人对案。果然，就在大会发言时，突然从会场二楼吊下一条“打倒陈毅”的大标语！顿时，整个会场上一片哗然。这显然是事先策划好的！

周恩来抱起双臂，逼视住主席台上那几个坐立不安的造反派头头，足有几分钟不说话。随即，他愤然站起，当众退场，以示抗议；同时命令警卫人员保护陈毅离开会场。

在一身正气、满脸威严的周恩来面前，人多势众的造反派却不敢动陈毅一根毫毛，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离去⋯⋯

在周恩来的舍身保护下，陈毅历经大大小小八次“批判会”，虽几番遇“险”，却安然无恙。可周恩来却因过度紧张劳累，引起心脏病发作，不得不几次吸氧。

也就是在这些日子里，因为保护陈毅，招致了‘中央文革’和造反派的不满，一度沉寂的炮打周恩来的标语、口号又再次出现在北京街头⋯⋯

在王力“八七”讲话煽动下，外交部造反派们更加疯狂了，不顾周恩来的一次次批评、警告，于 8 月 16 日砸了外交部政治部，并悍然宣布“夺取” 外交部党委大权。一直由毛泽东、周恩来掌握的外交大权“落入”造反派手中。

就在外交部“夺权”的当天，毛泽东在外地得到有关报告，于是，他对一批正来访的外宾轻松地谈起这件事：最近，我们的外交部热闹了，他们要把陈毅、姬鹏飞、乔冠华打倒，那谁当外交部长、副部长呀？⋯⋯对陈毅，我也不高兴他，但找到一个外交部长也难呀！所以，我主张对他“炮轰”，不“打倒”。然而，这时的造反派已在开始行使“外交部部长”、“副部长” 的“职权”；在他们的“批准”下，短短几天内，已有几十封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业务监督小组”名义签署的电报飞往各国的中国驻外交机构，其中，还公然写上“打倒刘、邓、陈”的口号，强令中国驻外使馆“贯彻执行”⋯⋯

8 月 22 日晚，已疯狂到了极点的外事口造反派以及北京一些高校的红卫

兵，在抗议英国政府和港英当局而举行的“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愤怒声讨英帝反华罪行”的群众示威活动中，置基本国际关系准则于不顾，竟冲击、焚烧了英国驻华代办处，制造了

一起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涉外事件，给中国的国际声誉带来了难以挽回的巨大损害。

然而，任何事物发展到极点都会走向其反面，这是事物发展的辩证法则。1967 年夏季外交部“夺权”和“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对其表现来看，极左的一套确实是发展到了极点，对于后来一系列事情发展确实起到了“深刻影响”。它尤其起到那些煽动极左思潮的头面人物所不曾料想到的“历史作用”，这就是：迫使那个一年多来乱党、乱国、乱军的“祸害之源”“中央文革”小组收敛气焰，开始走下坡之路；成为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后期一直坚持主张并亲自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斗争的重要契机。

8 月 23 日凌晨，英国驻华代办处大火被扑灭后仅仅两个小时，周恩来就紧急召见外事口各造反派组织头头，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他们宣布：不允许夺外交部的权。

忘乎所以的造反派头头不见棺材不落泪。就在这次召见中，有的造反派头头仍显得很不眼气，他们甚至公开顶撞、打断周思来批评他们的话，为了替自己的极端行为辩解、打掩护，还有人抬出了王力的那个“八七”讲话，他们本来是想为自己找后台，然而却引起了周恩来的高度注意。

外事口造反派继续在陈毅“问题”上做文章，8 月 27 日凌晨，他们一再无理阻挠周恩来出席“批判”陈毅大会，并威胁将组织“群众”冲击会场。

对此，周恩来无比愤怒！他义正词严地向造反派指出： “你们这完全是在向我施加压力，是在整我了！你们采取轮流战术，从

（26 日）下午 2 点到现在，整整 18 个钟头了，我一分钟都没有休息，我的身体不能再忍受了！⋯⋯”

这时，总理的保健医生搀扶周恩来离开会场。这时，造反派们仍在后面叫嚷不休：“我们就是要拦陈毅汽车！”“我们还要再冲会场！”⋯⋯

此刻，走到门口的周恩来陡然转身，眼中喷射出愤怒的火焰： “你们谁要拦截陈毅的汽车，我马上挺身而出！你们谁要冲击会场，我

就站在大会堂门口，让你们从我的身上踏过去！”

其实，外交部“夺权”前后被造反派多次批斗的陈毅，在这以后并没有真正“沉默”。在周恩来的精心安排下，他仍以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的身份昂然出现在各种内外场合：

1967 年 9 月 30 日晚，陈毅出现在周恩来主持的国庆 18 周年招待会上；

月 1 日上午，陈毅与其他“二月逆流”的副总理和老帅们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
月 30 日，陈毅又与周恩来联名电贺南也门人民共和国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