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共为长征突围打开秘密通道

时值第五次反“围剿”的紧张阶段，不甘于对中央苏区四次“围剿”失败的蒋介石，聘请外国军事顾问，调集百万大军，改变战略战术，变本加厉地对苏区发动进攻。

在这次“围剿”中央苏区中，蒋介石为把发动粤系军阀陈济棠绑架在他的战车上，给了个两路军总司令的头衔。但陈济棠出于自身的利益，并不想在江西替蒋卖命，消耗实力。

陈济棠人称“南天王”，控制着广东大权。他与蒋介石争权夺利，历来矛盾重重，同床异梦，曾经 3 次通电反蒋。

他深知蒋介石其人好险狡诈，反复无常，对他忽打忽拉，居心叵测。蒋介石令他“围剿”红军，乃是“借刀系人”、“一石两鸟”，想使他与红军两败俱伤，他好坐收渔人之利。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处理好蒋介石及红军的三角关系，事关他能否独霸广东、永踞“南天王”的宝座。因此，陈济棠“进剿”红军行动缓慢，未完成碉堡封锁线，目的在是防堵红军，同时，也防堵蒋介石中央军入粤，力图偏安广东地盘。

在蒋介石威逼和利诱下，陈深知进攻红军没有好结果，而按兵不动又怕蒋翻脸，于是只好对蒋介石耍起了阳奉阴违的两面手法。他一面派部队向红军进犯，一面又同红军拉关系，做试探性的和谈。

1934 年 4 月，敌人攻占了中央苏区的北方门户广昌，向苏区腹地推进，这时，在南方战线，陈济棠不得不同南路军的两个纵队，汁六个师，一个航空大队，一个重炮团的兵力，向苏区寻乌、安远、重石、清溪、笃门岭等地区配合进攻。

在这一带，粤赣军区红二十二师是作战的主力部队，对于敌人的进攻，在澄江、岔口、盘古隘连续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抵抗，给敌以很大的杀伤。

陈济棠为之惊叹，说：“红军勇敢善战，射击技术精良，构筑防御工事的巧妙，是没有想到的。”

但因敌众我寡，筠门岭终被粤军占领。

在占领筠门岭之后，陈济棠就采取了“外打内通”，“明打暗和”的策略：一面虚张声势，谎报向会昌城进攻，摆出打的架式。另一方面又极端秘密地派他的高级参谋杨幼敏赴筠门岭向红军做不再互犯的试探。

蒋介石一贯搞特务政治，遍布密探特务，对陈济棠的活动当然不会一无所知。当他发现陈济棠的秘密活动后，虽然怒斥他“借寇自重”，但因疲于“围剿”红军，也莫奈陈何。

说起红军和粤军陈济棠的统一战线，由来已久。

在何长工、潘汉年去寻乌和他的代表谈判之前，我们党和红军的领导人就同陈方有过接触，陈济棠曾派人找过红军一位高级将领在广州的亲戚，要他向周恩来传话。那时他主要是想同苏区通商做买卖。毛泽东也曾指示要想办法促陈抗日。

1934 年 9 月，陈济棠派来了姓李的代表，要求和红军谈判。因何长工是南线红军的负责人之一，对方提议由何长工担任共方军事全权代表。

这时，中央红军正在筹划实行战略转移，转移的突破口尚未选定。得到陈济棠与红军和谈的消息，朱德、周恩来都不禁大喜：这不正是天赐良机，

如果与陈济棠谈判成功，红军从陈的防地转移出去，既可少受损失，又可顺利转移。于是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即致信陈济棠，伸张民族大义，指出了建立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的必要性。

信中指出：

华北大好山河，已沦亡于日本，东南半壁亦发发可危。中国人民几有血气者，莫不以抗日救国为当务之急。德等深知为达此日的，应与国内诸武装部队做作战之联合，两年前苏维埃政府即宣告，任何部队，如能停止进攻苏区，给民众以民主权利及武装民众者，红军均愿与之订立反日作战协定。

同时，对协定具体提出了如下几条：

一、双方停止作战行动。而以赣州沿江至信丰而龙南、安远、寻乌、武平分为界线。上列诸城市及其附郭十里处统归贵辖，线外贵军，尚祈令其移师反蒋。

二、立即恢复双方贸易自由。

三、贵军目前及将来所辖境内，实现出版、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反日及一切革命政治犯，切实实行武装民众。

四、即刻开始反蒋贼卖国及法西斯阴谋之政治活动，并切实做反日蒋之各项军事准备。

五、请代购军火、并经门岭迅速运输。

如蒙同意，尚希一面着手实行，一面派负责代表来瑞共同协用战计划。日内德当派员至门岭和就近商谈。

1934 年 10 月初，何长工接到通知，要他去瑞金，何长工策马扬鞭，急驰在绵水河畔的崎岖道路上。抵目的地后，周恩来亲切地握着何长工的手说：

“陈济棠电约我们行秘密军事谈判，这很好，我们可以利用陈、蒋之间的矛盾。朱总司令已给他复信。根据目前党的统战思想及政策，我们准备与陈谈判。我们商定，派你和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潘汉年为代表，到陈管区寻乌附近和陈派来的代表第一集团军总部少将参谋杨幼敏及两个师长：一个是第七师师长黄质文，另一个是独一师师长黄任寰，举行密谈。”

接着，周恩来郑重地对何长工说： “长工同志，这是中央给你的重任，望你勇敢沉着，见机而做。” 最后，周恩来向何长工交代了联络密语等项事宜。

陪同接见的军委副参谋长叶剑英边嘱咐道。 “此去白区谈判，任务重大，谈成了，是很有益处的，要尽力而为；谈

不成，也不要紧，关键是沉善灵活。”

然后，周恩来拿起毛笔，饱蘸墨计，以朱德的名义写了一封致对方的信，交由何长工、潘汉年。信的内容是这样的：

黄师长大鉴：

兹应贵总司令电约，特派潘键行（潘汉年）、何长工两君为代表前来寻乌与贵代表幼敏、宗盛两先生协商一切，予接洽照拂为感！专此、顺致

戌祺

朱德

十月五日

何长工、潘汉年扬鞭催马，奔驰在去寻鸟的路上。来到赤白交界处之筠门岭羊角水附近，天色已晚，前来迎接他们的是陈部独一师二旅旅长严应鱼心腹特务连连长严直，率领全连和旅长的四名轿夫。

他们把何、潘俩人抬到旅部所在地罗塘镇一处寂静山村，被安排在一幢崭新的两层小洋楼上。对方谈判代表住在楼下。第二天在楼上一间不大的会议室里，谈判秘密开始。由于双方均有诚意，而且事前有过接触，因而谈判比较顺利，很快达成了以下五项协议：

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
互通情报，用有线电通报；
解除封锁；
互相通商，必要时红军可在陈的防区后方，建立医院；
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红军有行动事先告诉陈，陈部撤离 40

里。红军人员进入陈的防区，用陈部护照。

就在和对方代表谈判期间，何长工、潘汉年接到周恩来事先商定的密语电报：

“长工，你喂的鸽子飞了。”

跟何长工、潘汉年谈判的对方代表很敏感，问何长工： “是否你们要远走高飞了？”

何长工平静地回答： “不是，这是说谈判成功了，和平鸽已天了。”

但何长工心里明白，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瞎指挥，使第五次反“围剿”终于遭到失败。红军决定实行战略转移。在应付对方结束谈判后，便立即离开寻乌，返回会昌。当时中央军委机关已从瑞金的白石山转移到干都去了，周恩来特地派人等候何长工、潘汉年，并留下了一封信。信上简略他说：

“长工同志，我在于都等你们。”

何长工、潘汉年立即动身前往于都，见面后即向周恩来汇报了谈判情况，他得知谈判成功，达成了五项协议，异常高兴，说：

“这对于红军、中央机关的突围转移，将起重大作用。”

这是朱德、周恩来根据党的统一战线思想，抓住陈济棠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为中央红军主力突围打开通道的成功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