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流三部曲》

□巴金

巴金（1904~2005），原名李尧棠，字芾甘，笔名巴金。汉族，祖籍浙江嘉兴。清光绪三十年十月十九日（1904年11月25日）生于四川省成都府城北门正通顺街。现代文学家、翻译家、出版家，“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中国当代文坛的巨匠。主要作品有《死去的太阳》、《新生》、《砂丁》、《萌芽》和著名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1931年在《时报》上连载著名的长篇小说“爱情三部曲”，《雾》、《雨》、《电》。其中《家》是作者的代表作，也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卓越的作品之一。

1982年至1985年相继获得意大利但丁国际荣誉奖、法国荣誉勋章和香港中文大学荣誉文学博士、美国文学艺术研究院名誉院士称号。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全国文联副主席。2005年10月17日因病逝世于上海。享年101岁。

《激流三部曲》，包括《家》（一九三一年在《时报》连载发表，一九三三年初版）、《春》（一九三八年初版）、《秋》（一九四年初版）三部，内容是通过一个大家庭的没落和分化来写封建宗法制度的崩溃和革命潮流在青年一代中的激荡。作者以很大的激情对封建势力进行揭露，歌颂了青年知识分子的觉醒、抗争并与这种家庭决裂。对题材的熟悉的作者感受的深切，使这部作品获得强烈的感染力量。在对青年进行反封建的启蒙教育方面，《激流三部曲》，尤其是其中的《家》，曾起了很大的作用。

作品以“五四”的浪潮波及到了闭塞的内地——四川成都为背景，真实地写出了高家这个很有代表性的封建大家庭腐烂，溃败的历史；用作家自己的话说：他“所要展示给读者的乃是描写过去十多年间的一幅图画”（《〈激流〉总序》）。高氏豪门外表上诗礼传家，书香门第，但遮掩在这层帷幕之后的，却是内部的相互倾轧，明争暗斗，腐朽龌龊，荒淫无耻。为了维护这个作为封建制度的支柱而又面临崩溃的家庭，以高老太爷和克明为代表的那些卫道者，竭力奉持着礼教和家训，压制一切新的事物，甚至不惜以牺牲青年为代价。这就又加深了新与旧、当权势力与被压迫者的矛盾，并使年轻人遭受巨大的痛若。在《家》中，就有梅的悒郁致死，瑞珏的惨痛命运，鸣凤的投湖悲剧，婉儿的被逼出嫁，——这些青年女性的不幸遭遇，无不是封建制度以及礼教、迷信迫害的结果。作者通过这些描写，表现了深切的同情和悲愤，并向垂死的制度发出了“我控诉”的呼声。

然而这个家里的新旧矛盾，毕竟已发生在“五四”时代。“五四”的浪潮掀起了青年一代的热情和理想，也回深了他们对于旧的制度和生活的憎恨。《家》中的重要人物觉慧，便是这种受到新思潮冲击的新生的民主主义力量的代表。他坚决反对大哥觉新的“作揖哲学”和“无抵抗主义”，他的信念很单纯，对旧势力“不顾忌，不害怕，不妥协”。他的确是“幼稚”的，对周围的一切还不能作出科学的分析，甚至感到“这旧家庭里面的一切简直是一个复杂的结，他这直率的热烈的心是无法把它解开的。”但基于“五四”时代对旧的一切表示怀疑和否定的精神，他知道这个家庭是“无可挽救的了”。他并不想对“家”寄托什么希望，而热心于交结新朋友、讨论社会问题、编辑刊物，创办阅报社等等社会活动，“夸大地把改良社会、解放人群的责任放在自己的肩上”。即使在他与鸣凤热恋的时期，他在外面也“确实忘了鸣凤”，只有回到那和沙漠一样寂寞的家里时，才“不能不因思念她而苦恼”。最后，觉慧无所顾忌地离开家而远走了。

作者通过觉慧写出了革命潮流在青年中的激荡，写出了包含在旧家庭内部的新力量的成长，也通过觉慧来对觉新的“作揖主义”和别人的懦弱性格作了批判。在《春》与《秋》中，从淑英、淑华等人的成长过程，可以看到觉慧的行动对这个家庭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这一性格的确是给读者带来了鼓舞、带来了“新鲜空气”的。觉慧到上海是为了向往那里的“未知的新的活动”，“还有那广大的群众和新文化运动”；作品并没有正面地具体描写觉慧离开家庭以后所走的道路，但对封建家庭的叛逆，常常是知识分子走上民主革命的起点。根据觉慧性格的逻辑发展，在中国具体历史条件下，他是有可能经过较长时期的摸索而找到人民革命的主流和领导力量的。虽然环境气氛和时代精神在《激流三部曲》中表现得不够充分，使人不能十分真切地感受到那个家庭与当时各种社会关系的联系，但作品写到了“五四”革命浪潮的影响，写到了四川军阀混战对人民的骚扰，也写到学生们向督军署请愿和罢课的斗争，以及地主派人下乡收租等情况。这一切都表示这是一个人民革命力量正在观苦斗争和不断壮大的时代，而这种背景就给觉慧这些青年人的叛逆性格和出路提供了现实的根据。

觉新和觉民是始终贯串在《激流三部曲》里的人物，特别是觉新，作者对他所花的笔墨最多，而且可以说是整个作品布局的主干。这是一个为旧制度所薰陶而失掉了反抗性格的青年人，心底里虽然有着是非和爱憎的界限，也理解夺去了他的幸福和前途、夺去了他所最爱的梅和瑞珏的是“全个礼教，全个传统，全个迷信”，但他无力挣扎，只能伤心地痛哭，忍爱着精神上的痛苦。他是旧礼教制度下的牺牲者，但同时又不自觉地扮演了一个维护者的角色。作者对他是有一些批判的（通过觉慧，曾多次批判他的怯弱），但更多的是同情和原谅。读者只有在把他当作一个牺牲者的心情下才可能产生一点惋惜；这种情绪却往往又为人物自己的行动所否定了。觉民的性格是沉着的，也是比较定型的；作者给他安排了一个比较顺利的遭遇，使他胜利地得到爱情，跨过了逃婚的斗争。他也有改变和发展，但都是顺着一条路向前的，他自信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在《春》和《秋》中，他已站在斗争的前缘，不妥协地和那些长辈们当面争辩，并卫护着淑英、淑华的成长。在给觉慧的信中，他说：“我现是在‘过激派’了。在我们家里你是第一个‘过激派’，我便是第二个。我要做许多使他们讨厌的事情，我要制造第三个‘过激派’。”这第三个就是淑英，淑英的成长和出走，是贯串在《春》里面的主线，而觉民的活动就为这件事的开展准备了条件。

在青年女性中，除了上面提到的一些牺牲者外，作者在《家》里还写了琴和许倩如，这是正面力量的萌芽，虽然许倩如只是一个影子，而琴还正在觉醒的过程中。到《春》里，这种正面力量就有了成长，不仅琴的性格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而且出现了淑英。她从觉慧的出走引起了心灵的波动，从蕙的遭遇又深切地感到摆在自己面前的危机，于是在觉民、琴等人的鼓舞下，逐渐变得坚强起来，终于走上了觉慧的道路，理解了“春天是我们的”这话的意义。

《春》和《秋》中所展开的是比《家》中更加深化了矛盾。在长辈们的虚伪与堕落的衬托下，《春》里面主要描写一些心灵纯洁的少年男女的活动，为淑英性格的成长和觉醒提供了条件。情节的开展比《家》来得迂缓，而精神仍是一贯的。淑华的活动主要在《秋》里，这是一个性格单纯开朗的少女，她的爽直快乐的声音常常调剂了某些场面中的忧郁情调，给作品带来了一些明朗的气氛。她最后也逐渐成长起来，有了“战斗的欲望”，而且与旧势力进行了面对面的争辩。和她成为对比的是淑贞的命运，正当淑华争取到进学堂的机会的时候，淑贞就跳井自杀了。这是个生活在愚蠢和浅妄的包围中而从来没有快乐过的木然的少女，通过她的遭遇暴露了那些长辈们的虚伪和丑恶，说明了封建主义对于人们的精神上和肉体上的严重的摧残。这些少女们的活动，包括绮霞、倩儿、翠环等人，是作品中的重要构成部分。

对于那些虚伪、荒淫和愚昧的老一代的人们，作者并没有把他们漫画化，却仍然投予了深刻的憎恨和无情的诅咒。从高老太爷和《秋》里面死去的克明身上，揭露了旧制度的卫护者们那种表面十分严峻而其实极端虚伪和顽固的本质。

《春》里面作者更多地勾画了克安、克定等人的荒淫堕落的活动，他们的盗卖财物、私蓄娼优、玩弄丫头奶妈等行径是不堪入目的；而在他们的放纵和影响下，觉群、觉世等小一辈品质的恶劣也已逐渐成型，这正说明了这种制度和教育的腐朽、野蛮和残酷。

《秋》里面所写的面更扩大了，已不限于高家的范围，周家和郑家也占了很大的比重；通过周伯涛、郑国光、冯乐山、陈克家等不同人物性格的描写，所谓书香缙绅之家的虚伪、堕落和无耻的面貌是更多方面地揭露出来了。这就不只补充了对高家那些“克”字辈人物精神堕落状况的揭露，而且说明了这是一个制度的产物，充分地显示了这些形象的社会意义。另外一些庸俗、泼辣和愚蠢的女眷们的活动，例如陈姨太、王氏、沈氏等，更以她们的丑恶形象引起了人们的深深的厌恶。而通过一些性格善良的人们的牺牲，例如蕙的死和葬，枚的死，以及一些不幸的丫环的命运，封建统治阶级的“吃人的”面貌和作者的极端憎恶的感情就表现得更为鲜明。

在《秋》的最后，觉民说：“没有一个永久的秋天，秋天或者就要过去了。”作者曾说他“本来给《秋》预定了一个灰色的结局，想用觉新的自杀和觉民的被捕收场”，但在友情的鼓舞下，他决定“洗去了这本小说的阴随的颜色”（《〈秋〉序》）。这个预定的计划更接近于他在《爱情三部曲》或者《灭亡》、《新生》等作品中一再作过的艺术安排；但在愿望给读者以乐观和鼓舞的情绪支配下，他终于改变了预定的计划，给作品增添了健康和明朗的色彩。早期作品中有所流露的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影响，在这里已经很难找到了。小说关于新的力量和新的道路虽然都还写得相当朦胧，但仍然有很大的鼓舞力，能够吸引读者憎恨那种腐朽没落的制度，并为美好的未来而斗争。封建社会在中国经历了特别漫长的历史岁月。到了现代，在狂风暴雨般的人民革命的连续打击下，它的解体仍然是极其缓慢的；而且一面走向列亡，一面继续虐待、摧残、杀害各阶层的人们，包括封建阶级成员自身。所以，以控诉封建家庭、封建制度的罪恶为主旨的《激流三部曲》，具有强烈的战斗意义，它曾激动了几代青年读者的心灵。

《激流三部曲》不仅在思想上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而且在艺术上也取得了高度的成就。作品围绕高氏家族的盛衰史刻划了众多的人物，他们的悲剧命运给读者以强烈的心灵震撼，作品的艺术特色可以归纳为四点：

“家即社会”的情节典型化原则。马克思认为，“现代的家庭”“以缩影的形式包含了一切的对抗”。这个观点和克鲁泡特金是一致的，巴金接受这一看法，将高家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或“缩影”来写，从中反映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旧中国的整个社会动态，反映出时代的本质规律。高公馆里，发生在主仆之间，新老两代之间、夫权统治和妇女反抗的斗争之间，新旧思想以及主子内部矛盾关系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对抗，就是当时社会上各种尖锐矛盾的缩影，而高家的金字塔形的权力结构就集中体现了几千年中国社会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法则。这样，作品就达到了很高的典型化程度。

注重发掘人情美的人物塑造方法。《激流三部曲》描写的人物光有名有姓的就有六十多个，他们性格鲜明，面目殊异。巴金塑造这些人物，不似茅盾写人重在多侧面表现，也不似老舍重在形神兼备上塑人，而是重在刻划人物内心的心灵美、人性美，重在传情上。巴金笔下的人物，性格比较单纯，但这是丰富中的单纯，是外形和内心高度统一的单纯。以鸣凤、瑞珏和梅这三位女性为例，作品让她们都和“梅花”发生联系——鸣凤在梅园采梅，瑞珏爱画梅，梅表妹则以梅为名，从而表现她们“质本洁来还洁去”的梅花品格。同时又着重展示她们的内心活动——鸣凤是大段内心自白，瑞珏通过日记，梅则是长篇的内心倾诉，这些心理活动都有一个共同点，即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想到别人，想到对方，从而表达了巴金毕生以求的一个“爱”字。这就使这三位女性形象极其感人。

以事件为主线索，以场面串连故事的结构特点。《家》中的学潮、过年、军阀混战、鸣凤之死……《春》中海儿之死、蕙的婚礼、淑英出走……《秋》中的枚的婚礼、蕙的安葬直至大火、分家，这些大大小小的事件联结在一起，构成了网中的结，并通过场面的描写把各种人物汇聚拢来，再往下一个事件推去。而前后场面常有所呼应，形成作品的完整性。

四、带有作家强烈道德判断的风俗画描写。对吃年夜饭的描写，对放花炮的描写都异常精彩，但作家的目的全在于揭示这些风俗画后面的阶级对立，因此作家写它的目的在于否定这些风俗画。这同沈从文的风格就全然不同了。

《激激流三部曲》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首先，《激流三部曲》是反映五四运动的长篇小说。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伟大事件，可惜的是文学作品却没能够加以刻画。《激流三部曲》虽然不是直接描写五四运动的，这场运动仅仅是作品的背景，但是它却充分表达了“五四”的时代精神，反映了那一代青年人的奋起和追求，表现了新观念在我国土地上诞生。因此，《激流三部曲》就成为我国现代文学中描绘“五四”时代的一幅杰出的社会生活的插图。

其次，《激流三部曲》是我国现代文学作品中描写封建大家庭的兴衰史并集中抨击封建专制主义制度的小说。对封建专制主义及封建家族制度的攻击是从鲁迅就开始的，这一主题从我国现代小说诞生起，就吸引了进步作家的注意。然而，继鲁迅之后，真正把这一主题加以推进和取得重大发展的，也唯有巴金的《激流三部曲》。这部作品全面而深刻地揭示了封建专制主义的特征、弊端和罪恶，指出了它必然灭亡的命运。《激流三部曲》就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抨击这一罪恶制度的一座丰碑。

第三，《激流三部曲》对中国现代长篇小说这一体裁的发展具有重大的作用。“五四”以后，中国新文学接受西方影响，各种文体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小说这一艺术形式也不例外，它在摒弃了中国旧传统小说的内容和形式后，必须努力地去创造适应新观念的新内容和新形式。这种创造大体是沿着几条路线进行的。一是以学习西方小说的艺术形式和技巧为主，适当吸收我国传统的表现手法，二是以学习我国民间口头文学为主，辅之以西方小说的表现手法，三是基本采用我国传统的章回体形式来表现新的社会生活。第一类以茅盾和巴金为代表，第二类以老舍为代表，第三类以张恨水等通俗小说作家为代表。在第一类中，茅盾和巴金又代表着两种不同的路子：茅盾较多地吸取了欧洲文学的现实主义及自然主义的创作方法，巴金却较多地吸收了法国资产阶级人文主义和俄国革命民主主义对旧制度批判的巨大热情。因此，茅盾的作品就常常偏重于客观的描绘，而巴金的作品却常常偏重于情感的抒发。《激流三部曲》正是巴金这一艺术风格、特点的集中表现。它的问世不仅标志着我国现代中，长篇小说已走向成熟，而且也进一步推动了我国中、长篇小说形式更趋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