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Q正传》

□鲁迅

鲁迅（1881~1936），浙江绍兴人，主要作品有小说集《呐喊》、《彷徨》、《故事新编》，散文集《野草》，杂文集《坟》、《热风》、《华盖集》、《二心集》、《伪自由书》、《且介亭杂文》等。

《阿Q正传》是鲁迅小说的代表作，始成于1921年，最早刊于1921年12月4日~1922年2月12日的《晨报副刊》上。1922年纳入《呐喊》中。《呐喊》是鲁迅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里面收录作者自1918年~1922年所作短篇小说《狂人日记》、《孔乙己》、《药》、《明天》、《一件小事》、《风波》、《故乡》、《阿Q正传》、《端午节》、《白光》、《兔和猫》、《鸭的喜剧》、《社戏》等15篇。

它反映了从辛亥革命开始，到“五四”运动前后的中国社会，特别是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下逐渐破产的古老农村和市镇的面貌，塑造了没落的知识分子、人力车夫等形象。“呐喊”的意思是为革命者助战。他在描写被压迫人民的不幸时，常常是期望他们奋起抗争，并以极大的愤慨来揭露封建阶级、封建思想的残酷统治，显示了作者反映农民问题的深刻性和反封建的彻底性。这些作品，为中国现代小说创作开了先河。

《阿Q正传》以辛亥革命前后的农村未庄为背景，塑造了深受精神毒害的贫苦农民阿Q的形象。鲁迅通过阿Q的悲剧，反映了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揭示了贫苦农民的愚昧和落后，对以阿Q为代表的农民抱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心情，尖锐地提出了准不准农民参加革命这样一个民主革命的根本问题。

《阿Q正传》自它发表之日始，就频繁受到反动统治阶级及其走狗文人的肆意诬蔑和歪曲。

1926年8月，《现代评论》发表了一篇署名为涵庐的文章，其中有一段这样说道：“报纸上的言论，近几年来最脍炙人口的，绝不是讨论问题和阐发学理的一类文字，只是揭开黑幕和攻人隐私的一类文字。我记得当《阿Q正传》一段段陆续发表的时候，有许多人都栗栗危惧，恐怕以后要骂到他的头上。并且有一位朋友，当我面说，昨日《阿Q正传》上某一段仿佛就是骂他自己。因此便猜疑《阿Q正传》是某人作出的，何以呢？因为只有某人知道他这一段私事。”言下之意，将《阿Q正传》纳入攻人隐私的一类小说的范畴，并对鲁迅做了含沙射影的攻击。

对于涵庐之流荒诞、无稽的论调，鲁迅先生没有沉默，他拍案而起，4个月后，他写了《阿Q正传的成因》作为回应。文中强调：“直到这一篇收在《呐喊》里，也还有人问我：你实在是骂谁和谁呢？我只能悲愤，自恨不能使人看得我不至于如此下劣。”另外，文中就阿Q会不会做革命党的问题时，鲁迅指出：“据我的意思，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我的阿Q的运命，也只能如此。”

在阿Q这个贫苦而未觉悟的典型的中国农民身上，鲁迅先生的革命精神和强烈的爱憎之情，得到了深刻的表露。

《阿Q正传》最突出的艺术特色，是用喜剧的外套，包装一个悲剧性的故事。阿Q的一生是悲剧性的，他的下场令人同情，令人感叹，但这一切又是通过阿Q日常生活中富有喜剧性的事件表现出来的。所以读《阿Q正传》时，人们往往被阿Q可笑的言行逗得忍俊不禁，可是掩卷沉思，又不免悲从中来，为阿Q的不幸遭遇而唏嘘叹息，也对残暴的统治者切齿痛骂。悲剧因素与喜剧因素在小说里相互交织、融合，构成这篇小说最大的艺术特色。

主张“为人生”而艺术的鲁迅曾经给悲剧和喜剧下过定义。他说：“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阿Q的被压迫者的地位和他身上具有的勤劳吃苦的劳动人民的优点，以及他要求改变现状的愿望，无疑是“有价值的东西”，他一生备受剥削，人格屡遭污辱，最后又惨死于冤案，这样的命运遭际更加令人同情，他的死令人痛心。但同时他身上确实又存在许多“无价值的”东西，尤其是他的精神胜利法，他的欺软怕硬，他的狡猾无赖等等，在小说里显然遭到作者的否定和批判。小说正是在悲剧性和喜剧性相互映衬下展开了艺术描写，使作品读起来更加令人感到心酸，使那悲剧性的东西更加令人深思。

这篇作品悲剧和喜剧交织融合有两种表现。一是作品的前面大部分章节喜剧性较强，集中表现在“优胜纪略”“续优胜纪略”和“恋爱的悲剧”三章中；而后面两章的悲剧色彩越来越浓，喜剧色彩越来越淡，尤其到了“大团圆”这一章，读者几乎笑不出来了。这是作者写作过程中表层的由喜到悲。另一种表现形式是喜剧情节中包含着悲剧的因素，比如，赵太爷不准阿Q姓赵打他嘴巴的情节，表面看起来是一个喜剧性十足的场面，但骨子里却是悲剧性的，说明阿Q地位之低下无以复加；又如阿Q被赵太爷剥夺了生活来源之后，阿Q去静修庵觅食的情节，表面看起来似乎是个喜剧，跳进菜园时可笑的动作和表情，被老尼姑发现时的无赖相，以及被狗追赶后的落魄相，都令人捧腹大笑，但笑的背后却是令人鼻酸的阿Q的可怜。小说中这样的情节比比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