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人生的最后里程
杨乐、张广厚是同班的同学,1962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系,毕业后又一同考取了熊庆来的研究生,从此他们进入了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函数论研究室,在熊老的指导下开始了研究工作。
杨乐、张广厚刚来数学所不久,熊老把他们带到了自己的书房,对他们说:“我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帮不了你们多少忙,但是老马识途,我可以给你们指指方向,带带路。关于函数论的研究,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前人做了不少的工作,你们先不要急于标新立异,要先进得门来,一切新的发明都是建立在过去的基础之上,所以你们先读读这本书吧!”
说着,从那摆满各种图书的书柜里取出一本小薄书,“这是芬兰数学大师奈望利纳关于函数论的一本专著,也许你们在上学的时候读过,不要看它薄,只有一百多页,它是你们入门的向导!一本书的价值,不决定于它的字数!这本小书,你们要读一个星期,要仔细的读,要做笔记,读不完下星期继续读,读完以后,到我这儿来,讲给我听。”
从此,杨乐、张广厚每星期都到熊老家来,向熊老汇报他们的工作进展, 学习心得。在他们汇报的过程中,熊老从不打断他们的谈话。等他们汇报完毕,熊老总是在肯定他们进步的同时严格要求,指出他们思维上的缺欠,然后结合经典著作中的某个基本定理,讲含义、起源、发展、背景,讲各种理论之间的关系,讲研究方法和正确的思路,直到熊老认为他们在思想上已经产生了一个新的飞跃,才满意地说:“基本理论、基础训练是必修课,你们回去以后,要根据回忆,把我们今天讨论的内容记下来,反复认真的想一想, 然后找出肯定的东西,用到工作上去。”
然后,熊庆来又教他们法语。
三个月内,杨乐把他的第一篇学术论文“亚纯函数及函数组合的重值” 交给了熊老。
一周过去了,又一周过去了,熊老还没有把论文给杨乐,杨乐的心里可真有点着急了。
一天清晨,杨乐在上班之前来到了熊老的书房。熊老请他坐下,然后把论文还给他,说:
“这篇论文,我反复看过了,有些不够精炼的地方,我都改过了,而且是逐句逐字改的,后面的参考文献缺了一个,我 也把它补上了,你抄好以后, 再送给我看。一篇论文,在完稿之后要反复修改,至少三遍,甚至五遍,最后我们发出的稿件,尽量做到不能多一个字,也不能少一个字。下一篇论文你要用法文写。”
熊老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稿纸,说:“开头的一段,我写好了,你就照这个样子写下去,写完之后,我再给你修改。”
“谢谢您,熊老⋯⋯”杨乐激动得一时不知说什么好。熊老说:
“怎么谢呢?用嘴吗?不,要用你的工作,用你在学术上的成就,懂吗? 快去吧!上班的时间到了⋯⋯记住,照我说的去做!”
这篇论文,发表在《数学学报》1964 年第 3 期上。
1965 年,杨乐与张广厚对全纯函数正规族的研究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果,他们成功地解决了著名数学家海曼提出的一个问题,受到国际上同行的
重视。
熊庆来共发表论文 50 多篇,在他的许多论文中贯穿着一个重要的思路, 即对某些基本命题,当对所论函数本身所加的某些条件转嫁到函数的导数(或积分)时命题仍成立。在这个思想原则指导下,他取得了一系列深入的极具特色的成果,同时提出一系列值得研究的问题。
熊庆来以为建立系统的学理,解决数学难题,肯定或否定著名的猜想以及使古老的学理重放异彩,都是化腐朽为神奇,都是值得称道的数学成果, 但同时研究工作必须从具体问题入手。
熊庆来还是一位卓越的教育家,为发展我国教育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早在 20—30 年代他先后创办东南大学和清华大学算学系,任职期间还致力于引进近代数学,注重与国外数学家的交流。
30 年代国内数学发展较快,熊庆来多次参与邀请和接待外国学者来华讲学,例如德国的布拉施克(1885—1962)、美国的伯克霍夫、维纳(1894— 1964)和法国的阿达玛。
熊庆来在清华大学算学系组织的学术活动不但使当时听讲的师生大开眼界,也为后来青年人出国深造提供了方便和导向,这些青年,如陈省身、庄圻泰、柯召、华罗庚等,都成为世界著名的数学家。
熊庆来最后指导的两位研究生杨乐、张广厚也在我国数学研究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1966 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受到了严重的冲击。这时,熊庆来已经是年迈多病,又遇到了这场空前的政治灾难,正常的数学研究再也无法继续进行下去了。
1969 年 2 月 3 日熊庆来终于在北京不幸逝世,享年 75 岁。
熊庆来先生虽然离我们而去了,但是,以他一生的功绩而言,称他为我国数学研究和数学教育的先驱者之一是当之无愧的!
1989 年,熊庆来先生的夫人姜菊缘女士也逝世了,享年 96 岁,姜菊缘
女士在与熊庆来先生共同生活的 60 年中,相濡以沫,建立了深厚的爱情,十
分理解并大力协助他的工作,熊庆来曾三次赴法国,前后共 17 年,家中全赖夫人支撑,成为他的可靠后方。
秉信、秉明等四子一女,在熊庆来的严格要求和姜菊缘的细心关怀下, 都学有所长,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有用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