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子建

我说我

迟子建

我生来是个丑小鸭，因为生于冰天雪地的北极村，因此不惧寒冷。小时候喜欢犟嘴，挨过母亲的打。挨打时，咬紧牙关不哭，以示坚强。气得母亲骂我：“让你学刘胡兰哪？”

我幼时淘气，爱往山里钻，爱往草滩钻，捉蝴蝶和蝈蝈，捅马蜂窝，钓小鱼，采山货，摘野花，贪吃贪玩。那时曾有一些问题令我想不明白：树木吃什么东西能生长？树木为什么不像人屙出肮脏的屎尿来？鱼为什么能在水里游？鸟儿为什么能在天空中飞？野花如何开出姹紫嫣红的色彩？如今看来，这些问题我仍旧没想明白，可见是童心未泯，长进不大。

父亲是小学校长，在哈尔滨读的中学，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人烟稀少的大兴安岭，他就是秀才了。他吹拉弹唱样样都行，喜欢喝酒，顶撞上司，清高自负，极其善良。因为喜欢曹子建的《洛神赋》，就想当然地把我的名字冠以“子建”二字，幸而我还能写点文章，否则迟家若是出了个叫“子建”的农夫，他起的名字就是一个笑话了。父亲毛笔字写得好，在永安小镇时，每逢春节他都要铺开红纸，饱蘸笔墨书写对联。他鼓励已上初中的我编写对联，我欣然从命，有一些被他采纳后龙飞凤舞地写在纸上，贴在寒风凛冽的户外。看到门楣上贴着的对联内容是由我胡诌的，我便沾沾自喜了。那算是我最早的作品，编辑和发表者是父亲，我没有一文的报酬，读者只限于家人和左邻右舍。

我喜欢小动物，养过一只毛色发灰的野猫，将它的腿缚在椅子腿上，否则它就乱窜乱跳，比老虎还要威风。我还养过狗。当然，这是些有兴趣的收养。最无聊的是养猪养鸡，这些家禽家家户户都养，没什么特点，尤其是猪，它食量惊人，放学后不得不出去给它采菜回来烀食，把人累得头晕眼花的目的无非是让猪长膘，之后把它杀掉当成美餐分食，而食物又化成了田地的肥料，这样循环往复地一想，便觉无趣，觉得人是世界上最无聊的动物。

大自然亲切的触摸使我渐渐对文字有了兴趣。我写作的动力往往来自于它们给我的感动。比如满月之夜的月光照着山林，你站在户外，看着远山蓝幽幽的剪影，感受着如丝绸般光滑涌动的月光，内心会有一种湿漉漉的感觉，这时候你就特别想用文字去表达这种情感。我爱飞雪，爱细雨，爱红霞漫卷的黄昏，爱冰封的河流，爱漫漫长冬的温存炉火。直到如今，大自然给了我意外的感动后，我仍会怦然心动，文思泉涌。

我出身的家庭清贫，但充满暖意；我出生之地文化底蕴不深厚，但大自然却积蓄了足够的能量给予我遐想的空间；我的祖父和父亲早逝，亲人的离去让我过早感觉到人世间的沧桑和无常。我明白一朵云聚了会散，一朵花儿开了会谢，河水总是向前流，春夏秋冬，日月更迭，周而复始。大自然的四季轮回，令我们每时每刻能感受到，让我们明白它们是万古长青的，而人生的四季戛然而止后，我们还看不到人的轮回，只能用心灵去体悟、发现和领会。我渴望着年事已高时能做到“不说人间陈俗事，声声只赞白莲花”，能够在老眼昏花时看到人生真正的绚烂境界，那将是一种大喜悦、大感动。

对于生活，我觉得庸常的就是美好的。平常的日子浸润着人世间的酸甜苦辣的情感，让你能尽情品咂。对于文学，我觉得应持有朴素的情感，因为生活是变幻莫测的，朴素的情感能使文学中的生活焕发出某种诗意，能使作家葆有一颗平常心和永不褪色的童心，而这些在我看来都是一个作家最应具备的素质。

画自己很难，因为人是渴望完美的动物，画自己难免要不由自主地美化。作家在自述中描述自己，表达自己的情感，也难免会沾染上某种虚荣习气，因此还是不多说为好，免得骄纵了自己。

记得1997年我迁入新居后，曾站在阳台看楼下空场上的那一排排死寂的仓棚，心想若是把它们拆了，建一座花园该有多好。天遂人愿，去年果然是将那些仓棚一扫而空，修了花坛和凉亭。然而它带给人的并不是赏心悦目的感觉，而是持之以恒的喧闹。孩子们在花坛四围奔跑嬉闹，凉亭常有打牌的吆喝声。最近，一个精神病患者又看上了这块风水宝地，每日拣了垃圾箱的破布，披挂在肩上，坐在凉亭的石凳上，吃着随便捡来的剩饭，满面尘垢地望着往来的居民，心无旁骛地笑。楼下的小花园倒不如先前的那些仓棚能给人带来安宁和遐想了。理想与现实究竟有多远？我想要多远就有多远。

她是一个纯美的精灵

崔道怡

一

最近一次和迟子建联系，已经是一年半以前的事了。

1997年12月20日晚，首届鲁迅文学奖之短篇小说奖评委会后，我打电话给她，通报她的《雾月牛栏》获奖。虽然，她已得过这样那样诸多种奖项，同时，她的中篇小说《日落碗窑》也已进入备选提名，但我还是想把短篇获奖的喜讯，及时通报给她。

这是因为，作为短篇小说奖的评委，我认为这个奖自有其特殊的意义。

全国文学评奖活动，始于短篇小说。自1978年首次评奖以来，新时期一大批作家，都曾在这一领奖台上崭露头角。尽管迟子建早已知名，但能列名短篇获奖金榜，仍不失为一项荣誉。况且，此次评奖分外严格：从各地推荐的数百篇佳作中，只遴选了二十二篇供评委定夺。原拟选出十五篇获奖作品，孰料评委三次投票，都只有六篇票数超过三分之二。迟子建始终名列其间，并且一直没有争议。此情虽在意中，却也来之不易。这一次的短篇奖，是具有充足含金量的。

之所以把信息先通报给迟子建，则是因为，我和她有着一种特殊的情谊。

自从迷路的艺术找回自己的家园，我个人的审美意愿开始得到相应的满足。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那些令我惊喜的新人与佳作中，迟子建以她的《北极村童话》脱颖而出——那是经由我手发于《人民文学》的。1987年她到鲁迅文学院就读，校方安排我担任她和几位同学的辅导教师——这使得我和她在编辑与作家之外，又多了一层“师生”的关系。因而从那以后，她的文学脚步，就时刻牵动我期望的目光；她创作上的每一次成就，都会带给我如同本人也获得收成似的欣慰。但我没有想到，在我通报之前，早已有人给她打过电话。评奖结果揭晓当天，内部消息不胫而走。迟子建不仅得知自己获奖，而且知道《雾月牛栏》所得票数。原无任何争议之作，且有评委称其“无可挑剔”，却并没有获得全票。这正是我要作为“机密”透露给她，想跟她一起探讨其中“奥秘”的，却不料她比我还清楚，甚至能够猜出是哪一位评委可能会不愿意投她的票。这让我未免有些“失落”，不禁生发一些“感慨”：新一代作家群，自有其新境界；我已落伍，该退休了。

颁奖大会前夕，我被宣布退休。没有兴致与会，跟迟子建也就中断了联系。

这一次，鲁迅文学院的老朋友何镇邦，又以曾有“师生”之谊为由，让我也来参加描画迟子建的“侧影”。这是不好推却的，当即答应了下来。可是，过后沉心细想，又觉得很难写。按照“侧影”历来笔法，主要是写名家其人，而我对迟子建，了解得太少了。所谓“师生”，纯属名义，实际上我对她从没有过任何辅导。如她所说：“把一种个体的纯粹的精神体验当成一种经验灌输给别人，没有比这更自私和矫情的了。”对此我有自知之明，但又不善谈论其他。那么，面对“侧影”这一命题，我就只能说一说我读迟子建作品的一些感受了。

读者的个体的纯粹的感受，是不是也可以映衬出一个作家的侧影呢？

二

最先看到的是《北极村童话》。

1986年初我作为执行副主编主持发稿，收到小说编辑室提供的一篇新人新作。于是，一个刘海上濡着银色霜花的小姑娘，从谜也似的北极村走出来，从梦一样的童话里走出来，略带几分稚气，却又充满自信，给人们讲了个玉洁冰清的故事。那故事的新鲜别致倒在其次，展示在读者眼前的生活情景则如画如诗。这使我又一次在终审稿件时，领受到了一袭美感的享受。我仿佛回到了童年，来到了北极村，沉浸在一片清冷又温馨、纯净而真诚的氛围里。

1995年迟子建第一部散文集出版，在给她所写的代序中，我曾借用普希金的诗句，来形容我读这一类作品时的感受：“我记得那美妙的一瞬，在我的眼前出现了你，有如昙花一现的幻影，有如纯洁之美的精灵。”能够产生这样的感受，源于我对文学的个人需求。在各样风格小说之中，我特别喜爱那种“花非花，雾非雾，是花又是雾”的作品。而过去多年所读，大都理念当先。“许多年代过去了，狂暴的激情驱散了往日的幻想”，直到“灵魂已开始觉醒，在我的眼前又重新出现了你”。迟子建就是这样，以我格外看好的身姿步态，走进了我的审美视野。

半年之后，我见到了她。那一次我组稿到哈尔滨，与她邂逅于黑龙江省作家协会的大门口。若非经人引见，我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眼前这个小姑娘，就是那篇小说的作者。一见之下，未免惊诧：她实在太小了，只像个初中生，竟然能有如此文笔，简直有点不可思议。但她那端庄的面容、精明的神情，则又印证着我想象中她的容颜、气质，果然人如其文：清纯秀美，俊雅聪慧。她是那种人虽小心却大的女孩儿，难怪她敢于在开篇时就宣称：“假如没有真纯，就没有童年。假如没有童年，就不会有成熟的今天。”而她是否成熟，我还未能认定。

她或许就只是那一类型的神童作家？生有天赋文曲，又生逢其时，生当其地，从而成为一定时期、特定地区艺术的佼佼者。虽然有些生命历程，也能化作传世力作，但其光环毕竟有限，不似河汉那样璀璨。若只惊世而不能传世，便化作流星了。迟子建这颗星，一旦把她的北极和童年写至穷尽，会不会也陨落呢？两年过后，她的又一篇更成熟的新作，翩然来到我的眼前。再次享受真纯之美，我的那点疑虑，随即一扫而光；我的那种观点，随之得以校正。无论在哪里，心灵与人际，都会交织出一道原始的风景，那是永远不会写穷尽的。

《原始风景》是我第二次审读她的作品。

这部中篇小说原是作为学员作业，交给我这个辅导教师来评议的。但不像对待其他学员那样，作业几经交换意见和多次修改，最后我才点头认可。迟子建的这一篇，直接就进入了发稿程序，成为《人民文学》“新人佳作”里的厚重篇章。从那时起，我便认定，在60年代出生的这一批年轻作家之中，这个因生于元宵节而得乳名“迎灯”、因父亲喜读曹植《洛神赋》而得学名“子建”的文学新人，是最有特色又最有潜力的一名。此后十年，她写了两百万字。她的创作犹如旺盛的清泉，喷金漱玉不断；她的小说仿佛瑰丽的花环，荟萃色彩斑斓。她在文学路上的历程与丰采，已经充分表明：她能够持续地进行全方位的创造，应该归入那种以艺术为生命的作家行列之中。她并非一现的昙花，她乃是长明的北极星。

鲁迅文学院毕业，许多学员“考研”，拿到硕士学位，有些硕士“下海”，在京另展宏图。她却回到家乡，一心专事创作。本可轻易到手的硕士学位，被她轻易地随手放弃。我曾为之惋惜，却又暗自欣喜。此时不图虚名，他日当更清醒，想来即便桂冠当顶，她也不至于背弃真纯了。那么，我作为编辑推举新人的使命，就已完成。今后，我便作为她的一名“追星”读者，从她那源源不断的新作中，汲取真纯之美的滋润。确实如此，她自己和她所创造的真纯之美，常能令我叹服与沉醉。前不久竟然看到，她还写推理小说。其创造功力，也超凡脱俗，让我想到英国侦探小说家克里斯蒂。她若专攻此道，定会成为中国之克里斯蒂。幸而她只是“玩票”，万变未离其宗。她毕竟是北极的“迎灯”，当代的“子建”，以她自己独特的光焰，闪亮于中国的文坛。

三

大凡成熟的作家，都有自己独特的领地。迟子建的领地，就在那童年的北极。

她所创造的主要成果，无不焕发着北极的光辉，蕴含着童话的意味。那是她的特长、她的专利，那是别人无法模仿、不可企及的。

因为，她的主人公，常常是孩子。她通过孩子的视角来看取人情事理，展示的景物风光，便都带有稚气的童趣。

因为，她的生活面，总在黑土地。她所编织的故事融汇着特定的气息，她的笔不是跟着故事而是浸泡在气息里。

因为，她的落脚点，多半在悲剧……

她曾说过：跟“十年前那个独自走在进城路上的小姑娘”相比，“现在的她，平静、淡泊、疲惫而忧郁，那完全是一个走在文学之路上的人的心态和生活。我想不会有真正的作家会站起来大声反对我说：‘我很快乐！’”，她还说过：“神圣的不可侵犯的忧伤之美，是一个帝国的所有黄金和宝石都难以取代的。”正是这样啊，“伤怀”正是艺术的根基。喜剧只能牵动脸皮，悲剧才能撞击心扉。唯其悲剧，成真艺术。即便在那“充满幻想与激情”的年纪，她的心也“忧郁”。她在文学之路上起步时，就是跟真艺术并行一起的。

且不说她笔下的许多人物，都带有这样那样摧肝断肠的生理心理的病痛伤残；且不说那一篇被称为短篇经典的获奖小说《雾月牛栏》，雾一样弥漫于字里行间的是隐秘哀怜，“阳光给踩黯淡了”，死亡成为中心事件。就看她近几年的另外几个中短篇——1996年的《白银那》，化解人际间之“你死我活、剑拔弩张”的，是隆重的葬礼；1997年的《逆行精灵》，路过那“平庸和灿烂”的人生驿站，便走进了自尽的结局；1998年初，她呼唤《朋友们来看雪吧》，而让人们看到的却是“一个有光彩的人物”离去；随后在《观彗记》里，她让人们在看过那三千年等一回的日彗相交之后，最终所见则是人间之爱的艰难，那是永远不能实现的，唯有泪水又涩又咸，“而流向心底的泪则是血”；1999年的《青草如歌的正午》里，她以一件亲情畸变的“谋杀”，来解脱那无奈无边的苦难。

就在那些令人唏嘘的人生苦难里，她以如歌的行板谱写了人性纯洁的美好。有天真的孩子，有原始的风景，有伤怀的情绪，有她那悲天悯人的艺术良知，她笔下的抒情文字，自然流露纯洁之美。这种纯洁之美，有如金玉之光，辐射于她所刻画的人物内心、她所描摹的人际关系。在《雾月牛栏》里，内疚至死的宝坠继父，以临终的忏悔赎罪；在《白银那》里，“向来是与人为善”的卡佳，把极致的宽容作为遗嘱留给乡亲；在《逆行精灵》里，各有悲欢而萍水相逢的旅客，组成了一个同舟共济、甘苦相依的“家”；在《观彗记》里，追寻世纪天体“幽会”的各路人等，也仿佛组成了一个临时“家庭”，若离若即又相近相亲；在《青草如歌的正午》里，人因爱而弱智，人对弱智总多关爱；在中篇评奖被提名的《日落碗窑》里，人们对不幸的人更是关爱备至、体贴入微，一个奇迹、一个新的生命由此而诞生……如果说这些故事和笼罩着这些故事的气息，传达的是纯洁之美，那么启动客观存在之美的力量，迟子建的艺术世界所透露的主观精神，无疑乃是美之本源。她表白过：“对辛酸生活的温情表达却是永远不会放弃的。”谈何放弃呢？她的艺术使命之核心，不就在这里吗？她的心地，她的情操，葆有赤子天真，满怀女性柔情，真诚慈善，纯净美好。她把芸芸众生的苦难，拥进自己博爱的胸怀，给伤痛以抚慰，使良知得苏醒。仅以人性中之性与情为例，也可见她品格之纯与真。在她笔下，性写得那么干净，情写得那么深沉。干净到不宜举例，要说明就难免亵渎；深沉到欲哭无泪，有泪只能往心里流。在《青草如歌的正午》里，痴人之情，爱得彻底；在《观彗记》里，情人之爱，梦魂难觅。我不知道那个“周方庐”是不是就是“周瑜”，她在散文《与周瑜相遇》里透露了她爱的追求，但我知道这种发自生命本源的爱，多么美好纯真……四

1997年3月9日那天，我是通过电视“观彗”的。曾在荧屏上寻觅过迟子建的身影，我想她这一刻一定会在家乡。虽然在荧屏上没有能见到她，但我相信她一定会写一篇《观彗记》的。于是，我便设想，这样的小说该怎么写，写出来会是什么样子。纪实吗，岂不成了报告文学？虚构吗，总离不开特定情景。要想写好，真不容易。及至看到作品，不禁佩服赞赏——她的精明灵巧，总是出人意料。“为了看一颗未曾露面的彗星，却错过了与我最魂牵梦系的朋友相聚的机会”，这是何等美妙的构思！以一缕虚拟的人间情愫，贯串起纷繁实在的世态情景，真假虚实融于一体，愈发显得真实无疑。这就是用理想关照生活的结果，这就是化生活为艺术的功力所在了。

而这点本领，她信手拈来。她的那些虚构篇章，想象更是奇异惊人。以情节取胜的小说，事件的不可知性为引力。她的小说以情感之纽结取胜，氛围的不可知性就成为一种魅力。当她像天女散花般播撒好小说的氛围，你便如坠雾霭，如进梦境，由不得要跟着她走，去探究人生、人性与人情的奥秘。她在你眼前展示的，多半是些使你惊奇骇怪的景，令你回肠荡气的情。并且，在寻幽探秘的路上，时不时又会有让你拍案称奇的比喻和细节，像热锅里的豆子那样突兀地蹦出来。用什么来形容她的智慧呢？唯有精灵。《辞海》里的“精灵”条目，有两个义项：一是“神思敏捷”；一是“神仙鬼怪”。她和她的作品，占尽了这两项的综合含义。实践证明，十多年前，我对她的最初感受，是正确的，是准确的：“我记得那美妙的一瞬……有如纯洁之美的精灵”——迟子建就是那纯美的精灵。

这称呼不完全是我的发明，《小说选刊》的编辑崔艾真也曾这样称呼过她。而之所以这样称呼她，又是因为她的那篇《逆行精灵》。我没有读过迟子建的长篇，在我读过的这几个中短篇里，我以为最能体现迟子建之精灵的，就是这篇《逆行精灵》。那内容本可以拓展为长篇的，她却把众多性格与命运迥异的人物，会聚在同一旅途上，凝缩于边塞密林的风雨驿站，让他们碰撞、融合、对比、映衬，演绎出了现实人生离合悲欢的偶然与必然、常规与畸变。小说结尾，石破天惊——她的曲终奏雅，多有变徵之声，常能形成冲击波、强刺激，教人回味无穷——老哑巴以无言的控诉，直刺现实的世故无情。艾真的评点相当到位：“读迟子建的小说，总会有这样一种感觉：遥远的她，在一个遥远的地方，面对一张古典的小木窗，伏在一张古典的小木桌前，娓娓编织着遥远乡间的一个个淡若岚烟浓若雾霭的童话和传说。”确实如此，“迟子建是一个小说的精灵”。

“许许多多认识或不认识的朋友问我：你为什么写作？我常常告诉人家，我说不明白为什么要写作，也许是为了活得更有滋味一些，也许是因为生活演绎出的那许多欲哭无泪的悲哀。”关于写作，迟子建是这样回答的。

“因为我爱文学，正因为爱之深切，我不愿对它说三道四，而且说出之后那种索然无味的感觉会使我感到格外空虚，我只愿意静静地永久地傍依在它身旁，理解它，悟它。所以，即使是现在，我下决心要对它稍稍说点什么的时候，仍然心怀恐惧，唯恐我的浅薄玷污了它的神圣。”关于评论，迟子建是这样看待的。

是的，是的，没有必要去问一个以小说使读者欲哭无泪的作家为什么写作，也不应该去对一个以小说使我们活得更有滋味的作家说三道四。有些艺术成果，全靠心领神会。若不是应邀参与迟子建“侧影”的描画，我不会轻易地说出我对她的感受的。对这一类型的作家的作品，我总是引为一种私密的美感享受而独自品味的。如今尽管写下这些，却总觉得言未尽意。或许言未尽意，也就是那意味所在。

“一人弹奏，众人赏乐，而最为琵琶女情感、身世所动、流泪最多的知音，却只有江州司马一人。我以为琵琶女拥有了一位真正的知音，她也就死而无憾了。所以，我将来若能写出一篇令一人悄然动容、泣泪不止的作品，我也就满足了。”迟子建曾这样要求自己。

作为一种个人心愿，这样要求无可厚非。但在寻找“泣下最多”的知音同时，迟子建你不可疏隔更不该忘记了广大的读者。事实上早已有众多的读者，为你这纯美的精灵而悄然动容。“江州司马”，何止一人。这个“侧影”，就是证明。

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的评选即将进行，我相信在中篇小说的展台上，《逆行精灵》将吸引来相当多的爱怜目光。我知道，你更知道，文无定法，文无第一。即便美如《雾月牛栏》，也还是有人不肯投票的。我虽未敢预言你将连贯获奖，况且你对获奖与否并不在意。但我如能及早得知评奖和你有关的信息，我还会及时通报给你。

迎灯

毕淑敏

迎灯是迟子建的小名。我很佩服迟子建的父亲，给他的小女儿，起了一双如此明亮绚丽的名字，并蕴涵着殷殷的文化气息。于是在她诞生的那个傍晚，迎来的不单是灯，还有那位曹子建曾经拥有的才华。在这位父亲的恳切召唤下，一缕诗神在长空飘荡，降临到了北国的白雪之上。

我和迟子建是读研究生时的同学。由于我当时深陷工作和学习的两难之中，终日行色匆匆，很少和她有机会交谈。但人的了解，有时，是和结交的时间成反比例的。殊不见同床异梦的夫妻，一辈子隔膜的不计其数。而一个异邦的相遇，却在心的海底遗下铁锚。

那时我就认定她是一位卓越的作家。不单单是她发表的那些带着冻土气息的小说，不单单是她身上所洋溢的那种机敏和生命力，更重要的，是我在她的背后，看到了辽阔的自然力和苍莽的绿色。

我总固执地认为，伟大的作家必要有宏大的背景，那是一种广博的宇宙能量的积聚。它们将源源不断地将一种代言人的期待和责任，灌注到这个作家的体内，由他或她发表出来。承认这一点，不是恭维这位作家，而是让他或她不要骄傲，不要贪天之功据为己有。如果没有这种支撑和后备，那么，无论这位作家的才华如何横溢，也是杯水车薪。在短暂的喷涌之后，就枯竭和沉寂了。

在迟子建的背后，有一片原始大森林，有皎皎的白雪和冰清玉洁的空气，有温暖的爱和辽远醇厚的人情……有了这些蓬勃的羽毛，子建就有了不断飞越的天翼。

读书之后，在很长的时间内，我们只有在各种会议上相见。所以我觉得繁多的会议，在使人乏味之外，也有一个好处，就是能让思念的朋友聚会。

有一天晚上，子建打来电话，谈到她的长篇小说，被书商践踏合同，肆意篡改，封面沦为三级片样的招贴广告……我听到她的怒火和孤苦，还有隐约的哽咽。我能理解她的心情，对于一个勤恳写作庄严做人正派朴素的作家来说，有什么比自己辛劳完成的作品，被人宰割和侮辱，更令人痛楚和愤怒的呢？

她说她要打官司。我知道这个决定，对于她意味着怎样的生疏和繁难，我也知道到了怒火填膺忍无可忍，子建定会拔剑而起。我所能做的，只是同仇敌忾地安慰和鼓励。

但那一天，我睡得很不安，屡屡被一种深深的忧郁惊扰。虽然我知道子建是坚强的，但我还是第二天一早就打了电话过去询问。她说自己几乎彻夜未眠，幸好听到她语气还算平静，才稍稍放下心来。其后几天，我总在挂念她。

她说到需要搜集证据，于是我就到街上的书摊儿，四处打探，可有这本《晨钟响彻黄昏》？老板答道，这本书前些日子流行过，现在已经卖完了。我便给不止一个书摊儿老板留了电话号码，要他们帮我寻找，如果找到了，就打电话给我，我会迅速来买。但不知是老板们不守信用，还是确实没找到，始终没有人搭理我。因为我唠叨不止，我先生和孩子都开始帮我寻找此书。有一天，先生下班后很高兴地告诉我，说你要的迟子建的那本书，我给你买到了。我接过书，一边说，那太好了，一边还向他伸着巴掌。他说书已经给你了，还要什么？我说，要发票啊。他说，怎么着，你还想让迟子建给你报销啊？我说，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作为证据，你得出具是在哪里购买的原始记载……先生连连拍着脑门说，我就没想起这个步骤。看我失望的样子，他说，这样吧，明天我再去找那个书摊儿，让老板补开一张吧。

第二天他下班回来，第一件事就是伸着手，把发票递给我。我说，顺利吗？他说，那个老板很警觉，一听说要发票，还得写明具体的书名，就不干了，一个劲儿地问为什么？还说要不您把书拿回来，我退您钱得了，这书我不卖了。我先生还算急中生智，说是单位报销书费，什么文艺书都行，但不得买成孩子用的教学参考资料，所以得写明书名，报销时一本本地验明正身。那个贩子半信半疑，但看我先生一脸忠厚相，总算开了发票。

还多要了我一块钱，说是手续费。我先生补充道。

后来子建又打来电话，说是律师需要提供赔偿精神损伤的证据，她希望我能帮助。我当然很愿意作证，但我从未打过官司，不知这种文章怎样写才对子建有所助益。我于是翻开电话簿，遍寻朋友当中懂得法律的咨询此事。问清之后，反复修改了几次，才定稿。说实话，花的心血功夫，是绝不在一篇短篇小说之下的。后来，子建说，我写的证词当庭宣读，很合乎规范，有理有据，确实提供了精神受到伤害的事实，比另外几位所写的更有效力。

那场官司，以子建的全面胜诉告结。我很高兴。能为自己的朋友尽一点微薄的力量，匡扶正义打击邪恶，正是我心中的所愿所想。

子建写得一手好文章，做得一手好饭菜。她对我说过，她喜爱一个温暖的家庭。有一段时间，我很想为她在北京寻觅一位如意郎君。一是觉得这样的好女孩儿，该留在京城；二是觉得离得近了，也可常常喝茶聊天，比那种借助公款开会才得一聚，来得更轻松自在。待到把做媒一事真要落到实处时，才发现这世上的好男人，能配得上子建的的确不多。

后来我相中了一位留学归来的博士，无论人品和学识，都好。我先同他谈了子建的概况，并把子建的书，送与他读。他读过之后，连连说书写得不错，也说很愿意交朋友。但我总觉得，不知是否洋面包吃得久了，他的神情中，有一种淡淡的矜持潜伏着。

后来有一天晚上，博士突然很热切地打来电话，说想立即和子建开始联系。我说，我已同子建介绍了你的情况，还没得到她的回音呢。你先等着吧。

子建很快有了答复，说她不想与江南的男子成就终身伴侣。而博士，正是江南人氏。这是一个很温和又很坚定的理由。我不知是不是那时的子建，就已经在北国的土地上，定下了自己的意中人？

以后某次同博士闲谈中，我说，不知你那天为何如此急切？他不好意思地笑笑说，我在晚上的电视中看到了迟子建，看到她是那样的美丽纯真。我原来虽钦佩她的才华，但没想到她会那么美丽。

哦，美丽而有才华的迎灯，感谢你身后的大自然和你的亲人们吧。它和他们，会助你迎来彩虹和太阳！

平平淡淡才是真——小记迟子建

何镇邦

1987年春，我刚从中国作协创作研究室调到鲁迅文学院主持教学行政工作，而鲁迅文学院第二届文学创作进修班也正好开学。这期进修班，有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作家和文学爱好者七十余人，阵容相当强大。来自北疆大兴安岭的青年女作家迟子建也在这个班里。她以前虽然已有《北极村童话》等一批作品引起人们的注意，但仍显得很腼腆，不大愿意抛头露面，这跟那些唯恐人们不注意她们，总想出点风头，以引起人们的注意，虚荣心很强的青年女作家很不一样。记得开学好久了，她才同一位来自洛阳的同宿舍的女学员郭萍一起来我的办公室里小坐闲聊，于是我才算认识了她，得知她毕业于加格达奇师范学校，来鲁迅文学院进修前就在她的母校任教。她那些年来是一边教书一边写小说的，写她在北国的生活感受，也写她青春的梦想。可能一开始写作，她并没有打算当作家的，但写着写着却成了作家，而且是著名作家，这可能有点出乎她的意料之外。记得那一次我同她及郭萍还一起特地到鲁迅文学院校门口合照了一张相片，作为纪念。这张相片至今仍珍藏着，偶尔拿出来一看，瞥见迟子建那种清纯与朴素，就会回忆起那次短暂而美好的第一次见面。

鲁迅文学院第二期文学创作进修班于1987年7月结业后，大部分学员转到西北大学首届作家班学习，迟子建亦在其中。她到西安后不怎么写信。但当年10月，我有机会到西安为鲁迅文学院的函授学员设点面授，子建得知此消息，当天即赶到我下榻的一个小招待所来看望我，适逢我外出，还留下便函，希望我能去西北大学见见她和她的同学们。当我从外面回到招待所见到子建留下的便函时，一股暖意涌上心头。因为当天天色已晚，在西安人生地不熟，不便去西北大学看望他们。翌日清晨，我推掉别的约会，赶到了西北大学。迟子建和她的同学们见到我，自然也喜出望外。记得那天在西北大学待了整整一天，同在西北大学作家班学习的原鲁院二期进修的学生们一个个聊了聊学习近况。当然，更多的时间是给了迟子建。记得不仅同她一起在西北大学的学生食堂里吃了一顿午饭，还看了她的几篇小说近作的初稿。这次较长时间的闲聊，使我进一步认识了迟子建，更多地发现她内在的淳朴与真情。在鲁迅文学院工作的十二年中，听过我的课，可以称为我的学生的大约逾千人，真可谓“桃李满天下”，但是我总是这么认为，桃李不仅有甜的，也有酸的和苦涩的，树林子大了，什么鸟儿都有。当今的文学青年，大多是讲功利的，甚至是急功近利的。他们接近你，总是想利用你办点什么事，一旦目的达到了，而你没有利用价值了，就会形同路人。这一点，我是有思想准备的。我总是对所有接近我的学生说：“可以过河拆桥。因为，我搭的桥已经帮你们过了河，还留着干什么？但是希望不要把拆下的桥板和砖头瓦块扔过来砸我，这就万幸了。”这绝不是一句戏言。十几年中，我有过不少的教训。依我的经验来说，那些过河拆桥又把桥板扔过来砸我者大都是当年求我帮助时好话讲了一大堆的人，即信誓旦旦者。我同迟子建认识、交往，成为师生的十几年来，她从来无求于我，我也未曾帮她推荐过稿子，写过评论，或者挑头举办什么作品研讨会。但她总是真情如初，是满天下桃李中的甜甜者，是让我引以为骄傲和自慰的学生。

唯其如此，当1988年秋我们同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筹备举办首届文学创作研究生班时，我发信请迟子建回到北京来上这个研究生班。当然，从西北大学同迟子建一起回来读研究生班的有王刚、王宏甲、何首乌等，而迟子建则是我写信请回来的。这倒不完全出于我对迟子建的好感，而是因为她在创作中已进一步显示出她的才华和潜能。从1988年秋到1991年年初，迟子建在这个研究生班里总共学习了两年半时间。因为我是这个班的导师，大大小小的事都是要管的，当然同迟子建有了更多的交往。但回忆起来，她需要我帮助或我能提供帮助的事寥寥。记得有时她需要安静的写作环境或需要等一个从国外打来的长途电话时，曾向我借过办公室的钥匙，为的是周末我不上班时可以借用一下我的办公室。有的时候，我到她同海男合住的宿舍转一转时，她总是很快拿出水果刀为我削一个苹果或一个梨，因为她知道我爱吃水果，尤其爱吃苹果（当然，由于几年前得了糖尿病，这种爱好也被取消了）。一边吃着她削的苹果，一边天南海北地聊上一阵，这大概就是那两年半中同迟子建交流的最平常的方式。

此外，就是读她刚发表的小说，从短篇读到中篇，再读到长篇。读她的小说时，我完全是作为一个读者，而不是作为一个评论者，这种阅读的角色和姿态往往可以得到更多审美的愉悦。

1991年年初，迟子建从研究生班毕业后回到了黑龙江，但不是回到加格达奇师范学校，也不是回到她的故里塔河，而是回到了哈尔滨，先在《北方文学》杂志社当编辑，随后就成了专业作家，且一蹴而就，成为一级作家。近十年来，我们一直没有断了联系，偶尔通通电话，有时还可以在某种场合见到她。而更重要的是通过读她的作品，同她进行一种层次更深的交流。近十年中，有两次见面是值得记下一笔的。

一次是在1991年的初冬。那时候，我无论是在家里或在单位里，处境均不佳，心情不好。迟子建不知到什么地方出差路过北京，住在鲁院附近的一家宾馆里。大概从她的同学那里了解到我的处境，于是打电话约我到她下榻的宾馆里小聚，并坚持要单独请我吃一顿饭。在那种境况下，有一位并没有得到过我什么帮助的学生用这么一种方式表示她对我的一种关心和慰藉，实在让我感到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温暖。至于这次见面谈的什么，大都已经忘却了，可是子建和我的那份师生的情意却使我一直难以忘却。

到了1996年夏天，在百花洲文艺出版社举办的庐山笔会上，我和迟子建都是被邀请者，因此有一段时间的相处。这次见到的迟子建，好像成熟多了，她不仅保持着原有的那份淳朴，而且多了几分泼辣，同我聊天时常常夹枪带棒的。当时，她正为一部长篇小说的封面同沈阳出版社打着官司，说起这场官司来又带着某种激愤之情。也正是在庐山上，她得到这场官司胜诉的喜讯。本来我们是要她出点血请大家吃顿饭以庆贺她打赢那场官司的，但因为东道主顿顿备有佳肴招待我们，也就免了她这顿饭了。

从庐山笔会回到北京后，我在《啄木鸟》杂志上读到她的一篇较长的散文，题目记不起来了，写的是她的家世和童年、少年时代生活的回忆，这篇文章的文学色彩很重，情感也很浓，读后很是被感染，记得还打过电话同迟子建交谈过我的读后感。总之，是这篇文章使我更加深了对迟子建的了解，了解了她犹如北国冰雪般的性格。在这前后，又读到她的一篇篇中短篇小说新作，诸如中篇小说《日落碗窑》，后来获鲁迅文学奖的短篇小说《雾月牛栏》，以及新近发于《青年文学》上的短篇小说《清水洗尘》等等。这些作品，标志着迟子建在小说创作上的进一步成熟。因为它们更能显示出她的创作个性，写得更从容，更自然。因为她小说创作上的成就，文坛上不少人把迟子建称为再世的萧红。对此迟子建并不以为然。有次在电话中提及此事，她表示不愿意同当年北疆才女萧红联系在一起，因为迟子建就是迟子建，她同萧红在创作上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我是支持她这一看法的。仅此一事，也可以看出迟子建为人的本色和认真，她不喜爱攀附死去或活着的名人，她愿意平平常常地生活着，写她愿意写的小说。

迟子建三十大几了，因此她的婚姻也成了她的朋友们经常谈论的话题。但去年国庆节过后传来了消息，迟子建回塔河结婚了。这一消息后来在电话中得到她的证实。从1987年走出大兴安岭到1998年又回到大兴安岭，她好像在生活道路上走了一个圈。其实，1998年回到大兴安岭，同十二年前她离开大兴安岭到北京求学，虽然是一个来回，但有了一个质的飞跃。

我想，迟子建是大兴安岭的女儿，她是属于北国的，回到她的故里，将从生活中吸取更多的养料，使其长成为参天的大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