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来

文学和社会进步与发展——在中意文学论坛上的演讲

阿来

在电脑上敲下这个题目的时候，我自己差点哑然失笑。但我还是乐于来作这个由论坛命题的演讲。

所以差点失笑，是因为乍听之下，这个题目属于经济学家或工程技术专家，只有他们才心甘情愿把自己紧缚在隆隆前行的时代列车之上。这辆列车由技术与经济的力量推动，前行的速度越来越快，而我这样的人，在这辆风驰电掣的列车上却时常会产生失重之感，眩晕、不适，想半途下车，看清楚因为速度太快而从眼前一掠而过的那些景物与图像；更想看清楚，是不是有人在铜管乐队高奏的进行曲中，被前进不已的时代落下了。但是，大多数时候我们还是留在车上，即便偶尔在某个中途站点下车停留盘桓一阵，好像也不是为了离开，而是为了等待另一条路线上的列车疾驰而来。

所以如此的原因非常简单，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东方国度，一个曾经深受那些在某个历史时期走在了前面的国家或大公司所剥夺、所伤害的国度，每一个人都有与生俱来的落后恐惧症。这种恐惧症曾被一个英明的政治家总结成一句非常通俗的话：“落后就要挨打。”

这是一句被所有中国人高度认同的话。

虽然说如今是民主观念大行其道的时代，但真正的实行还是在单一国家的某些政治实体的内部，而超越出这个尺度时，“落后就要挨打”还是世界政治格局的一种真实写照。中国人也将此理解为对个人境况的一种描述。从很遥远的古代起，中国的知识分子常常把国家这个词的构成调换一下位置，叫作“家国”。大多数时候，他们并不是要强调先家后国，而是家在国中，家赖国存的意思。如此一来，社会的进步被视为个人生存与发展的前提也就顺理成章了。

我们成长于这样一种文化中间，历史的经验也强化着这种差不多是与生俱来的观念。所以，作为一个中国作家，非但不会自外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而且会把自己所得到的种种发展机会，包括越来越充分的文学表达的可能性，视为社会进步与发展的一个结果。

作为一个中国的少数族裔的作家，这种经验无疑更加牢固。

我们的父辈，或者再上一辈人，除了自己生存的那一方小小的土地，对广大的世界一无所知。就在五十多年前，我家乡深山中的一个部落首领，还问一个代表中央政府的官员：“中国大，还是我的领地大？”

这个部落首领不过统辖着一片两三千平方公里的山地，和这块山地中生活的几千更加蒙昧的子民。但他还是很骄傲地向中央政府的官员发问：“中国大，还是我的领地大？”在社会的闭锁没有松动以前，这个部落就是我的部落，这个人天生就是我们部落中最为英明、最为伟大、最为智慧的人。

如果这种闭锁的社会没有被打破，那么，我今天最大的可能就是替世袭了这位首领位置的他的后代，放牧一群羊。我所熟悉的就是我的爷爷、我的外公他们也非常熟悉的几座雪山，一条河流，和这些雪峰与河流之间的那些高山牧场。如果我运气再好一些，那么，可能出家成为某一个寺院里的一个喇嘛。除了熟练地诵读一些经文，我的所知也不会更多。至多是因为不用出汗劳作，而产生出一种虚妄的高贵之感罢了。

所以，我肯定是一个对社会进步与发展持赞赏态度的人。

前些年，我的一本书在美国出版。不久后，出版社给我来了一封信，说一个美国的人类学家对这本书感到失望，不止是失望，简直就是愤怒。因为他看到一个在过去时代里长期固化的文化标本产生了变化。而作为这个标本中一个微小的构成的人，非但没有对此强烈抗议，而竟然对这样的变化表示了赞许。

我的回应很简单。我希望持这种论调的人复苏一个人最基本的“理解的同情”。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两个人互换一下位置。这个人来做我，我来做他。如果他如我一样来自于一个蒙昧已久的社会，而到这一代人时，他们面前终于出现了种种新的可能性，我会替他庆幸；或者，让我的儿子去美国做教授，让他的儿子到西藏放羊。这个世界，不同的人，不同的国家，都有发展与进步的权力。而不是基于某种叫作“文化”的理由，任一些人与国家时时进步，而要另外一些人与社会停滞不动，成为一种标本式的存在，来满足进步社会中那些人对所谓“文化多样性”的观感。

从纯理论的角度出发，我也是一个文化多样性的拥护者，也非常强烈地希望在社会进步的同时，传统的文化能受到更多的珍视与传承。可是，发轫于西方并席卷全球每一角落的全球化，并不只是一场跨国跨洲跨文化的经济洪流，同时，它也是政治的，更是文化的。全球在同一种经济规则与政治规则下总体运行的构想，就来自于一种对进步与发展高度迷恋的文化。这种文化造成的结果，就是这个世界没有人敢于停下脚步，包括创造了这种文化的文化中的那些人。这种取得了种种优势，包括道德优势的文化来势凶猛，迫使所有文化都来参与“对话”。这种对话，唯一的结果就是弱势的文化被“说服”。今天在这里，我也是来“对话”的，但我的意见会真正被倾听吗？所以有这样的疑问，当先行的文化给这个世界规定了统一的标准，还能有文化能真正自外于“进步”，而遗世独立吗？

近百年来，一代代中国作家都在呼吁，赞许社会的进步。还有相当多的人身体力行，传播社会进步的思想，积极参与推动社会的进步。其中，创造了新的白话文学的最优秀的那些作家，大多数都是先在西方接受了教育，然后，回到自己的国家，以在西方接受的种种思想观念来观察中国这个停滞已久的社会。他们都无一例外地支持社会的变革，渴望社会的进步。

甚至中国近代的革命，也首先始于文学方式的革命——语言的革命，与内容的革命。虽然这些发起文学与思想革命的作家们，分属于不同的政治阵营，各自秉持不同的政见——也就是对社会发展与进步路径的看法不同，但不会有人反对发展与进步。我们甚至可以说，自百年以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作家就是这个国度里最为追求进步的一群人。作为他们的后辈，我们这一代作家身上自然流淌着他们的热血。

如果说我们和前辈有所不同，那就是当中国在政治获得了真正的独立，经济也取得了超乎寻常的发展，我们不会再一味呼唤与期待进步，也不再一味为每项具体进步而欢呼。而是把注意力更多地转向在这个高速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种种问题。

历史地看，由哥伦布们开始的大航海时代以来，这个世界上一些国家与族群的进步与繁荣的前提，是另一些国家与族群被剥夺与牺牲。同样的，即便是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过程中，在其社会的内部，大致相同的情况还会上演。那就是国家以大多数人利益的理由，而忽视一些个人的权益。进步的时代，也会有悲剧产生，那是个人的悲剧——没有搭上飞速前进的时代列车的人的悲剧，或者是不能适应高速运行速度的个人的悲剧。有些时候，这样的悲剧甚至是群体性的，一些少数族裔，一些特殊的社群，一些地区，都可能被作为进步的“代价”，被忽略、被遗忘。

我的长篇小说《空山》，就表现了城市化进程中，乡村的破碎与牺牲。

这种破碎是伦理的、文化的、环境的，更是关于人心的，情感的。在社会进步的同时，失去稳定的社会，人们情感的荒芜，以及对个人命运失去自主，都让我们不再对社会进步一味保持乐观肯定的看法。

作为作家，有责任提醒这个社会，真正的进步是所有人共同的进步与发展。也有责任使公众注意，真正的进步不只是经济与技术的，更应该是政治与文化的。历史地看，假进步与发展之名，一些国家与民族被剥夺；现实地看，一个民族与国家的进步，并没有充分地从历史中获得经验，继续以进步与发展的名义，牺牲环境，牺牲一些特定的人群。一个作家，在赞同并参与社会进步发展的同时，有责任用自己的写作提醒这个社会，进步与发展，不能再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式的胜利。无论是个人还是文化，都应该被珍视，被“同情地理解”所观照。

当然，这样的局面的出现，还只是一部分人的理想。但毕竟，我们已经怀抱有这样的理想。

阿来的如花世界

迟子建

阿来与花，是否有着前世的因缘？至少，我没见过像他那么痴迷于花的男子！我与他多次同行参加中外文学交流活动，无论是在新疆、黑龙江，还是在俄罗斯、意大利或是阿根廷，当一行人热热闹闹地在风景名胜前留影时，阿来却是独自走向别处，将镜头聚焦在花朵上。花儿在阳光和风中千姿百态，赏花和拍花的阿来，也是千姿百态。这时的花儿成了隐秘的河流，而阿来是自由的鱼儿。印象最深的是他屈膝拍花的姿态，就像是向花儿求爱。

未认识阿来之前，读了令他名声大噪的《尘埃落定》，判定写它的人一定是个内心世界极其丰富的人。比起他的小说，阿来不高大，但他气质不俗，面上总是洋溢着平和的微笑，走起路来微微踮脚，富有喜剧色彩，整个人就像一首精短的抒情诗，与他热爱的花朵相得益彰。他幽默、睿智、豪爽、率性，与他同行，就是与快乐同行。记得在阿根廷，一个月色很美的夜晚，在一家乡村旅馆里，阿来请全团的人喝酒，他喝兴奋了，歪戴着帽子，拍手舞蹈着，唱起藏族的《祝酒歌》，那是我那一年听到的最动人的旋律。阿来如果不写小说，一定是个出色的歌手。他的歌声深情而忧郁，把我们深深感染了，大家情不自禁地跟着他唱起家乡的歌谣。

阿来是个会享受生活的人。他常带上钟爱的相机，带上书和茶，独自驾车出游。他的博客和微博，像花园，也像森林氧吧，你走进那里，总能看到花儿的影子，嗅到植物的清新之气。他的作品，也是这样地充满了生机，大气而唯美，绝无顾影自怜的小伤感，更无貌似深刻的装神弄鬼。他有一支开阔而富有韵致的笔。众生在他笔下，都是平等的。如果说好小说是露珠的话，阿来的文字幻化成的就是露珠，熠熠闪亮，有着经典的光泽。

阿来出生于四川阿坝的藏区，有藏族血统。记得他在墨西哥，为母亲买了一串珊瑚项链。他提着项链对我说，一串好的珊瑚项链，就是一个藏族女人的梦。阿来写过诗，他的话充满诗意。他对藏族的感情，除了融会到作品里，还体现在他的言论上。记得他写过一篇关于西藏的文章，没有那种强加于人的说教，他褪去了西藏那层“外人”幻想的神秘色彩，还原了一个历史的西藏，现实的西藏，文化的西藏。按照他的说法，就是把一个越来越形容词化的西藏，客观地厘清，成为一个名词的西藏。这样的西藏立场，深刻、全面，充满人性。据说阿来的舅舅曾做过喇嘛，对于西藏的宗教，阿来有独到的认知。

中国能够真正走向世界的作家并不多，阿来是其中的一个。走向世界，在我眼里，并不仅仅是你的作品被翻译的语种多，更不是你的译本多么畅销。因为在这个时代，那往往是政治的投机或是商业的迎合所带来的热闹。真正的文学，还是有它自己的尺度，有它自己的价值。阿来的作品，因为唱诵着本民族独有的歌谣，因为那股与生俱来的神性色彩，因为作品漫溢的人性光辉，真正代表了中国文学。要知道，不论什么样的出版商，在面对着能给读者带来心灵泉水的作品时，不会无动于衷的，而阿来的作品就具有这种品格。

虽然认识阿来很多年了，但交往并不多。相信他也有不为人知的忧伤，有他的脆弱，有他在文学之路上的困惑和彷徨，那是每个好作家都必然经历的。写他的这篇印象记时，恰好读到阿来写果洛的一篇散文，我非常喜欢其中的这段话：“风景从地平线上升起来，敞开，逼近，再敞开……然后，是我这个旅行者，以及载着我的旅行工具，从其间一掠而过。风景从身边一掠而过：缓缓起伏的丘岗，曲折萦回的溪流，星星点点的湖沼，四散开去的草滩，还有牧人，和他们的帐幕，和他们的牛羊……再然后，那些风景在身后渐渐远去，闭合，滑落到天际线下。”

阿来不知道，他穿行于这样的风景当中时，自己也成为了风景。他的如花世界，在尘埃与云朵之间，如此绚丽！

我知道的阿来

罗伟章

恕我孤陋，阿来的《尘埃落定》出来之前，我从没听说过“尘埃落定”这个词儿，到今天，这词儿早已漫天飞舞，看电视，读报纸，凡描述被大众关注或可能关注的事件结了案、定了板——比如足球杯决出冠军了，世界小姐评选揭晓了，某明星的离婚官司判下来了，如此等等，必来一句“尘埃落定”。有段时间我很反感，并在《文学自由谈》撰文，建议阿来找他们收取版权费，还要索赔精神损失，理由是，一部超拔俊逸的小说，竟让那些不动脑筋的家伙，轻轻便便地时尚化，庸俗化了。现在想来，我是太过敏了些，让一部小说标题“流落”民间，本身就是作家对语言的一大贡献。

买这部小说的经历至今印象深刻。那时候我还在故乡达州市，做一份报纸的编辑。某个周末的下午，和妻子出去买书，目标就是《尘埃落定》。跑了好几家书店，都脱销。脚板走得发烫，转到北大街凤凰头，在“黄金屋书店”里，终于发现一本，立即拿到手上，那动作有点像抢。其实书店里没几个人，用不着这样。我对书多多少少有些洁癖，要干净，不能卷页，可这本书的封面上，却布满一层薄灰。达州素有“光灰城市”的美誉，“光灰”，就是没别的，只有灰，何况咫尺之外，就是人来人往的街道。我让老板换一本，老板说没有了。我还是让他换一本，老板说真的没有了，有我还不给你换？我继续让他换一本。老板把脸阴下去：“兄弟，你不买就算了，你把书放下。”其时该书正火，老板知道不愁买主，说话的时候，故意放慢语速，同时把瘦脖子晃了三圈。我偏不放下，我担心这是世界上的最后一本。对自己想要的书，我总免不了这种担心。老板见我既不掏钱，又不放书，加之当年我体貌消瘦，留着长发，戴副宽边茶色眼镜，看上去就不像个好人，于是来夺。妻子在角落里闲翻，见这边发生了抓扯，急忙过来，探明原委，睖我一眼：“有点儿灰尘有啥关系嘛，人家本来就叫《尘埃落定》嘛！”听了这话，我和老板互相望着，然后像两个傻子那样笑起来。当然我也把书买下了。

但我并没立即就读。一部书太热闹的时候，通常我都不会立即就读。我怕“热闹”影响了我的判断，倒不是跟着热闹走，而是有意无意地把苛刻挂在鼻尖上。我只是看了一眼版权页后面的作者像：脸膛宽大，一头浓发向右边分了三分之二，右眼角有颗痣，右耳还吊着根耳环模样的东西，这让我感觉到，他在生活中，会特别注重某一个侧面；眼睛很亮、很深，是有着强烈的气场，可以吸纳的那种，我知道他来自藏区草原，草原的辽阔赋予了他目光的辽阔，而这辽阔，是不轻易呈现的；紧闭的嘴唇和线条分明的唇线，证明这人惯于内化，惯于思索。

1999年，我第一次见到阿来。这年四川省召开青年作家代表大会，我作为达州市的代表之一，到成都参加会议（那时候我啥都没写，却参加作家会议，想起来既荒诞又惭愧）。人很多，开了两天，也没见到那位已名满神州的作家，直到阿来上台领奖，才看见了。他和柳建伟获得“四川省优秀青年作家”称号，马识途老先生颁奖，拥抱了阿来，还在他厚实的肩膀上重重地拍了几下，对他的喜爱溢于言表。这幅景象，在将近十年之后，马老将四川省作协主席的担子交给阿来的时候，又重现了一次。那次得奖，柳建伟和阿来都发了言，柳长阿短，柳重理，阿重悟。阿来眼角的痣还在，突出而显明，耳环是没有了，神情内敛，不苟言笑，跟他照片上的精神气质是一致的。只是马老拥抱他的时候，他才笑了一下，那是晚辈对长辈的谦恭。当时我依然没读《尘埃落定》，因而从根本上说，他在我心里还是抽象的，只是倾慕他。尽管没写过啥，对作家这行当到底向往，何况人家是成功作家。

关于《尘埃落定》的命运，倒是不断听人说起。小说不停地寄出去，又不停地被退回来。在阿来最困顿的时候，有书商出八万元买他这部书稿，却被他拒绝。某出版社领导与阿来有交往，在阿来面前拍胸膛：我给你出，亏本也出。阿来一听，却把书稿收回。类似传言，多得很。传言中的一部分，后来在阿来本人那里得到了证实。当时我听到那些传言，还没读他的作品，就对他有了很深的敬重。他骨子里的那股傲气，那种对自我艺术生命的自尊和自信，不仅可以解释《尘埃落定》为什么会获得成功，还可以帮助理解阿来何以能成为中国的顶级作家。

2000年，我从达州的报社辞职，去北京混了些时日。虽是跟一些娱乐界的兄弟们混，但私下喜欢接触的，还是作家。有次在右安门吃烤鸭，京地一位作家对我说：“你们阿来要是再写五部像《尘埃落定》那样的小说，就可以获诺贝尔文学奖了。”他说“你们阿来”，让我高兴得跟他干了满满一杯白酒。那是一两装的，我酒量寒碜，平时是不这么喝的。印象中没过多久，看《北京晨报》，知道《尘埃落定》获得了茅盾文学奖。这是意料之中的事。当我最终读了这部书，知道它不管获什么奖，都是书和奖项互添光彩。不过，我读它时已到了2004年。在北京混起来没意思，甚至难受，我就到了成都，并在成都定居下来，开始学着写小说。开初写得少，读得多，某天夜里读完《尘埃落定》的最后一行，我在尾页上写道：“我让一群野画眉死了，然后我看见我自己死了。我的愿望从未超越我的命运，但我还是死在了时间的前面。画眉虽‘野’，却是柔弱的性命，我的脑子之所以出毛病，是因为被柔弱喂养过；我之所以又比别人智慧，是因为我把世界往简单处看。然而，世界终究是复杂的，世界有着坚硬的、盘根错节的理性，‘理性’手里，握着一把冰凉的刀子。刀子捅进了我的身体，让我听到了自己血水滴落的声音，看见了那些鲜红的液体变成黑夜的颜色。听见和看见，是感官的觉醒，也是灵魂的觉醒。从这个意义上说，尘埃落定，并非结局，而是停顿。”我接着写道：“一个作家，弄一部近三十万字的小说，笔却一直在天上飞，这个作家的想象力该有多么强大。”

托尔斯泰曾表达过这样的意思：一部杰出的长篇，当有两束光，第一束光出现在第一页，它照亮小说的前半部；第二束光出现在最后一页，它照亮小说的后半部。

《尘埃落定》，就是这样被照耀的小说。

而就是这样一位作家，阿来，却强调文学要回归常识。那是2005年6月，中国作协组织了一批作家重访长征路，路经成都，被时任《科幻世界》主编的阿来，邀去他的“听江浦”会所做客，当时有几个文学博士在场，文学博士们谈论文学，稍不留心，就可能用大词把文学活生生地拽出本来的航道。阿来劈腿而坐，腆着肚子，抽着烟，低沉地说了一句：“文学要回到常识。”他并没阐释，我也没问过他理解的“文学常识”应该是怎样的，但我想，诗歌首先是诗歌，小说首先是小说，或许就这么简单。任何一段历史，都会出现两次：现场的和记忆的。文学重温时间。还是那年，还是在“听江浦”，有天和麦家、何大草、袁远几人去吃阿来，中午吃了晚上吃，除吃酒肉，还吃茶，除吃茶，还吃话。从下午一点，吃到凌晨两点，话题涉及宗教、死亡、宇宙、古典文学、西方文学及文人如何做人等，一听就知道是东拉西扯的，漫谈式的。那次我才知道，阿来并非不苟言笑，他说起来滔滔不绝，笑起来朗声朗气，唱起来激情洋溢。他对宗教和人类演进的历史，梳理得极为清晰——知道得清晰，表述得也清晰。麦家身上有一股可气又可贵的“拧”，他认为中国古典诗词一无是处，并且认为中国小说的“回避”和“太重技巧”，都是由古典诗词演化而来。阿来背了一大堆古诗词，说明它们是如何的好，麦家听后，老半天不言语，都以为把他说服了，等他抬起头来，结果还是重复先前的话。阿来没能说服麦家，但他读书之多，记忆力之强，逻辑之缜密，分析之透辟，真是让人佩服的。

他的这种本事，其实早为文学界所熟知。2006年至2008年，我去上海读过一阵书，给我们讲课的，有从瑞典请来的大提琴演奏家，有从台湾请来的卜卦大师，有上海本地的性学专家和社会心理学家，五花八门的，很好玩儿。当然，更多的还是文学名家。阿来第一个被邀请。对此，我跟上海市作协秘书长，也是我们的班主任臧建民先生聊过，他说，之所以作家中第一个请阿来，首先是因为阿来是个有思想的作家；第二是因为他会讲。的确如此。他那次讲民间文学与口传文学（我想，他选这个题目，与他当时正筹备写作《格萨尔王》有关），指出中国当下的文学，多从书面文学到书面文学，很难得从民间文学、民间文化中吸取营养。我认为这是相当到位、也是相当厉害的指证。民间说唱艺人，对自己讲述的东西都很“信”，因为信，便有了神性，有了天然的感染力，他们所讲的故事，是对神的选择，是关于这个世界的巨大的秘密，而切入的方式，却是直截了当的，不管不顾的；既然信了，还管它什么顾它什么？而我们作家的头脑，却被“意义”空前地磨损了，对民间文学的态度，多是将其当作题材资源，没有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去向民间文学学习；即便作为题材，也是利用间接资料，不愿意深入实地，做田野考察——阿来自己，是特别注重田野考察的，他随时开车穿过二郎山，回到故乡去。我在康定地界有些朋友，好几个朋友都说自己陪过阿来。前几天跟甘孜州一个县委副书记喝酒，他也说自己陪过阿来。为写《格萨尔王》，他到传说是格萨尔王故乡、也是康巴文化发祥地的德格等地，奔波数次。德格那地方我去过，与西藏一河之隔，距成都是相当遥远的，途中还要翻越海拔五千米的雀儿山。平时，他也常在成都周边转悠，为的是双脚能踩到土地，并拍摄大量照片，研究动植物，餐桌上用于装点的两片叶子，哪怕很少见，他也能准确地说出它长在什么树上。有回他去我老家参加文学活动，我因故未能去成，后来看他写的文章，他提到一种鸟，戴胜鸟，我在那里生活多年，却不知道那玩意儿就是戴胜鸟，我以为这种鸟只活在书里。

对田野考察用功之勤，中国的名作家里面，大概要算张炜和阿来了。

——那次阿来在我们班上讲课，讲了近两个小时，没有讲稿，却无一句废话。

后来开会，多次听他讲话，无不如此。他确实是既有思想又会讲的人。

不过，阿来的“会讲”，要看站在哪种角度去说。如果站在世故和世俗的角度，你可以认为他一点也不会讲。分明让他做某项文学奖的颁奖嘉宾，他却说：我看这些作品咋这么差劲儿呢？（媒体）分明让他对四川文学褒扬几句，他却说：四川的文学，只有周克芹是土生土长的四川内地人，写的也是四川内地的生活，别的四川作家和作品，或者不是四川本地人，或者不是写四川的生活，因此，表面繁荣的四川文学，其实存在着巨大危机。有回张学昕、何言宏等人来，我们去酒店聊。何言宏说，他正研究一个课题：70后作家一时负有盛名，可直到今天，他们也没能写出让人信服的作品，这其中的原因何在。阿来正读阿伦特的《黑暗时代的人们》，说书里提到了类似问题：当作家面临不能触碰的强力，便主动撤离——中国的70后作家，属于主动撤离的一代，然而，撤离之后必须有所担当，没有担当，作家就不可能写出杰作。由此说到作家对中心事件介入的勇气，世界上的伟大作家，都具备这种勇气，对种族、宗教、政治事件（包括战争）等，都不会袖手旁观。这样的批评是非常重要的，不管是对70后60后，还是对80后90后。当了作协主席之后，阿来积习不改，开会很少有场面上的话，直言作协的某些人，把作协当成机关来坐，既不关心作家，也不关心文学。

这些话很不好听，但据我的观察，阿来不说违心话，不故意打压人，而且提拔后进。

他是一个纯粹的作家。

《尘埃落定》已得到举世公认，专家也罢，读者也罢，要列举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三五部优秀长篇，都不会遗漏了这部小说。但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注意到阿来《尘埃落定》之后的创作，确切地说是《空山》和《格萨尔王》的创作，是他将自己荡开、飞扬继而沉积之后结出的硕果。这两部小说才华依旧，却超越了才华。我曾在一篇文章里说：我们在论述一个作家的时候，喜欢说才气这个词，其实才气是两个词：才和气。才者华丽，所以逗人喜欢；气者朴拙，所以让人小瞧。但纵观古今艺术史，最终取胜的，是“气”而非“才”，因为“气”代表内力，代表持久和穿越的力量；且有“气”者必有“才”，只是玉韫珠藏，不像单有“才”者那样炫才。《尘埃落定》才华逼人，但读到后面的时候，稍有那么一点儿懈的感觉。《空山》和《格萨尔王》，把这感觉抹去了。阿来不只是倚仗自己巨大的才华，他挖掘着更加博大更加丰厚的思想资源，特意地将翅膀收起来，特意地摒弃了完美和光滑，创造属于他、也属于我们的人生寓言。这是一种更大的写作。事实上，真正高级的文学，首先是文学，但又不止是文学。巴金老是说自己“不是作家”，我们也老是把这话当成谦虚，谁也不去注意他内在的骄傲。

冷水泡茶慢慢浓——简述我同阿来的交往

何镇邦

“冷水泡茶慢慢浓”，这是湘籍著名作家、我的老朋友孙健忠告诉我的一句湘西俚语，说的是朋友之间的交往像冷水泡茶一样，慢慢地浓起来，也就是慢慢增进了解、增进友谊，使友谊由淡而浓。

我同阿来的交往，就像“冷水泡茶一样”，慢慢由淡而浓起来。

见到阿来之前，是先读了他的成名作长篇小说《尘埃落定》。那是上个世纪90年代末的事。大概是1997年年底，有一天，接到当时还在《小说选刊》杂志社当事业发展部主任的关正文的电话，说他们准备召开一个作品研讨会，研讨一部即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一个叫阿来的藏族作家的长篇小说《尘埃落定》，邀我参加。我自然答应下来，但心中纳闷儿，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小说，怎由《小说选刊》出面召开研讨会？原来他们精选了二十万字在《小说选刊长篇小说增刊》上刊出。待接到作品读起来时很快被吸引住了。据说阿来写成此书后，辗转好几个出版社被拒，到了《当代》杂志社和主办《当代》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他们慧眼识珠，才被推出来。这要感谢已经病逝的编辑家高贤均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些青年编辑！《尘埃落定》的研讨会后来如期在中国作协十楼的会议厅举行，自然是盛况空前。我也同阿来有了一面之缘，但未及深谈。

过了不久，当时在《民族文学》杂志担任常务副主编的艾克拜尔·米吉提交给我一个任务，撰长文评论三位藏族作家的长篇小说，即：阿来的《尘埃落定》、央珍的《无性别的神》和梅卓的《太阳部落》。那是1998年的秋天，我几乎用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细读了上述三部作品，写成一篇一万二千多字的长篇评论。此文题为《无限风光在险峰——浅论三位藏族青年作家长篇新作的艺术成就》。在《民族文学》刊出后，《新华文摘》转载过，几年后《中国藏学》杂志又重发一遍，后来收入我的一部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评论集《九十年代文坛扫描》之中。我对《尘埃落定》的评介当然很高。在这篇长文中，我这样写道：“我以为，《尘埃落定》之吸引人处，首先在于长篇小说的文体创造方面，它的叙述角度、叙述人称、叙述语调都很独特，很吸引人，它的情节也提炼得好，很吸引人；再进一步看《尘埃落定》内在的吸引力。说它写了‘土司制度的浪漫与神秘’，说它写了土司制度在本世纪上半叶瓦解和衰亡的历史，都是指的小说主题的基本指向而言。小说的主题是多义的，但就其主题的基本指向而言，主要写的是麦其土司的衰败，写了土司制度的瓦解，而这个过程在小说中主要体现为鸦片种植、引进贸易、引进梅毒和‘红汉人’的到来等四个阶段，这大概就是土司制度瓦解过程的艺术再现，也是奴隶制度逐渐崩溃、藏族这个古老民族逐步走向现代化过程的艺术再现。”当然，我也肯定这部小说“以诗为史”以及它具有单纯性、传奇性和混沌性等史诗的特征。而到了1999年举办的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评奖过程中，我驳斥了一些人诬称《尘埃落定》思想上“反红汉人”和艺术上模仿《铁皮鼓》等谬论，并进一步阐述了它的思想艺术价值，最终，阿来不负众望地登上“茅盾文学奖”的领奖台。

本世纪以来，我多次在成都见到阿来。

2006年酷暑中我应邀到成都参加四川省作家协会举办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题材作品研讨会；2009年6月又应邀到成都参加关于抗震精神的研讨会，此会也是四川省作家协会联合有关单位举办的。在这两次会上都见到阿来，后一次会议阿来是作为四川省作协主席出席的。我同他会内会外都有过一些交谈，他还是那么低调少语，睿智幽默，我邀他加入“名家侧影”，为他做一期“名家”专辑，他都婉言谢绝。看来他没有别的一些作家那样对宣传自己比较热心，我也就作罢了。

2011年4月、5月、6月和9月，我四度入川。其中两次到成都，两次同阿来相聚，聊得比较多，彼此更加熟稔起来。6月中旬到乐山参加“名家看四川，魅力乐山行”的活动，阿来是团长，相处五六天，在一起聊得更多，彼此也更加相互理解。活动的第三天，我们一行在参观过沙湾区的不锈钢厂、郭沫若故居以及中午于途中参观一座乌木博物馆后，赶到峨眉山七里坪“国际度假区”时，已是下午近四时左右，热情的主人还为我们安排了步行参观山间古镇等活动，我实在参加不了，只好告假在房间里休息。六点多钟，主人派车来接我到景区会所就餐，才知道有些人在议论我，好在团长阿来出面解释：“何老师年纪大了，应多休息；我们到七十多岁时，有他这种状况就不错了！”我听人转达了阿来的这几句话，心里暖暖的。这个晚餐，与阿来同桌，兴致颇好，还喝了点酒，乘兴又提出在“名家侧影”为他做一期专栏的话，他答应了。这让我开心了一大阵子。翌日我们一起登上峨眉金顶，只见阿来胸前挂着一架专业的照相机处处照相，颇为快活。当天下午下了金顶到峨眉山市后，投宿于乐山市最顶级酒店红珠山宾馆，我们被安排在八号楼即贵宾楼。我由于入住上出了点岔子，甚感疲劳，没有出席乐山市委宣传部部长举行的饯行宴会，也是阿来为我说话打了圆场。当晚，在他和两位与会的女作家陪同下，游红珠湖，阿来显示出他渊博的植物学方面的知识，一边游湖一边介绍湖岸各种奇树异卉，使我们眼界大开，也使我疲劳顿失。这时候，阿来显得特别可爱。

一个夏天中，为编辑专栏事，同阿来多有电话与短信的交流。8月初，他到了青海的三江源进行考察，为一部新的长篇小说作准备，搜集素材。当然，也有一些副产品，像发在本期的散文《果洛的山与河》就是其中的一个副产品。

9月28日，新华文轩出版集团在成都举办“‘5·12’汶川特大地震文学创作出版研讨会”，我应邀从射洪赶到成都赴会，又一次与阿来同会。会上，阿来回答了他三年来未写抗震题材作品的提问，很机智，也很真诚。午餐时，又一起喝了点酒，聊得很欢，我称他为“老藏”，他高兴得笑起来，笑得很灿烂。

这就是我同阿来交往的经过。“冷水泡茶慢慢浓”，我们渐行渐浓的友谊，正应了这句湘西俚语所表达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