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染

一个作家的生活片段

陈染

一个仪式

在写作的日子里，我似乎每一天都要在自己的小工作间里磨上一段“挣扎”的时光。这个情形外人是无法知道的，连我身边的人也难以窥察。我脸孔平静，神情肃然，寂静地坐在桌前，身上是柔软的半旧的棉布衣裤，不佩戴任何饰物。我面窗而坐，桌上是一台打开的电脑。我的双手洗得干干净净，像个在幼儿园里吃饭前的乖孩子那样，双手合拢一动不动。

似乎是一种全然的静止状态。然而，我自己知道，明净的空气中有什么东西正在无形地潜伏着流动，“静态”中正有一种看不见的“动态”喷薄欲出——那是内心的光线，当我被这缕光线照亮的时候，一些文字就开始慢慢地坐落到我电脑中的纸页上来了。

这似乎成为我每天的一个仪式。

以前，我曾在这个仪式中，让电脑呈关闭状，因为听说电脑屏或多或少存在辐射。有一天，家里的小阿姨进来询问我事情，见我端坐着，电脑并未打开，便问我在看什么，我“哦”了一声。从此在这个仪式开始便打开电脑了。

有时候，这个仪式很短暂；有时候却很漫长，漫长到一天，甚至很多天。

我无法说清这仪式中快乐与忧虑的比值是多少，也不愿意计较。谁愿意计较对自己的孩子所付出的快乐与忧虑的比值呢！

键盘之舞

常常是一些混乱的雪片般的念头在脑中飞舞旋转，我找不到源头，心烦意乱，魂不守舍，感觉有什么东西存在又抓不准，想脱开身又走不掉。恍惚中，有些“雪片”等不及我凝神屏息，就融化消失了，有些“雪片”则顽强地与拥挤的“热”斗争着，存活下来，等待我的手指把它们敲击在我的键盘上。

第一句话终于从脑子里漫天飞舞的雪片中冲出来了，似乎从额头打开一个神秘通道，其他的句子就顺序涌出，轮廓渐次清晰，直到抵达深处，抵达我的某个意图的完整和圆满。它们像一只只听话的小虫子，神秘地听任我的摆布，在我的电脑里安了家。

对于我个人的精神活动来说，这个时候，我的乐趣已经完成，也已经足够；其他的社会化过程，则是另外的事情，那些不再与我个人的乐趣相关了。

我曾偶然听到过一句歌词，“孤单是一个人的狂欢，狂欢是一群人的孤单”，这是我们熟谙的话语。它使我想到写作，写作其实是孤而不单，是一场和所有人在一起而谁都看不见你的独享的狂欢。

我终究是可疑的

我常常在电脑前写了又画掉，画掉又重写。从转椅上站起来，站起来又坐下。我写了一首诗，写完改了又改。第一稿像出自一个二十岁女人之手，激情而碰撞；修改之后，又像是出自一个四五十岁的女人，节制而深沉。然而它们的作者都是我，我是一个年龄随时变化的女人，同时又要求自己恪守自己的规则。时光流逝了，我依然在这里。

我常常疑虑，一个作家在电脑上颠来倒去，纸上谈兵，与一个生活的实践者在现实中的身体力行，哪一个更真实？哪一个更老练？哪一个更强大？

无疑是后者。而在现实中我终究是一个可疑而胆怯的人。

梦与写作

我常常对写作本身发生深刻的怀疑，最持久的一次怀疑发生在几年前。那时，我的生活状态也是一团糟，难以解脱的苦恼。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没写一个字，精神极为抑郁，在医院治疗了数月才恢复。

我曾反复出现的一个梦就是考试，梦到自己面对试卷回答不出的惊惧。早年读荣格、弗洛伊德们学说的时候，记得他们关于考试和惊恐的梦大致是这样的解说：考试的梦意味着梦者对自己的生活发生了新的评判，暗示出梦者对自己的怀疑和强烈的审视。而惊恐则昭示梦者正饱受着某种精神折磨，潜意识中存在着梦者想要正视现实中的怀疑和焦虑，并且面对现实。

无论我们对西方精神分析学，特别是对弗洛伊德学说持有怎样的批判立场，但在这一点上我是充分认同的。在我重新开始写作之后，有关考试惊恐的梦，便不再做了。

我为梦里不再面对考试的惊恐而感到解放。为此，我愿意写作下去，思考下去！

我如何“深重”

倘若，只有主动选择冒险、苦难、动荡、分离、痛苦等现实生活的元素，才可换来一个作家的创作源泉的话，那么这样的作家我是不会主动去做的。我愿意保持生活的安宁、平衡与和谐，并为此付出努力和责任；我愿意让那些纷乱如麻、探求明晰的思想，只活动于脑中，成为一种精神活动。而我本人的生活，为什么要主动成为一个颠沛流离、动荡不安的实践者呢？为了写作而受“苦难”吗？不，决不！

同时，这个世界不能为了成全你是一个“深重”的作家，而故意战争连绵，也不能为了成全一种主流的苦难意识而永保苦难。和平、文明与幸福照样产生“深重”！问题在于，我们传统中“深重”的观念，似乎只被定位于社会动荡、苦难贫瘠、居无定所、动荡流离等相关的生活。

中国传统的文化艺术观念，似乎不苦难就不足以深重。难道发达和文明，就意味着深重的作家灭绝消失吗？不苦难就没有深重吗？倘若如此，那么人类发展的美好趋向真是与我们中国作家的职业追求相悖逆！

不，决不是。

战事连绵的伊拉克有战争的深重。

穷困的乡村僻壤有贫瘠底层的深重。

走向文明的现代都市有繁华锦簇的深重。

底层、中产、精英各有各的深重。

“深重”，怎一个“苦难”可以了得！

冥想与回忆

冥想与回忆似乎是我的癖好，虽然没有到达沉溺的程度。这种恰好的火候，使我安然地生活在自己家中，而不是被送到精神病院里。

这种由来已久的癖好与我的职业无关，我想，它应该只与我的性情有关。倘若我不是一个作家，我的一生依然会有很多时间处于冥想与回忆之中；恰好写字也是我的一种癖好，而这个写字的癖好，成全、梳理了我的耽于沉湎的性情，使我走向精神的健康。

并不尽然是怀旧主义倾向，往往是一些模糊不清的也不一定有什么意义的零碎片段，它们没有什么秩序章法地来到脑中，并在此盘桓。更多时候，是一些现实的碰撞在脑中叮当作响，这里面有激情、有愤世、有忧伤、有回想。当我把这些外人听不到的叮当作响的东西，转移并升华到电脑中的纸页上，我的一颗悬着的心仿佛才落了地。

陈染：在岸边静默开放

徐虹

如果以为陈染是一个十足的书生，是不全面的。她固然很林黛玉：很瘦很瘦，小尖脸，大眼睛，走路弱柳扶风，敏感到无微不至。但是她也兼备薛宝钗的圆熟和机敏。在神经质之外，自有一种处事的圆通与练达，会逢人只道三分语，会随和与超脱。

有一年春节，我和几个朋友去看一位文学界前辈。陈染就住在前辈家附近。我想也没想，很兴奋地给她拨个电话，她听了立刻说也要同来拜望，她执意来了。前辈戏谑笑道：陈染咱们这么近住这么多年，他们不来，你是不会来看我的！陈染连说，早该来，怕打扰，亏徐虹打了电话。

但是我分明体会出另一层意思：既打了电话，她也不好不来。其实她根本是懒得交往的，自顾自地，也无求于人的。前辈在文坛举足轻重，能量大得很，一到评什么奖，期望拜见的人总是很多，性情直率的他却总是避之不及。但他显然是欢迎陈染的。而陈染来，是因为兴之所至，随和着大家热闹。也因为深谙世俗的礼节，她的礼数后面藏着原则和身份。

陈染评价一个人，常常说“这人挺舒服的”。她说起雷达，说雷达西北人，性格率性憨直，处久了觉得“这人挺舒服的”。也说起住楼下的高洪波很客气很绅士，“高洪波这人挺舒服的”。很多年前她说起铁凝，也说“铁凝这人挺舒服的”。说起舒婷、方方，都是同行姐妹，既温暖，又有分寸和原则，总之心里喜欢。一言以蔽之，“都挺舒服的”。

但有一些人，她却很不以为然，只是话到嘴头不多说。她的原则似乎是只说谁好，而不说谁不好。有一次我们在电话里说起什么人什么事，她感叹道：人家要生存，人家要社交，人家要想方设法，也挺不容易的！她把重音放在“人家”上，带着京腔。话虽没有不动听，但多少有几分轻视和无奈。

她出名在上世纪80年代，那时候是“文革”后的文艺复兴，作家和批评家是严肃的，有道德感、责任感和使命感，彼此对文品和人品也都认同——那是她的繁盛时代！现在，以她的眼光看当下许多作家，很有些繁华过后前辈看晚辈的意思，同时也掺杂了对世风的感慨。她见繁华见多了，情况尽收眼底，心里全明白。

我跟她是交过一些心的。有一次在路上，我开车，她漫不经心地说，你还且折腾呢！我已经学会了“顺应”了。

以前的陈染，是颇为反叛的，特立独行的，像一个瘦弱的女战士。按王朔的话说：“我记着你那时候不大理人，还挺能喝酒。”而到了新世纪，陈染已经学会了规律地生活。每天按时吃饭，按时睡觉，按时散步。她养了一只狗名叫三三。“三三是我儿子，我每次喂它骨头，都把肉一点一点剔下来，怕扎了它。”她宣称自己已进入“老年生活”，虽然她正值盛年，一朵暗花在角落兀自鬼魅地开着。

她当然也试图把她的洞察与聪明运用于社会生活，努力去适应、去参与，努力与各式各样的人打交道。但总难免踉踉跄跄，力不从心，“感到很吃力”她说。有一次她出席一个饭局，唐突地先走了。她的雷达敏锐地开着，她的原则又不肯让步，看看局面不对，就常常先走。她用逃跑的方式回避着世界，回到自己的生活中来。她周围像有一道金箍棒画的圆环，圈里面是安全的。但她有时候又那么的不甘心，偶尔溜达到圈外来。然而看见风吹草动、情况异常，又赶紧掉头跑回去。她在两极间艰难地徘徊，终于没有找到很好的解决办法。

逃跑，或者叫作回避，是她的真经，她也以此教育我。我说起一些人，用了“霸道”二字。她说，躲开罢！不必打交道就是了，但也不必逗起他们的火儿来。我认为她是高明的，体面的。

王蒙曾评价她：“陈染有一个又清冷，又孤僻，又多情，又高蹈，又细腻，又敏锐，又无奈，又脆弱，又执着，又俏丽，又随意，又自信自足，又并非不准备妥协，堪称是活灵活现的呼风唤雨，撒豆成兵的世界。”显然他把她看得透彻。

重新翻翻《凡墙都是门》《与往事干杯》《私人生活》，时隔二十年，她的作品一点不过时。字字散发着暗金的光芒，具备真正品质——它们无疑是当代文学史中女性写作的标高。如果说一个人的创造力，与他（她）跟世界的冲突成正比的话，那么她的“顺应”究竟是幸还是不幸呢？而她，从来是习惯于心中了然却沉默不语的。

时代迅速往前走了，走到了她所不认识的流段。在时代大潮中，很多人迅速调整了姿势，坐上了顺水船。她是宁可站在岸边，不肯随便走的。或许正是这样，她才是不打折扣的陈染。

时间流逝了，她依然在这里

李美皆

一你好，我是陈染

第一次知道她的名字还是在读大学的时候，宿舍里有个女孩拿着《纸片儿》，说写得很独特。我那时正在恶补西方文学，对于中国文学几乎是不沾的。虽然没看《纸片儿》，记忆中却留下了陈染的名字。

读研究生的时候，陈染的作品就熟了起来，那时她的名字经常是和林白连在一起的，一起被视为女性主义写作或私人化写作、身体化写作的领军人物。我1998年的硕士论文就以“女性文学的自恋”为题，论述的第一个女作家就是陈染。因为是不得不做的毕业论文，里面便少不了“强说”的成分。论文在2005年分成几篇发表出来，基本保持了1998年的原貌，没有增添什么与时俱进的内容，这对于陈染来说倒没有多大遗珠之憾，因为她的主要作品在1998年之前差不多都出来了，之后写得不多。

2005年的冬天，我曾经在网上不经意间发现她的博客，进去浏览过几次，发现她贴文并不多，倒是常常贴些照片。她在博客中似乎经常为身体不好、为没有精力打理博客、为博文更新太慢等向读者道歉。而她的读者都是那种经典怀旧式的老牌粉丝，不仅原谅她，而且经常担心、怜惜和祝福着她。后来，我看见了她关闭博客的告示，一下子对她又有了新的尊重，觉得这才是她。

2007年冬天，在北京参加青创会的时候，远远地看见了陈染。一眼看到，便知道她是陈染。大家都在等待合影，人群散乱而膨胀，她的身影出现在其中，则带着那么一种孤静，孤静得似乎根本不属于那里，就像月亮不属于人间一样。周围的热闹似粉尘，凸显出她的寒与寂。毋庸讳言，她已经不再年轻了，然而，又依然是少女的细弱矜持的一副表情——我想起她的小说中经常出现的一句话：时间流逝了，我依然在这里。两者统一在她身上，使我感觉到悲怆。她是那么瘦！后来我知道，这与她的萎缩性胃炎有关。但我想这并不是全部的原因，主要的，恐怕还是她的内心的消耗太大，她的内心太矜持，因此，连她的身体都是矜持的，矜持到拒绝发一点点胖。所谓母性的光辉，都是与身体的发福相连的，有哪个圣母不丰腴乃至肥腻呢？所以，她的脸上没有这个年纪的女性通常会有的那种母性的温暖的光辉，而依然是少女的寒烟翠。

会议的最后一个中午，有人打电话到我房间，说，你好，我是陈染。我以略微有点不知所措的热情迎接了她。这一切其实也不是特别意外，因为此前我已经知道她愿意读我的文章。我们很自然地交谈了起来，很快发现彼此是那么相洽，因为我们都是真诚的人，而且，真诚与真诚是可以相互唤醒的，这使我们的交流非常容易。也许使她可以对我伸出手来的不是勇气，而是真诚，以及对另一份真诚的确定。

整个下午，我都在为我们的坦诚相交而欣悦着。她亦然。我原来以为她会很难处的，是我想当然地要敬而远之的那一类人，一接触却发现她是那么体贴、周到。她的礼数周全是因为她敏感而又能将心比心。如果一个人的敏感是单向的，要求别人对她当心，她对别人却不当心，结果可能就会像黛玉那样不讨人喜欢。但陈染的敏感是双向的，你会受益于她的敏感的回馈。

二为什么我们没有家

青创会之后，我们又有过一些短信或电子邮件联系。有时候，我们会交流对某个作家或某部作品的看法。牵涉她的同行，她总是非常谨慎，对于我的随便一问，都会表现出考试般的紧张，或者答记者问式的审慎。我说，真把我当评论家啊？她害怕媒体，害怕外界的口舌，害怕留下任何不安。即便熟悉之后，她如果一时忘情对我说了什么痛快的话，也会不忘嘱咐一声：别把我的胡言乱语跟别人说。

敏感自尊的人承受力都是非常有限的。为了内心的妥帖，她选择规避。在单位，她是一个收缩型的人，从来不给自己和他人惹麻烦，从来希望别人忽略她的存在，这我早就知道。在中国，单位是一种文化。我无法想象陈染也是属于某个单位的，但她确乎是属于一个单位的，那就是作家出版社，而且她在自己的单位待得安然、恬然，默默地做着一个称职的编辑。当我第一次听说她连副高职称都没有的时候，惊讶得简直不知说什么好，她却处之如常。

我读了她近年来出版的几本书，某些内容令我大恸，比如，在这远离家乡的冷冬的二月，我沉湎在某一个“尽头”，某一处“禁期”——我在设想自己的结局：待到那个最后的时辰，我想我会理智清晰地交代好一切后事。然后不用说一声告别、“不带走一片云彩”，只身前往阿姆斯特丹（或者其他实施了安乐死法的地域），独自办理手续，独自在异国他乡把自己静悄悄交给上帝……她有一篇文章专门写她的爱犬三三。对于三三，她绝对是惜如命，爱如子。母亲、三三、她，相依为命得令人担心。在这篇文章里，她写道，曾经因为对三三爱得过于深切，于是，认命般地接受三三在自己生命中的必然，甚至想好，就是到了“尽头”，也要先交代好三三。

生老病死，人人尽然，然而在她写来，却有一种直抵生命极处的深痛、锐痛。我想，这是因为她的爱从来不扩张，也无依赖的缘故。面对死亡的孤独决定了一个人内心最根本的孤独。她是不会向人间借一点点温暖的人，由于自尊，由于矜持，最根本的，是由于内心的凉意。就我跟她的对比来说，我觉得她是阴性的、凉性的，而我是阳性的、暖性的。因此，读她的东西久了，我需要放下来，缓一缓，类似一种“还阳”的需要。

她的内心为什么会充满凉意？这连着她的另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没有家？她在一篇文章中曾经写道，父母离异后，她跟着母亲住在办公室里。有一次母亲带她到姨妈家去，她站在姨妈家的窗前看着下面的街市人流，突然流着泪问母亲：为什么我们没有家——写到这里，我再一次如读到那里时一样，泪流不止。

在女孩子最敏感脆弱的青春期，她失去了父亲和家，失去了内心深处的依恃和安全感。虽然还有母亲，但同为女人，母亲自有其脆弱的一面，并不能撑起全部江山。女儿对母亲的依赖，不能不带着悲辛的成分，甚至，对于母亲的悲悯，以及由此转化而来的自我悲悯。这就是她的忧郁得滴水的少女时代。陈染在另一篇文章中写道，一位男同事在闲谈的时候说到自己每晚都要给上中学的女儿按摩放松，因为她上学太辛苦了。于是，她背过身去流泪，说，你真是一个伟大的父亲。她说，这样的男人，再怎么普通平凡，也是一个伟大的父亲。读到此处，我又一次鼻酸泪下。陈染内心有两个相悖的情结并存：憎恶并惧怕父亲般的男人，同时又对父爱有深深的渴望。只不过她把恋父情结保护性地掩蔽了，因为她没有安全感和信任感，害怕得不到反而受伤。

陈染是很难比拟的，她是尤瑟纳尔、萨冈、张爱玲、杜拉斯等人的混合体，但你很难说她究竟像谁，许多的影子在她身上碰撞。她很感性，但也会喜欢尤瑟纳尔这样的知识型女作家。有一次我说道，不喜欢强行灌注好多思想的小说。她说，可是，我是可以喜欢克尔凯格尔、维特根斯坦那一类感性的思想的，没有思想的小说觉得欠缺。我说，是的，你喜欢思考型的，我喜欢感受型的，必须首先从感性上打动我，才有可能喜欢，我不喜欢尤瑟纳尔。她说，不同没关系，我们有共同的基本的底线：喜欢诚恳。评论似乎比创作更需要思想，但是，一个乐于感受的人却做了评论，而一个乐于思想的人做了作家，这似乎有点吊诡。正如她喜欢尤瑟纳尔，可尤瑟纳尔的人生似乎就是一场长假，而她却活得这么不轻松。

三我依然觉得衰老本身并不可怕

《私人生活》之后，陈染是写得越来越少了，开始还写过随笔，后来随笔也很少写了，对于自身，对于世界，她似乎已经失去了表达的欲望。她曾经有创作量颇丰的时候，所以相比之下，是进入沉寂期了。当然，这也未必是坏事。有一次我提到，某位作家尽管一直在写，但东西越来越没法看了。她说，所以我总提醒自己，千万要懂得适时而止，要时时反省自重。从这个角度讲，陈染的沉默是可敬的：如果不写比写着更让我看得起自己，那就选择不写吧。

市场经济所带来的社会转型，也给文学带来了转型，对于越来越悖离自己理念的文学和文学圈，陈染渐渐疏离了。我曾经问她编什么书，并想当然地以为是文学书，她说，现在宁愿编一些保健类的书。这种疏离，有自觉的成分，也有不由自主的成分。在创作的鼎盛期，陈染就被视为边缘化的，但那仅仅是就写作而言，而当时边缘化的写作在文坛还是备受关注的。一个人的反主流和叛逆只要是有人关注的，她就是拥有话语权的。而她现在的边缘化，可能不仅仅是写作的问题了，而是话语权的减少。当文坛与功利相连的时候，话语权就与一个人的地位密切相关了。她的自觉疏离，体现在她不能适应这个文坛的变化，自动趋于保守、持重、洁身自好。她的矜持自重使她既没有游戏精神，又不能忽悠炒作，当然不可能成为媒体的宠儿。而话语权往往就是通过媒体来实现的。这样，她的疏离也就有些不由自主了。

其实，陈染她们的边缘化因素，比如私人化和身体化，只在当时是罕见和出位的，拿到现在已经很平常，差不多快成主流了，而现在的主流意识形态也变得宽容多了。可是，当主流变得宽容的时候，她们也被遗忘了，主流已经把宽容的目光投向下一代，乃至下一代的下一代。而她们曾经与主流对抗的渊源却固定在那儿了。这可能就是她们渐趋冷却的原因。

二十几岁的陈染，会让我联想起萨冈。她当然也先锋过前卫过，她曾经对我说，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前期，看过许多动静很大的实验舞实验剧实验展，真的非常失望，做作之极，打着实验的旗号而已，实际很幼稚。现在的陈染，则更多地让我们联想起中年以后的张爱玲，因为洁身自好而神秘落寞。一度，我开会比较多，她说，我觉得你不必参加那种会，干你自己的最好，多快乐啊！我知道她是担心我会沦陷，但我想自己是把持得住的，我说，我们已经够边缘了，应该相互鼓励着不那么洁身自好才好啊。她说，嗯，其实，你不洁身自好，对我只有好处。我们都在电话中笑。

在文坛的转型期，陈染没有与时俱进，从此，她似乎就被一辆前行的车子抛下了。新世纪的阳光几乎不再照耀到她身上，她作品中更多提到的是90年代，那才是她的时代。她活得太自我，当然不能成为一位识时务的俊杰之士。由于健康的缘故，她的创作力也在这一时期减弱了。与此同时，她也不再年轻。无疑，即便并不去利用，年轻也是女人的资本。她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母亲有一次对我谈起时光，她意味深长地说，当你老了，你身边的男人女人们都把流连的目光停留在你周围的那些年轻光滑的脸孔上的时候，没有人再注目你，这时你才能真正体会到衰老的滋味。我懂得母亲的话。但是，我依然觉得衰老本身并不可怕。”我认同她的话，衰老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内心的衰老与庸俗。可是，别人认同吗？文坛跟所有的坛一样，难免势利，如果你没有各式各样的资本，就不会再成为被关注的焦点。

因为轰轰烈烈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更因为健康的原因，她开始与生活和解。她身心的状态都放下来一点，往生活里走了几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她的触须已经全面向生活伸展，相反，她更避世了。她的近乎洁癖的洁身自好，使她害怕沾染任何不洁，而生活永远不可能是洁净的真空，那么，她只有避到世界之外去。甚至，她对于生命终结方式的选择，也是一种洁癖——洁来洁去至此！她的精神洁癖部分源自于她对外部世界的不信任，她像一只受惊的小鹿一样敏感而警觉。即便对于朋友，我感觉她也是迫切需要距离的。在向你走近的同时，她紧紧地抵抗着距离的消失。保持距离，她才会有安全感。她的自闭，出于对个人存在方式的自觉选择，无怨无悔。

四以后你也许会觉得文学对于生命其实很轻很轻国庆节，我发短信问候她，她说，高烧了一周，刚退。我不由得感慨，你可真是多愁多病身啊！嘱她静心休养，什么也别想。

她说，这季节最容易上呼吸道感染，你一定小心。这次生病我想了很多，主要是养老问题，人最终其实都是无助的，很绝望。以后你也许会觉得文学对于生命其实很轻很轻。你好好过节！

她才这个年纪，就担心养老的问题了。她忧患，是因为她自尊。记得多年前看过她的一篇随笔，写她散步的时候，看见一个体面的老人犹豫之后，终于向着路边食客的一桌剩菜走去。她说，我发誓，只要我活着，绝不让我和我的家人落到这种丧失尊严的地步。这种来自敏感的自尊和骨气，让我想起张爱玲，当张爱玲对胡兰成的爱已经濒临乞怜的地步，胡兰成说，她终于不能落到雾数，想要自卫了。敏感自尊的人最怕的，就是这种“雾数”，因此她们会走向决绝。

我感觉语言是这样的无力，车到山前必有路之类的话对她是没用的，但我又不能为她做什么，而且现在她也不需要。我想了想，回了一条不短的短信：你说的包含了自己的体会，我明白。但是，不要只看到生活悲观的一面。地震之后，我更想得开些了。八万人，哪个有非死不可的理由呢？可是他们死了。为什么只能是他们而不能是我呢？有一天厄运降临到我头上，我也会坦然面对。而现在我还活着，这本身就是一种幸运。我还以自身为例向她证明：每个人都有难处。同时也鼓舞她：但都会过去。

她回复我：我明白。你其实更难。无论什么我们都只能去面对。懂你！

我居然给她讲了一通口号式的大道理，自己都感到不好意思。可是，在这个时候，我似乎讲不出别的来，我情愿这么鼓舞她。我说，我只是希望你豁达明朗起来，我们能够彼此给予力量，那是再好不过的了。病着的时候心态都很软弱，病好了，心情就好了。没事儿，放轻松些。

她说，我明白。我们互相鼓励支持！

我希望她真的明白。退一万步说，一个连“尽头”都设计好了的人，有什么理由不好好活呢？又怎么能够活得不好呢？她曾经说过，一个智慧的人，他的人生走向也许是这样的：早年激烈的悲观主义——然后是温和的怀疑主义——再然后是明晰的乐观主义。希望她能做到。

我很欣慰文章可以写到一个不太忧郁的地方打住。我宁愿以一个昂扬的口号做结尾。人生亦然。

我不知道这篇文章的推心置腹是不是会触及她自尊的底线，以至于令她发窘。但愿不会。

聊聊陈染

何镇邦

新近，收到陈染送我的两本书，一为《陈染短篇小说精品·离异女人》，一为《陈染中篇小说精品·无处告别》，均为作家出版社出版，装帧精美，所收作品也相当精致，令我爱不释手。翻读陈染这两部小说精品，并重读她十多年前签送我的长篇小说《私人生活》，还有其他由她送我的作品，三十余年来——从一个中学生到一位著名作家的陈染，她的形象叠印逐一浮现在我的眼前。

三十多年前，亦即上个世纪70年代末，刚刚粉碎“四人帮”，我还在北京一所中学教高中语文，陈染就是我的学生之一，她那时大约是上高中二年级。我从多年的教学经验中悟出，中学生的写作应从模仿范文开始，于是经常选用一些容易模仿的范文供学生临摹模仿。有一次，区里要搞一次全区性的作文公开教学，指定我来上这个公开课。于是我选定陈染所在的班级进行。我从小学课本找来一篇文章，叫《一件难忘的衬衫》。文章记述了周恩来总理的一桩动人事迹：有一次周总理的车从中南海北门出来，刮碰到一位骑自行车上班的女工。女工受了轻伤，衬衫也剐破了。周总理不仅下车道歉，还让人送女工到医院就医，最后还让秘书买了一件新的衬衫送到女工家中赔她。于是，在周总理逝世之后，这位女工就写了这篇题为《一件难忘的衬衫》来悼念人民的好总理。我在给学生讲解这篇供模仿的范文时指出该文的构思特点是，由一件难忘的衬衫（物）引起对一件事（周总理的车不小心刮碰了一位女工的自行车以及为女工治伤并赔偿衬衫的事）的回忆，从而写出一个值得怀念的人，这就是由物→事→人的写法。要求学生按照这样的构思，写一篇千字文，题目自拟。结果，陈染写的一篇题为《一块难忘的手帕》的作文，被选为范文，刻印出来，在有全区一百多位语文老师参加的公开教学课上进行讲评。当时的陈染大概只有十六七岁，圆脸、红扑扑的，两只大眼睛炯炯有神，显出一副聪慧过人之状。她非常大方地站在众多老师同学之间讲述她的构思与写作经过。我想，这件事对陈染以后走上文学创作之路也许有点影响。在那次公开教学后不久，我就被调到中国作协创作研究室工作，陈染也考上大学并在毕业后留校任教，我们之间也就很少有机会联系了。

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我从《人民文学》等刊物上读到陈染的一些中、短篇小说，这些小说大都带点俄罗斯文学的一些感伤色彩，一下子把我吸引住了。譬如短篇小说《纸片儿》《小镇的一段传说》，中篇小说《角色累赘》等作品，都写得相当出色。看到出手不凡的陈染，我的心中不禁窃喜。稍后，陈染调到作家出版社工作。我们同在一个大的单位里，见面的机会多了，往来也就多了起来。尤其是我到鲁迅文学院工作之后的日子里，由于有时要值班住在办公室里，鲁院离陈染家的金台路又较近，我同她母亲陈燕慈女士早就熟悉，于是来往就多了起来。有时是她到办公室来看我，有时是我到她家里蹭饭。

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90年代前期，我同陈染接触最多的一段岁月里，发现陈染生活得很快活，创作上也处于巅峰状态。她每次到鲁院办公室来看望我时，往往会带一些小艺术品送我。这些艺术品都很特别，很有观赏价值。她当年送的一副秦始皇兵马俑出土的铜车马的复制品至今我还珍藏着，并放在博古架上观赏。而她那时也往往把自己打扮成一件艺术品，从衣着到每件饰品，尤其是脚上戴的脚链，就向人们诉说着她的艺术追求与艺术个性。而这种精致、个性十足的艺术追求也体现在了她的文学作品中。本来我是应该为她的作品写篇评论的，但是却一直未能落笔，可能是由于当时太忙碌，心境也不好的缘故吧；也可能由于陈染曾经是我的学生，不愿意轻易来评论她和她的作品，总之，至今我对陈染的几百万字作品也未置一评。这是我觉得亏欠陈染的。好在1991年春曾为陈染办过一件小事，那时她刚从澳洲匆匆归来，写了中篇小说《与往事干杯》，适逢我要南下苏州参加范小青的作品研讨会，于是陈染把稿子托我带给范小青，并由小青转交给她的哥哥当时主持《钟山》编政的范小天。我是《与往事干杯》初稿的读者，是在赴苏州与会的火车上读的，印象颇深，窃以为是陈染的代表作之一。

陈染与林白同时成为“私人化”写作这种文学思潮的代表性的作家之后，我曾收到她那部颇为轰动的长篇小说《私人生活》。说老实话，读了《私人生活》，我更难以评论陈染的作品了。打这以后的十多年中，我们之间由于种种原因，主要是由于我退休之后很少有机会见到陈染，我和陈染居然越来越疏远，但我还是一直关心她的写作和她的身体健康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