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淑敏

不言放弃只是暂别

毕淑敏

我小学毕业时以非常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外国语学校，录取率是四百分之一。在三十多年前，能够从小专修外语，是很难得的机会。学校的规条是：你的一生已经被党安排好了，毕业后直升北京外国语大学，将来成为新中国的红色外交官。

于是外语成了所有科目中的“重中之重”，甚至在初中阶段，数学就成了“副科”。老师对我们的要求是：如果你练习到半夜说梦话，都是用的外语，你才是一个好学生。

我很喜欢数学，但是在这种偏科的教育下，觉得自己不合时宜，只有把真实爱好隐藏起来。假如不出意外，我们这些从小专修外语的孩子，一定会被培养成标准的外语人才。这不是基于我们的爱好和才能的因素，而是社会这个巨大的砝码，一举决定了我们的职业选择。

后来，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学生完全中断了学业，除了用外语背诵《毛主席语录》，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我们几乎不学习任何科学知识。学校有一个很好的图书馆，当时有条特殊的规定，凡借看一本书，还书时必须交一篇大批判稿，否则就不能再借书。苛刻的条件没有阻止大家读书的热情，几个女生一窝蜂地跑到图书馆，每人借回一本书，互相传着看，为了取得借书资格，我只好违心写上一篇批判稿。记得我当时读的是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于是批判稿就写上：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宣扬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他的错误观点主要表现在如下段落，详见第××页……然后我就挑一段托尔斯泰的语句抄上。翻过一页再写，见第××页，下面又是一段原文摘录。我抄写得还特别工整。由于当时如饥似渴地阅读，又很认真地做了记录，至今书中许多段落记忆犹新。我用这种方法，取得了图书馆老师的信任，不断地借书——读书——还书。其他同学懒得写批判文章，陆陆续续地也不再去图书馆借书了，可他们又想知道书中的内容，于是有人出了个主意：“让毕淑敏每天晚上给大家讲小说里的故事吧。”这样，就像长篇小说连播似的，我每天给大家讲上一两个小时世界名著，坚持了很长的时间。比如我很详尽地讲过雨果的《笑面人》，有个同学（她现在美国）前几年告诉我，听了我讲的故事之后，她再不想看原著了，因为印象太深了。回想起来，同学们的这个主意，还真让我受益匪浅，因为要天天看书，还要认真读懂；不仅要记牢，而且要把故事完完整整地复述出来。到了1968年，毛泽东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指示，数以千万的青年人，打起背包，到偏远的乡下去了。在滚滚的下乡洪流中，有一部分未被打倒的军队干部，对自己的儿女下乡很不甘心，提出军队的孩子可否当兵？表面的口号是——在军队里也可以接受再教育，其背后掩藏的动机是——军队中有技术兵种，子女比纯粹当农民可能会有较多的发展机会。可能是出于稳定军队官员的目的，高层决策机构同意了“内部征兵”的决定。一时间，军队干部的子女纷纷穿上军装。这就是在1969—1972年间，席卷中国大陆的“内部征兵潮”。不管年龄大小，从十二岁到二十几岁，只要父母的官职到达了某级职务，一律被征入；不管你的身体状况，只要没有严重的残疾，伪造体检证明后也可以被征入；也不再控制军队的性别比例，许多女孩子拥入军队。这可以说是对“全员下乡”的一种挑战，使得在当时那种单一的职业选择导向下，有了另外的一些可能性萌生。但这种选择，是以家庭背景、父母的阶层特征为先决前提的。如果你是出身工人阶层，除了在对外征兵的激烈角逐中偶然被选中外，进入军队的机会十分渺茫。特别是平民女性，在征兵中，机遇几乎是零。

我就在这时参军。

到了军队以后，经过短暂的新兵训练，就开始分配了。军队的女兵可供选择的职业很少，一是卫生员，也就是医务工作者。一是话务员，以后有机会做通信技师。就我个人的志向来说，我很想成为一名技师，但据我所知，能分配去当技师的可能性大约为百分之三。

我至今非常清楚地记得，临近分配名单公布时，女兵们的心情如火如荼。几乎所有的女孩子都愿意当卫生员，便很害怕仅有的那几个当话务员的名额落到自己头上。但我充满着另外一种担心：我不喜欢学医务，却很可能被迫穿上白色的护士服。

在这种恐惧与矛盾当中，没有任何一名握有分配权的领导，询问过我们个人的意愿。在他们眼中，个人的爱好和素质是毫无意义的。当人的职业选择被社会异化为一种没有生命的物体时，自由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分配名单公布了。我被分配当卫生员，紧靠着我的铺位的另一位女孩子，被分配当话务员。她当时就哭了，因为她的理想就是成为一名医生，理想在这一瞬破灭。

事隔三十多年之后，那女孩已成为一名优秀的载波工程师，但我们畅谈往事的时候，她说，我还是刻骨铭心地想当医生。只是这辈子再没有希望了。我的梦想也在一刹那化为泡影，只得极不情愿地走进充满了药水气味的病房。我后来问过掌管分配大权的领导，根据什么来分配？领导说，根据概率。我们面对着名单，勾勾画画，轮着谁是谁，很简单，很快。设想当年分配的时候，如果我和我的邻居女孩，在名单上占据的顺序调换一下，那么我就可以如愿以偿地当上话务员，她也不必等到下辈子才能一圆自己的医生梦。那个社会被赋予职业生杀予夺大权的领导，大概永远不会知道，借着偶然性这把利剑，他把很多女孩子一生的选择改写了。

阿里，平均高度五千米以上，是地球上海拔最高的地区，面积有三十五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三个多江苏省那么大，而人口只有三万人，地广人稀，高寒缺氧。从北京这个文明繁华的都市，一下子来到中国最荒凉、最偏远、杳无人烟的地方，反差太大了。放眼望去，只见无穷无尽的高山，千年不化的寒冰。生活十分艰苦，一年四季，穿着一身无法更换的棉衣。行军拉练时，女孩子一天要走一百二十里山路。这在平原人都难吃消，何况在高原缺氧的情况下，还要负重，扛着枪、卫生箱、饭锅、米袋、棉靴……对我来说，真是大考验。终年难以吃上一口青菜，更没有零食，仅有的脱水菜，泡开后像一碗烂泥，难以下咽。我的许多战友，将年轻的生命永远地留在了雪线之上。

在广袤无垠的高原上，十一年艰苦生活的锻炼，使我懂得做人的责任，领悟到真理与庄严、崇高与伟大、勇敢与坚强的内涵。人生有许多事件，是难以选择和把握的，但有一点，人可以决定——那就是自己对人生的态度。积极地、向上地、友善地、努力地、乐观地、充满信心地去对待生活，这是雪山和高原给我的礼物。我虽然不喜欢医务工作，但我从小受到的家庭教育是努力工作，好好学习。在无可选择的形势下，我开始很刻苦地学习医务知识，经过系统的医学训练，我从卫生员成为一名军医。

后来在军队发生的一件事，给了我很大的刺激。我原以为只要自己对工作认真勤勉，医术高超，热心为病人服务，我就会在专业上有很好的发展。不想一次在为司令员治病的过程中，他一方面赞扬我的医术不错，一方面长叹道，可惜你是一名女兵。

我很惊讶，忙问他男女有什么不同？司令员回答道：军队是一个以男性为主的武装集团，你作为女性，无论做得怎样好，也很难承认你。那一瞬，我非常失望。我第一次深刻地意识到——我的性别在当今的社会里，是我的羞辱。社会已经把我们固定在较低的层次上了，无论你怎样努力，它都像玻璃天花板一样，悬在头顶，阻隔着你的发展。

在军队服役十一年以后，我转业回到北京，在一家工厂的医务部门做领导，并担任内科主治医生。我开始在医学以外的领域寻求发展。

我决定要找一个男女同工同酬的行当。不愿在付出了同样的努力之后，得不到公平的待遇。年轻的时候，我受社会的制约，无力按照自己的意愿发展，当我步入中年以后，有了相对的空间之时，我要尊重自己的爱好和兴趣，寻求新的天地。

客观上，转业回来后所在的医务单位，由于周围大医院林立，业务量不足，使我成为一名优秀医生的理想变得渺茫。既然生命的能量找不到宣泄的缺口，另外的选择也就呼之欲出了。

冷静分析之后，我发觉自己再也不可能当工程师了。这时的我，已经对医学有了很好的接纳。因为这个行业很能给人以安全感和自我成就感。但我少年时对文学的爱好始终伴随着我，加之在西藏服役的那段传奇经历和与北京现代都市的巨大反差，使我很想把那段经历写出来，传达给更多的人。

在当年外语学校的选拔考试中，老师曾说我有很好的语言天赋。我不知这个说法是否有足够的道理，但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让我对语言方面的能力很自信，并保持着这方面的爱好，进而广泛涉猎了有关文学艺术方面的书籍，打下了较好的文字基础。

我开始利用业余时间，自修有关的中文课程，最后取得了电大中文专业的文凭。这使我的知识结构从单一的医学模式变得比较适宜文学创作。

基础较为坚实之后，我开始小说写作。那年我已经三十五周岁了，这对一个女人来说，实在已不年轻。但我的心理状况不错，并且在写作的过程中，我发现我所受过的医学教育和实践，使我有一些可以迁徙到写作中的经验。比如多年来养成的临床细致观察病人的体验，就使我对自己笔下人物的音容笑貌，有很好的把握。另外医生的冷静和客观，包括悲悯人生的博爱襟怀和对生命的人道主义立场，都对我的写作产生了很正面的指引。

第一篇小说顺利发表，我大受鼓舞，感觉自己可以在这个新的领域探索下去。从那以后，开始了比较系统的文学发展生涯，迄今已十几年，共发表了两百万字作品。常常有人问我，你最后为什么弃医从文？我总是要做一个小小的纠正，我不是放弃了医学，只是暂时的告别。因为我尊重医学是一门严肃的科学，又知道自己不是多面手，难得能同时做好两件事。世界上有些人能一边做好本职工作，一面勤奋地写作，我很敬佩他们，很惭愧自己做不到。医学和文学都是需要全身心投入的事业，我无法兼顾。假如同时来做，只怕捉襟见肘。特别因为医学是治病救人的事业，是和人最宝贵的生命打交道，如果出了差池，人命关天。文学的创作，经常会进入浮想联翩忘乎所以的情境，倘若写得兴起，到了夜里三点，还不忍罢笔。勉强睡去，早上八点就要正常接诊病人，我以为是对他人的最宝贵的生命不够负责任的表现。在经历了漫长的二十二年的医学生涯以后，我是把责任看得重于泰山。在爱护自己生命的同时，深切地关怀他人的生命，已成为我为人的根本信条之一。于是，我在一个深夜，作出了暂时告别医学的决定。那一刻，我潸然泪下。

我不知道今生今世我还会不会再穿上白衣。因为我现在对这个世界有话要说，所以我会写作。当我的话说完的时候，我就要明智地闭起自己的嘴巴。到那时候，假如我的头脑依然清晰，手指依然敏捷，口齿依然清晰，记忆依然牢靠，我想，我也许会重操旧业。即使最先进的仪器使用方法已无法掌握了，但在小巷的社区服务站里，做个医小伤小病的门诊大夫，估计还可胜任。其实，带给我们身体最大病痛的，也许并不是最后那致命的一击，往往是细水长流的折磨。能态度和蔼细致入微地帮助人缓解痛苦，实在是让自己快乐也让他人幸福的善事，我会很乐意那样度过不再写作的日子。

我近年来在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系读学位，每日横穿北京城，背着书包，成了辛苦的小二郎，挂刀封笔。每日灯下，写的不再是小说和散文，只是一篇篇的作业和论文。常有朋友问，你早已有了一个硕士学位，这是何苦来的？我总答，辛苦是有的，但更多的是开心。这个世界上，有三门主要以人为研究对象的学问——医学、文学、心理学，蒙命运垂青，我一一涉足。虽是浅尝辄止，但融汇在一起，相互比照，十分有趣。人在我的心中，高大而卑微，勇敢而羞怯，善良而凶残，威猛而懦弱……人是复杂的梦幻与铁血的真实的完美嵌合体。研究人描述人使人更完善美好，是我很惬意的工作。

蜜蜂、清泉、利剑和星星——毕淑敏印象

童庆炳

好久没有写散文。这一回要写的是从雪山走来的原来的学生、现在的著名作家、文坛当红“花旦”毕淑敏。开了几个头，都觉得有点像写小说似的，矫情，不满意。还是从头说起，平实道出，也许更能写出毕淑敏在我心中的点滴印象。那是1988年的事情。我当时在北师大研究生院任职。我们与中国作协的鲁迅文学院合作办了一个研究生班。我给这个班开了一门叫“创作美学”的课程。学生比较年轻，他们中有些已经成名，写作又正在兴头上。开夜车，熬夜，起不了床，他们常旷课。来听课的“常委”大概只有十几个人。毕淑敏就是“常委”之一。有一次我了解到，她不在院内宿舍住，是走读生。一面在单位拿着听诊器当主任医生，一面却拿着书本当女学生。她家和单位在南城宋家庄附近，每天都要从南向东穿越大半个北京古城，到几乎是坐落在北京最东头的八里庄的鲁迅文学院听课。风霜雨雪，从不中断。特别是冬天，北京城似乎还在睡梦中，她就冒着寒冷的风雪，穿着臃肿的羽绒服去挤公共汽车，尽管挤公共汽车也许对一个写作的人来说，是观察人的好机会（像她后来所写的一篇散文所讲那样），但是我作为挤公共汽车的过来人是深知其中的艰辛的。每当我看见她那红扑扑的脸在教室落座后，都令我这个当教师的感到由衷的欣慰。她那时似乎是怯生生地挤进文学这道高高的门槛，还不能十分肯定自己是不是属于文学的世界，所以十分珍惜每一次学习的机会。

毕淑敏，一只勤劳的蜜蜂。

我的课吸引了越来越多学生的注意，原因之一是每次上课我都要结合我的论点分析一部学生的已发表的作品。这样就不断有学生送他们的已发表的作品或已出版的书给我。毕淑敏送给我的是她的处女作中篇小说《昆仑殇》。我接过她的作品，并没有过高的期待。有一天，我翻开她的小说，竟然把我吸引住了。我被那里面所写的人物的精神所感动，而最让我吃惊的是她所写的竟然是“文革”时期一支队伍在昆仑山“拉练”的故事。我终于找到一个机会，在讲“文学创作的原型”问题时，分析了她的《昆仑殇》，我的艺术感觉告诉我，毕淑敏写的是一个现代题材，但她小说的精神是“返回人类精神的故园”，她笔下的故事与我们民族古老传说“夸父追日”、“愚公移山”有着血脉的联系。她的故事在某种意义上是对“夸父追日”、“愚公移山”的故事的“置换”。我现在查到了讲稿，我当时用格雷马斯的方阵图比较了“愚公移山”与她的《昆仑殇》：

我的分析是：“愚公移山”和《昆仑殇》形象结构上毫无二致，但时代因素和艺术个性特征不同。《昆仑殇》的时代因素是“文革”的路线错误。主人公的伟大精神中又带有愚蠢，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完全置人的生命于不顾。但不能不承认，精神仍然是伟大的。路线错了，但人的精神、勇气是不可否定的。反映了中国人民的忠诚、勇敢、纪律和牺牲精神。整个故事结构与“夸父追日”、“愚公移山”的框架多么相似，同时作品也渗透了作家的个性特征。真实情境的描写反映了作家的现实主义追求，思想上的矛盾表现得淋漓尽致，对于此种情况下的“拉练”这件事情，谴责吗？下不了手，感情上通不过；赞扬吗？也有保留，因为事情明明是错的。这里透露出作者的实事求是之心和对战士的火热的感情。毕淑敏第一部作品的可贵之点不止于此，也许是她的那种对复杂情境的艺术驾驭能力。这部作品似乎是从雪山那里奔走来的，带着那纯净的透明和冰清玉洁的美。我想，她和那些已经成名的同学一样是“有权”旷课的，但是她依然带着微笑坐在教室里。

毕淑敏，从苍莽的昆仑山流出来的一股清泉。

她的硕士论文是研究苏联著名作家拉斯普京作品的“元语言”。“元语言”是我在课堂上给他们讲的一个创作美学概念。毕淑敏学了就用。她运用这个重要的概念分析了拉斯普京的《活着，可要记住》《告别马焦拉》《最后的期限》和《为丽娅借钱》等几部作品。一般地说，我对这些年轻作家们的研究能力持怀疑的态度。他们的智力在描写生活场景时是足够用的，可以发挥得淋漓尽致；但研究理论和分析作品的能力就不敢恭维了。他们中多数缺乏理论思维。但是当毕淑敏把她的硕士论文摆在我的书桌上的时候，真是让我大吃一惊。她竟然能把拉斯普京笔下的形象分析得那么头头是道，用流行的术语来说，“既有深度，又有力度”。那笔墨真有点“力透纸背”的味道了。所以答辩中答辩委员会开会时，没有人挑她论文的毛病，一直在挖空心思寻找一些高一级的形容词来充分评价她的论文。我那时明白了，对于毕淑敏来说，只要她愿意，她可以干成任何事情。她曾经是最好的兵，她曾经是最受欢迎的医生。她的创作力正在喷发出来，她一定会成为优秀的作家。

毕淑敏，一把一磨就利的剑。

她后来写了影响很大的“新体验”小说《预约死亡》，还有其他一些到处获奖的小说，充满人性、人情和伟大的人道主义，让人感到亲切、温暖、明丽和康健，使人觉得生活多么丰富多彩和美好。她亲自到临终关怀医院去体验生活，她和那些快要离开人世的老人住在同一屋子里，品尝死亡的滋味。她想得出就做得到，把恐惧危险置之度外。她到处发表散文，如诗般美丽，如歌般动听，如节日里升起的焰火，五彩缤纷，让人看了不能不心花怒放。可写的不过是一些鸡毛蒜皮的生活小事，什么家庭的“三角”关系（丈夫、妻子和孩子），什么女人的涂脂抹粉之类，并没有什么“重大题材”。然而她的本事就在于她的特殊的艺术感受力，能够从平凡中见出光彩，从普通中见出诗情画意，从枯燥中见出情趣，从渺小中见出伟大，从白中见出黑，从黑中见出红，从真中见出假，从假中见出真。我和我的妻子一起津津有味地看根据她的长篇小说《红处方》改编的电视连续剧，一集也不落。我们感叹社会的变化，议论人生的险恶，同时称赞作家的责任感和同情心。我们后来才读她送来的《红处方》，我们觉得小说比电视剧好。本来我可以给她打个电话向她祝贺。但想到她此刻正在构思新的小说或者是忙于处理成堆的读者来信，也就觉得不必给她添乱了。

毕淑敏，文学天空中闪闪发光的又是讨人喜欢的一颗星星。

一年前，她又回到北师大心理学系攻读硕士学位，同时构思着鸿篇巨制，毕淑敏，终于还是蜜蜂，她也许要酿出让世人都品尝不够的蜜。我们期待着。

一个编辑眼中的毕淑敏

韩敬群

我与毕淑敏的文字之缘，在我有幸责编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红处方》之前很多年便已开始。那时，我正在北京某高校继续着已经感觉有些冗长而乏味的学位攻读。凑巧的是，毕淑敏那时也正在师大中文系与鲁迅文学院联合举办的文学创作研究生班读文艺学硕士。

我们于1991年同年毕业，用封建时代的科举术语，我们该算得上“同年”。我到北京出版社当了编辑，从此谬掌雌黄之柄，空怀述作之心。而毕淑敏则在培元固本之后，开始了向新的创作高峰的攀升。

在这之前，我爱人觅食于市委宣传部文化处，对口负责联系北京市文联，有机会接触京城众多成名已久或正声名鹊起的写家，与他们混了个脸熟。她那儿有齐全的《十月》和《北京文学》，因为她得常看，只是当成了工作，便常失了我们同在校园时的阅读原则。得闲，我会来客串一番“终审”，倒也因而读了不少当代名家的作品，其中印象很深、至今不忘的便有几篇毕淑敏发表在《北京文学》上的作品，比如《梦幻小屋和蓝手镯》《不会变形的金刚》。记得当时对她触摸把握儿童微妙心理细腻入微的能力颇为叹服。

有一次文联组织作家到京郊“泥石流”灾区采访，活动结束以后大车载着作家们回到宣传部，天色已晚。我爱人那时托身无处，就住在办公室里。她邀请毕淑敏上去坐坐。夜晚的市委大楼空寂无人，益显森严可畏。窗外的老树上时常栖息着成百上千的老鸦，到曙色微露，便扑棱着翅膀飞去了。两人聊得兴起，聊得投机，那一天晚上，毕淑敏索性就没有回家，也体验了一把单身女性独处大宅深院的孤寂。这之后多年，毕淑敏在给我的一封信中，还不无感慨地忆起此事：真没想到在如此一个喧闹嘈杂的时代，还有这样能持守寂寞的女孩。可惜的是，这位女孩终究未能一径超然脱俗下去，终于也“竿木随身，逢场作戏”，追逐时流“下海”去了。

那一晚上她们一定聊了很多，而我肯定也是她们聊的话题之一。因为不久之后，爱人便将我临毕业时自印的一本旧体诗稿《茗风诗草》赠给了毕淑敏。这当然是她不遗余力吹嘘的结果。除了同窗好友及我敬重的袁行霈先生，毕淑敏是我赠送诗稿的唯一一人。不是我自己高自标置，自珍敝帚，而是此中有隐曲，“不足为外人道也”。听说毕淑敏居然对我这些一方面是稚拙肤浅，一方面又满是遗少陈腐气息的东西赞叹不已。旧时月色，也能入她的法眼吗？

后来我就尝试着给毕淑敏写信，约请她给北京出版社写书。毕淑敏爽快地表示：非常愿意我成为她的责任编辑。但这时，她已凭坚实而充满韧性的努力，一步步奠定了自己的文名。不少出版社已将她视为渔钓的重点，承诺许愿，势在必得。而我当时的优势，正如我曾多次与她说过的，只有扎实而勤恳地工作。作为她的朋友，我当然希望她积年的劳作能获得全面的收获。

毕淑敏最终将她的长篇处女作《红处方》交给了北京出版社。除了各方面的通力协作，她与我们夫妇之间多年的友情许应是她权衡抉择的一个砝码。

说实话，争取到《红处方》这部书稿，我当时的心理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一面不言自明，惧则从何说起？我长期在高校，对文学的鉴赏称得上训练有素，但眼光尽盯着所谓的大师杰作，较之一般读者，口味不免偏于刁钻；因为凡事皆从纸上得来，缺少现实生活的碰触与磨砺，所以，日渐背离了文学真正的生命。劳伦斯说过：大学教授的口味，其实还不如乡巴佬。语虽偏激，正是深中我辈书虫之病。因此，我暗中还有些担心：自己能否顺利畅快地认可接受毕淑敏的这部作品？而阅读《红处方》的过程把我这种忧虑一扫而空。将近四十万字，我一口气不停歇地读完了。那天傍晚竟误了吃晚饭，一直读到八点终篇，按捺不住兴奋之情地给毕淑敏去电话表示祝贺。

接下来便是愉快的编辑过程。可说的有如下几点：一是书名，最初准备用《白色和谐》，用的是书中人物庄羽置简方宁于死地的那幅油画的名字；最终定为《红处方》，更为贴近主题，也更具警示人心的启悟作用。二是毕淑敏特别请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美编朱虹女士担任装帧设计。朱虹女士生就江南女性的娟秀与文弱，干起工作来，却有一种豁出性命的执着与疯狂。她认真地读了全书，感情被人物的命运裹挟着不能自已，封面上那滴泣血的眼泪以及书中别出心裁附上的那封致读者的信，便出自她吃透全书精神后天才的创意。最后想说的是，毕淑敏在后记中说道，为了写作本书，她“查阅了许多资料，几乎将国内有关戒毒方面的图书读尽”。这绝对不是张大其事，夸大其词。我记得，一天上午临上班前，接到毕淑敏一个电话，说她看到《博览群书》上一则书讯，学习出版社出了一本《中国近代戒毒史略》，问我能否弄到。其实，那本书当时还未出版，不过那天上午，我还是设法找到了学习出版社，找到了有关责编，将书的校样送到了她的家里。这样的效率，着实让毕淑敏也吃了一惊。

关于《红处方》这部作品，评论家们已经说了很多，当然多是赞扬肯定之语，也伴着一些批评的意见。我印象中第一篇评论短文出自京城一位以揭短见长的女批评家，我当时感觉她有些吹毛求疵，不得要领。与毕淑敏交流看法，她倒是一笑置之，非常坦然。后来我在《大家》杂志上看到某位先生宣称《红处方》他只看了四十多页，便无法卒读，不禁疑心此公是否过于性急。我想说的是，就我与毕淑敏的接触来看，对于善意的、旨在建设的批评，她从来都持开放的接纳态度。可惜我们今天的文坛，实在缺少有诚意的批评。

《红处方》获得了首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大奖，1997年《南方周末》推选它为该年度最有影响的十本书之一（也是十本书中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但在国家图书奖的评选中，它却没能入围。这一方面说明了毕淑敏的实力：这毕竟只是她的首部长篇，可证她深厚的创作功底及在长篇写作上不可限量的潜力；一方面也可见出，《红处方》还不是内容形式妙合无间、已达炉火纯青地步、令人无可挑剔的极品。作为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生活经历坎坷曲折而学养相对不足的那一代作家的佼佼者，毕淑敏需要提升自己，超越自己，寻找创作的新突破口。所以今年她又自费到北师大进修心理学课程去了。她学得如此痴迷投入，听说她还想读博士呢！让我们把惊喜留待不久的将来吧。

毕淑敏面面观

何镇邦

我已写过一些有关毕淑敏的文字，诸如《我所了解的毕淑敏》之类。本来再也没有什么新的认识和新的看法可以奉献给读者了，但在我主持的这个关于毕淑敏的栏目里，似乎还需要我的一点补白性的东西，于是就有下面一些点点滴滴的补充。

孝女毕淑敏

在我与毕淑敏的交往中，她给我留下最为深刻的印象是，她是一个大大的孝女。

无论就传统道德观，还是就现代新的道德观而言，“孝”总是一种好的道德情操，一个人讲孝道，是他道德操守优良的重要表现。因此，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孝”总是被置于重要的位置，受到历代封建统治者的倡导，而在当今的社会中，讲孝道仍然被视为一个人行正品端的重要表现。可以这么说，无论古今，“孝”是个好东西。

毕淑敏讲求孝道，倒不是做给人看的，以便落下一个行正品端的好评价，以便被人们“举孝廉”，谋个一官半职。照我多年的观察，她之孝顺父母，完全出于人性的自然。

比如说，当人们询问她为什么进行文学创作时，她欣然答道：“为了让爸爸妈妈高兴。”开始时，我对此感到有点突然，甚至感到有点造作，后来一想，并经过多时的观察，乃认定此系毕淑敏发自肺腑之言，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她之所以暂别医界而从文，乃是其父所策划鼓动之故。当她从昆仑山上下来，告别十一载军营生活，回到北京一家工厂当医生之后，她感到这个岗位很难发挥她的潜能，达到与男性“同工同酬”的境地，于是她的父亲为她出了尝试文学创作的主意。她听从父训，在业余时间，进修中文大专的课程，听文学讲座，上夜班空闲时写小说，有了《昆仑殇》《送你一条红地毯》等作品于1987年秋日的出现。由此可见，那位从黄海之滨打到西北边陲的老军人，在为女儿设计人生道路时，是动用了他驰骋疆场的谋略的；而作为孝女的毕淑敏，由于对老父亲言听计从，于是在由医学向文学的战略性转移中，取得了出人意料的成功。类似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若干。比如1988年秋，当毕淑敏在鲁迅文学院第四期文学进修班修满课程结业时，适逢我们与北京师大联合举办的首届文学创作研究生班正在招生，她当然跃跃欲试，而且也报了名，被录取为该班预备班的学员。这时，她已升任厂医务所所长。她准备既坚持工作，又读研究生班。这时，她父亲审时度势，劝她“不能全面出击”，于是她听从父训，暂未到预备班报到，而是在将近半年之后，安排好工作，再经过补考进入这一期的创作研究生班。这一切都说明，她不仅从小就是个听话的好孩子，就是到了将近不惑之年，仍是个听父母话的“好孩子”。

20世纪90年代初，毕淑敏的父亲病逝。此后，她就把照顾好母亲作为她生活中的头等大事。有这么几件事是我耳闻目睹的。毕淑敏在文坛迅速成名之后，不仅稿约多了，参加各种各样笔会的机会也多了。按一般的惯例，在东道主允许和盛情邀请的情况下，与作家一并赴会的应是其爱人或子女，可是毕淑敏却例外，她却常常携其老母一同赴会，为她母亲的晚年生活多创造些欢乐。1995年夏天，福建省东山岛的县委、县政府、县文联委托我邀请北京的一些作家、评论家参观游览位于东南海美丽的蝶岛，毕淑敏也在被邀请之列，经反复联系，东山的东道主同意与会者携家属赴会，但同行家属往返旅费自理。毕淑敏对此非常高兴，便决定携老母同游东山岛和别的地方。我们一行，从北京飞汕头，再到东山岛，然后由东山到我的家乡云霄小住数日，再到漳州、厦门参观，然后由厦门飞武夷山，在武夷山作四日之游后，又飞福州再转机回北京。半月之间，可以说看尽八闽之精华。一路上，我看到，除了一些必须参加的活动外，一到休息时间，毕淑敏必定陪母亲在她们的房间里聊天，绝不出来和大家一起“吹牛”。

这一路，我才真切地感受到毕淑敏的孝心，认定她是个不折不扣的孝女。

此后的一些生活琐事，也都一一加深了我对毕淑敏作为一个孝女的印象。诸如，每年春节她必回石家庄的干休所陪母亲过年，每年清明节必回石家庄为老父亲扫墓。前年，她的长篇处女作《红处方》的电视改编权卖给了天津电视台，获得一份颇为丰厚的报酬，随后即购置了一辆捷达王。因为她不会驾车，买了车是由她先生驾驶的，而她先生是个忙人，是不可能经常为她当“车夫”的，于是她出门（包括后来到北京师大心理学系读心理学硕士学位）是常打的的。我有一次问及买此车何为，她答曰：“为了双休日回石家庄看妈妈方便些。”原来如此，毕淑敏的孝心又一次在平常事、平常语中显现。

书迷毕淑敏

毕淑敏从小就是个书迷。“文革”初期，她在北京外语学院附中读初一。停课闹革命后，闹了一阵没事可干，她就是一位热心光顾校图书馆的读者，哪怕图书馆的管理员提出了苛刻的条件：每借阅一部中外文学名著，还书的时候，同时交上一篇批判文章，她还是答应下来。因此，她在人家闹革命时，却读了不少中外文学名著，为她日后从事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她攻读文艺学硕士学位期间，在她成名之后，她还是坚持这种广泛阅读文学名著的好习惯，同时也注意读同行的新作。记得她的硕士学位论文《寻找拉斯普京的元语言》，是在她认真阅读了苏联作家拉斯普京的全部作品之后认真独立完成的。拉斯普京是“二战”以后苏联的一位颇有威望的作家，但对于不是专门从事俄罗斯苏联文学研究的读者来说，其名字还是陌生的；但毕淑敏发现了他的作品，认真进行钻研，并在此基础上写出了具有较高质量的硕士学位论文。这件事很使我震惊。还有一件事，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前些年，云南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的“拉美文学丛书”中推出了阿根廷著名作家胡里奥·科萨塔尔的长篇小说《跳房子》的中译本，先在阿根廷驻华使馆举行了一个隆重而简朴的首发式，然后又邀请一些专家、作家和中文译者一起在北京有线电视台的“华夏书苑”专栏中举行座谈。毕淑敏被邀请作为作家代表出席这个座谈会。大概在座谈会前一两天毕淑敏才拿到这部五十多万字的长篇巨著，可她一两天内就读完了，且在座谈会上发表了受到读者和拉美文学专家好评的深刻见解。这也很使我感到震惊。当然，平时在电话里同毕淑敏交谈，也可以听到她对时下一些作品的见解，使我这个吃文学评论饭的人颇受启发，这也可能是我愿意同她电话交流的一个重要原因。作为一位书迷的毕淑敏，她的好学精神还表现在这么一件事上：1998年秋，四十大几的她，在文学创作上颇有些成就的她，居然自费参加了北京师范大学的心理学系举办的一个心理学研究生班，再一次当起学生来了。据我所知，为了坚持参加这个研究生班的学习，她要早出晚归，虽然这一回不用去挤公共汽车，而是打的，但也是够辛苦的了。更重要的是，为了坚持学习，她放下正在进行的第二部长篇小说的创作，而且放弃不少创作计划。是什么原因促使她这样做？仅仅是为了为她的文学创作“充电”，抑或仅仅是因为对那位来自香港大学的心理学导师的崇拜？我以为，这都不是答案的全部。有一次，我在电话中问及此事，她答道，对于人的研究可以从医学、文学和心理学三个方面切入，医学是生理的角度，文学是社会的角度，而心理学则是心理的角度，医学和文学两个方面她都涉猎过了，虽然还不能说很深，应该说这两方面的探讨还是有些深度的，现在缺的就是心理学方面的探讨。于是，她在各方面作出牺牲参加这个心理学研究生班的学习，并且颇有收获。但她感到，要打通医学、文学与心理学三者之间的阻隔，仅有一年的学习是不够的，她正在筹划着进一步学习心理学的种种计划。看来，她是迷上了心理学了。

挚友毕淑敏

在我的学生中，有少数的几位是可以作为挚友的，其中就有毕淑敏。

毕淑敏为人宽厚、热情，又颇通医术，因此，她在鲁迅文学院进修班和研究生班学习期间，人缘极好，不少同学都把她当作医疗顾问和保健医生，本人或家人有什么疾病，都向她进行医疗咨询，她也都一一予以耐心细致的指导。开始时，我也是把她作为医疗顾问的。我当时血压较高，教学工作与写作任务均颇为繁重，多亏小毕为我提供各种咨询，甚至代购血压计和多种降压药品，才得以正常工作。后来，她了解到我的儿子得病在家治疗休养，又帮我联系有关医院住院治疗。这是我们作为朋友交往的开始。后来，我们之间不仅谈文学，也可以谈点社会和其他事情，并且相互之间都可以有所托付。当然，由于住处相距较远，我们之间的交谈大都通过电话。由于有了这种交往，我不仅把她作为我的学生，也慢慢地把她作为我的朋友了。

据我了解，毕淑敏在与她同期的同学中，也有一些可以推心置腹的朋友，比如冯敬兰。她们年龄相仿，又都是走读，因此关系比较密切。但她们之间又不是那种密切得不可分的关系，她们各自都很忙，可以有相当一段时间不来往不交流，但一旦有什么事需要商量，或需要帮忙，又立即可以沟通起来，无须什么铺垫和解释。我以为这才是友谊的至境。她的另一个同学迟子建同她的关系也是如此。迟子建要比她小十来岁，是小妹妹，但她喜欢这位小妹妹；而小迟呢，也敬重她这位老大姐，因此在毕业后的这七八年来，她们之间的交往可以称得上是亲密无间。

大约是一两年前吧，听小毕说起这么一件事，她小学时的一位女同学失踪了，后来河北某县的一位民警专程来北京了解她这位失踪的小学同学的情况，了解到毕淑敏同这位失踪者关系不错，就找到她，她不仅热情接待了这位民警，而且带他做了很多事。这件事颇使我感动。后来我了解到，毕淑敏同她小学时不少同学还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尽可能地给她们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可见，小毕不仅是我的挚友，冯敬兰、迟子建的挚友，也是许许多多过去的同学和战友的挚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