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实

自家销售与自购盗本

陈忠实

一

已经是十余年前的事了，唯其刺激强烈印象也就深刻，所以至今不能忘记，这就是我第一次自家销售自己的书籍的事。

那年夏末初秋，关中地区依然溽热难耐。一天午后，一位长得颇为俊气的年轻人走进我在乡下祖居的屋院。他操着河南口音，自我介绍说是中原农民出版社的编辑，叫李明性，是来约稿的。

我很感动。我几乎同时产生了对不起人的内疚。我祖居的西蒋村离西安大约五十多华里，虽然有一路从市内通到郊区的公交车通达这里，而终点站却是设在一所军事院校的门前，离我家大约还有八华里的路程。我每次回作家协会开会或办私事，先骑自行车走过这八华里的土石公路，到军校门口熟人开设的商店或理发店放下自行车，然后再排队等待定时公交汽车进城。我自然会想到，李编辑在西安城里转车之后又乘上了通往我的家乡的远郊公共汽车，下车之后步行八华里才找到我家，其中的辛苦和真诚，就使我感动而又感佩了。

我在上世纪80年代初调进陕西作家协会，搞专业创作。我当时的唯一感觉是我走到了人生的最佳位置，可以把心思和时间全部支配到我从少年时期就痴迷着的文学和创作上头来。我在欣慰和感到幸运的同时也感到了压力：如果我当了专业作家写不出作品怎么办？写不出像样儿的作品怎么办？因为作协专业创作的几个有限的名额是大家都关注着的。尤其令我不大自信的便是自己的底子，太浅太薄了。我没有机缘接受正规的大学中文训习，喜欢上文学之后所能阅读的大多是受着极左文艺思想支配的东西，更不必说“文革”中的文艺怪胎了。我现在所庆幸的一点，就是我比较清醒地把握了自己，在取得专业创作资格的同时，决定回归老家，回老家求得一方清静去读书。开放的中国也开放了文学的诸多禁区，外国优秀作家的杰作涌潮一般摆上了中国所有新华书店的书架，我得努力阅读。通过阅读真正的文学作品，排解以往关于文学的种种谬误，尽快地接近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本身。另外，我想坐下来，静静地像吃饱了草料的牛一样卧在阴凉下，回嚼二十余年的乡村生活。是的，从1962年走出学校进入社会到1982年调入陕西作家协会搞专业创作，其间整整二十年，我都是在自己的家乡西安市郊区的基层工作，对中国农村和中国农民的了解和生活演变，与那些挂职体验生活的专职作家艺术家自然就有诸多的不同了。这二十年的工作经历和生活积累，需要回嚼，需要消化，我想只有回到远离城市喧嚣的乡间，才可以做好。住到乡下祖居之地几年之后，清静果然是清静了，不具实际意义纯属应酬的活动也避开了，文坛上不可或缺的是是非非叽叽咕咕也回避了。然而却使那些有重要事情甚至诚恳抚助的朋友为找我而吃了苦费了周折。面对从大老远的河南辗转来到我家的李明性，真是感动而又内疚不已。

李明性供职的中原农民出版社要出一套“中国乡土小说”，第一批包括古华等作家的小说集已经面世。我是被选定的一个，或短篇或中篇或中、短篇混编都可以。这真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我的几个中篇（包括即将发表的）正好可以编一本中篇小说集。我一一介绍了这几个中篇的内容，他均表示感兴趣。在我看来很不容易的出书的事，就这样意想不到地落到实处了。这是我的第三本短篇和中篇小说集，想来真是令人鼓舞。作品写出来能顺利发表又能顺利地结集出版，我觉得左邻右舍从墙头上弥漫到我家院子再灌进我的写作间的柴烟都是清香的，摆摇着尾巴钻到院子里来觅食的村人的猪和鸡都尤其可爱了。

照例，我只能端给亲爱的慈善如上帝一般的李明性兄弟一碗面条。这是任何陌生的或熟识的朋友到我家来的无可选择的待遇。我那时的两百多块的工资和额外的稿费收入，维系着一家六口人的生计，尤其是三个念着中学和大学的孩子，寄宿学校又增加了学杂费开销。每当进入城市，便能听到作家收入低微的颇能激起我共鸣的议论，而且有欧美以及苏联作家令人咂舌的高收入作参照，然而回到我的依然贫穷着的乡党中间，我的两百多块的月薪和“外快”式的稿费，却成为农村人羡慕的优厚收入。我清醒地知道我生活在一个临界上，我只是一个中国陕西的尚不走红的作家，用任何国家的作家和左右的农民作参照，都不大现实。一碗调了油炒葱花的手工面条对我是适宜的，对我的新朋老友虽有点委屈，也只能是在心里道一声将就将就了。李明性大概也是真饿了，吃得还很顺畅。似乎他也是农家出身，也是以麦子和玉米习惯了肠胃的，无什么挑剔。

我坚持送他到军校门口的公交车站，用自行车驮着他去。我不忍心让他再走八华里乡村土石路去赶汽车。没有酒肉款待，力气却是足够富裕的，骑车带人的技术也可以自信。这样，我便在自行车后座上载着亲爱的李明性兄弟在我家通往军校车站的乡村土路上愉快地奔驰了。返回的路上，我才可以舒悦地算计这本书的特殊的经济意义了。我即将动手草拟长篇小说《白鹿原》了，预计三年内完成草稿和正式稿。这就意味着三年时间里要停止中短篇小说的写作，补贴家用的“短平快”式的稿费收入也将断绝，两百多块的工资是很难支付孩子一年涨过一年的学费的。这本中篇小说集的如期（议定1988年）出版，三千余元的稿费基本就可以应付孩子们的学费了（那时的学费尚没有今天的这么高）。这样，我就可以稳稳地坐在小书屋里只操心白鹿原上的白鹿家族里那一群人的生计了。

二

当时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件美事后来每况愈下，直到把我陷入一种尴尬一种羞愧的境地。明性来信说，书已编好，没有发生任何麻烦，只是提议用其中一部中篇小说的篇名《四妹子》作为集子的名字。我自然表示同意。

明性来信说，已经通过终审，封面和装帧正在制作中。因为是套书，封面有一个规定的体例，每一本只是变换色彩和书名的位置。我也很乐意遵守套书的共同的体例，不成问题。

明性来信说，已经开始征订。由他们向全国的新华书店发征订单，等待各家书店反馈之后汇总，这当然需要较长时间的等待。那时候尽管有市场经济的理论刚刚提出，但未进入实施和转换，只是在报刊和礼堂的报告中传播和讨论。图书发行还是从省店到县店的传统的计划经济形式，图书出版和发行的第二渠道还没有结胎。从明性兄弟到我家来议定此事到现在，我稍微在意的便是这个征订数字。这个数字对我来说才是关键，不是考虑经济利益（那时尚无版税），而是数字过少则难以付印。

终于等到了明性兄弟报告征订数的信，大约九千五百册。但同时告知，社里以为这个数字太不理想，准备再下功夫做彩色单页征订。我当时以为这个数字大可满足了，因为比我前两本书的征订数都要大。考虑到中原社的新打算，我表示同意，自然也希望印数能更大一些。于是又开始了关于征订的第二轮等待，期待一个好的消息。

明性兄弟再告知第二次征订数目的信读罢，我的心就收紧了，花了功夫费了钱财的彩色单页征订的结果，不仅没有期待的令人鼓舞的数字的上升，反而跌落到六千余册，真是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更被动的事也相继发生，第一次征订的九千余册的征订单合同因为超过了交货时间而作废，原定的1988年出版的计划也只好推移到来年。明性兄弟同时也告知了社里的应对措施，仍按第一次征订的九千余册的数字印刷，1989年出书。显然，这样的结果是谁也始料不及的，我在受挫的同时，更感动于中原农民出版社和责编明性兄弟的良苦用心。中篇小说集《四妹子》，我的第三本书出版了。明性兄弟寄来了样书。在80年代的总体印刷装帧的水平上，这本书的包装还是挺好的，绿色作底，整个封面上潜伏着“中国乡土文学”的若隐若现的字样。拿在手里，翻来覆去地看，有一种无限的欣慰。明性兄弟随之来信告知，由于图书市场的低迷和滞涩，社里面临亏本出书的风险，因之稿费的付款将以书折价，共同分担风险和困难。我自然不会有意见，出版社赔钱为作者出书，已经是很难能的举措了，共同分担风险自然义不容辞。然而想到自己将要亲自销售自己写的书，一缕隐隐的尴尬就潜伏在心底了。

真正令人难堪的事是在书运来的时候。我和单位的司机从西安市邮电局一包一捆地把千余册书装上汽车拉回住宅楼下，再一包一捆地扛上四楼我的二室住宅房间。送走了司机，我一个人瞅着那一堆我的著作的时候，已经不再是尴尬和难堪，而是切切实实感到了难以启齿的羞愧了。我的出书的欣慰和面对劳动果实的幸福感全都没有了，甚至不想也不敢多瞅那一堆书，便匆匆地慌乱地逃离作协住宅小院，乘坐远郊公交汽车回到乡下的祖居老屋。

当时的心境有点近乎惨烈的感觉，甚至摧毁了我对自己继续从事写作这样一种职业的最基本的自信。

这本《四妹子》里收集的几部中篇小说，有的获得过刊物年度奖，有的发表出来时引起过几多评论，有的被《中篇小说选刊》选载过。所有这些曾经使我心里舒服过的事，现在都变成飘零的树叶一样毫无生气可言了。你可以得奖，你可以被选载，你可以被评论，甚至可以在文坛闹得沸沸扬扬，然而，一进入图书市场，读者还是不买你的书。出了文学圈儿，陈忠实是何许人也？《四妹子》是什么等级的货色？读者的冷眼便从根本上把什么奖什么好评的话全都扫荡了。想想中国有十二亿人口，接受过中学文化教育的人起码该有三亿或五亿吧，一本《四妹子》仅仅印刷九千余册，还得作者自己去推销，出版社还要积压，这样的作品还得奖，还转载，还得到好评，还有什么意思呢？这样的作品还有什么力量能支撑着你继续炮制出来？此前一年我刚刚获得了一级文学创作的职称，增加了工资，我也曾经欣慰过，现在都变成一种讽刺了。一级作家写的书没人买没人读，我还怎么津津于作家这个头衔呢？我的老师我的同学我的亲友我的过去一起工作的同事，每当不期而遇或有约相聚，每每都赞许我的毅力我对文学的追求终有所成，尤其是为母校为朋友甚至为祖先争了气争了光云云，我也曾经以谦言虚语作答时确实感受过一种被人尊重的自慰，不无得意。然而在读者面前，我现在才真切地感觉到了羞愧：这样的一级作家，还有什么力量能支撑着你在老师在同学在亲友在同事面前再表现不无得意的谦逊？

这样的尴尬和羞愧终于转入冷静。尴尬也罢，羞愧也罢，都是以前写的《四妹子》造成的我的心理威压，毕竟可以推诿为昨日的羞愧。更揪心的是手头正在写作着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白鹿原》，如果遭遇同样的结局，一面让出版社赔钱出书，一面再让我沿街叫卖，我可能不会再发生羞愧或尴尬，而是目下根本就无法再把这本书写完。道理太简单了，你写书写得劲头兴味十足，写出来没人买没人读，那么写这样的书还有什么意思？对于《白》书的写作便陷入了一种不自信的心态，这是从最初产生构思经过两年准备再到正在写作过程中的第一次灾难性的心理障碍。在这样障碍重重的心绪下是难以写出理想的文字的，便索性停住。

关于文学和小说创作的原始意义的反省和理解便自然开始了。促进这种反省的还有一件关于父亲的往事，这时居然也从记忆的脑底浮上面来。那是1981年的春天，父亲查出了食道异物，托熟人住进医院而又被推辞出来。七十六岁的老人是经不住那一刀的，于是便接受一位中医治癌名家的救治，每周一次，每次提回七包中草药每天熬煎服用。为了每周一次的这种往返的方便，我把父亲接到我当时供职的浦桥文化馆里，出门不远便是公交汽车站牌，较之我的老家进城的距离缩短了大半。父亲对这种病似乎不像儿女们那样忧心忡忡，治病也治病，服药也听从医嘱按时按量服药，却表现得平静而坦然，不见慌乱，也不提出任何要求，每天到浦桥古镇上去散步去逛街，在那些刚刚兴起的个体手工业者的小摊儿前闲聊，一把锄头、一双大门上安装的铁门环的时价，他仍然兴致勃勃。有一天，他对我说，听说你现在写作都有些名气了，我还没看过呢，拿些给我看看。以往，我很少给父亲看我发表的小说特写之类。我就把我发表过的短篇小说，包括得过全国奖和报刊奖的都端给他了。那时候我刚刚编完平生的第一本书，定名为《乡村》，正在陕西人民出版社邢良俊同志的案头审阅着呢，尚无一本属于我的单集拿给父亲。

两天过后，父亲把那些刊发有我的小说的杂志和报纸交给我，不好意思地说，你还是给我找几本古书吧！我当时心里就凉了半截，父亲并不喜欢我的小说又不好挫伤我写作的兴趣。我从文化馆图书馆给他借了一套《明史》，他就或坐或躺在床上戴着老花镜读起来，除了吃饭上厕所，就那么读着。我当时就回忆起从小见惯的这种姿势，雨天和冬天的不能下地干活儿的日子，父亲躺在祖居的土炕上，头下枕着一块他自己从清河滩上捡回的方方正正的河卵石，读着书页残断的《说岳全传》《七侠五义》《三国演义》等古董。我当时把这种情况作了一个有利于自己的解释，父亲是一位读过私塾的能写一手毛笔字会打算盘的农民，自然与现代白话文的审美有距离了。我并不太在乎父亲对我小说的冷淡，有奖项和不少的评论支撑着我的自信，继续写着我的小说。现在，我在反省我的写作的时候，父亲的往事也形成一种威压了。

作家为什么要写小说？小说这种文学形式最初产生的诱因和最基本的功能是什么？小说是写给谁的？小说无论在中国在东方在西方国家，为什么历久而不衰，凭什么活着？

这显然是被逼入羞愧境地的我关于小说写作的内反省。从当年文坛上关于各种主义和流派的气氛活跃的争论里退入小说创作的原始意义的反省，就变得单纯明晰起来。作家之所以写作，就是要把自己关于现实和历史的体验用一种自以为美妙的艺术形式表述出来，与读者进行交流。这种体验从生活层面的体验进入到更深一层的生命层面的体验，而表述的形式也是由艺术的表现和艺术的体验显示着差异的。无论生活体验抑或生命体验，致命的是它的独特性，是唯独自己从现实生活历史生活以及自身经历中所产生的独有的体验。独有的体验注定了体验的独特性和独到之处，从根本上就注定了某部（篇）作品的独立个性，自然不会重复别人也不会重复自己，这是中外古今作家的所有杰出著作的最根本的成因。读者为什么要读小说？现代娱乐方式的丰富和便捷为什么不能取代小说？通俗的畅销书且不说它，意蕴深刻的雅文学中的小说杰作同样以几十万几百万册的数量发行销售，而且以多种文字翻译传播到各个国家和不同习性的民族之中。人们阅读小说，就是要享受电影电视所感受不到的文字的乐趣，通过阅读验证自己的生活体验，领悟自己尚未领悟到的属于作家的独到的体验。如果说作家的体验是肤浅的，甚至低下于读者的体验，读者为什么要读这样的小说呢？读者的拒绝阅读，自然是作家的悲哀，因为作家写作的原本意义——与读者的交流无法完成。

作家靠独特的体验（生活的生命的和艺术的）创作小说，读者才是作品存活的土壤。从这个意义上反省，我终于从《四妹子》自销的羞愧境地重新爬出，重新审视案头正在操作着的《白》稿，审视《白》的全部构思和表述形式，包括读者直观的文字。我后来总是想到自销《四妹子》的羞愧造成的挫伤对促成我反省的决定性意义，尤其是在第一部长篇《白》书写作的关键时刻发生。我也想到了蒋子龙先生十余年前的一句名言：与其对反映生活的作家发怒，莫如去改造生活（大意）。我把子龙兄的博大的意蕴缩小到我的写作，与其抱怨不欣赏自己作品的读者水平太低，莫如反省自己到底给了读者什么货色。

三

《白》书终于完稿了。那是农历1991年腊月末的一天下午，写完以鹿子霖死亡作最后结局的句子，我似乎没有激动，站也没站起来，依然坐在那只小竹凳上，把钢笔顺手放到书桌和茶几兼用的小圆桌上，顿时陷入一种无知觉状态。久久，我从小竹凳上欠起身撅起屁股移坐到挨着后腰的沙发上，似乎有热泪涌出，可能为自己，也兼着为一个被我尽情诅咒嘲弄的生命的悲惨结束。一年后有记者采访问及画上最后一个句号时的感觉，我说似乎从一个悠长的隧道摸着爬着走出来，刚走到洞口看见光亮时，竟然有一种忍受不住光明刺激的晕眩。这是真实的，准备了两年，写作了四年，六年里，我与一个世纪前的白鹿原上的男女走过漫长的历史隧道，把他们从母腹中接生出来，再一个个送进坟墓——以他们各自不同的告别世界的方式。白鹿原解放了，编造《白鹿原》故事的我也终于解放了。

白鹿原人四十余年前欢庆解放的方式是集会，放炮放铳子敲锣打鼓扭秧歌；我的庆祝方式便是尽快离开这间囚牢似的小书房，到灞河边上去舒展一下腰腿。我走出屋院下了塄坎到了河滩里。几年来，我无以数计有多少次沿着这条路走向灞河，今日往上游走，明日朝下游转，风雨霜雪，四季转换，都在我眼里一轮又一轮地变幻着，从来也没有这个冬天的傍晚的散步令人轻松舒悦。冬季枯水季节的灞河，沙滩尤为开阔，没有技能的那一类笨拙的农民只好靠下苦力挣钱，撑起一张铁丝编织的罗网，过滤建筑用的砂石出售给那些建筑单位。我从他们旁边走过，打一声招呼，有的许是因为这种单调而费力的劳动太寂寞，故意对我说几句打诨的话。我无法告诉他们，我刚刚干完了一件活儿，那活儿颇类似这种过滤砂石的劳动，一串串从罗网上滚落下来的石子，恰如我写在稿纸上的一行行方块汉字。

我一直沿着河堤走出十华里，那儿是河堤的堤首工程，河水拐了一个大弯，直抵南岸的坡根，路就绝了。冬天依然有小巧的水鸟在沙滩上嬉戏。我转着走着，看夜幕一道一道笼罩下来。一天又尽了，无论如何在我是一个难以忘记的日子。返回的路上，我总觉得无以抒发心中的那种解脱负累的愉快，在点着一支烟的同时也点着了脚下的茅草。河堤上长着绿毡似的茅草，干旱的冬季里见火即燃。河风从西边吹过来，欢跃的火焰就顺着河堤向东窜去，蔚为壮观，我在看着那忽起忽落忽高忽低的自由恣肆的火焰的时候，胸膛里终于鼓动起来了。

回到家中，我打开了屋子里所有的电灯，把一只大灯泡挂到小院的一棵花树枝杈上；打开了那只一直陪伴着我的小录音机，放开了秦腔名家的唱段，我开始为自己煮一碗面条。

总算结束了，无论成功与失败。成功的结束自然是我的期待，值得以这样的方式庆祝；失败的结束，也值得庆祝，因为毕竟是结束了。无论最后的结局如何，完结了就该这么放一把野火听几段秦腔喝几盅西凤酒吃一碗面条了，自己为自己六年的行程的完结庆祝一回。

说不关心《白》的结果是虚伪的，是酸溜溜的清高。前头所说的那种心态是短暂的，是刚刚走出隧道刚刚卸下负累刚刚统上钢笔的感觉，短暂到只有半个下午和一个夜晚。第二天早晨起来就开始担心这部书出版的可能性，以及出版以后的读者反应或根本出版不了，当如何过后半生的日子。

其实在接近写完的时候就已经想着这个结局了。妻子曾经问：“如果出版不了怎么办？”我毫不含糊地说：“我来养鸡。”

如果不是因为非文学因素的制约，而纯粹是出于文学本身的审视而不够资格出版，我就打算中止写作这种职业。我想我能办好一个养鸡场，即使最科学的养鸡技术学起来绝不会比写小说更复杂。我想我出售一筐一筐鸡蛋的感觉，肯定要比自己销售《四妹子》书籍更坦然更自信，起码不会陷入尴尬和羞愧。我已经挂上五十岁了，到这个年龄写出的小说还令出版社作难又赔钱，还得自个儿去推销，难道真要如范进一般迂腐到发疯吗？我想把文学只是当作一种爱好，当然也不是说一声丢开就可以丢开的，毕竟追求了大半生了。但得把位置调换一下，把专业写作重新摆到业余的位置上来，把养鸡摆到主业的首要位置。在一片此起彼伏的母鸡下蛋的叫鸣声中，我可以继续欣赏艾特玛托夫、海明威、马尔克斯们的温柔的情怀和优美的文字。况且，也该改变一下家庭的经济状况了，创作那一碗饭因为自身能力不济而吃不饱，该当找到可以吃饱的另一碗饭，这是很简单的道理。鸡族里头偶有一种只会下软蛋的鸡，也许是缺钙，也许是这一只鸡自身的生理缺陷，生下的蛋没有硬壳，只有一层薄薄的软皮包着蛋黄蛋白。这种蛋无法上市，只能自家食用。我自销《四妹子》的最道不出口的感觉，就把自己归于类似于这种鸡的作家了。

我如约给人民文学出版社何启治兄写了信，报告长篇已经写完，询问书稿是邮寄、我送还是他取？回信说将派人来取稿。高贤均和洪清波两位按约定的时间到达西安，我在把那一摞装订整齐的手稿交给他们时，鼻腔有点发酸，涌到口边的一句话还是咽了回去。那句话是：我连生命都交给你们了。想到这话可能有副作用，会使他们感到压力，也想到作品毕竟不是靠吃了多少苦费了多少时辰而判断优劣的。之后我便进入一种闲适的等待的日子。

按照惯例，长篇出版需经过三级审稿，这部五十万字的书稿，单是阅读也需两个月。既然我的打算和主意已经确定，审阅结果只是决定我的两手准备中的一种，所以还可以说处之泰然。

意料不及的是，从交出稿件到收到高贤均先生的第一封表态的信，刚刚二十天。信里说到他和洪清波离开西安赴四川的火车上和在四川开会的闲暇里先后读完了书稿，回到北京的当晚便给我写了这封信。恕我略去高贤均信中关于《白》稿阅读评价的内容，而我的第一反应却是：我可以不去养鸡了，上帝！

《白》文分两期在《当代》连载。1992年年末的第六期刊出时，我到临近的一家邮电局去购买，售书的人说已经售完本期《当代》。这家邮局每期只定售十本，这期是卖得最快的。我赶到市中心的邮电大楼去，那里每期定售四十本的《当代》也已告罄。售书的人说，这期发了一篇《白鹿原》，卖得特快，而且许多人已经预订了下一期刊物。她拿出一页登记着预订者名字的纸条，问我要不要登记预订。我看了那纸条上预订者的名字和单位，没有我认识的文学圈里的熟人，也几乎没有纯文学单位里的人。我大为欣慰，《白》书将从此进入真正的普通读者之中，《四妹子》自销的尴尬和羞愧的阴影现在才开始被扫除被驱散。

此前，《白》文在《当代》面世前，我在《陕西日报》文艺部主任田长山家里共同炮制一篇消息稿，即告诉尚关注我的长篇的朋友一个准确的消息。那篇书讯式的消息稿大约不足一百字，我们两人抠来敲去弄了一个小时，不要自吹亦不敢溢美，甚至连创作的艰难过程也索性不提，内容简介简单到无法概括的地步。最终就只是一则书讯，平实简约的书讯，目的就是告知《白》文发表和出版的时间。我唯一自己出马为自己张罗的就是这一则书讯，自信不属于过火的炒作和运筹。

《白》书面世后的评论恕我不提。

《白》书于1993年7月在西安首次发行销售，十日后盗版书就摆在书摊报亭里。人民文学出版社却是与我一样估计不足，初版征订约一万五千册，已经大为鼓舞，现在才手忙脚乱地加印，从1993年6月第一次印刷到11月连印七次，最终被各种盗本堵住了销售渠道。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一年后的秋天，我到汉中参加陕西作协举办的“散文笔会”期间，汉中的朋友说市里某几位领导想要我的签名书。我在汉中的大街小巷转了半天，终于在一间私营小书店里找到仅存的两本《白》书，而且是我从来未见过的分作上、下册的盗版本。我买了下来，就在空白处填写上了购买盗版本的自我调侃的话。此前我是坚决拒绝在盗版本上签名的，使许多读者朋友扫兴。随后我就开了此禁，盗版本照签不误。读者是无辜的。我是无能为力的。我倒有了阿Q式的自慰，总比自销《四妹子》心里要好受些。

更具讽刺意味的一件事发生在1996年9月。江苏常州市新华书店约我去签名售书，同去的还有张抗抗，她的《爱情画廊》正销得火爆。我九时到书店，门外已排起一列长队。签名过程中，有人把一本《四妹子》递到我的眼前。我拿起一看，封面上有一个古典式的传统美女的头像，版权页上的各条各款均是中原农民出版社的原版。我起初以为是李明性兄弟将此书重版再印了，细细翻阅之后就有了疑问，印刷和装帧十分粗劣，便怀疑为盗版本。我问那位读者从何处购得此书，他说就是我坐着签名的书店。我不再问，心平气和地为他签了名。我向邀我来常州的市新华书店老板老陈问及此事，他大为惊讶，不知此书为盗本。我说我也不知。我向老陈讨了两本作为纪念品带回西安。随之给明性兄弟写信询问，他说未做再版，亦不知《四妹子》有盗版本行世。

我终于从尴尬和羞愧的阴影里走了出来。

陈忠实和他的《白鹿原》

何启治

一艰辛漫长的跋涉

为了禳灾求福，母亲在他的本命年里给他织了一根鲜红的腰带。半年后，他依旧勒着这条已经变成紫黑色的腰带，脚下穿着一双磨薄了鞋底的旧布鞋，和二十多个在家乡小学毕业的同学一道，跟随着班主任杜老师，到三十里外的历史名镇灞桥去投考中学。国道上的砂石很快磨穿了薄薄的鞋底，磨烂了孩子稚嫩的脚后跟，血渗湿了鞋底和鞋帮。脚伤使这个十三岁的孩子觉得全身乏力，眼泪立即涌出眼眶，他真怕赶不上走在前面的老师和同学。他又爱面子，不愿说因为没有好鞋子而磨烂了脚后跟。自救的办法是捋一把杨树叶子塞进鞋窝儿；不成，又狠下心从书包里摸出那块擦脸用的布巾做了应急的鞋垫，踮着脚急急地往前赶；终于布巾也磨得稀烂后，便只好从书包里拿出课本，一扎一扎地撕下来塞进鞋窝儿里，可直到课本撕完，他还是远远地落在后面。心惊肉跳的疼痛，迫使他瘫坐在路边。

这时，一声声火车汽笛的嘶鸣在耳边震响，随即便有一股无形的神力从生命的深处腾起，穿过勒着紫黑色腰带的腹部冲进胸膛又冲上脑顶，他愤怒地认定：人可不能永远穿着没有后底儿的破布鞋走路呀！他咬着牙，挺起腰杆儿，总算在离学校考场还有一二里远的地方追赶上了老师和同学，却依然保守着脚跟受伤的秘密。

这个孩子终于上了中学，在同班五十个同学中是年龄最小个头最矮的一个，便坐在头排第一张课桌上。但勉强上完初一第一学期，他便面临着暂时失学的命运。那时，父亲靠卖树（一根丈五长的椽子只能卖到一块五毛钱）供他上学已经难以为继。他必须休学一年，以便让一脸豪气的父亲实现一年后让他哥哥投考师范再腾出手来供他复学的谋略。在不得已呈上休学申请书后，这个十四岁的孩子在送他走出校门的温柔善良的女老师的眼睛里看见了晶莹透亮的泪珠。为了避免号啕大哭，他立刻低头咬紧了嘴唇。一股热辣辣的酸流从鼻腔倒灌进喉咙里去，同时还是有一小股酸水从眼睛里冒出。他顺手用袖头揩干净泪水，再一次虔诚地深深向女老师鞠躬，牢记着她“明年的今天一定来报到复学”的叮嘱，然后转身离去。

然而，这一年的休学竟意想不到地使他失去了上大学读书的机会。1962年他二十岁时高中毕业。“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和经济严重困难迫使高等学校大大减少了招生名额。上一年这个学校有50%的学生考取了大学，今年四个班能上大学的只有一个个位数。成绩在班上数前三名的他名落孙山，他们全班剃了个光头。父亲临终时忏悔说：“我对不住你，错过一年……让你错过了几十年……”

四年后，二十四岁的他迎来了“文革”的大灾难。此前那几年他一边当中小学教师，一边迷醉于文学，发表了《樱桃红了》《迎春曲》等几篇散文作品。“文革”风暴席卷大地的时候，他那宿办兼一的小套间的门框上贴着一副白纸对联，是毛泽东的诗句：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门楣横批为：送瘟神。门框右上角吊着一只灯笼，当然也是用白纸糊成的。被大人操纵的孩子们让这些冥国鬼域的标志物在他这风雨够不着的小套间里整整保存了三个月之久，让他一日不下八次地接受心灵的警示和对脸皮的磨砺。这人生的第一次大尴尬使特别要面子的他顿觉自己完了，死了——起码是文学的生命完结了。没什么文化的姐姐和上了大学的表妹劝慰他的话竟惊人的一致：“想开点儿，你看看刘少奇刘澜涛都给斗了游了，咱们算啥？”

经历过人生大尴尬的生命体验之后，他对自己说，如果还要走创作之路，那就“得按自己的心之所思去说自己的话去做自己的事了”。

他在二十六岁的1968年结婚。没有念完初中的妻子后来为他生下两女一男。以后，他在长达十七年的农村基层工作中，每月工资由三十元增加到三十九元，却要养活五口之家，物质生活上真是不堪重负。最困难时，孩子的尿布、褥子都没有替换的，也没有充足的柴火烧炕——只好很节省地用一点柴火在做饭时顺带烧热一块光溜溜的小脸盆那么大的河石，然后用这烧热了的石头当暖水袋来暖孩子的被头和尿布。此时他已经是公社的副书记兼副主任。

他在政治和物质生活的双重艰难下，依然断断续续地写他谙熟于心的农村题材小说。自1979年起有《幸福》《信任》等短篇小说面世。1982年出版第一本短篇小说集《乡村》。同年调入陕西省作家协会从事专业创作。

他从此时结束了高中毕业以后在农村基层长达二十年的生活。如果说，1962年至1982年这二十年不打一点折扣的农村生活为他的文学创作积累了丰厚的生活库存，那么，以后的整整十年（至1992年），就是他作为一个专业作家的成熟期。

他在这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都躲在西安市东郊灞桥区西蒋村的老家旧屋里，一求耳根清静，二求读书以弥补文学专业上的欠缺，三求消化他所拥有的生活资源，创作出数量上越来越多、质量上越来越高的文学作品来，直至1992年年底以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白鹿原》而一鸣惊人。

下列作品，可视为他在1982年至1992年这十年走向成熟的主要创作成果：

1982年7月：短篇小说集《乡村》出版；

1986年6月：中篇小说集《初夏》出版；

1988年4月：中篇小说集《四妹子》出版；

1991年1月：短篇小说集《到老白杨树后去》出版；1991年1月：《创作感受集》出版；

1992年12月：中篇小说集《夭折》出版；

1992年12月：长篇小说《白鹿原》在《当代》杂志第六期开始连载。

《白鹿原》的诞生并非偶然。那是他在完成了《初夏》等九部中篇、八十多篇短篇小说和五十多篇报告文学作品之后，由《蓝袍先生》的创作而触发了对我们这个民族命运的深入思考的结果。这部长篇从1986年起做了两年的构思和史料、艺术等方面的准备，至1988年4月动笔，到1992年3月定稿，历经四年的写作修改才告完成。

《白鹿原》连载于1992年《当代》第六期和1993年《当代》第一期，1993年6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单行本。《白鹿原》一问世，评论界欢呼，新闻界惊叹，读者争相购阅，一时“洛阳纸贵”。其畅销和广受海内外读者赞赏欢迎的程度，可谓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中所罕见。迄今人文社的累计印数（含修订本、精装本和“茅盾文学奖获奖书系”）已达六十六万零一千册。此外还收入他的“小说自选集”和“文集”，海外则有香港天地图书公司版、台湾新锐出版社版和韩文版、日文版先后面世。

《白鹿原》面世后确实出现了好评如潮，畅销不衰的盛况，却也一直有不同的争论、批评乃至粗暴的压制。然而，牡丹终究是牡丹。尽管它本身还存在某些不足，但那些非科学的批评、压制，却无损于牡丹的价值、华贵和富丽。它先是荣获陕西省第二届“双五”文学奖最佳作品奖和第二届“炎黄杯”人民文学奖。后来，略加修订的《白鹿原》又在1997年12月19日荣获中国长篇小说的最高荣誉——第四届茅盾文学奖。1998年4月20日，它的作者终于登上了北京人民大会堂的颁奖台。

他——这个已满脸沧桑，却有一双炯炯有神大眼睛的五十六岁的汉子就是陈忠实。这个1942年诞生于南倚白鹿原北临灞河的那个叫作西蒋村的孩子，几十年前曾经穿着鞋底磨穿的旧布鞋，脚后跟淌着血从这不足百户的小村子里走向灞桥，走向西安，如今又堂堂正正地走向北京，走向世界，攀登上中国当代文学殿堂的高峰。《白鹿原》确如海外评论者梁亮所说，“肯定是大陆当代最好的小说之一，比之那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并不逊色”（《从〈白鹿原〉和〈废都〉看大陆文学》，载《交流》1994年第一期）。那么，我们说《白鹿原》的作者陈忠实是当代中国作家群中的佼佼者之一，也就不算夸张了——他毕竟以自己震惊中外文坛的非同凡响的佳作而达到了一般作家所难以企及的高度。

二从生活体验到生命体验

陈忠实从一个痴爱文学的青少年，到成长为在国内外有巨大影响的作家，走过了一条艰难而又漫长的道路。

1959年，他在西安市十八中读初中三年级的时候，就是一个柳青迷。当时柳青的《创业史》第一部还叫《稻季风波》，由《延河》杂志每期登载两章，他就每月准时到邮局去花两毛来钱买一本《延河》——这两毛来钱当时对他来说已经算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了。

年轻时的陈忠实对《创业史》的深爱之情超过了他当时读过的一切文学作品，原因就在于柳青对关中农村风光和农民生活的描写之真实超过了当时他能看到的一切写农村的文学作品。对一个初中学生来说谈不上更多文艺理论上的分析，主要是真实可信，柳青笔下的人物都能在他周围找到影子，这就够了。《创业史》在20世纪60年代初出版，到70年代初忠实先后买过七本，到“文革”上五七干校时，他背包里除了“毛选”就是一本《创业史》。但现在一本都没有了，总是读一本丢一本，被别人拿走了。

因为特别喜欢《创业史》和柳青的散文、特写，在他初期的创作中也就难免模仿、学习柳青。如70年代发表的短篇小说《接班以后》和《高家兄弟》等，也就被认为是从语言到农村氛围的营造给人的艺术感觉都很像柳青。这在当时自然是一种肯定——虽然小说所表现的农村生活故事还离不开写阶级斗争的基调。可以说，直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陈忠实的作品从语言习惯到艺术品位都还没有离开柳青的影响。

但是这种情况到了80年代中期便有了明显的变化。忠实说，他和柳青其实并没有什么个人的交往。直到70年代初（1972-1973年间），陕西人民出版社开过一个工农兵作者座谈会，忠实作为业余作者与会，才第一次亲眼见到柳青。那时柳青刚刚在政治上得到解放，但健康状况不好，一边讲话一边用个喷雾器往嗓子里喷药，然后才能顺过气来说下去。他讲话容易激动，没有讲话稿，也不讲什么套话，但整理出来就是一篇像模像样的文章。他来开会就穿一身黑褂子，像老农一样朴实。

在柳青生前，忠实就在这种场合见过他一面。对于柳青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作为一代作家的形象是肯定的，忠实尤其尊敬他在“文革”这个畸形年代中表现出来的人格力量。到1996年柳青八十周年诞辰时，忠实以省作协的名义张罗重修了柳青墓，并郑重地在柳青墓前的祭词中，重申柳青对作家所从事的创造性劳动的独到见解：“文学是愚人的事业”、“作家是六十年为一个单元”。忠实认为，柳青的“愚人”精神和应该把创作看作终生事业的见解对作家们具有最基本的警示意义。

然而，早期的学习和对柳青永远的尊敬是一回事，而真正有作为的作家最终应该走自己的路又是另一回事。所以到了80年代的中期，忠实已经从更广泛的学习和自己的艺术实践中愈来愈清醒地认识到，一个在艺术上亦步亦趋地跟着别人走的人永远走不出自己的风姿，永远不能形成独立的艺术个性，永远走不出被崇拜者的巨大的阴影。譬如孩子学步，一旦自己能够站起来的时候就必须甩开大人的手走自己的路。就艺术创作而言更应如此，必须尽早甩开所崇拜者那只无形的手，才能走好自己的路。

陈忠实并不缺少对农村生活的了解，其实他自己就一直生活、工作在农民中间。

从1962年他高中毕业到1982年调陕西省作协从事专业创作，他就一直在农村。先当农村的中小学教师，后当基层干部，公社副书记兼副主任。一当就是十年，到1978年新时期开始才从公社调到西安郊区文化馆工作。作为农村基层干部，除了人事组织工作，其他如大田生产、养猪种菜他统统都要管。关于农村的大政策、小政策他何止是知道而已，完全可以说是直接的执行贯彻者和参与者。1977年夏他还是公社平整土地学大寨的总指挥，整整三个月坐镇在第一线，带领一千多人去实现把跑水、跑土、跑肥的三跑田改造成蓄水、蓄肥田的任务。1978年上半年他还是总指挥，组织公社的人力在蒲河修筑八华里的河堤，它现在还发挥着挡水护田的作用。因而，对于六七十年代以来的中国农村生活，陈忠实可以说不经意间就谙熟于心，对农村的各色人物由于经常厮混在一起，自然也和对自己的身边人乃至家里人那样熟悉。

然而，仅仅熟悉农村的生活和各色人物对创作来说显然是远远不够的。陈忠实虽然有没上成大学的缺憾，但新时期以来他没有放过可能得到的自学的机会，广泛阅读世界名著。阅读不但使他关注小说的艺术结构，而且认识到作家不仅要熟悉生活，感受生活，而且要把感受生活的能力提高到感受生命的程度，那创作就会得到一种升华。

总之，有了这种认识和感悟，有了写作《蓝袍先生》时对我们这个民族命运的深入思考，还有生命本身发出的强大的蕴含欲望的张力，使忠实强烈地意识到，如果到他五十岁还不能完成一本死后可以放在自己棺材里当枕头用的大书，那以后的日子将难以想象怎么过。这是在1986年，在忠实刚交四十四岁时面对人生的重大课题。然后便有了两年的认真的思考和扎扎实实的准备，以及长达四年之久的坚忍不拔的努力，尔后才有史诗式的长篇巨制《白鹿原》的诞生。

三《白鹿原》：撼人心魄的高峰

在1985年创作中篇小说《蓝袍先生》的时候，陈忠实便开始了关于我们这个民族命运的深入思考。为了完成一部堪称为“一个民族的秘史”的死后可以放在自己棺材里当枕头用的大书，为了完成这部曾经拟名为“古原”、后来定名为《白鹿原》的长篇小说，陈忠实花了两三年的时间作了几方面的准备：一是历史资料和生活素材，包括查阅县志、地方党史和文史资料，搞社会调查；二是学习和了解中国近代史，阅读《近代史》《兴起和衰落》《日本人》《心理学》《犯罪心理学》《梦的解析》《美的历程》《艺术创造工程》等中、外研究民族问题和心理学、美学的新著；三是艺术上的准备，认真选读了国内外各种流派的长篇小说的重要作品，以学习借鉴他人之长，包括研究长篇结构的方法。他特别重视的有中国当代作家的《活动变人形》（王蒙）、《古船》（张炜），外国作家的作品则有《百年孤独》《霍乱时期的爱情》（马尔克斯），莫拉维亚的《罗马女人》以及美国谢尔顿颇为畅销的长篇和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

作了这些准备和思考之后，他认识到只有回到老家小屋那个远离尘嚣的环境里，才有望实现自己的宏愿。

陈忠实的老家在西安市东郊灞桥区西蒋村。这是南倚白鹿原北临灞河的小村落，全村不足百户人家。虽然由此到西安只有五十华里的路程，然而却是天然的僻静，最适合沉心静气地思索和精雕细刻地写作。村里每一家的后院都紧紧贴着白鹿原的北坡。横亘百余华里的高耸陡峭的原坡遮挡了电视信号，电视机在这里也只好当收音机用，只能听听新闻和音乐之类。但这离西安闹市不远的地方确实没有工业污染。只要灞河不断流，河水便清澈见底，河边、原坡上有树林，那里有狐狸、獾、雄鸡、呱啦鸡、猫头鹰等，真是一派田园风光。

转过村里那座濒临倒塌的关帝庙，便是陈忠实从老太爷、爷爷和父亲手中流传下来的家园。在家园大门前不过十米的街路边，有忠实亲手栽下的昂然挺立的法国梧桐。这本来只有食指粗的小树，在陈忠实决心动手写《白鹿原》的1988年的早春栽下，四年后它便长到和大人的胳膊一般粗，终于可以让它的主人享受到筛子般大小的一片绿荫了。它是陈忠实这几年来为了写成《白鹿原》所付出的艰辛、心血，乃至他所忍受的难耐的寂寞的见证。

1992年的3月间，我收到了忠实的来信。他在信里说到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白鹿原》的创作情况，还说他很看重这部作品，也很看重《当代》杂志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态度，在我们表态之前，他不想把这部倾注了他多年心血的长篇小说交给别的杂志社和出版社，希望我们尽快派人到西安去看稿。后来，《当代》杂志的洪清波和人文社当代文学一编室的负责人高贤均便受命到西安去取回厚厚的一摞《白鹿原》的手稿。按照三级审稿的规定，当时《当代》杂志有洪清波、常振家、朱盛昌和我按流水作业的办法看稿，负责出书的当代文学一编室则有刘会军、高贤均、李曙光参与其事。尽管对稿件有过一些具体的意见，但在总体上所有参与此事的同人都认识到这是我们多年企盼的一部大作品。由于它那惊人的真实感，厚重的历史感，典型的人物形象塑造和雅俗共赏的艺术特色，使它在当代文学史上必然处在高峰的位置上。由此，我们一致认为应该给它以最高的待遇，即在《当代》杂志连载，并由人文社出版单行本。1992年8月上旬，朱盛昌签署了在《当代》1992年第六期和1993年第一期连载《白鹿原》的终审意见；1993年1月18日，我作为书稿的终审人签署了这样的审读意见：“这是一部显示作者走向成熟的现实主义巨著。作品恢宏的规模，严谨的结构，深邃的思想，真实的力量和精细的人物刻画（白嘉轩等人可视为典型），使它在当代小说林中成为大气（磅礴）的作品，有永久艺术魅力的作品。应作重点书处理。”《白鹿原》在1993年6月出书。

现在，他视同生命一般的皇皇巨著虽然受到过一些有相当道理的批评，也受到一些误解，受到过某种有形、无形的压制，然而，《白鹿原》毕竟一出世便无可置疑地拥有了当代文坛多年罕见的震撼千千万万读者的轰动效应。它被誉为“一代奇书”，是“放之欧亚，虽巴尔扎克、斯坦达尔未肯轻让”（范曾语）的巨著，是“比之那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并不逊色”（梁亮语）的大作品。《白鹿原》在中国当代文坛上，毫无疑问是小说丛林中的一棵枝叶茂盛、葳蕤生辉的大树，确确实实是一座拔地而起的风光无限、撼人心魄的高峰。完成了《白鹿原》这件重活儿、大活儿、绝活儿，陈忠实不但超越了自己，也在一定意义上超越了他的老师柳青。决不是忠实的学问比老师大，而是他有了超越老师、走自己的路的觉悟之后，做了坚忍不拔的几近十年的顽强奋斗（石家庄一位医生或护士在信中说：“我想写出这本书的人不累死也得吐血……不知你是否活着，还能看到我的信吗？”）；还因为时代不同了，忠实有了更多的参照，更少的束缚，有了比柳青更自由的创作环境。

陈忠实当之无愧地得到了许多荣誉，理所当然地享誉海内外。现在，他那颗沉重的心可以放宽松一些了，他有理由发出欣慰的笑声了，他脸上那深深的刀刻似的皱褶似乎也该舒展一些了吧？

四一个真实本色的陈忠实

从70年代初开始，我和忠实已经有了二十多年的交谊。老朋友之间的来往、聊天不知道有过多少次，但像今年10月间真正为了写文章而坐在一起单独对话，却还是第一次。

忠实告诉我，1992年春天，交出了他视为生命的《白鹿原》手稿，他这才比较心安地重锁了老家的院门，返回西安省作协的大院里。从此一家人才又重新生活在一起。1993年6月，和《白鹿原》单行本出版几乎同时，他被选为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从此，他便以主要的精力投身于作协机关的日常工作，如机制、人员的调整，六层办公大楼的筹建，陕西文学队伍的建设等等。就个人而言，他认为最要紧的还是以沉静的心态读书和写点散文。为此，他给自己立下了三条约律：不再接受采访，不再关注对以往作品的评论，一般不参加那些应酬性的集会。“作家不能像明星那样，老上电视、传媒，让读者观众老看他那张老脸有什么意思嘛！作家归根结底是通过作品与读者交流。在作品之外的热炒，当作名人在各种媒体上曝光绝对没啥好处。文学的事业只能靠文学本身去完成嘛。”忠实一脸诚恳地说。

当然，他承认，《白鹿原》荣获“茅盾文学奖”在今年4月颁奖之后，他不得不破了例。但半年过去了，也该到收束、约束自己的时候了。

“忠实，回眸已经逝去的年月，你觉得自己最成功的是什么呢？”我开始了问答式的对话。

“那当然是从1982年到1992年下狠心蜗居在白鹿原北坡下的祖屋里，完成了一系列从短篇到中篇、长篇的创作，特别是做成了《白鹿原》。我终于把握住了属于自己的十年。哦，上帝，我在迈进五十岁的时候拯救了自己的灵魂。”忠实很实在地坦言，双眼闪着真诚的光。

“那么，以后在创作上有什么重点呢？”我问。

“暂时定下的有《〈白鹿原〉创作手记》和把《蓝袍先生》扩写、改写为长篇。”忠实说。

“你最赞赏的人生信条是什么呢？”

“不问收获，但问耕耘。”稍停，忠实接着说，“我近年还用一首小诗勉励自己：踏过泥泞五十秋，何论春暖与冬寒。从来浮尘难化铁，青山无言还无言。”平和刚强的铁汉子性格溢于言表。

“你最赞赏的品德是什么呢？”

“忠诚的劳动，尤其是智慧的、有创造性的劳动，包括科学和文学。”完全是不假思索地回答。

“那你所鄙视的呢？”

“当然是投机取巧的行为。”

“噢，我们换个话题吧。你有什么业余爱好，劳累之后怎么休息、放松自己呢？”

“和基层干部、农民玩‘纠方’（土围棋），下象棋，听秦腔哪。为了暂时赶走满脑子里那些纠缠不清的人物故事，我就离开小圆桌，到院子里坐在竹躺椅上喝酽茶，抽雪茄烟，把录音机放到最大音量听秦腔，或者喝西凤酒。全都是强烈型的刺激。忘情的时候，我还自己扯开嗓子自唱自赏呢。你听——‘汉苏武在北海哪……’”忠实边站起来唱，边自嘲地说：“哎，后面的唱词忘球了。”

“当然，我知道你还是个足球迷呢。”我说。

“那不假。奥运会，世界杯外围赛、决赛都爱看。我那小屋里收不到电视，我就骑车到七八华里远的亲戚家或空军工程学院朋友家里去看，哪怕熬到凌晨两三点再骑车回家也过瘾。”

看忠实那么高兴，我有点不忍心又憋不住地问：“忠实，你这些年自己难道就没有感到最难受的事情吗？”

忠实一下愣住了，但很快就不再犹豫地说：“我只能说是在感情生活方面……的失落……”

“能稍微说得具体一点吗？”我得寸进尺。

“……还是以后由我自己来写吧。”

望着忠实那双真诚而略带一点忧郁的眼睛，我知道，该适可而止了。

陈忠实，几乎亲身感受、体验过共和国的一切苦难，对人民的艰难和痛苦有真切、独特的感受。他深深地爱自己的故乡、祖国和人民。他坚韧，朴实，执着。他最终被公认为描摹巨大民族悲剧的圣手，成为当代中国文学的大家之一，绝非偶然。

他有收获的欢欣，也有失落和遗憾。

他有真诚的爱，也有鲜明的恨。

他坚韧刚强，却也渴望温馨。

这，就是真实而本色的陈忠实，我想。

陈忠实二三事

何镇邦

我与忠实之间很少交往，更说不上熟悉，这可从他给我的几封信的信封上把我的名字写成“何振帮”这一点看出，三个字写错了两个，足见其同我之间的生疏。另一方面，陕西作家群人才辈出，作品又多，是读不过来的，除却他的长篇《白鹿原》外，中篇也只读过《初夏》和《蓝袍先生》两篇，更谈不上评论他的作品了。《白鹿原》在《当代》上分两期连载那会儿，有人写文章准备批它，稿子据说已送到《文艺报》某主编手上，我的老哥儿何启治曾建议我也写一篇，我答应过他“后发制人”。但等了多时，未见那篇批判文章出笼，我也就懒得写了。

再后来，《白鹿原》得奖了，媒体热炒，好评如潮，我就更不想去凑那个热闹了。

回忆起来，同忠实第一次谋面是在1985年初冬。那是焦祖尧率领的中国作家代表团访泰归来在北京汇报情况时，住在张自忠路的中纪委招待所，老焦带着我在泰国的表妹托他带来的两块衣料要我去取，于是我到了当时的中纪委招待所，而与焦祖尧同住一室的就是陈忠实，我们于是也就握了手攀谈起来。记得谈话的主要内容是希望我们这些搞评论的也能注意一下他的作品，他在介绍他的近作时还特意提到中篇小说《初夏》。过后，我找来《初夏》一读，确为其中所营造的关中农村生活氛围和所刻画的普通农民的形象所吸引，但由于读他的作品不多，又忙别的什么事去，关于陈忠实的小说的评论终归没有写成，文债也就一直欠着。

到了90年代初，我因鲁迅文学院的教务所累，有时是要住在办公室里的；而当时何启治的家就住在鲁迅文学院附近，于是有时晚上饭后就到启治家闲聊。而1991年年底至1992年初以至1993年，启治从审读到编辑，正忙活着《白鹿原》的编辑出版工作，而《白鹿原》刚刊出时各种意见也不少，有的还是明显地对立着。于是，《白鹿原》就成了我们聊天的主要话题，诸如有关写作的情况、编辑的情况、出版后的各种反应，无所不聊，有时我也提供一点消息。我总感到那几年，何启治有点把自己的荣辱安危同《白鹿原》联系在一起。因此，我也曾答应过启治，为我也倾心的《白鹿原》写上一篇较有分量的评论，但需是“后发制人”，回答那些非难甚至想置《白鹿原》于死地的貌似“左”的棍子们的。但终于没写成此文，而欠忠实的文债就一直未能偿还。

第二次见到忠实是在北京西城太平桥路的全国政协礼堂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次颁奖会上，时值隆冬季节，可能是1993年冬。陈忠实的《白鹿原》获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个什么奖，他远从陕西赶来领奖。记得政协礼堂与会的人不少，大都是借此机会叙旧或聊天的圈里的人，仨一堆俩一伙颇为热闹，只有陈忠实一个人独坐一桌，不与任何人聊天。而那一次颁奖会，陈忠实显然还不是新闻媒体追逐的新闻人物，又不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安排的代表获奖者讲话的人物。于是，他就枯坐在那儿，心安理得。我看到此情此景，就主动凑过去同他坐在一桌，并聊了一会儿天。大致是询问《白鹿原》的发行情况，他说了个数，并告诉我已有盗版的书籍出现云云。因为话题有限，双方都缺乏聊下去的热情，我也就陪他枯坐了一会儿。好在颁奖会不长，一会儿就礼成散会了。

又过了将近两年，1995年秋季，第四届茅盾文学奖好容易开评了，《白鹿原》自然是众望所归的。但这一届茅盾文学奖却怪得很，从1995年10月底初评出二十部初选作品，到1997年10月底评委投票评出四部获奖作品，历时两周年，而到1998年4月20日颁奖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历时四年，这也可以说是一种创纪录。而更新鲜的是，1997年10月底评出获奖作品。颁奖会之所以延至1998年4月举行，是因为有的评委提出《白鹿原》要按其意见修改，否则不投它的票，为了等《白鹿原》的修改本赶出。《白鹿原》须按评委的意见修改方能评上奖这桩事，犹如选美时某一美人须按评委的意见加以修饰，而不是按现成的客观的评奖对象评出一样，使人感到十分可笑，因此一时文坛内外议论纷纷。当时在文学圈里，大家聊到此事时为陈忠实设计了这么三种方案：拒绝修改，也拒绝领奖；答应修改，但实际上不改，等获奖消息传开后，才发表声明拒绝领奖；按照评委的意见进行局部修改，到北京人民大会堂去领奖。后来，陈忠实还是选择了第三种方案。这就是陈忠实。这倒不是因为他把茅盾文学奖看得很重，更主要的是他一向老实巴交，不喜欢惹事，也是不喜欢制造新闻的。他在给我的一封短简中说过这么一句话：“我向来在文坛怕惹事，那样会扰乱心境，所以也只是写自己的书，不扰旁人。”忠实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从对待茅盾文学奖这桩事中也可以看出他的性格和风格。

1997年起，我应邀在《时代文学》主持一个专栏“名家侧影”，遍侃京中诸位可以侃的名家之后，自然也想到远在关中的忠实，于是，从1998年秋就开始组稿，打听忠实的电话和行踪，并首先得京中熟悉陈忠实的何启治撰稿。没想到多次打电话到西安他的家，他的办公室，大都找不到他，有时偶然碰上，他对此事也不大有热情，这让我有点灰心，也有点懊恼。本来想把他的一辑安排在1999年第一期，也只好临时换人。没想到过了元旦，忠实倒对此事热心起来，屡屡接到他的电话说，他自己的自白已准备动笔，而何启治的长文则已在元旦前后利用休假赶出来了，此前他还曾利用出差路过西安的机会为此事专门采访了忠实。这一切都颇使我受感动。我想，忠实以前对此事不热心，大概还是“怕惹事”；后来之所以又热心起来，大概是弄清楚此举不会给他“惹事”。这也就是陈忠实，凡事都要弄明白了再干。不久后，就接到忠实寄来的稿子和漫画、签名，他的自白是躲在西安郊区一个叫“丈八沟”的地方“弄”出来的，由原拟的两千字扩展到万言之长，且写得那么投入那么专注，成为一篇研究忠实创作经历和创作心态的重要文献资料。这当然很使我为之感动，我变懊恼为感谢和兴奋，决定将他的这一辑以最快的速度推出。当然，我要再一次感谢忠实老弟，感谢这位满脸皱褶的关中汉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