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刚

三说我自己

邓刚

一说为找老婆而拼命

按常规我应该是在母亲腹中待九个月出生。但不知什么原因，我却在七个月时就迫不及待地来到人世。由于中国有句老话——七活八不活，意思是七个月胎儿可以成活，八个月却不行，因此母亲并不惊慌。问题是我自己很惊慌，整日大哭不止，直到比我小两岁的妹妹出生，我还是鼻涕眼泪的整日里咧咧个没完。也许我提前把一生的眼泪哭完，现在已不怎么会哭了。母亲后来告诉我，生我之前的夜里她梦见井里的泉水哗哗流淌。我识字时在算命卦书上发现我是“井泉水命”，这使我愕然瞠目，这种鬼神莫测的巧合弄得我大半生在唯心和唯物主义中间摇晃。我有个脾气暴躁不太懂情感的父亲，他几乎绝对地不关心妻子和孩子的命运，但他却极其聪明，能写会算，从山东牟平老家逃荒来大连干苦工，很快便被资本家的包工头看中，破格提为管账的，即现在所谓的会计。他大约扬扬得意，干得很起劲儿。没曾想他这段得意给他带来一生的霉气。事隔近二十年后的“大跃进”年代，干劲十足的法院以资本家走狗之罪定他为“历史反革命”，判十二年徒刑。又二十年后，法院却又突然仁慈地感到有点失误。但父亲其时已近七十岁，没什么感觉了。然而我却大有感觉，从此对一切都失去了严肃感。几十年我顶着反革命狗崽子的罪名饱受磨难，挺认真地奋斗了那么一气，到头来却是“失误”，心里不太是滋味儿。

父亲坐牢的第二天，我就进工厂干童工，养活病弱的母亲以及兄妹一家七口人。我干过钳工、焊工、质检员；我挖野菜拾煤渣捡破烂。但这不足以养活全家，于是我咬紧牙关，凭一口气量潜进暗礁丛里，成了捕捞海参、鲍鱼的“海碰子”。“文革”的高度压力，使人类常咀嚼的勇敢、正义、不屈、自尊等光彩字眼黯然失色，机智狡猾和逆来顺受显示出使生命永存的卓越力量。寒风呼啸的年关，上级派来兵马热情押送反革命家属去遥远的穷山沟改造，这对病弱的母亲和幼小的兄妹无疑是一场灾难。我们一齐痛哭流涕，说我们最恨反革命，当然也最恨反革命父亲。为了表示这种恨的决心，一夜之间，我们改名换姓，跟母亲姓邓，不跟父亲姓马。如此激烈的革命姿态大大感动了押送我们的闯将，允许我们留在城里。

当政治压力毁及你的人格你的自尊你的经济和你的温饱时，你还可以稀里糊涂地忍受。但这种压力毁及你的青春和爱情，你就彻底绝望了。听说我父亲坐牢，全世界最丑的女人见了我也吓得拔腿飞跑。我体魄健壮，身高一米八，在陆地上挥焊枪技术高超，在浪涛中挥渔枪英勇无比。可是为了找个能成家的女人，却上蹿下跳东奔西走，低三下四，并委曲求全。爱情早没了，实质问题是找个老婆。否则母亲牵挂，世人耻笑。为此，我急得差点找个男的！一直苦战到三十三岁，失望和失恋了数十次之后，我才以超人的情感和毅力，获得成家立业的辉煌战果——终于找了一个老婆。为庆贺我的伟大胜利，我决定在结婚这一天摆几桌丰盛的酒席，让亲朋好友和邻居们大吃一顿海参鲍鱼。这在当时物质极端困乏的“革命时代”，能吃到一顿好菜好饭，绝对是人间奇迹！我说过，我是一个能憋着一口气潜到海底的“海碰子”，于是，我手持渔枪，头戴水镜，唱着毛泽东的“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战歌，在只差一天就要当新郎官的关键时刻，乘着老掉牙的公共汽车，雄赳赳地来到离市区一百里远的鲇鱼湾，完成这一艰巨而光荣的任务。

我一直潜到犬牙交错的暗礁深处，在更深更黑的暗礁丛里，我憋得眼珠子都往外凸；浮出水面，我又似老虎吼叫般地大喘气，然后又朝更深的水下潜去。爱情的胜利使我疯狂，几乎变成了拼命三郎，专往平日里不敢潜的暗礁洞里冲。为了加快潜下去的速度，扎猛子时我像狼一样的凶狠；为了能发现狡猾藏匿的海参鲍鱼，接近暗礁洞时，我又似蛇一样的稳沉。终于，我觉得我捕捉到的海物肯定够上两次结婚用的了，这才恋恋不舍地爬上岸。到了海滩上我身子一软就跌倒了，突然感到有些瞌睡，竟然不知怎么就睡过去了，而且真正是香喷喷地大睡一场。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黑沉沉的天底下，还有点莫名其妙。当听到一阵阵浪涛声，才突然明白我是怎么回事。这下子完了，老掉牙的公共汽车早就没了。我跑到路边，朝路上偶尔开过来的汽车摆手，刺眼的车灯只在我眼前一闪就恢复了黑暗，没人理我。我急得发昏，却又急中生智，把手中的海参鲍鱼高高地举着，作为诱饵，果然有一辆汽车停下来。那个司机一看就知道是个酒鬼，他说这是全世界最高级的下酒菜，他说已经十年没吃过这玩意儿了。我忍着心疼给他十个鲍鱼，他千恩万谢地一直把我拉到家门口。我惊讶地看到，虽然是深夜，母亲和弟弟妹妹们全都站在门口，一个个满脸恐惧地朝远处眺望。我故意昂首挺胸地走下车，有力地摇晃了一下手中一网包的海参鲍鱼，鲍鱼贝壳的摩擦声此时是最美妙的乐曲。猛然，一个身影扑到我的身前，我一看，竟是明天就要当新娘的她。按规矩，新娘在临结婚前夕是不应该待在新郎家里，她说她在家里干脆就不行了，她说她以为我——说到这里她戛然而止。我知道她要说“以为我死了”的话，就笑起来，说我死不了。她赶紧用手捂住我的嘴，紧紧地捂着，她不让我说“死”字。一股热流从鼻子里往上冲，我差一点就要哭了。

二说为写小说而疯狂

1979年，那一年我将永志不忘——因为无论对我个人或对我赖以生存的国家，1979年都是最幸运的一年。那一年一个初春的早晨，我的唯一的女儿来到这个世界上，她那并不嘹亮的哭声宣告我真正开始做父亲；那一年一个初夏的早晨，我带着饭盒到工厂上班，路过邮电局的报刊亭，在报刊亭的橱窗上，看到我的第一篇小说《心里的鲜花》在《海燕》杂志上发表；那一年，我的“狗崽子”厄运、我的难以承受的耻辱，都在一个早晨消失；那一年，才允许我像别人一样发表文章，像别人一样工作、说话和参加各种会议。那一年我才从此感到，所有的早晨都朝霞满天空气新鲜。

处女作发表的兴奋，使我充满了创作的激情。上班时我手持焊枪焊花四溅，脑袋里也焊花一样奔放着小说的构思；下班后，我一手抱着嗷嗷待哺的女儿，一手拿着笔在稿纸上写小说，真正做到“革命生产两不误”。母亲走进来，她手里拿着一张邮递员刚刚送来的汇单，惊讶并惊喜地说，就写那么几张纸，会得六十多元钱？其实，那几张纸是一万字的小说，那时的稿费标准是一个字六厘，也就是说不到一分钱。然而，可怜的母亲在建筑公司工地上汗流浃背，抡大镐刨大坑，一个月才挣四十来元钱。她怎么也不能相信，整整一个月三十天早出晚归，在铁镐下去火星四溅的硬地上，必须刨出能装满无数辆大货车的土石，结果挣的钱却抵不上我写的几张纸。她觉得这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她立即从我手里夺过孩子，再也不让我一边哄孩子一边写作了，她对着我才出生几个月，只知道吃奶的女儿说，你爸爸厉害，坐在炕上就能挣钱呀……母亲实在是穷惯了也穷怕了。

我有点趾高气扬地走在大街上，所有认识我的人都对我热情地打招呼，他们都知道我在杂志上发表了小说。那时，没有像现在这么多的事干，没有个体企业没有有限公司，没有幸运中奖没有股票上市，甚至没有足球！因为文学能首当其冲地倾诉人们刚刚结束的政治磨难，所以，几乎是全国人民都在看小说讲小说评小说，谁要是在文学上有了光彩，从省里领导市里领导直到单位领导也跟着光彩，同时给予政治上和生活上的关心。中国特殊的国情下，这种创作上的个人奋斗加上长官意志的激励，在一个时期，给文学创作者带来了极其迅速的辉煌。一篇小说的爆响就能使一个作家一步登天，走上全国文坛，并天翻地覆般地从此改变他的命运。文坛的天空不断地升腾着一颗颗新星，突然耀眼的光芒使你激动使你焦急使你想入非非也使你痛不欲生——你感到你正在落伍正在落后正在被抛弃。文坛上每一篇作品的叫响，每一个作家的飞跃，最终都像充满动力和热力的皮鞭抽打你的脊梁，让你不顾死活也不知天高地厚地瞄准文坛的制高点，拼尽全力地奋进。

我手持焊枪站在安装公司工地的钢梁铁架上，老气横秋的心胸却鼓荡着青春的热血，似乎觉得东升的红日和奔腾的海浪都在驮着我的理想。我的焊工帆布工作服口袋里永远揣着一本书或杂志，表面看起来，我的身体在工地上忙忙碌碌，实际上我的灵魂却在文坛的上空全方位飞翔。十几年来的呕心沥血和朝思暮想终于撬开了幸运之门的一丝缝隙，我有些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我甚至不能想象我会在“绝不允许发表作品”的压迫下，发疯般地爱好文学，并发疯般地大写特写，甚至在水下暗礁丛里憋得要死要活时，还能胡乱地构思。我只读过六年书，却有着强烈的创作胆量，这胆量来自可笑的梦想和幻想，还来自我对遗传基因的迷信。我有幸得到母亲情感丰富和父亲聪明智慧的基因。在他们之前，我还有个教书的爷爷，据说才气横溢。如果不是怕官而晕考场，大概在清朝那阵就能混个类似现在厅局级以上的官位。更之前是我的勇武的太爷们，他们驾着战舰般的渔船，搏击于风浪之中，最终的一场风暴使他们所有的哥们壮烈于海底。只有我的太爷凭着一块船板挣扎，竟登岸存活，传宗接代直到我。我能深情于文学，杀生于海底，文雅而野蛮，坦直而卑怯，皆是这些刚刚柔柔的基因所致吧，所以我这个山狼海贼般的海碰子，竟然能腾波踏浪游进文坛。

压抑得太久的我可能有点神经质，第一次我的名字堂堂正正地印在刊物上，使我足足有两分钟对着我的名字目不转睛，最后还是觉得难以置信。第一次走进文学刊物的编辑部，我看到斑驳起卷的墙皮都觉得是一种艺术，与平民百姓家里的墙皮相比绝对是高档次的斑驳。看到我对文学痴迷到痴呆的程度，我的从不爱好文学的妻子也被感动得不行，在刚刚解冻的年月里，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偷偷去找一个算命的老瞎子给我算命，问我什么时候才能来运气。老瞎子提心吊胆地四面窥视了一阵，才煞有介事拨弄手指掐算一番，说快了，你男人半辈子噩运就要过去，明年是你男人的本命年，过了本命年的第一年，也就是后年的腊月开运。我那可爱可怜又可笑的妻子欢天喜地地回到家里，她也用手指扒拉着从阴历折合到阳历，终于算出我有福气的准确年月。晚上，她小声小气但美滋滋地对我说，1983年你的运气就要到了，使劲写吧！看着她那个认真的样子，我气得要命又笑得要死。

我确实来了福气——1983年我写出了《阵痛》《芦花虾》《迷人的海》《龙兵过》等作品，犹如连珠炮般地炸响。终于，我走上了全国优秀中篇和短篇小说奖的领奖台。

三说为挣钱而奋斗

我几乎是在得意扬扬地写小说时，却突然感到生活有点不对劲了，具体地说是我觉得有些不合算——我呕心沥血兴奋若狂热泪盈眶地构思，我点灯熬油冥思苦想夜以继日地挥笔，创作出自以为深刻深邃深沉的作品，其稿酬却不够大款吃半顿饭的。一万多字小说的稿费，仅够交纳每月的水、电、煤气费。再看看别的作家，有的比我还惨，数年数月苦苦地爬格子，写出一部数十万字的长篇小说，还得自己掏腰包拿出几万元钱自费出书。不仅作家艺术家们在经济上拮据，连掌管他们的文联和作家协会也穷得叮当作响。开个会都精心安排到吃完午饭开，否则连饭钱都拿不出来。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所有人的心目中，甚至在贴近我的亲戚朋友心目中，全都斩钉截铁地认为作家艺术家们是富得可恨富得腐败和富得该死的家伙。我乘公共汽车，熟人见到大吃一惊，你当作家怎么还乘公共汽车？你应该坐小轿车？我到街头小店吃快餐，他们说你堂堂作家怎么会到这样肮脏的小店，你应该在大酒店大饭店吃大盘子；我觉得我花一二百块钱买一双皮鞋挺够意思了，他们却讥笑说，就凭你这样的身份穿这样便宜的杂牌子鞋！更倒霉的是我长得人高马大粗壮肥胖，他们便一口咬定我整天吃大鱼大肉山珍海味……我觉得我简直就不知怎么活了！

一些理论家伸着脖子对我们高叫，在经济大潮面前要挺得住，要甘于寂寞甘于贫穷……但是，作家们真要是像苦行僧那样站在生活洪流的外面，他还能写什么？他还会写什么？穷则思变，鲁迅先生曾说过他吃不饱肚子是决不去写作的。于是，有些作家开始下海，开始当经理，当董事长，甚至扛着一大包皮夹克旅游鞋去俄罗斯当二道贩子。著名作家张贤亮最厉害，他的名片上一下子就印上四个有限公司总经理的头衔。我当然也不敢怠慢，圆睁双眼，寻找更科学更合算的活路。我发现散文杂文随笔最受欢迎，而且那些综合性刊物的稿酬比纯文学刊物要高两三倍。我鼓足干劲，大写特写，一气干了数十篇，像分发传单那样分发到全国各家报刊，结果是全面开花，收获甚丰。编辑们纷纷来信来电说作家写这样的东西深刻而幽默，希望能多写，稿酬从优。特别是稿酬从优四个大字使我眼睛一亮，心中大喜特喜，又发了疯一样地大写特写。这样，我继续奋勇前进，而且充满勇气地将自己的书一下子印了两万本，雇用了我的弟弟，两人像牛一样驮着一捆捆书，走遍了辽东半岛一百多所学校，而且还冒着酷暑到山东老家的一些院校签名售书，终于售出一万八千本。正当我要乘胜前进之时，一场大雨把我剩下的两千本书浇成了一文不值的纸浆。那真是心疼，而且是我大半辈子少有的一次心疼，我甚至理解了什么叫痛不欲生。

一气之下和一怒之下，我又拿起笔写电视剧，并同时在多家报刊上开专栏，真正像香港或西方作家那样多面手写作爬格子奔命。为此我也开始“脱贫”了，我买了电脑、打字机，并毫不犹豫地按房改合同买了房子，还随心所欲地按照我自己喜欢的风格装修我的书房和客厅。朋友们来访，我大度地一挥手，走，到饭店去坐；妻子喜欢一件高档服装，我说你犹豫什么，买！带女儿到商店，傲然地指着柜台里的所有食品，想吃什么？尽管说！老母亲要洗澡，我说咱去桑拿，不光有热水还有热气，不光有人给你搓澡，还有人给你按摩。老母亲吓得说，你有钱发烧呀！我突地感到心头一热，当创作不仅是神圣是浪漫而是与按劳取酬与生存实际结合在一起时，竟会使作家们像奸商像大款像打工仔儿像绿林好汉。有人说，中国的作家完了，要被经济大潮淹死了。我心下暗暗发笑，全世界所有伟大的作家和伟大的作品全是在市场经济的生存环境中产生的，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都能产生出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马克·吐温、杰克·伦敦、莫泊桑、海明威等文学大师，我们他妈的还怕什么？

清楚到写不清楚的邓刚

孙惠芬

跟邓刚熟悉得不能再熟悉，如同本家哥哥。在大连，如果我平均每月参加两次饭局，那么这两次有一次半能遇到邓刚。遇到邓刚，是幸运也是不幸，幸运的是，有了他，这一顿饭就不会吃得无聊，没滋没味。他幽默、风趣、机智，脑袋一秒钟能绕地球两周半，往往会被他笑破了肚皮。不幸的是，有了他，你就别想有机会说话，他往往是包场包桌的，一顿饭下来全是他讲。他讲也不要紧，往往要适时地寻找机会打击你挖苦你，让你觉得你是世界上最愚蠢的人。

其实邓刚酒桌上讲的话，你都听过一千遍了，那些风趣幽默的故事，被他讲得你差不多也倒背如流了，可是他每次讲，你都像第一次听一样，为什么？因为他讲了一千遍了，还像是第一次讲，特别认真，该风趣该幽默的地方都没有变，有时候，大家因为知道那故事，知道他在讲那故事时在哪些地方风趣幽默，就反而等待他的重复，似乎只有重复了，大家才满足了。就像看赵本山的小品，看一千遍了还要看，就是等待他抖那几个包袱。

或许，正是邓刚从大家眼神中了解到这一点，他越发地不可收拾，每顿饭临结束时，他都需要突然刹闸，就像一辆开足了马力的车突然刹闸，晃得你和他都一溜前倾，让你担心，他回到家里，会不会因为惯性而需要对着桌椅再讲一阵。

其实，邓刚不管在哪里讲话，是对着几个人讲，还是对着一礼堂的人讲，是对着女人讲，还是对着男人讲，你想从他的讲话中获得自信是不可能的。因为他每逢人多的场合，智慧就像通电的焊枪遇到钢铁一样，火花四射，他在那样的时候，不光语言充满光彩，整个人都充满光彩，仿佛有一只追光灯打在他的脸上、身上，他一个人光彩透亮了，周遭立即陷入黑暗暗淡无光了。

说起来，邓刚的口才确实是太好了，他口才好，不是伶牙俐齿那种，他的口齿甚至因为地方口音太重而有些含混，他的口才，主要表现在反应机敏表达准确上，表现在能把一件无趣的事说得有趣上，表现在他说话时生动的表情和表演上。邓刚是有表演才华的，说起话来，发丝也差不多都具有了表情，因为他一激动两只手就舞到了头上，恨不能把发丝拉直的样子。据说当初，一个反革命狗崽子的他，就是凭着一副好口才，征服了比他小十岁、出身好、温柔又漂亮的富家小姐的。他用讲故事的方式，一天一个故事。直讲得让一些个青灰色的晚上有了浪漫的气息。可想而知，在那样的夜晚，当把一个漂亮女子讲到自己怀抱，他的头发一定是笑弯了腰。

我是说，邓刚常常为他有一副好口才而自鸣得意。

邓刚确实能以他的口才征服别人。有一次，一起坐火车去沈阳开会，一上车邓刚就绘声绘色地给我们讲述他刚看过的一部长篇小说，我和马晓丽被他声情并茂的讲述吸引，一路上一直不错眼珠地盯着他，听得如痴如醉，赞叹之余我们表示回去一定找出那个长篇好好读，不想邓刚听后却轻蔑地摆手说：“不用了，听我讲就不用看书了，书还能有我讲得好吗？”随后，又做了一个令我们哭笑不得的补充，“再说啦，刚才那个结尾是我加的，那个小说结尾写得不好，我临时改编了一下。”气得我们呀！

关键是，唯一一次没有打击我们，以为真正是跟我们谈了文学，结果，还是不忘自己的光彩。

因为他不忘自己的光彩，因为他总是善于打击别人，最初那些年，我一直跟他保持距离。

他是大作家，走近他，希望看到他的光彩是真，想从他身上获得智慧是真，想跟他平等地掏心窝子说说话也是真的，因为那时大家对文学都太痴了，因为太痴了，也都特别脆弱，特别想听到他发自内心的鼓励。可是他从不跟你平等对话，往往一说话就开玩笑，一开玩笑就把你要说的话撞到南墙。关键是，在他面前，你不能认真，你一认真他就嘲笑，就像那句名言似的，“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邓刚不是上帝，可是如果你一说话他就发笑，他一发笑你就觉得你是天下头号傻瓜蠢材，你自然就觉得与他的心隔着十万八千里。

与邓刚消除隔阂和距离，是一次单独的旅行，那是一起参加吉林《春风》杂志社的一个小说笔会，我们从大连上的火车。当时，为了避免他的打击，我作了充分准备，沉默，坚决沉默。可是让我想不到的是，在那一程，邓刚几乎很少讲话，全是我在讲话，全是他听我的讲话。我之所以讲话，是他以往人多场合那种调侃的样子丝毫不见，他的目光是和蔼的亲切的，恍如一个宽厚的兄长遇到了久别的姊妹，渴望倾听的表情让你那么想诉说。

那一程究竟说了多少话我真的不知道，好像把一生一世的话都说出来了，关键是，邓刚在听你说话时，那么专心，你能感到他跟进了你的讲述，不但如此，你任意一个小的感受，小的发现，都会受到他的鼓励，他的欣赏，使你觉得，那十几小时的旅程实在是太短了。因为一到了长春，一走到人群里，邓刚立即变了样，又变回到原来的邓刚，挥洒他的机智，用他的脑子，而不是用心，居高临下，侃侃而谈。

其实，一些年来，与邓刚有过好多次一起开会的旅行，每一次，都会有一程掏心窝子的倾谈，每一次倾谈，都是他在听，我在谈；每一次，都在谈着的时候，不断地受到他的鼓励。他的专心，他的善解人意，不但让你感到愉快，还让你感到你也有了他那样的光彩。可是，每一次，当旅程结束，又走到人群里，或再在某个场合相遇，你都会感到，那样的谈话根本没有发生过，因为他的目光既不亲切又不和蔼，他一如既往地打击你，批判你，让你觉得你跟他隔着十万八千里。

为了找回与他真诚的沟通，有时，要给他打一个电话。可是，这样的电话，你十有九次要失望，因为常常一拿起电话，他在那边听出是我，第一句话就是，愚蠢的青堆子，怎么回事，又无病呻吟了。

他居高临下地打击你，你一下子就无话可说了。

如果不是单独旅行，邓刚对我的打击是一以贯之的，他打击我最有力的词是愚蠢。事实上，在邓刚的语汇中，愚蠢是一个最常用的词，不管说到什么人或什么事，只要不对他的思路，他就说人家愚蠢。不过，他说别人愚蠢，也许是信口开河，说我愚蠢，是真的觉得我愚蠢，因为他在愚蠢后边，往往要加上青堆子。青堆子是我的故乡，他叫我青堆子，是嘲笑我是乡下人，在他觉得，乡下人都没见识，土气。

别看他觉得乡下人愚蠢，乡下人在城里遇到了困难，他往往不由分说就挺身而出或许正因为觉得你愚蠢，他才挺身而出。记得有一年年末，市委召开年终文艺界茶话会，参加那个会，必得获过国家级大奖，我没有获过国家级大奖，却让我去参加了，可是让我去参加，与会每人一份的名单上，却没有我的名字，也没有关于我的介绍。当时，因为名单上没我而我又在座，心里觉得很不得劲儿。当时，不知是察觉到我的不得劲，还是邓刚也觉得不得劲，让他发言时，他说，今年，我们文学这边，有个重要收获，孙惠芬刚刚写完一部五十多万字的小说，我觉得是重大收获。我一听，就知道他是在替我说话，是想让在座的大家知道我参加这个会是够格的。事实上，我的小说只有四十万字；事实上，讲文学成就，字数并不能代表什么，你如果写了一堆垃圾，字数再多也不能怎么样。我深谙此理，可是因为那时刚来大连不到两年，城市对我的漠视让我感到冰冷，又因为长篇耗尽了身体里的热量，特别渴望来自外面的关怀和温暖，听完邓刚的话，我的脸忽地一热，差一点就泪流满面了。

真正泪流满面的，是又一次，那是我的长篇小说出版后，在大连文艺界遭到质疑。其实是一些退休的文艺界的老人，他们不接受我小说中有关性的描写，认为有方向上的错误，上书市委宣传部，拿掉了当时被评上的一个奖。当一个老官员把电话打到邓刚家时，邓刚勃然大怒，但他在勃然大怒中迸发出机智来，居然也理直气壮地搬出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与之对阵。直到与我通话谈及此事时，他还义愤不平，电话里传出他呼呼直喘的声音，好像刚刚爬上楼，或者刚刚冲上一座山峰，当他呼呼带喘地向我转述他的态度，他的对我的坚定的支持，我的泪水一下子就涌出了眼眶。

“文革”时我虽然还小，可父辈们遭受的镇压深有记忆，我呕心沥血的长篇遭到质疑，是创作方向上的质疑，我是受不了的。那是我长大到成人以来，第一次感受到的来自政治方面的压力，然而邓刚的态度，却让我第一次感受到长大到成人以来，来自朋友方面的支持和友爱，其力量的巨大，只有我自己知道。

事后不久，他在《小说选刊》上读到我的小说《舞者》，那小说有点自传色彩，他读后立即给我打来电话，他说：“愚蠢的青堆子，我在读你的小说，你让我老泪纵横。”

他让我泪流满面，是因为他鼓励了我让我拥有力量，而他告诉我他老泪纵横，还是为了鼓励我让我拥有力量，心底里的感激，真的是无以言表。我感激他，多年来从没当他的面说出来，因为他是一个很容易骄傲的人，他常说的一句话是，“我这人最大的缺点是没有缺点”。你想想，他都已经这么崇拜自己了，我怎么能再去怂恿他的自我崇拜？

一些年来，我一直自作多情地以为，邓刚帮我，是因为我是乡下人需要帮助；后来，当我看到他在一件又一件别人的事情上挺身而出，我才知道我有多么愚蠢，简直是愚蠢透顶。

那些别人的事，有老作家出书之后得不到反响，寄希望他的肯定的事，他需要在自己创作的间歇，认真地把那些长篇一部部看完，然后登门去跟老作家倾谈。有青年作者酷爱写作，扔掉工作，却怎么苦心都写不出来，最后家人都养不起，要重返工作岗位的事，他得知这样的消息，立即站出来，求人居然求到十几年前的朋友，让朋友帮忙安排工作。有文学同行因为工作有误，触犯了法律，需要精神上的援救的事，他闻知消息，一趟趟驱车去监狱，与判了刑的同行谈心，给予同行精神上的支撑；至于一茬又一茬的文学青年，如何不厌其烦地电话造访和登门拜访，需要他的鼓励和扶持，更是多至铺天盖地。他的热情往往遭遇“文学式精神病患者”，弄得他遭了殃，白天晚上被围追堵截，几乎就无法藏身，好长一段时间不能正常写作。

有一回，召开一个作品研讨会，一个作者出了一本书，叫《俄罗斯不相信眼泪》，作者为写这本书，累得胃出血。而一个好心的女子，跟作者素不相识，却拿着书稿自费三次进京，在编辑的指导下帮助修改，最后出版，到书出来，那个女子家的厨房水池里，已长出了几寸的小草。邓刚被作者感动，也被这女子感动，亲自组织召开研讨会，而我们，并没把这会看得有多么重要，以为不过是邓刚对那漂亮女子感兴趣，去晚了不说，会上还不发言，邓刚过后大发其火，说你们应该学会尊重这样一些人，他们不为名不为利，只为精神，你们应该知道给他们精神鼓励有多重要。

以往邓刚所有的批评都是不专心的，唯这次他专了心，他专了心，我们就有些无地自容了。

有人说，一个人童年得到的关爱越多，长大后给予别人的关爱也就越多，随着对邓刚的了解，我对这句话开始怀疑。邓刚童年恰恰充满苦难，他在他们的家庭里排行老大，是长子，他的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被打成历史反革命，使他们不得不改变姓氏。邓刚原姓马，叫马全理，后来才改姓邓。一个家庭不得不改掉姓氏才能活下去，很难想象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境遇。我一直不忘邓刚说过的一句话，他说，我这人，很少流泪，没有什么能让我流泪。可是不知为什么，每当我看到小弟那忧伤的眼神，止不住就想流泪。

他这么说着，眼圈再一次红了。

他曾跟我讲过一个关于小弟的故事，他说在他父亲被镇压的年月，一到夜里，小弟就吓得大气不敢出。有一天晚上，外面来了一只野猫子，小弟钻到被窝使劲压住自己的头。为了给小弟壮胆，他拿着砖头，一个人来到院子，瞄准野猫的身影，狠狠地砸了过去。结果，猫在砖头底下惨叫时，他的小弟在屋里也嗷地惨叫了一声，那声音听上去比猫叫还惨。这个故事，让我不忘的，不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年如何有勇气，深夜里一个人往外冲，不是，而是邓刚向我讲述时一再重复他小弟的那声惨叫，那声惨叫是从十几岁时就注入了他的内心的，你想想，一个十几岁的少年，一心一意拼杀野猫时，居然耳畔里还留心着弟弟的反应，这里边有着怎么样的善良和爱！

邓刚的小弟叫邓武，第一次见到邓武，是有一年邓刚带着他到我居住的县城签名售书。他一直跟在哥哥身边。说是小弟，个子却比哥哥还高，只不过要细弱和苗条。我和邓武一样，都是家里老小，都有一个大自己很大的大哥，可是我从没见过一个哥哥会用那样的目光看弟弟，那目光，要说是雾，比雾要清澈；要说是水，比水要柔软，那柔软的触须落在弟弟身上，简直让人痛不欲生。要是你见过邓刚看小弟那眼神，你会觉得这世界上根本就不会有坚硬的物体。要是你见过邓刚看小弟的眼神，邓刚在你面前表现得再坚强，你也知道他心底里是多么的脆弱。

有好多次，在类似外出开会的旅行中，他都跟我谈到了死亡，一谈到这个话题，他的表情格外飘忽，往日的光彩，乐观自信，丝毫不见，他表情飘忽，并不是怕死，他说死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不能为亲人遮风挡雨。这时，他往往要讲到他的妻子，他的女儿，这时，你觉得偌大块头的一个邓刚，在你眼前一下子就变得小了，变得无助了。也是这时，你知道，善良和爱，会给人带来什么。

你也就知道，为什么一有人多的场合，他要不停地挥洒自己打击别人，他是在用幽默智慧造一个坚硬的外壳，挡住别人透视他内心情感的可能。

是这样吗？我想是这样。

好多年前，我曾跟邓刚说，将来要是有人给你要关于你的印象，一定找我写。我这么说，是因为我当时看到了貌似强大的邓刚脆弱的一面，以为有了这个武器，就能穿透他的灵魂。谁知现在，我了解了他许多个侧面，比如他看上去阳光灿烂，实际上对生活充满了恐惧，你如果和他一道出差，他总是提前好几天就打电话叮嘱上车的时间，总是早早地就来到车站，总是在要下车时，早早地作好下车的准备，好像不这么做就上不去车或被车拉过站。比如，他看上去粗粗拉拉，这也不在乎那也不在乎，实际上在乎的小事让你无法想象，他买了一辆现代轿车，有一次，坐他的车回老家青堆子，路上，有一辆旧车超过他，他气得呀，一路不停地念叨，一路不停地追赶，仿佛要是落在了后面，就伤了大作家的自尊，仿佛那超车的人知道这车是大作家邓刚的，超过后正在车里窃喜。

我自以为掌握他很多把柄，能够写好，可结果还是没能写好。我发现，对一个人了解越多，越写不好，因为你掌握的信息越多，越无法理清思路。

也许，跟信息多少没有关系，是邓刚说的那样，我太愚蠢了。

对不起。

远比作品生动的邓刚

孙少山

我现在和邓刚最频繁的交往是在互联网上用电子邮箱互相发一些美女照片，穿衣服的和不穿衣服的都有。前天我把河莉秀的一组照片发给他，我想等他激动起来连声赞扬的时候，再告诉他，那是一个男孩子呀。可是他一看马上给我回音说，现代科学真了不起啊，能把一个变性人做得这么美！看来，河莉秀名气太大。我相信年轻人决不会干这等无聊事儿。可怜。望梅止渴？男人活到这岁数是一个尴尬的年龄，还没有老得七情六欲荡然无存，可已经在公共汽车上有人给老大爷让座了。

在别的方面邓刚好像还生气勃勃，写小说，写剧本，散文随笔满天飞；并且，学电脑，学上网，学开车，上电视作演讲……活得轰轰烈烈。听说我已经一个字的小说也不写了，他说我是装死，说不定还想一鸣惊人。我只能苦笑，告诉他，你那是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初次见邓刚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青年文学》在旅顺举办的笔会期间，真不敢相信，已经二十年了！那时我们都三十出头，一头黑发，现在我头发不仅仅是白了，而且所剩无几。当年的邓刚是一个标准的山东大汉，强壮得像头公牛。散会之后，别人都走了，邓刚推一辆破自行车送我到火车站。多年之后，他对我说，那天他觉得只剩我一个人孤零零的，怪可怜，所以不回家，专门留下来陪我，送我。他说这话好像很有要我感谢他的意思。对不起，当时我一点儿没有孤单凄凉的感觉，所以也没有感激之情。我是一个被冷落被忽视惯了的人，有人对我热情我反倒浑身不自在。从此我们就开始了交往，二十年没间断过。

鲁迅文学院的前身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地址在小关。邓刚对那段学习生活感情最深，刻骨铭心。直到今天，只要是提起小关，他都差不多要掉泪。我想，除了他在我们班里当班长之外，最大的原因是他没上过中学，那就是他的中学。

我们就是他的中学同学。他对我们这些同学们充满了感情。其实，这是不对等的，对于已经上过了中学、大学的人来说，那仅是一个什么学习班之类的经历，大都没有什么感情。人都是这样的，中学同学肯定比大学同学感情深，哪怕你当了国务院总理，对中学的同学也会永远不忘。而大学同学感情，又肯定比后来同事的感情深。

我们那个班的人绝大部分没上过大学，为了过一过大学瘾，决心要把这个文学讲习所变成一个正规大学，开始了一往无前地奔走呼号。给中宣部，给教育部，给国务院，给中国作家协会写信，打报告，甚至闹过罢课，只差没上街游行了。作为班长，邓刚就是领头人。折腾了大约一年多，终于争取到了一笔建校的经费和一块地皮，就在今天的八里庄。楼很快盖起来了，现在想想多么不容易。这个学校就改文学讲习所为鲁迅文学院。当时我们的设计是叫“中国文学院”的。多大气！但是那帮从延安走出来的作协老领导们对鲁迅感情太深，一定要叫鲁迅文学院。这个鲁迅文学院就是今天的北京鲁迅文学院。后来有一年我又去看了看，没见到一个熟人。十多年过去了，不仅没有进步，反而比当年要破败荒凉得多。租给什么公司一些房子，大门前租给了一个烤羊肉串的。我特意在里面吃了一顿，感慨万千。

文学院成立起来了，但是在教育部那里没有备上案，本科文凭国家不承认。我们又开始了一场争取正式文凭的折腾。这时候邓刚好像对文凭不文凭的不很在意。有的同学就嘀咕，一定要拉住邓刚，不能让他背叛。好像有人正式去找他谈过，邓刚表示，虽然我不想要文凭，但是我会跟大家一起奋斗到底。但是最终也没有办成。北京林子太大，我们这群鸟儿显不出来，如果在省一级，我想是会成功的。后来经多方努力，应该感谢严家炎先生，北京大学决定把我们收入到他们中文系，作为一个作家班，学习结束后由北大发文凭。这结果当然是最好的了。有的同学又嘀咕说，问邓刚吧，难道他会放着北大的文凭不要？

开学时，他真的没到校。这是大家怎么也没想到的，艰难奋斗两年多，可以说是千辛万苦，到手的成果他却不想要了。当时的邓刚很红，少了他我们这个作家班明显会逊色不少，于是同学们集体写了一封挽留信，派代表亲自送到大连去请他回来。记得我还在信上以个人名义加上一句话，邓刚王八蛋，回来吧，大家都想你。可是那个王八蛋真就是没回来。邓刚大约到今天也没有什么文凭，最多有个初中文凭，甚至初中文凭也没有。可是今天来看，文凭对一个作家有什么用？真的没有用。

我对邓刚最佩服的当然是他的力气。一个曾经凭体力吃饭的人，他最崇拜的永远就是力气。力气就是一切。这就好比一个篮球运动员，球打得好就是一切；一个百米运动员，跑得快就是一切。邓刚在我们班里掰手腕没敌手。岂止是没敌手，简直就没有同一级别的人。我们班里也很有几个壮汉，但是跟他掰腕子，他从来是先把自己的手放倒，让你压住，然后慢慢地掰起来，再把对方压倒。真是神力！男人中我也不算弱的，但我从来就没敢想跟他试一试。

人对自己崇拜的东西又总有一种要扳倒的冲动。这一点是受崇拜的强者要时刻记着的，别看大家对你毕恭毕敬，心里都在算计着你哪。有一次开笔会，我对矫健说，伙计，咱俩收拾邓刚怎么样？矫健小眼睛一亮，说，好哇！收拾他！矫健是个永远经不得鼓动，又永远不知深浅的人。他后来下海发了点小财，伸出一个小指，指着山东作协的大楼说，山东作协，我买下了！他也不想想作家协会是最买不得的东西，你买下干什么？给大家开支？李贯通写矫健的这一动作真是神来之笔！当时正说着邓刚进屋了。矫健迎上去说，老邓，别看你个子大，我不服你！邓刚一愣，说，呀，你们想造反？我一跃跳床上说，对，就是想造反！不容他多说，我和矫健一齐扑上去。我发现，邓刚力气大，打架却没有章法，两只胳膊乱舞一气。矫健的眼镜很快给打落，没了眼镜的矫健成了瞎子，只顾趴地下摸眼镜，我也给邓刚打翻在床上。殴斗了大约有半个多小时，邓刚累得气喘吁吁。在矫健的掩护下，我最终从后面勒住了他的脖子，把他勒倒，顺势翻到床的另一边，紧紧地把他仰面勒在床上，他两只手在空中乱舞却抓不着我，挣扎不起来了。这次胜利让我在整个笔会期间都非常得意。

邓刚另一件让我佩服的就是他的嘴了。我曾经说他是我所遇到的最能说的嘴。学人学物惟妙惟肖。他说他原本小时候是很少说话的，因为父亲是反革命分子，很胆小，见人没开口就发抖。后来他就强迫自己，见了人把眼一闭哇啦哇啦就讲话，不管别人什么反应，不管愿不愿听，张开嘴就没完没了的说啊，说啊。后来他锻炼出来了，成了现在一副无人能敌的好口才。对此我深信不疑，因为正相反，我小的时候是个很能说的孩子，甚至我的爷爷还因此而训斥过我，说我说话太多，聪明外露。但是后来因为下了煤矿，只用力气用不着嘴，我就成了现在这样一个口舌笨拙的人。人是可以自我塑造和被环境塑造的。

邓刚的会说在他的人生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的妻子就是他讲故事给讲来的。当年他已经三十多岁了，因为出身不好，婚姻很困难。那时候的女孩子谁敢跟一个反革命分子的子弟！但是那个大眼睛的漂亮姑娘给他的故事迷住了，先是自己听，后来把他带到家让父母姊妹听。邓刚发挥了他的口才，在那些昏暗的晚上讲了一个又一个故事，那时候没有电视，也不能打麻将，有人给讲故事当然是一种不可多得的休闲娱乐活动。邓刚就凭他的故事迷住了一家人，他们对这小伙子充满了感激。这可是一个天大的阴谋，他们没想到，最后的报酬是要他们家的姑娘。大连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不管什么时候，你总能找到谈恋爱的地方，那就是海边。大海黑沉沉的，白色的泡沫不断地溅到身上，昏黄的路灯光照在堤岸上坐着的一对青年人身上。邓刚终于向心爱的姑娘摊牌了，他问，如果你家里人不同意怎么办？这个平时看上去温柔的姑娘用低低的声音说，我跟你跑。声音很小，但在邓刚听来却是石破天惊，在一刹那间他感到老天睁开眼了！

就是因为这句话，直到今天，邓刚都有一个不可动摇的观点，别看男人在谈恋爱时表现得多么勇敢顽强甚至要杀人放火，但是在关键的时候，真正能豁出一切来的是女人！

“我跟你跑”这个许诺，让邓刚对妻子感激了一辈子。

邓刚第二个感激的人是他的岳母。是她老人家在那种时候，把一个清白的工人阶级的女儿毅然决然地许配给了一个反革命分子的儿子。去年，岳母去世了，邓刚难过了好多天，在给我的信里都充满了悲痛。

我这样说不清话的人和邓刚在一起常常倍感压抑，但有时候我也能报复他。有一次，一位同学揭发说他某天中午陪一个漂亮的女记者出去吃饭了。邓刚说，少山可以作证，那天我们一块儿上街逛书店去了。我装懵懂，说，我不记得啊，我好像记得我睡觉了。同学们哄堂大笑，一齐向他进攻。他脸涨得通红，求我说，你好好想一想是不是？我继续懵懂，真的，邓刚，我那天是在宿舍睡觉了。大家又是大笑，他急了，对我叫道，你这人怎么能不说实话呢？我很冤地说，我说的就是实话呀。大家一齐哄他，他再能说也百口莫辩。为此邓刚恨了我好长时间。

那时候人们对这种事还很忌讳，邓刚脸皮也没现在这么厚。如果现在谁再说邓刚陪女孩子吃饭去了，他会自豪地宣称不止一个。

邓刚是一个很精明的人，世事通达皆文章。但他又是一个很善良的人，有一次我们乘公共汽车上街。下车时，他一脸苦相，我问怎么回事，他说刚才他看见车上一个妇女抱一个孩子，脚上穿的小塑料鞋都是破的。他很想给点钱让那个妇女给孩子买双鞋，可是又怕人家误会，觉得看不起她。所以他在车上一路就这么犹豫来犹豫去，给又怕，不给又心里难过。

邓刚少年时吃的苦不是一般人经历过的，家里曾经穷得白菜都吃不上，他到冬天的菜市上去捡人们扔掉的白菜帮子，回家洗洗全家人煮了吃。孩子的自尊心是最强的，又怕别人看见，就捡一片赶紧塞进裤袋里，装作若无其事地吹着口哨走开。结了冰的白菜帮子在裤袋里化了，浸透了裤袋，那冰凉的感觉伴随了他许多年。更让他难忘的是他曾经徒步走很长的路，去给蹲监狱的父亲送吃的。那是一段不仅仅劳累漫长而且充满了耻辱的路程。他低着头，不敢给人看见自己的脸。一个少年的自尊心给打得粉碎。为了生存，邓刚年仅十三岁就进工厂做工。今天，十三岁的孩子背起书包上学大人都不放心，也许还要天天接送。同样是十三岁的邓刚已经在坚硬的钢铁夹缝中谋生了。

少年邓刚在穷困、耻辱中顽强而茁壮地成长起来，他不仅上班，还要下海去捕捞海参、鲍鱼。但他不是自家吃，而是卖给别人换取点儿钱以补贴家用。

上帝给了他一个灾难的命运，却在同时给了他一副强健的体魄和绝顶聪明的脑袋。他不甘于自己的苦难生涯，他要凭自己的头脑改变命运。

在大海边他拼命地读书。在潮起潮落的间隙，在爬上岸喘息时，他进入了另一个世界。这就是文学世界。他写过诗，投过稿。有一次他亲自把自己写的一组诗稿送到编辑部里去向人请教。任何时代都有那种愚蠢麻木而冷血的人，那位编辑已经知道了邓刚的出身，毫不客气地告诉他，你这样出身的人写什么都不能发表。如雷轰顶，邓刚觉得天昏地暗。他跑到海边，把自己辛辛苦苦写的诗稿撕得粉碎，用力抛向空中。白色的纸片像雪花从天空纷纷飘落下来时，邓刚的心也深深陷入了地狱中。

邓刚是一个真正经历了炼狱的人，当你知道了他的过去，看到今天永远朝气蓬勃的邓刚就不会感到奇怪了。

那段在海里求生活的经历也给了他回报，他写大海的小说，到今天我觉得在中国还无人能及。

邓刚永远有神来之笔。邓刚减肥成功！这成了一件轰动的新闻。据他自己吹，在大连他已经是尽人皆知的明星。减肥上过报纸，上过电视。上次我见到他，果然是苗条多了。他说减了二十多斤。

对于人生，一种人认为，人活着不过几十年的事儿，纵有千年铁门槛，挡不住一个土馒头，折腾什么？一种人认为，人生只有几十年，为什么不折腾一番？当然各有各理，邓刚就属于后一种。五十多岁的人了，学电脑，学开车，又要减肥。只有我们这个岁数的人才能感受到，过了五十岁，这都是非常艰难的事。特别是减肥，都快六十的人了，还减什么肥呢？我只在电视上见过青年人和孩子减肥成功的典型，从来没见过这般岁数的减肥模范。这就是邓刚，活就要活得轰轰烈烈，做就要做得有声有色。

作家不外有这么两种，一种是作家大于作品；一种是作品大于作家。一个不熟悉邓刚的人只能领略作品中的风光，熟悉邓刚的人就会感受到一种比他的作品更丰富更感动的人格魅力。邓刚是一个作家大于作品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