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希望、失望与求索

1909 年 8 月，鲁迅从日本回到了祖国，先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书，第二年便回到故乡，担任绍兴府中学堂的学监，并兼任博物学、生理卫生学的教员。

鲁迅离开故乡已多年，可故乡一点也没有变化，依然是满目创痍，一片萧条。

1911 年，辛亥革命爆发，武昌起义推翻了腐朽的满清王朝，杭州和绍兴也先后宣告光复。鲁迅积极参加了革命活动，他召集学生组织“武装演说队”，上街宣传革命。但随之而来的事情却使鲁迅感到了极度的困惑：革命党人张金发等人在旧势力的包围和腐蚀下，失去了警觉，对杀害秋瑾的刽子手“不念旧恶”，财主豪绅也纷纷挂起了“革命”的招牌，“咸与维新”了。劳苦大众依旧过着困苦的生活。资产阶级革命的妥协性和软弱性，使鲁迅感到异常失望和痛心。

1912 年春，鲁迅应当时教育总长蔡元培的邀请，到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工作，同年5 月又随教育部迁到北京。

鲁迅任职教育部，本希望能为革新文化教育事业，提高国民素质尽一些力量，但是，袁世凯统治下的黑暗现实和教育部的腐败景象，却使他感到了极度的失望。这时，临时政府虽然才成立不久，却已经暮气沉沉了。资产阶级把政权拱手让给了封建势力，窃国大盗袁世凯原是清王朝的一个北洋大臣，他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摇身一变，很快登上了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宝座，随后立即亮出屠刀，残酷屠杀革命志士。袁世凯当了总统，还想当皇帝，大搞帝制活动，并派兵

镇压各地的反袁斗争。但是，历史的潮流不可逆转，袁世凯刚刚爬上“龙床”，当了 83 天的皇帝，就在人民的反抗怒潮中一命呜乎了。不久，又出现了张勋复辟的丑剧。继袁世凯、张勋之后，统治中国的的是其他几个北洋军阀。政治的腐败，人民的困苦，日甚一日，整个中国就象一个密不通风的铁屋子。

在这种形势下，教育部的衙门，也是一片混乱和黑暗。总长和次长们像走马灯上台下台，他们大半不是要来办什么教育，而是代表着一派势力来占地盘，当官僚。在这些人的统治下，教育部的工作人员除了每天签到之外，几乎没有什么正经事可办。面对黑暗现实，鲁迅内心十分痛苦。他一面思索着中国的现实问题，一面开始从事中国文学古籍的纂辑和校刊工作，收集中国古代石刻画像及墓志等金石拓本。

年轻时代的激昂慷慨，被岁月逐渐地消蚀了。寂寞一天天地增长起来，像毒蛇一样缠绕着他的灵魂。他深刻地反躬自省，认识到自己并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

许许多多血的事实教育了鲁迅，使他在沉默中认真探索中国的历史和社会，进一步思考着中国前途与出路。他曾热情地参加了资产阶级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在经历了辛

亥革命的波折以后，他对旧民主主义革命失去了信心，他后来总结这一时期的思想状况时说：“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由于一时看不到中国社会的出路，鲁迅曾经“怀疑过自己，怀疑过中国和中国人，怀疑过人类为之奋斗的一切事物的价值”。他说过：“我曾经是一个十足的悲观主义者。后来，我逐渐发现了自己，逐渐对自己的怀疑产生了怀疑。”

时光就在苦闷和寂寞中，一年年地过去了。补树书屋的前面有一株槐树。夏天的夜晚，鲁迅常常摇着蒲扇，独自坐在槐树下，从密叶的缝中仰视那一点点青天，苦苦思索着祖国的前途，人民的出路。不在寂寞中爆发，那么就要在寂寞中灭亡。鲁迅急切地盼望着打破寂寞的时刻早日到来。

有一天，鲁迅正在会馆里抄古碑，他的老朋友钱玄同提着皮包走了进来，劈头质问道：“你抄了这些有什么用？”

“没有什么用。”鲁迅问答说。 “那么，你抄它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作一点文章⋯⋯”

鲁迅理解他的心情，当时，钱玄同正和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正竭力寻求支

持，希望鲁迅也能加入到他们的战斗行列中去。

在这次谈话中，鲁迅把当时的旧中国比喻成没有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铁屋子”，“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就都要闷死了”。是唤醒他们呢，还是让他们从昏睡中入于死灭？“如果惊起来较为清醒的几个人，让他们来受无可挽回的临终的苦楚，这能对得起他们吗？”鲁迅提出并思考着这个问题。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子的希望。”

是的，希望是不能抹杀的，希望在于未来，这是鲁迅的一贯信念！

1917 年 11 月 7 日，伟大的“十月革命” 在俄国爆发，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选择民族的出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和鼓舞下，被压迫的中国人民开始行动起来，掀起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曾亲身经历过辛亥革命，对其失败深感痛苦但又找不到出路的鲁迅，怀着急切的心情，渴望投身到这场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当中，人民也在迫切期待着像鲁迅这样勇敢而坚定的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