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南下广州

“三·一八”惨案之后，北京的局势动荡不定。4 月间，段祺瑞被迫下台，逃到天津，国民军也退往西北。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直系军阀吴佩孚和奉系军阀张作霖先后盘踞北京，政治环境十分险恶。为了躲避北洋军阀的政治迫害，鲁迅于 1926 年 8 月离开北京远赴上海，随即应厦门大学的聘请， 任中国文学系教授兼国学研究院教授。

在厦门期间，鲁迅把过去的文章，编成一个题为《坟》的集子，这就包含有对过去来个总结的意思，即他在《题记》中所说的“埋葬”。他在文集的后记中，通过无情的自我解剖，对自己的思想进行了清理。这是旧的终结，也是新的开始。他在思想上更接近了工农群众，深信“世界却正是由愚人造成”的，他下决心要和旧传统、旧思想、旧世界实行彻底决裂。也正如他自己所说的： “又因为从旧垒来，情形看得比较分明，反戈一击，易制强敌死命。”

这时，大革命的风暴已经在南方掀起。国民革命军从广州出发，开始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北伐军胜利的消息不断传来，革

命的暴风骤雨席卷了大半个中国。鲁迅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振奋和鼓舞，他决心毫不犹豫地投身到革命策源地广州，来“做些有益于人民的工作”。

1927 年 1 月，鲁迅接受广州中山大学的骋请，从厦门来到了广州，成为这所大学唯一的正教授，同时兼任中国文学系主任和大学教务主任。

在中山大学任职期间，鲁迅曾经冒着危险两赴香港，作了《无声的中国》、《老调子已唱完》。内容虽然是“七八年前的常谈”，却是有感而发，为了抨击当时的现实。在当时的中国，尤其是香港，鼓吹“国粹”， 提倡文言文、旧道德者，仍大有人在，他们竭力要把中国变成“无声的中国”。鲁迅揭露帝国主义鼓吹“国粹”的目的，就是要“利用了我们的腐败文化，来治理我们这个腐败的民族”，他号召青年发扬五四精神，反对旧文化，“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

在中山大学任教期间，鲁迅受到以共产党员毕垒为代表的青年学生的热烈欢迎，鲁迅通过毕垒，和共产党人进行了多次秘密接触，阅读了中国共产党主办的《向导》、《少年先锋》等刊物，了解了党的活动和主张。他还曾秘密会见了中共粤区区委书记陈延年，进行了一次推心至腹的交谈。

当时的广州，被称为“国民革命的策源地”，是革命的大后方，但鲁迅从南下数月来的所见所闻，已经敏锐地感觉到了革命中潜在的危机。4 月 10 日鲁迅写下了杂文《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引用俄国革命的经验和自己的切身教训，告诫人们在胜利时应保持清醒的头脑，警惕投机分子混入革命阵营破坏的危险性。

1927 年 4 月 12 日，鲁迅的墨迹未干， “四·一二”政变便在上海发生，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撕下了革命的假面具，向共产党人举起了屠刀。广州从 4 月 15日起也开始大批逮捕共产党员、革命群众和青年学生。中山大学的许多学生也在其中。事件发生的当天，鲁迅冒雨参加了中山

大学的紧急会议，设法营救被捕学生无效， 于是他愤而辞去中山大学教务主任和文学系主任的职务。

在广州的日子里，鲁迅亲眼目睹了这场空前的大屠杀：有许多昨天还和他见面的青年，今天却可能走向刑场；今天还收到来信的青年，明天给他们的复信却又不知寄到那里。他曾回忆那时的情形说：“我一生从未有见过这么杀人的。”“角色又是青年”。“这半年我又看见了许多血和许多泪”，“泪揩了，血消了；屠伯们逍遥复逍遥，用刚刀的，用软刀的，而我只有‘杂感’而已。”

在血的教训面前，鲁迅一面顽强地坚持战斗，一面总结着斗争的经验教训。他在一封信中写到：“我解剖自己，并不比解剖别人更留情面。”过去，他相信进化论，总觉得青年必胜于老年，但在反革命政变的日子里，他亲眼看到青年分成革命与反革命两大阵营，反共青年捕人、杀人的凶恶程度，并不比壮年差。于是，鲁迅思想中的进化论， 被激烈的政治斗争轰毁了，他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进化论的思想，并不能改变中国的现状，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拯救中国。鲁迅的思想，发生了质的飞跃。

从“五四”时期起，鲁迅就开始接触了马克思主义。1920 年，他阅读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1927 年以后，鲁迅开始系统地学习马列著作。1928 年，在鲁迅的224 笔书帐中，关于马列书籍的就有 60 多笔。在白色恐怖异常严重的岁月，鲁迅翻译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论著，并通过各种途径， 购买、阅读了大量马列著作。

就这样，在大革命的危急关头，在白色恐怖的血雨腥风里，鲁迅通过严肃的自我解剖，转变成为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在书稿中，他奋笔写下了这样的句子：“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草木，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