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横眉冷对千夫指

1927 年 9 月底，鲁迅辞去了广州中山大

学的职务，乘船经香港来到上海。从 10 月开始，鲁迅与夫人许广平，开始在上海定居下来，从事写作和著译工作，投入了新的工作与生活。

从这时起，鲁迅开始有系统地翻译和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他的帮助下，上海出版了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丛书“科学的艺术论丛书”。鲁迅开展这项工作的目的，既是为了现实斗争的需要，同时也是为了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他把这一工作比作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窃火给人间，曾说：“我从别国窃得火来，本意却是在煮自己的肉的。”

1930 年 3 月 2 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参加发起的作家有鲁迅、郭沫若、茅盾、郁达夫、柔石等人。鲁迅被选入7 人常务委员会，成为左联的重要领导人。与此同时，他还参加了革命群众团体“自由大同盟”。

左联成立后的主要功绩，是在反击国民党的文化围剿和培养文学新人，而这是与鲁迅的辛勤劳作密不可分的。鲁迅领导左联的工作，不是由于一种什么法定的关系，而是像老战士带领一批新战士那样，自己走在队

伍的最前面，同时非常亲切、具体和周到地照顾与教育着新战士。

鲁迅认为，新生的一代，是中国社会的希望。在文化战线上，他既是伟大的战士，也是辛勤的园丁；他一面冲锋陷阵，一面呕心呖血，热心培育后辈青年。左联中的许多成员和广大文学青年，对于鲁迅“如山的恩情”，都有“刻骨铭心的感受”。他们中的许多人刚刚从狱中出来，找不到党，无亲无友，生活无着，甚至流浪街头，却都由于找到鲁迅而得到了有力的援助。

培养和教育青年，是鲁迅毕生所从事的重要工作之一，虽然他习惯于夜间写作，他的身体状况也不好，加上国民党政府长期迫害，使他和青年们的联系，受到一定限制，但他总是抽出时间和青年交往。他们的联系多采用通信方式进行，通过写信，青年作家、木刻家、青年学生、职业青年等，从鲁迅这里获得了许多教益。对于青年人的来信，鲁迅总是有来必往；对于青年人所提出的问题，也是有问必答；对于青年人的热情要求，只要有可能，他总是设法予以满足。对于那些冒着危险登门求教的青年，鲁迅不管工作如何繁忙，总是热情地接待他们。鲁迅十分健谈，他们谈话往往进行得很久，常常废寝忘食，如果有一段较长时间不见青年人来，鲁迅就会感到不安，生怕会有什么意

外发生。

1931 年 1 月 15 日，左翼作家、共产党员柔石、殷夫、李伟森、胡也频、冯铿等人在上海东方饭店召开秘密会议，由于叛徒告密，被英国工部局逮捕，并“引渡”给国民党龙华警备司令部。

柔石被捕时，敌人在他的衣袋里搜出了鲁迅的印书合同。国民党反动派早就想迫害鲁迅了，这下有了借口。消息传出，鲁迅不得不烧掉朋友们的信件，和夫人许广平带着孩子来到一家日本旅馆避难。风声一阵紧似一阵，有的说鲁迅已经被捕，有的说鲁迅已被杀害。

1931 年 2 月 7 日夜，柔石等左联 5 烈士和其他几十个革命者，被国民党龙华警备司令部秘密杀害。当局严密封锁了消息，禁止国内外报刊透露。烈士的战友想尽一切办法，才打听到他们的下落。

听到噩耗的当夜，鲁迅独自一人徘徊在寓所的院中，周围一片死寂，人们都已入睡，连同自己的夫人和孩子。鲁迅沉痛地感到，自己失去了很好的战友，中国失去了很好的青年。在悲愤之中，吟出七律一首，以寄托自己难以排遣的哀思：

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梦里依悉慈母泪，

城头变幻大王旗。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不久以后，鲁迅起草了《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现状》、《中国作家致全世界书》，交美国友人史沫特莱在国外发表，向世界人民控诉国民党当局的血腥屠杀。史沫特莱担心文章发表后，会危及鲁迅的安全，请他慎重考虑，鲁迅毅然决然地回答：“这有什么关系，中国总得有人出来说话。”

同年夏天，鲁迅主持编辑《前哨》“纪念战死者专号”，发表了鲁迅参与起草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向全中国、全世界控诉国民党屠杀作家的两篇宣言，还发表了鲁迅撰写的《柔石小传》和《中国无产阶革命文学和先驱的血》两篇文章。

1933 年 2 月，为了悼念左联 5 烈士殉难两周年，鲁迅写下了《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在这篇感人肺腑的散文中，鲁迅追忆他和殷夫、柔石的交往，描绘他们淳朴而坚强的性格，叙述了战友们被捕和牺牲的经过，沉痛地说道：“不是年青的为年老的写纪念，而在这 30 年中，却使我目睹许多青年的血，层层淤积起来，将我埋得不能呼

吸，⋯⋯这是怎样的世界呢。夜正长，路也正长，⋯⋯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

1933 年初，在宋庆龄、鲁迅、杨杏佛等人的主持下，成立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发表了抗议国民党反动派非法监禁、屠杀革命者的宣言，揭露了蒋介石反动政府的法西斯罪行。反动政府指示特务在 6 月 18 日暗杀了杨杏佛，随后又开出黑名单，妄图暗杀鲁迅和“民权保障同盟”的其他成员，并在杨杏佛的追悼会场做了布置，形势十分险恶。鲁迅在得知这一消息后，谢绝了朋友们的劝阻，毅然前往参加入殓仪式。他锁上房门，不带钥匙，做好牺牲的准备，冒着生命危险去和敌人斗争。鲁迅的浩然正气使特务们心惊胆颤，加上大家的保护，敌人终于没敢下手。事后，鲁迅激动地写下了向黑暗势力战斗到底的誓言：“只要我还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

在险恶的环境中，为了安全地保存马克思主义书籍和其它图书资料，鲁迅和内山先生商议，以店员镰田城一的名义，租用了一个房间，作为秘密藏书室。这里满屋都是书，书架全部是木箱，装满书就是书箱，打开来就是书架，随时都可以装上汽车运走。为了确保安全，鲁迅还在门口继续挂着“镰田城一”的木牌。

1932 年 10 月，鲁迅应柳亚子之请，曾作过一首七律《自嘲》，来概括自己当时的处境：

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

这是鲁迅旧体诗中最为人称颂的一首。他以幽默的笔调，描绘了自己在国民党文化“围剿”中的艰难处境，表现出“为敌为我，了了分明”的爱憎情感和“嘻笑怒骂，皆成文章”的独特风格。尽管如此，这首诗的感情还是非常深沉的。曾经有一次，鲁迅把诗的大意讲给内山完造听，听的人哭了，鲁迅自己也哭了。当时，他正处在八面攻击当中，想到自己处境，想到多灾多难的祖国，鲁迅难以抑制自己悲愤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