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反德总后勤到反苏急先锋

从法国前线回来，到重任政府大臣，丘吉尔“流浪”了 14 个月。这段时间，他继续在议会侃侃而谈，在报刊上发表种种主张。他提出在工业和军队中都必须提高机械化程度，科学地使用人力的意见，以便解决军队和工业争夺人力的矛盾，他说“机器可以代替人⋯⋯各种机械设备可使人手的功能增强，同时保护神圣的生命之花”。除此之外，他只能从家庭生活和绘画中寻找安慰。妻子克莱门蒂娜是他困难时期的心灵支柱，她总是显得那么安详和达观，劝慰丈夫摆脱由于政治上的不幸所带来的忧伤。

这一时期战争形势未能好转，议员们对阿斯奎斯决策摇摆、意志薄弱、领导无方颇多意见，联合政府内部也矛盾加深。主张全力加强作战力量夺取战争胜利的劳合·乔治，联合殖民大臣、保守党领袖博纳·劳等人，要求改组政府，阿斯奎斯只好辞职。英王乔治五世邀请劳合·乔治组阁，新的战时联合政府在 1916 年 12 月成立。

平民出身的劳合·乔治与贵族后裔丘吉尔是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他有心让丘吉尔重新参加政府工作，却遭到保守党政要们的竭力反对。劳合·乔治费尽口舌，指出丘吉尔“出众的智慧，不容怀疑的勇气，孜孜不倦地认真研究军事艺术的精神，能够使他成为战时内阁的一位重要成员”。他解释说， 要是让丘吉尔参加内阁，“他那容易冲动和喜怒无常的性格可以受到控制； 他的意见在被采纳前，可以经过讨论和检查。像他那样性情急躁和智慧无穷的人正需要严格控制。”他还提醒博纳·劳：让丘吉尔当个批评家要比他作为政府的一个成员更危险。博纳·劳回答说：“我宁肯让他始终都是我的对手。”劳合·乔治苦心有余，说服无效，甚感遗憾，只好等待时机。丘吉尔在友人家进午餐，获悉未能入阁的暗示，伤心得又气又恨，马上抓起大衣和帽子冲了出去。

在劳合·乔治的干预下，达达尼尔海峡战役调整报告公布了，丘吉尔蒙受的耻辱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洗刷，而执政半年以后，劳合·乔治的政权又比较稳固，他便于 1917 年 7 月使用巧妙的策略安排丘吉尔当军需大臣。他先是把一个迫害丘吉尔最甚的人派去新近加盟参战的美国当大使，接着把军需大臣调去安排战后重建工作，然后不与博纳·劳商量便宣布由丘吉尔顶替这个空缺。

立即激起一阵风波。陆军大臣以辞职相要挟。《晨邮报》尖酸地嘲讽： 我们有充分的把握期待这位不沉的政客继续使国家蒙受巨大损失。保守党代表团近 40 人向博纳·劳提出抗议，为何同意让这个冷酷无情、从来不留余地地向保守党开火的叛徒加入政府？政敌们反对丘吉尔不仅是出于报复。他们也承认丘吉尔的确有杰出的天才，他刚毅、勇敢，孜孜不倦地工作，但是他的崇拜者多，拥护者少，因为他的头脑就像一台强有力的发动机，可是铸造这台机器的金属材料却隐藏着致命的弱点，妨碍机器正常运转，一旦出了故障，不仅他本人，连同他一起工作的人都要遭殃。

劳合·乔治辩护说，在丘吉尔的行动可以受到监督的条件下，他那远见卓识和富于想象的天赋，他那善于创新的头脑和充沛的精力，都是无价之宝。他卓有成效地改革和壮大了海军，他最先了解坦克的重大意义，都清楚地显示他的才干十分罕见和难得。在危险的时刻利用这种人，只要对他们保持警觉，他们单独地做出的贡献要比一大群庸庸碌碌的人做出的还大。

劳合·乔治还特别解释说，军需大臣是 1915 年才开始设立的，属于非阁员大臣，它的地位比丘吉尔以往担任过的大臣职位都低，不能参加领导战争， 也无法影响政府政策。尽管他内心明白，处在同强敌交战之时，这一职务对英国政府的重要性非同小可。

保守党领袖博纳·劳对这一任命事先未同他商量感到不快，但这回他顾大局，识大体，表示首相有权作出任命，只要首相认为此举有助于赢得战争； 如果由于意见分歧导致刚成立半年的联合政府寿终正寝，那对战时的英国有害无益。于是吵嚷抗议之声才逐渐平息下去。

自然，劳合·乔治免不了谆谆告诫丘吉尔，今后不仅要勇敢，而且要谨慎。丘吉尔接受教训，珍惜得来不易的幸福，他谈到自己的新使命时说：“既然没有让我提议案，我就抓紧制造武器的工作。”《泰晤士报》一位记者采访丘吉尔时感到吃惊：“我从未见过，哪一个人能在如此短暂的时刻里完全变成一个崭新的人。”

丘吉尔来到这个管辖 12000 人的庞大机构上班，发现工作体制紊乱，规章制度不全，效率低下，他首先精简和改组机构，健全财务监督制度，以有效的管理促进工作良好运行。

他紧张地奔波于各个兵工厂，督促把大炮、枪支、子弹、坦克、飞机源源不断地制造出来，将军火和军事装备的生产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尤其是组织了大规模的坦克生产。

他不断飞往法国战场，了解和满足前线将士对军需品的需要。他领导的军需部还为美国生产了价值一亿英镑的中等口径的大炮。

同时，他仍然不愿把每一点新想法囚死在自己的头脑里，而要把它们贡献出来，尽管可能是创见，也可能是谬见。他继续向劳合·乔治送交各种建议信件，设计诸多夺取主动权和打赢战争的大胆战略方案。

他觉得当军需大臣比当海军大臣还带劲，“既不需要同海军将领争执， 也不直接对德军作战”，许多聪明能干的人竭尽全力帮助他，“能够同有学识的人一道工作我感到十分高兴”。

1918 年 3 月，德军在西线发动猛攻，英国第五集团军溃退途中，7 万人被俘，1000 多门大炮和大批军需品被缴获。当时丘吉尔正在离前线一万码处目睹这种损失，回国要求兵工厂 250 万工人放弃复活节休假，加快生产速度弥补损失。法国人担心英国招架不住德国人的沉重打击，从此会对法军抗德采取消极观望态度。劳合·乔治派丘吉尔去法国会见克雷孟梭总理和总司令福煦元帅，让他们消除疑虑，并制订两军协同作战计划。丘吉尔满意地感到， 他又从边缘开始走向事件的中心。不久，盟军转入反攻。

11 月 11 日 11 时，应战败的德国的要求，北起荷兰的北海岸边、南至瑞士阿尔卑斯山的漫长西线实现全面停火。

丘吉尔站在窗前等候伦敦大钟敲响停战钟声。11 点整的钟声刚刚响起， 只见男男女女从楼房里出来，潮水般涌向伦敦市中心特拉法加广场，一边高呼“国王万岁”，一边发疯似地跳起舞来。

几分钟后，克莱门蒂娜挺着即将临产的大肚子，陪同丈夫乘车前往唐宁街向首相表示祝贺。伦敦市民欢天喜地庆祝战争结束，丘吉尔在与首相共进晚餐时却心情忧郁。后来他写道，当时他“没有大功告成的感觉⋯⋯一方面我害怕未来，另一方面我想帮助被打垮的敌人”，“目标尚未达到，其他敌人依然存在，在胜利者中间，有一股阻碍公正解决世界问题的新生力量，正

在争权夺利”。

丘吉尔极为敏锐地预感到，一年前十月革命胜利后建立的苏维埃俄国， 以及被帝国主义大战带来的灾难激起的席卷欧洲国家的革命浪潮，是妨碍英国擅自处理世界问题的新生力量。原来的敌人刚刚投降，好斗的丘吉尔马上把目光瞄准新的敌人。在饭桌上丘吉尔对首相建议：“德国当前食品匮乏， 经济上很困难。倘若我们置之不理，德国就有可能发生俄国那样的共产主义革命。我们应当马上派 12 艘轮船满载粮食给德国人民送去。”

丘吉尔真不愧为杰出的资产阶级政治家，他的阶级本能多么强烈，他的全球眼光异常远大，他的行动反应可谓神速！

议会任期早已届满，战争结束马上举行全国大选。这次大选有两个特点， 一是根据当年通过的《公民权利法案》，21 岁到 30 岁的妇女首次获得选举权；二是参加战时联合政府的保守党人同拥护劳合·乔治的那部分自由党人结成联合派，实行联票选举，利用因战争胜利而在群众中增长的“爱国”情绪，共同对付支持阿斯奎斯的那部分自由党人和工党候选人。选举结果，联合派获胜，但其中保守党人多于自由党人。丘吉尔则在丹迪市击败了反战派候选人而连任议员。

劳合·乔治任首相的新政府于 1919 年 1 月成立，任命丘吉尔为陆军大臣兼空军大臣，属于阁员大臣。

丘吉尔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是让数百万在欧洲大陆征战多年的军人返回家园与亲人团聚。1917 年制订的一项复员方案规定，为了建设工商业的需要，优先复员工商业需要的人员，这就造成大量早参军晚复员、晚参军早复员的现象，挫伤了士气，甚至引起示威和反叛。丘吉尔召集军方和非军方人士共同研究，制订了一个以年龄大小、服役长短、伤残轻重为依据的新复员计划，复员 3/4 兵员，留下继续服役的 1/4 兵员领取双薪，同时招募和训练志愿兵员准备接替，终于比较妥善地解决了这一棘手问题。

他花在空军部的时间不多，不过他支持空军参谋长特伦查特的看法，要让规模不大、建军不久的空军早日建立自己的独立体系，否则空军就会被其他军种吞并，飞行员“就只能成为陆军和海军的司机。”他认为应设立一个专门机构来研究空军精神和飞行风格，使空军早日成为一支能够极大改变未来战略的武装力量。1921 年初，他在索马里进行一项试验，以空军为主力讨伐当地的武装反抗，并得出结论，对荒凉的殖民地进行武力镇压，主要使用空军比光依靠陆军可以大大节省军费开支，同时又以此为根据，为建设空军争得了一大笔经费。

十月革命爆发后，俄国沙皇和贵族遭到镇压和逃亡国外，兔死狐悲，丘吉尔对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充满强烈的阶级仇恨，按照劳合·乔治的说法，“为了反对掌权的俄国工农，丘吉尔那贵族的热血都沸腾起来了”。早在 1918 年 9 月初，他就向战时内阁提交一份备忘录，建议“编制布尔什维

克政府成员花名册”，将来要不惜一切代价地惩罚他们。 11 月 26 日在丹迪发表竞选演说时，他污蔑布尔什维克是“残暴的大猩猩”，“很快就会把俄国拖回到动物形态的野蛮时期”，“共产主义理论⋯⋯就是倒退到中世纪”。几十年之后的 1950 年，他还痛苦地后悔没能“把布尔什维主义掐死在摇篮里”。

丘吉尔为了消灭新生的苏俄，维护大英帝国的全球战略利益，处心积虑地使用了种种政治、外交和军事手段。

他曾寄希望于扶德反苏。1919 年 4 月 9 日，身兼陆军和空军大臣的丘吉尔给劳合·乔治首相写信：“对苏俄的政策应当是十分简单的，把德国养起来，并迫使它同布尔什维主义作斗争。”阿斯奎斯的女儿问丘吉尔：“你对俄国的政策是什么？”他答道：“消灭布尔什维克，同德国佬接吻。”1920 年丘吉尔写道，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政策是：“同德国人民和平相处， 而对布尔什维克则要干戈相见。”可是，德国爆发了工人和士兵的起义，起义失败后建立的魏玛共和国奉行中间路线，不愿插手干涉苏俄。丘吉尔这一如意算盘落空了。

丘吉尔是英国政府内部最强硬的反苏急先锋，他极力促使英国和协约国支持俄国白匪军，并直接进行武装干涉。然而这些办法都不断遭到挫折，最后以失败而告终。

早在 1918 年春夏，英国就把一万多人军队派往俄国，当时是为了阻止德军攫取海港设施和军需仓库，以后他们就支持白俄海军上将高尔察克在西伯利亚进行叛乱。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政府马上批准同法国在俄国南部划分势力范围的协定，并决定向在俄国南部进行叛乱的白军将领邓尼金援助武器和军事装备，向西伯利亚增派军官和补充军事装备，并在实际上承认由高尔察克领导的鄂木斯克政府。丘吉尔事前是这些决定的积极鼓吹者，决定作出后又是卖力地全盘实施庞大的干涉俄国计划的负责人。

1919 年 2 月 15 日，丘吉尔在巴黎和会上起草了一份向苏维埃政府发出

最后通牒的电报稿，要求苏俄军队从前沿阵地后撤至少 5 英里。他还建议成立俄罗斯问题委员会，着手制订协约国进攻苏俄的行动计划。劳合·乔治从留在巴黎的私人秘书那里获悉丘吉尔的胆大妄为后非常吃惊，因为他向丘吉尔委托授权之事，仅限于向反对苏俄势力提供军事装备和派遣技术顾问。而丘吉尔的计划不仅是战后陷入贫困的英国财力所无法支撑的，而且必然给国内正在掀起的“不许干涉俄国”的强大群众运动火上加油。由于各方意见不一，巴黎和会没有通过丘吉尔的建议。

1919 年 5 月，在丘吉尔巧舌如簧的游说下，巴黎和会决定承认高尔察克为全俄统治者，向他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帮助他把势力扩展到全俄。英国为此向外国干涉俄国武装力量和白卫军输送了数百万英镑的军火和装备。丘吉尔还叫嚣，如果邓尼金占领莫斯科，他打算去那里“帮助邓尼金制定俄国新宪法”。

丘吉尔的反苏表演在英国国内遭到强烈的反对。工党领袖麦克唐纳说： “就算丘吉尔先生是个权力无限的帝王，也不该如此慷慨地挥霍国家的财产和人们的生命！”《每日快报》1919 年 7 月 29 日一篇评论写道：“我国决不希望在俄国打一场大仗⋯⋯让温斯顿·丘吉尔这个自大狂、疯狂的好战赌徒见鬼去吧！把我们的士兵都召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