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创全新局面的隋唐玉器

两晋南北朝时期，我国社会处在一个南北分裂、动荡不安，战乱频频的大环境下，整个社会的发展受到极大的影响和限制。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玉器的发展同样受到了抑制。尤其是曹魏文帝下令禁止使用玉衣，致使葬玉一落千丈。

从此时墓葬发现玉器的情况来看，大部分仅有简括的玉猪、玉蝉之类的玉雕，而且仅在有限的范围内存在，已不见各种玉用具和玉佩饰出现，说明此时无论是玉器的加工制造还是社会保有量都大大减少。

南北朝时佛教传入我国，故在这一时期出现用于佛教方面的玉器，主要是各种佛像，民间多以曲阳白石和黄花石造“玉佛”供养。

隋唐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两大强盛帝国。这也反映在玉器文化的发展上。隋朝历史很短，但却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朝代，为大唐帝国的创建铺平了根基。在玉器史上，隋代玉器工艺不曾有什么独特的建树，却为一个新的玉器时代拉开了序幕。

著名的隋代玉器是镶金边白玉杯，发现于陕西省西安市李静训墓，高4.1厘米、口径5.6厘米、底径2.9厘米。此杯为直口平唇，深腹，下有假圈足，平底实足。口部内外镶金一周，金沿宽0.6厘米。

杯用白玉制成，保存完整，造型、制作均很精美。从这件镶金边白玉杯看，隋代已有了很精湛的玉器制作技术。

隋代玉器的品种新出现的有玉铲形佩、玉双股钗、玉嵌金口杯和玉兔等近10种。无论是已有或新出现的玉器，其用料和局部结构形式等方面则有很大的不同。如玉兔，系和田羊脂白玉圆雕而成，通体光素无纹，两侧腰有一横穿圆孔，以供佩系用。

隋代双股玉钗，一改以往以单股为钗之式，对其后唐宋的玉钗式样制作和使用具有重要影响。

隋代玉器虽然品种和数量不多，但都是用优质青白和田玉制作，这与战国以前和魏晋南北朝玉器用料较杂、使用优质和田玉较少的情况呈鲜明对比。

受到波斯文化的影响，隋唐玉器上出现了一些新的造型和图案。佛教题材玉器有飞天，肖生玉有立人、双鹿、寿带、鸾凤等，都受到当时绘画与雕塑艺术的影响。

隋唐时期，达官贵人身着佩玉，尊卑有序。《隋书·礼仪表七》记载：

天子白玉，太子瑜玉，王玄玉，自公以下皆苍玉。

陕西省泉县兴隆村唐越王李贞墓发现玉佩6件，2件较，一件为上窄下宽，上饰云形边，两侧连弧形，底边平直，上有一孔；另一大件作云头形，上下两边各有一孔。另外4小件有璜形与云头形，上下两边各一孔，为一组佩饰，青玉，光素无纹。

在陕西省西安唐大明宫遗址发现一件白玉嵌金佩饰，应为皇家用品，此为片状近三角形，底边平直，顶尖有一小孔，两腰为三连弧形，正面镶勾连云纹金饰，纹饰流畅，金玉辉映，格外耀眼，玉质洁白无瑕，晶莹光润，显得富丽堂皇。

唐代的玉佩多为光素无纹，说明在春秋战国到汉代极为盛行的佩玉，到唐代已失去它的光辉，正在走下坡路。同时，隋唐时玉器加工技艺已趋成熟，砣法简练遒劲，突出形象的精神和气韵，颇有浪漫主义色彩。尤其是立体肖生形象的肌肉转折处理能收到天然得体的良好效果。

隋唐时期已普遍采用产自西域的和田玉，和田玉温润晶莹的特性在各种玉雕人像、动物造像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从而使形象美与玉材美和谐地融合为一体，提高了玉器的艺术性和鉴赏性。

隋唐玉器在装饰材料上，金玉并用，色泽互补，金相玉质，形成隋唐玉器绚丽多彩的面貌。在玉器上出现黄金饰件，始见于战国至汉代，当时的黄金饰件主要起垂勾之用，如金链串玉佩、玉带钩等。隋唐用黄金饰玉，虽然也有起特殊的功能作用，但主要起装饰之用。

隋至盛唐玉器，不论是简练还是精琢，其处理都恰到好处，均可达到气韵生动的艺术境界。

唐代玉器是在魏晋南北朝玉器大衰落和隋代时略有发展并有一定复苏和变化后开始的。由于唐帝国大统一、经济从复兴至昌盛、东西文化密切往来等原因，其变化之大就如同脱胎换骨一样。

唐代玉器旧的礼仪玉退出舞台，出现新的礼仪玉，已不用周代的琮、璧等“元器”，只有禅地玉册与哀册两种。禅地玉册呈简牍状，多五简为一排，以银丝连贯，册文作隶书。

泰山脚下的嵩里山上有座阎王庙，庙前有座文峰塔，在塔的原址上发现5颜色的土，五色土呈方形，中间为黄色，四周为红、白、青、黑色。

原来，古代皇家祭祀时，要在社稷坛的坛面上铺设五色土，5种颜色的土在安排上也有讲究：黄土居中，代表统治者的最高权威，东西南北依次为青白红黑，象征四面八方对皇帝的辅佐，也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寓意。

就在五色土下面，发现了两个金盒，里面整齐地摆放着两卷玉片，一卷由16块长方形的玉简组成，另一卷则由15块玉简组成，玉片晶莹剔透，上面都刻有文字，字体端庄清秀。

据考评，两卷玉册第一卷是唐玄宗李隆基的封禅玉册，另一卷是宋真宗赵恒的封禅玉册。

玉哀册是帝王下葬时的最后一篇悼文，是称颂帝王功绩的文辞。玉哀册呈扁平片状，但均较宽长，表面磨平，正面刻楷书文字，字内填金，背后顺序编号。

唐代玉器的品种式样几乎是全新的。即使名称仍如前期，但形式也是各不相同，作用也较单纯，多数与实用和佩戴有关。

汉魏时期曾有回光返照的礼器和盛极一时的葬玉几已消失。所见者主要有作佩饰用的玉簪、玉梳、玉镯、玉带板、玉人神仙佛以及作实用的玉杯等实用器具。

在陕西省西安市南郊何家村发现的唐代镶金兽首玛瑙杯，高6.5厘米，长15.6厘米，口径5.9厘米，选用的材料是一整块世间罕有的带条纹状的红玛瑙，玛瑙两侧为深红色，中间为浅红色，里面是略呈红润的乳白色夹心，色彩层次分明，鲜艳欲滴，本身就已是极为罕见的玉材。

此杯为模仿兽角形状，口沿外部有两条凸起的弦纹，其余的装饰重心均集中于兽首部位。兽作牛首形，圆睁双目，眼部刻画得惟肖惟妙，炯炯有神，长长的双角呈螺旋状弯曲着伸向杯口两侧，双耳硕大，高高竖起。

兽嘴作镶金处理，同时也是作为此杯的塞子，双唇闭合，两鼻鼓起，就连唇边的毛孔、胡髭也刻画得细微精确，显得十分生动。

这种角杯实际上源于一种被西方称为“来通”的酒具，这种造型的酒具在当时中亚、西亚，特别是萨珊波斯的工艺美术中是十分常见的。因此，这件玛瑙杯很可能是由唐代工匠模仿西域传来的器物所制作的。它是唐代与西域各国文化交流的重要佐证。

唐代上层社会把人物、仕女、动物、花卉等当做艺术与审美对象，与当时绘画风格相同，是以现实生活为题材，并有新的发展。

唐墓中常发现妇女化妆盒，如有一海棠形玉粉盒，最长5.5厘米，最宽4厘米，高不到1厘米。有盖，子母扣，盖面隆起，面阴线雕刻花朵与盒形相应，简单爽快，可谓万紫千红玉为先。

在陕西省西安市南郊何家村发现的除镶金牛首玛瑙杯外，还有刻花白玉羽觞、玛瑙羽觞、水晶八瓣花形长杯等。造型奇特，器壁薄，线条流畅，选料精美。

玉簪自新石器时期出现就一直不断，但隋代以前皆为单股形，自唐代始，除隋代始见的双股钗和最早出现的单股钗仍制作使用外，又新出现一种簪头部分为玉制、宽薄片状，簪身为金银质的复合式簪。

玉梳始见于殷商，此后各代每有所见，唯早期多呈圆首圭形或长方形。及至唐代，这一形式已消失，新出现的有宽长半月形。这种玉梳也有两式：一式为整体都由玉料制作，半圆形，上端为梳柄，下端为梳齿，整体用一块玉制成，它与前期玉梳相比，齿牙加宽并变短，从而更方便使用。

另一式玉梳也如玉簪，即一部分为玉质，另一部分为金银等金属，玉质作梳柄，金属质作梳齿且多已无存。

唐代玉镯很罕见，所见一对玉镯由三段玉质呈扁弧形或璜形器再用黄金包嵌为镯。

我国古代衣着特点之一是穿长衫，腰部需用大带束住。唐代开创的按官级高低佩带的玉器服饰玉带銙富有时代特征，是一种“等贵贱”玉器，是我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的首创。

用玉带銙的佩带形式来象征官位及其权力，一般三品以上文武官员方许佩用，其规范化与制度化，是我国古代礼仪玉器中的重要发明和创新。

玉带銙由鞋带板、铊尾和带扣组成，始于唐高祖李渊时期。据《唐实录》：“高祖始定腰带之制，白天子以至诸侯，王、公、卿、相，三品以上许用玉带。”据《新唐书·銙车服志》记载：

紫为三品之服，金玉带銙十三绯为四品之服，金带銙十一；浅绯为五品之服，金带銙十；深绿为六品之服，浅绿为七品之服，皆银带銙九，深青为八品之服，浅青为九品之服，皆铂石带銙八。

唐代玉带銙的颜色由紫色向其他颜色递变，紫色位阶最高。紫色其义来源于紫微星，据传是天帝所居处，故以紫色位至尊。而且带銙以玉为最高，依次为金、银、铜、铁。同时，据官爵的高下，所用玉带銙的节数有严格规定，由13块至7块，尊卑有变。

唐代发现均为玉带上嵌缀的带板，数量相当可观，仅陕西省西安市何家村一处窖藏中就发现数套。从当时玉带板制品看，在一条玉带之上，带板确有大小件数之别和纹饰的不同，最多者达15件套，形式有扁平状的正或长方形、半月形和圆首圭形三种。

玉带板上纹饰有龙纹、花果纹、动物纹、人物纹等。在人物纹中又以所谓“胡人纹”最多。其带板多以背面的若干对隧孔供与革带结扎用，亦见用铆钉通过正背对穿孔直接与皮带钉插加固。

唐代玉质实用器皿，见者除玉杯外，尚有玉勺、玉盘、玉盒和玉罐等。其中以玉杯最多且形式新颖多变，见者有莲花式、云形、椭圆形、瓜果形等。

唐代玉器中的人神仙佛及纹饰，也进入全新的发展和变化期，其形式之多为前所未见，计有宽衣博袖的文人士大夫、头戴乌纱帽的官吏、衣着华丽美妙的仙女、长髯无冠的老人或道士，与汉族人形殊别的所谓“胡人”和具浓厚佛教色彩的飞天等。

唐代玉器中的佛教文化内涵丰富多彩，是唐代玉器重要的文化特色，其中以飞天为典型代表，是时代最早的飞天玉器，是后世同类玉器的先导。

唐代飞天玉器用料均由新疆和田羊脂玉、白玉雕就，在玉材和艺术上表现出飞天的圣洁与高贵。

飞天在佛教中被描绘成浑身散发香气，能歌善舞，给人们带来欢乐、幸福的神仙，造型特征为一体态轻盈女子，身披长裙飘带，祥云托起，手持莲花，悠悠漫舞，飘飘九霄，邀游天际，飞翔太空。

玉飞天的艺术风格为飘然妩媚，淡雅萧疏，情韵连绵，尤显灵动之美，尽显镂雕之妙。

唐代最善于吸收外来文化因素，作为汉族传统文化的营养。伎乐纹玉带板是唐朝引入西域音乐、文化的历史见证，是唐朝成功地进行东西部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朝廷将新疆龟兹国的伎乐人带进长安，并与汉族的音乐融合。

唐太宗李世民于642年将唐朝宫廷燕乐9部乐增加为10部乐，有燕乐伎、清乐伎、天竺伎、高丽伎、安国伎、西凉伎、康国伎、龟兹伎、疏勒伎、高昌伎。唐十部乐集汉、魏、南北朝乐午之大成，用于外交、庆典、宴享，具有鲜明的礼仪性。

714年，唐玄宗李隆基又将10部乐改为立部伎和坐部伎。坐部伎内容有长寿乐、天授乐、宴乐、龙池乐、鸟歌万岁乐、破阵乐六部，演出水平和地位高于立部伎。故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立部伎》诗中有：“立部贱，坐部贵”之说。

唐代玉带板上的伎乐纹中，演奏乐器者属坐部伎，铊尾上的舞蹈者属立部伎，其形象为：深目，高鼻，卷发，留胡须，着胡衫，紧袖，束腰、肩披云带，足蹬乌皮长靴、舞于氍毹上，舞姿生动传神。

白居易道：

心应弦，手应鼓，弘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飘持蓬舞，左旋右旋不知疲，千匝万周无已时，人间物类无可比飞。

舞蹈场景所描述的属于盛行于唐朝的“胡旋”。

玉带板上的伎乐纹饰是唐代玉器善于向域外优秀文化学习与借鉴、吸收西域音乐舞蹈文化并将它融合于中华传统玉文化之中的产物。

唐代玉器上的动物造型也突然增多。除传统的龙、凤、螭外，更有一些写实性很强并具某种吉祥寓意和为推崇伦理道德服务的动物出现。

见者有狮子、骆驼、鹿、象、鹤、雁、鸳鸯、孔雀、绶带乌等。其中狮子、孔雀两种动物为玉器中首次出现，鹤、雁等鸟形为成对相向展翅飞翔态。

有一件唐白玉线雕龙纹璧，龙头长双角，张口露牙，嘴角长大超过眼角，颈后有须，下唇留须，龙身满饰方格形鳞纹，背生火焰状鳍，四肢作腾飞状。

璧上的鸟纹为短翅，多呈展翅形，翅端向头部扇起，排列整齐阴线表示羽毛，丰满健壮，活泼和谐，生活气息浓郁，与金银器、瓷器、铜器等鸟纹一致。

唐代玉器上的植物纹图，为首次以写实而又具体的形式在玉器上展现，并与上述的动物纹图相似，具有某种含义。常见的有蔓草、缠枝莲、牡丹、石榴和葡萄等花果，或单独组纹饰器，或与其他动物复合组图。

唐代花果植物在玉器上首次出现是当时玉器的创举，为其后玉器纹式的多姿多彩提供了更为开阔的自然景物纹图而载入玉器发展史册。

唐代玉器的制作和刻纹的表现手法在局部上也有很大的发展变化。其中以整体图案隐起，又称挖地或剔地阳纹，再在其上加阴线，局部细纹法尤为突出。

如所饰阴线用一道砣纹完成者多，具平行或放射短条状，细密而富时代特征，给人一种近观景物之效果感，凡植物的花叶脉络、动物的毛发、人物的衣纹等皆一目了然。

再如云纹，均以花朵形表现，并由尖长尾附于花朵状云头之后部；玉带板之形，四周边从正面到背面向外斜坡而下，结果是正面的面积小，背面的面积大，而具有典型的时代特征。

晚唐及至五代十国时期，我国再度出现分裂，社会经济严重萧条，玉文化也受到极大的影响，明确为五代十国的玉器少之又少。

[旁注]

曹魏文帝　即曹丕，三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曹魏的开国皇帝，曹丕文武双全，8岁能提笔为文，善骑射，好击剑，博览古今经传，通晓诸子百家学说，于诗、赋、文学皆有成就，尤擅长于五言诗，与其父曹操和弟曹植，并称三曹。

飞天　意为飞舞的天人。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天指苍穹，但也认为天有意志，称为天意。在佛教中，娑婆世界由多层次组成，有诸多天界的存在，这些天界的众生为天人，个别称为天神，天即此意。飞天多画在佛教石窟壁画中。飞天原是古印度神话中的歌舞神和娱乐神，他们是一对夫妻，后被佛教吸收为天龙八部众神之内。

西域　我国汉代以来对玉门关、阳关以西地区的总称。狭义专指葱岭以东而言，广义则凡通过狭义西域所能到达的地区，后亦泛指我国西部地区。西域到了后来演变为我国的西部地区的含义，所以青海、西藏亦是属于西域的范围。

简牍　我国古代遗存下来的写有文字的竹简与木牍的概称。用竹片写的书称“简策”，用木版写的叫“版牍”。超过100字的长文，就写在简策上，不到100字的短文，便写在木版上。写在木版上的文字大多数是有关官方文书、户籍、告示、信札、遣册及图画。

羽觞　又称羽杯、耳杯，是我国古代的一种盛酒器具，器具外形椭圆、浅腹、平底，两侧有半月形双耳，有时也有饼形足或高足。因其形状像爵，两侧有耳，就像鸟的双翼，故名“羽觞”。

李隆基　世称唐明皇，他就任以后，在皇宫里设教坊，“梨园”就是专门培养演员的地方。唐明皇极有音乐天分，乐感也很灵敏，经常亲自坐镇，在梨园弟子们合奏的时候，稍微有人出一点点错，他都可以立即觉察，并给予纠正。唐明皇个人能够演奏多种乐器：琵琶、二胡、笛子、羯鼓，无一不通、没有不晓。

白居易　字乐天，晚年又号香山居士，我国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人国文学史上负有盛名且影响深远的诗人和文学家。他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魔”和“诗王”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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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玉器玉料精美，种类多样，工艺精湛，内涵丰富，以超凡的文化艺术品质在我国悠久的玉文化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并为后人进行中华玉文化的跨文化研究奠定了第一块基石。

其后，清代康乾盛世时，巴基斯坦及南亚玉器的传入，可以认为是唐代玉器引入外来文化艺术成果的延续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