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尔泰的生平

伏尔泰（1694—1778），原名弗朗索瓦·阿鲁埃，伏尔泰是他的笔名。1694 年 11 月 22 日，伏尔泰出生在法国巴黎的一户人家。这是一个富有的中产阶级家庭，全家共有五个孩子，伏尔泰是其中最小的。也许是由于父母老年得子的缘故，伏尔泰自小体质孱弱，这对他日后敏感、聪颖的性格的形成不无关系。

伏尔泰七岁的时候，他母亲不幸离开了人世。十岁的时候，他被父亲送进了圣路易中学。这是一所由耶稣会主办的名牌中学，在当时仍然保留着严格的等级制度，贵族子弟可以享受各种各样的特权，出生于资产阶家庭的孩子则遭受歧视。小小年纪的伏尔泰，第一次亲眼目睹亲身体验了封建等级制度的罪恶，在自己幼小的心灵中，渐渐埋下了反对封建特权的种子。

在圣路易中学学习期间，伏尔泰如饥似渴地阅读了许多宣传自由主义思想的书籍。一位名叫比埃尔·贝勒的法国哲学家的著作，引起了伏尔泰强烈的兴趣。贝勒是启蒙运动的先驱，因为反对教会，曾经被路易十四放逐。贝勒在他的《历史批判辞典》和其他一系列著作中，对宗教狂热进行了大胆的批判，贝勒的观点，使年轻的伏尔泰受么了极大的震憾，深刻地影响了他的思想的形成。

从圣路易中学毕业以后，迫于父命，伏尔泰进入了一所法科学校。枯燥乏味的拉丁文法典没有引起伏尔泰丝毫的兴趣，他渴望早日结束这种单调、呆板的生活，立志成为一名诗人。伏尔泰的父亲见此情景，不禁大为恼火，于是想通过金钱为儿子买下一个荣誉的官职，用以装点门面，结果遭到伏尔泰的坚决反对，伏尔泰充满自信地告诉父亲：“买来的荣誉我不要，我自己会得到荣誉。”

离开法科学校以后，伏尔泰在法国驻荷兰使馆担任过一段时间的秘书，回国以后，又担任了法庭的书记。就在这个时候，伏尔泰开始了自己的文学创作生涯，主要从事讽刺诗的写作。当时，伏尔泰年轻气盛，才华横溢，混迹于贵族纨绔子弟之间，以自己犀利的谈吐和绝妙的警句引起了周围的人们的瞩目。

1715 年，路易十四去世，五岁的路易十五即位，由他的堂兄菲力浦·奥尔良公爵摄政。摄政王生活腐化，荒淫无度。伏尔泰为此写了两首讽刺诗，对摄政王奥尔良和他的女儿裴利公爵夫人进行了冷嘲热讽。伏尔泰的这一举动，被朝廷视为大逆不道，伏尔泰因此被逐出京城。此后，伏尔泰仍旧我行我素，过了不久，又发表了一首题为《小孩的统治》的讽刺诗，对宫庭的罪恶进行了猛烈的攻击。在诗的结尾，伏尔泰这样写道：“我只不过二十岁，就见识了这些罪恶。”摄政王恼羞成怒，1717 年，伏尔泰被投进了巴士底狱。

伏尔泰在巴士底狱囚禁了十一个月。在狱中，伏尔泰潜心创作，完成了第一个悲剧《俄狄浦斯王》和史诗《享利亚特》。

1918 年，伏尔泰出狱，重新获得自由。同十一月，《俄狄浦斯王》被搬上舞台，在巴黎法兰西剧院首次公映，结果获得了空前的成功。《俄狄浦斯王》上演成功，奠定了伏尔泰作为剧作家的声望。

1722 年，伏尔泰同女友德·吕贝勒蒙夫人一道前往欧洲各国游历。德·吕贝勒蒙夫人是一位自然神论者，他们之间的交往，对伏尔泰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回到巴黎后，伏尔泰写了一首诗，题目叫作《赞成和

反对》，在诗中，伏尔泰对教会的欺诈、上帝的无能进行了大胆的抨击和辛辣的嘲讽，他这样写道：

“他胡里胡涂地施恩，他胡里胡涂地逞凶；他费尽全力创造人，他又马上给他们送终。”

十年以后，伏尔泰秘密发表了这首诗，警察局随即以“不敬的上帝”的罪名将他的拘捕。伏尔泰灵机一动，佯称这首诗出自一位已故的朋友之手。警察局找不到证据，不得不释放伏尔泰。

第二年，伏尔泰的史诗《享利亚特》在卢昂秘密出版后，接着传入巴黎。这首原名为《神圣同盟》的史诗很快获得了巨大的反响，它同悲剧《俄狄浦斯王》一道，为伏尔赢得了“法兰西最优秀的诗人”的桂冠。

伏尔泰的名声迅速传播开来，被人们誉为拉辛的当之无的继承人。为了笼络伏尔泰，摄政王在官邸热情地接待了他，还为他提供优厚的俸禄。尽管这样，伏尔泰根据自己的切身经验，非常清醒地意识到，宫庭的宠幸终究是靠不住的，要想获得真正的独立，首先应当具备坚实的物质基础，“在这个地球上，哲学家要逃避恶狗的追捕，就要有两三个地洞”。

此后，伏尔泰一边进行创作，一边充分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经营商业。伏尔泰曾经这样说：“我看见过多少贫穷的和受人鄙视的作家，因此我早就决定不让自己加入他们之列。”伏尔泰在商业上同样获得了成功，经过几年的时间，他为自己积攒了一大笔财富。

在封建专制制度下，荣誉和财富并没有使伏尔泰的社会地位得到保障。1725 年，伏尔泰同贵族德·洛昂发生口角，贵族指使仆人将伏尔泰毒打一顿。伏尔泰提出同贵族决斗，对方却暗中向当局控告。法国当局不容伏尔泰申辩，就将他关进了巴士底狱。在囚禁了七个月之后，伏尔泰被迫离开法国。这一遭遇，使伏尔泰对封建专制制度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

伏尔泰前往英国。在伦敦，入们热烈欢迎伏尔泰的到来。当时，英国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建立了君主立宪制政权。伏尔泰在英国居住了三年，他考察了英国的政治制度，研究了英国的唯物主义哲学和牛顿的物理学新成就，这些都大大地开阔了伏尔泰的视野，促使他形成了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和唯物主义的哲学观点。伏尔泰的世界观，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洛克的学说，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我跑了很多很不幸的弯路，疲惫不堪，寻找了许多真理，所找到的却是许多空想，深觉惭愧，我又回到洛克这里来了，就象一个浪子回到他的父亲那里一样。”

伏尔泰把自己旅居英国的见闻和感受，写成了《哲学通信》一书。《哲学通信》原名《英国通信》，全书由二十五封书信组成。在书中，伏尔泰非常详尽地介绍了英国的宗教信仰、政体机构和商业成就，介绍了英国的哲学、科学和文学，同时还大力宣扬信仰自由和唯物主义思想。

1729 年，伏尔泰回到巴黎，先后创作了悲剧《布鲁图斯》、《查伊尔》和历史著作《查理十二史》。1734 年，《哲学通信》在法国秘密出版，法国当局得知这一情况，大为震怒，立即以“违反宗教、妨害淳良风俗、不敬权威”的罪名查禁该书，法国高等法院下达命令，决定逮捕出版商，焚烧存书，通缉作者。

伏尔泰不得不再次逃离巴黎，起初躲在荷兰，后来又来到一个偏僻的小城西雷，寄居在他的女友、博学的德·夏德莱夫人家中。伏尔泰在夏德莱夫人的庄园里生活了十五年，专心致志于著书立说，创作了悲剧《恺撒之死》、

《穆罕默德》、《放荡的儿儿》、《梅洛普》、长诗《奥尔良的少女》、哲理小说《查第格》，此外，还完成历史著作《路易十四的时代》以及哲学和科学专著《形而上学论》、《牛顿哲学原理》的写作。

1746 年，伏尔泰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1749 年，夏德莱夫人因病去世，伏尔泰为自己失去了一位如此真挚的朋友而久久地沉浸在悲痛之中。

第二年，伏尔泰接受普鲁士王腓烈特二世的邀请，来到了柏林。伏尔泰此行的目的，是协助腓烈特二世，实行开明君主制度。腓烈特二世给予伏尔泰优礼厚待，任命他为高级侍从，每年俸金两万法郎。时间长了以后，伏尔泰终于发现，腓烈特二世并非自己想象的那样，是“北方的所罗门”，而是一个专横暴虐、穷兵黩武的统治者，他只是想利用伏尔泰的巨大声誉，为自己点缀门面。腓烈二世的所作所为，使伏尔泰大失所望，两人之间的友谊终于以破裂而告终。1753 年，伏尔泰不辞而别，毅然离开了柏林。

伏尔泰首先来到瑞士，在日内瓦附近的圣约翰，购买寓所，居住了一段时间。在这里，伏尔泰以中国元代戏曲作家纪君祥的杂剧《赵氏孤儿》为蓝本，创作了悲剧《中国孤儿》。伏尔泰热爱中国文化，对儒家学说更是推崇备致。他希望通过《中国孤儿》，表现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用他自己的话说，《中国孤儿》是一部“五幕的孔子伦理学”。

不久，伏尔泰同瑞士的加尔文教派发生冲突。从 1760 年开始，伏尔泰长期定居在法国和瑞士交界处的一个名叫菲尔奈的地方。

在菲尔奈、伏尔泰终于可以避免遭受来自两方面的迫害。从此，他开始了人生的一个崭新的阶段。伏尔泰同年轻一代启蒙思想家过从甚密，积极支持由达朗贝尔和狄德罗主持的《百科全书》的编纂和出版工作，并且为它撰写辞条。伏尔泰热情洋溢地说：“当我身上还有着生命的火花时，我是会为

《百科全书》光荣的工作效劳的。如果我将自己的微末贡献投到这个最伟大、最美丽的民族和文化的纪念物中去，我将引以为自己崇高的荣耀。”

通信是伏尔泰宣传启蒙思想的重要工具，伏尔泰利用通信的方式，同欧洲各国的进步人士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了解各方面的动态，阐述自己的主张。伏尔泰不断地更换笔名，出版了众多的小册子，号召人们同宗教狂热和教会的黑暗作斗争。在伏尔泰的一万多封信中，有八千余封是在这个时期写的。由于伏尔泰的巨大影响，各界人士从四面八方慕名而至，伏尔泰在自己的家中热情地接待了他们。

在菲尔奈，伏尔泰参加了大量的社会活动，经常为那些无辜遭遇不幸的人们据理力争，对天主教会的宗教迫害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哪里有不平，哪里就有伏尔泰正义的声音。

1976 年，法国著名的女演员楼古佛鲁去世。当时，教会下令将她的尸体抛在垃圾堆上，不许人们安葬她。伏尔泰得知这一情况，不禁拍案而起，当即奋笔疾书，写下了一首诗，题目叫《凭吊楼古佛鲁小姐长短句》，表达了自己对楼古佛鲁不幸遭遇的同情，以及对天主教会的强烈控诉。在诗中，伏尔泰这样写道：“像楼古佛鲁这样优秀的女演员，要是在古希腊，人们会为她设立祭坛；但是在今日的法国，人们却不肯将她埋葬！”悲愤之情，溢于言表。

第二年，法国发生了一起轰动欧洲的卡拉事件。家住士鲁士城的让·卡拉是一名新教徒，他的儿子因为债务缠身，不堪重负，在家中上吊自杀。教会诬陷卡拉杀死了自己的亲生儿子，目的是阻止他改信天主教。最后法院以

反对天主教的罪名，判处卡拉车裂的极刑。伏尔泰闻讯以后，马上挺身而出，收容了卡拉一家。伏尔泰亲自调查卡拉事件的真相，坚决要求最高法院对此案进行重新审理，还动员优秀的律师为卡拉辩护。经过四年的艰苦努力，法国政府不得不作出让步，撤销原来的判决，为死去的卡拉恢复名誉。

1765 年，阿布维尔的骑士拉巴雷，被指控犯有渎神罪，法庭判处他砍手、拔舌、再用小火烧死的刑罚，伏尔泰得知这一消息，奋起为死者辩护，并且安置了死者的遗孤。在其他几起冤案当中，伏尔泰同样发出了抗争的声音。

伏尔泰反对宗教狂热的斗争，为他赢得了巨大的声誉，从而使他在当代人中间深浮众望。菲尔奈成为欧洲舆论的中心，各国的人们都在倾听伏尔泰的声音，人们尊敬地称他为“菲尔奈教长”。

在进行政治斗争的同时，伏尔泰还埋头创作，取得丰硕的成果。在这里，伏尔泰相继完成了哲理诗《里斯本的灾难》、哲理小说《查第格》、《老实人》、《天真汉》、历史著作《彼得大帝统治下的俄罗斯史》等大量的著作。

1778 年 2 月 10 日，伏尔泰回到巴黎，巴黎人民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欢迎这位伟大的启蒙思想家的到来，有人曾经这样描述当时的热烈场面：“伏尔泰来到巴黎，的确在当地人民中产生了好像什么神仙降临地上那样的作用。”3 月 30 日，伏尔泰出席了法兰西学院的大会，在会上，伏尔泰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长。就在这天晚上，伏尔泰来到法兰西喜剧院，出席自己一生中最后一部悲剧《伊雷娜》的首演仪式。演出结束了，观众用雷鸣般的掌声表达了他们对这位伟大的思想家和艺术家的崇高的敬意。

由于伏尔泰年事已高，过分的兴奋和疲劳使他病倒了。尽管过着卧床不起的生活，他对革命的前景却充满了必胜的信心，他这样说道：“我所看到的一切，都在传播着革命的种子。革命的发生将不可避免，不过，我怕是没有福气看到它了。”“法兰西人凡事落后，但是现在总算是赶上了。这光明已散布在远近各处，时机一到，革命立刻就要爆发。那时候，该多么热闹呀！年轻人真幸福，他们将会看到不少的大事。”

1778 年 5 月 30 日，伏尔泰与世长辞。临终前，神父要求伏尔泰按照基督教习俗进行忏悔，遭到了伏尔泰的断然拒绝。

伏尔泰逝世以后，教会宣布他为无神论者，不准人们安葬他。人们不顾教会的禁令，将伏尔泰的遗体秘密运到香槟省，安葬在色利埃教堂。十年后，法国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1791 年，根据立宪会议的决定，伏尔泰的遗骸被运回巴黎，人们在伏尔泰的柩车上，写下了这样一句话：“他培养我们热爱自由。”伏尔泰的骨灰被隆重安葬在法国先贤祠，他的心脏装在一个盒子里，保存在法国国家图书馆，盒子上写着伏尔泰说过的一句话：

“这里是我的心脏，但到处是我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