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运动的特点

在法国，十八世纪又称作“光明世纪”。

当时，众多的启蒙思想家，高举理性的旗帜，筚路蓝缕，开启民智，创造了一个辉煌的时代。

法国启蒙运动经历了一个形成和发展的过程。

法国启蒙运动最初的先驱是一位名叫比埃尔·贝勒（1647——1706）的哲学家。

曾经被伏尔泰称为“人类的骄子”的贝勒是法国十七世纪下半叶最有影响的怀疑论者，他第一次把笛卡尔的理性主义用于宗教和神学。

1695 年，贝勒发表了《历史批判辞典》一书。在书中，贝勒着重探讨了启示和理性的关系问题。贝勒认为，启示和理性是绝对不相容的。圣经和基督教教义中充满了神秘的启示和奇迹，包含着无数的矛盾，是靠盲目的信仰和对异教徒的迫害维系和支撑着。奇迹之所以是奇迹，是因为它是荒唐的、不可理喻的。因此，贝勒对哲学家说：不要去了解神秘，“如果你设法去了解它们，它们就已经不是神秘了。你不必去设法减少它们的可笑之处，你的理性在那里是无能为力的”。他对神学家说：“你要求我们信仰，这是对的。不过，你只能用权威的名义来要求，却万万不能用理性的眼光来判断信仰的真实性。”

教会总是把宗教说成是道德的基础，贝勒却不这样认为。在贝勒看来，天主教信奉灵魂不死和来世，但这并不妨碍他们聚敛财物、包揽诉讼、迫害异端；相反，“无神论并不必然导致风俗的腐化”，“无神论者的社会也可能很有德行”。贝勒相信，一个完全由无神论者组成的社会是可能存在的。贝勒批判了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所举张的“前定和谐”论。贝勒提出，

如果世界是上帝所创造的一切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世界，那么，怎样解释世上存在的种种罪恶？

贝勒继笛卡尔之后，继续高举理性批判的旗帜，宣告了十八世纪“理性时代”的到来。马克思曾经这样评价贝勒：“按照一个法国作家的说法，‘贝勒对十七世纪来说是最后一个形而上学者，而对十八世纪来说，则是第一个哲学家’。”贝勒的理论，深刻地影响了后世的启蒙思想家，他本人因此成为法国启蒙运动的直接先驱。

法国启蒙运动的另一位先驱名叫封德奈尔（1657——1757）。他是贝勒的朋友，当时著名的科学家。1691 年，封德奈尔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1699 年，他成为法兰西学院终身书记。

封德奈尔一直活跃在贵族上流社会，但他的思想中已经具备某种叛逆的特质，显示了启蒙思想的萌芽。

1686 年，封德奈尔发表了《宇宙万象解说》一书，第二年，他又完成了关于宗教史的论著《神灵显迹的历史》。在《宇宙万象解说》这部著作中，他运用通俗读物的形式，宣传和普及自然科学知识。封德奈尔一生中不遗余力地提倡科学，批判宗教神学。他批评多神教，认为古代神话中“只需去找一连串人类精神之谬误”。同时，他还批评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天主教，因为“偏见也侵入到真正的宗教里”。封德奈尔热情地张扬理性，把理性置于权威之上，他始终相信，“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在这里，理性开始取得了过去从未有过的绝对统治”。

尽管封德奈尔一直小心翼翼，试图避免对封建专制制度进行正面批判，他的思想仍然获得了巨大的反响，在他之后的几代启蒙思想家，几乎无一例外地接受了他的科学思想的熏陶。

进入二十年代，由于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孟德斯鸠的参与，启蒙运动逐渐开展起来。牛顿和洛克学说的广泛传播，使启蒙思想日益成熟。当时。伏尔泰积极开展启蒙宣传活动，成为法国启蒙运动的领袖和导师。启蒙思想家对宗教偏执和封建专制主义进行了尖锐的揭露和抨击。在这个阶段，启蒙运动带有温和色彩，启蒙思想家希望通过建立以“开明君主”为首的君主制即君主立宪制，来进行社会改革。

真正把启蒙运动推向高潮的，是“百科全书派”的形成。从 1751 年开始，启蒙思想家狄德罗着手编纂《百科全书》。这是一项巨大的工程，它的出版，一直持续到 1772 年。《百科全书》由狄德罗任主编，数学家达朗贝尔任副主编，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都是它的主要合作者。虽然百科全书派的每个成员的社会政治观点和哲学观点不完全一致，他们当中有民主主义者，也有开明君主制的拥护者；有无神论者，也有自然神论者，但是，共同的目标使他们紧紧地走到了一起。启蒙思想家高高举起理性主义的旗帜，要求对现存的一切重新加以审视。他们猛烈地批判天主教的教权统治和宗教迷信，批判封建主义思想和制度。由于启蒙思想家坚持不懈的努力，启蒙思想日益深入人心，有力地迎接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到来。在法国，从五十年代直至八十年代，以编纂《百科全书》为中心，形成了启蒙运动的高潮。

启蒙的原意是“照亮”。

启蒙运动，就是通过对新观念的传播，使人们从迷信和偏见中解放出来，摆脱蒙昧状态，建立一个健全、合理的社会。

让理性的光辉照亮人们的头脑。

启蒙运动是继文艺复兴运动之后又一次反封建、反教会的思想文化运动，是文艺复兴运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和发展。作为资产阶级革命的先导，同文艺复兴运动相比，启蒙运动带有更强烈、更鲜明的政治革命的性质。十七世纪中叶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确立了君主立宪制政体，为欧洲各国提供了成功的范例，使启蒙思想家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加上唯物主义思想的巨大进展，自然科学的长足进步，从而使启蒙思想家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和文艺复兴运动相比，启蒙运动提出了更加鲜明、更加彻底的纲领。如果说，在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关注的中心是如何把人、人性从宗教神学的禁锢中解放出来，肯定人现世的享受的权利，那么，启蒙思想家则更多地从政治上批判封建专制制度和宗教迷信，把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封建社会的全部上层建筑。彻底的思想革命，为彻底的政治革命开辟了道路，启蒙运动为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准备了思想条件。

在启蒙思想家看来，宗教迷信和专制制度是封建罪恶的集中表现，是“拴在人类脖子上的两大绳索”，它们成为启蒙思想家攻击的主要目标。启蒙思想家以唯物论批判宗教和封建制度的理论基础唯心主义；以自然神论或无神论否定天主教权威和宗教偶像；以“自由”、“平等”、“博爱”等自然权利反对封建专制和贵族特权。

启蒙思想家不遗余力地宣扬科学知识，反对宗教蒙昧主义。他们继承和发展了笛卡尔的唯物主义，吸收了当时自然科学的新成果，从自然神或无神

论的立场出发，对宗教神学展开了猛烈的批判。启蒙思想家梅利叶认为世界由永恒存在和运动的“物质粒子”构成，全面否定了上帝存在论、上帝创世说等一系列宗教教义。他认为宗教是“盲从和欺骗”的产物，是“反自然的世界观”，大胆地提出了消灭一切宗教迷信的口号。启蒙思想家爱尔维修嘲笑了“灵魂不死”和“上帝存在”等宗教信条。启蒙思想家狄德罗公开宣称： “上帝是没有的；上帝创造世界是一种妄想。”启蒙思想家霍尔巴赫从理论上系统地批判了宗教神学的荒谬性，提出宗教是人类不幸和祸害的根源，“神是一个独夫，一个民贼，一个什么都能干得出的暴君”。由于宗教宣扬蒙昧主义，扼杀人的理性，阻碍科学的发展，严重危害着人类社会，因此只有摧毁一切宗教，才能为社会发展扫除障碍。

启蒙思想家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宣扬民主与法制。他们反对“君权神授” 说，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要求以法律规范人的行为，结束使人陷入不幸的专制统治局面。启蒙思想家从“自然法则”和“天赋人权”的理论出发，反对封建专制统治和贵族特权。他们认为，人类在组成社会、建立国家之前，曾经生活在自然状态中，当时，人人自由、平等，主张“一切人生来就是平等的”，“自由是天赋的东西”，以此证明封建专制制度违背自然和天性，应当加以推翻。启蒙思想家还设计了一系列政治改革的方案，如孟德斯鸠提出的三权分立说，卢梭提出的社会契约论。

启蒙思想家以全人类的名义提出了一整套完整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的核心是“理性”。启蒙思想家推崇理性，把它视为思想和行动的基础，衡量一切和判断一切的唯一尺度。启蒙思想家运用理性这一有力的武器，将批判的锋芒对准了封建社会的每一个领域。

恩格斯曾经这样评价启蒙运动：“在法国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国家制度，一切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以往的一切社会形式和国家形式、一切传统观念，都被当作不合理的东西扔到垃圾堆里去了；到现在为止，世界所遵循的只是一些成见；过去的一切只值得怜悯和鄙视。”

启蒙思想家热情地描绘了未来的理想社会。在他们看来，在消灭封建制度以后，人类将在封建社会的废墟上重新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一个自由平等、人人幸福的“理性王国”。在这个理性王国里，“迷信、偏私、特权和压迫，必将为永恒的真理，为永恒的正义，为基于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剥夺的人权所排挤”。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启蒙思想家为反封建、反教会所进行的斗争具有巨大的进步意义，但是，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十八世纪的伟大思想家们，也和他们的一切先驱者一样，没有能够超出他们自己的时代所给予他们的限制”。启蒙思想家以全人类的名义提出了一整套理论体系，它们体现的是当时新兴的资产阶级的利益，因此带有深刻的阶级局限性。启蒙思想家从理性出发，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尽管在当时不乏进步意义，但包含着特定的阶级内容，深深地打上了资产阶级的烙印。启蒙思想家认为私有财产是“人的自然权利”，应当加以保护，在他们的“理性王国”里，“被宣布为最主要的人权之一的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显然，启蒙思想家只是把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的要求加以理想化，让它们以抽

象的形式表现出来，把本阶级的理想当作全人类的共同理想。事实证明，日后根据启蒙思想家的设想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社会，并不像启蒙思想原先许诺的那样美妙，其中充满了种种罪恶和苦难。启蒙思想家的“华美的约言” 终于变成了一纸空文，这是他们始料未及的。启蒙思想家提倡的“理性”， “实际上不过是正好在那时发展成为资产者的中等市民的理想化的悟性而已”，他们向往的“理性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但是，启蒙思想这样做，并不是一种欺骗，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一切社会问题都归结到与农奴制度及其残余作斗争。新的社会经济关系及其矛盾，当时还处于萌芽状态。因此，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在当时并没有表现出任何自私的观念；相反地，⋯⋯他们完全真诚地相信共同的繁荣昌盛，他们确实没有看出（部分地还不能看出）从农奴制度所产生出来的制度中的各种矛盾”。正因为当的资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有着共同的反封建的利益，启蒙思想家“才能标榜自己不是某一特殊的阶级的代表，而是整个受苦人类的代表”。

启蒙思想家的唯物论是不彻底的，是机械唯物论，他们的社会历史观是唯心论的。他们相信“意识支配世界”、“理性支配社会”，过分夸大思想意识的作用，轻视人民群众的革命力量，因此把启蒙教化看作改造社会的基本途径。他们认为，只要通过提倡科学，启发理性，就可以消除迷信和偏见，消除社会上的一切病根，实现“理性王国”。他们的启蒙活动，一方面意味着启迪群众，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教育封建统治者。因此，他们在激烈地批判和抨击封建专制制度的同时，又往往把改革社会的希望寄托在所谓“开明君主”和“天才”身上。在宗教问题上，启蒙思想家并不完全否定宗教的作用，为了约束劳动人民的思想，有的启蒙思想家甚至主张，即使没有上帝也要创造一个出来，至于自然神论者，他们并没有否定上帝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