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的启蒙主义文学

法国启蒙主义文学是在同古典主义文学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十八世纪初期，法国文坛上出现了多种文学流派并存的局面。其中，有为专制王权服务的古典主义文学，有反映贵族阶级淫摩生活的洛可可文艺，有大胆批判封建社会的讽刺性写实文学。

当时，古典主义文学仍然统治着法国文坛。产生于十七世纪的古典主义文学，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在启蒙运动的初期和中期，许多文学作品都受到了古典主义的影响。但是，随着启蒙运动的发展，古典主义的宫庭倾向和僵化原则，已经不再适合表现变革的社会生活。为了宣传启蒙思想，启蒙作家致力于打破古典主义的清规戒律，探索新的创作原则。

随着启蒙运动的不断深入，启蒙主义文学逐渐成为法国文学的主流。法国启蒙主义文学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十八世纪初到十八世纪中叶。在这个时期，生产力的发展，自然科学的进步，为哲学注入了新的生命。英国牛顿的科学成就和洛克的哲学思想被介绍到法国，促进了法国唯物主义哲学的发展。英国莎士比亚的戏剧和笛福、理查生的现实主义小说传入法国，对法国启蒙主义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启蒙作家继承法国的文学传统，借鉴英国的文学成就，或者利用古典主义的形式，表现新的内容，或者创造新的文学形式，促进了启蒙思想的传播。

孟德斯鸠和伏尔泰是当时最重要的启蒙作家。

孟德斯鸠（1689——1755）是法国最早的启蒙思想家之一，启蒙运动中资产阶级温和派的主要代表。

孟德斯鸠本名查理·路易·德·琴贡达，1689 年生于波尔多的拉伯烈德庄园。孟德斯鸠出身于贵族世家，伯父是波尔多法院院长。他幼年学习过希腊语和拉丁语，中学毕业后专修法律，担任过波尔多法院的顾问。1716 年，他继承了伯父的职务，并承袭其“孟德斯鸠男爵”的称号。在担任波尔多法院院长期间，孟德斯鸠认识到法国封建法律制度的种种弊端。同时，他还从事自然科学的研究。1712 年，孟德斯鸠化名出版了《波斯人信札》，这部作品很快轰动了法国。1726 年，孟德斯鸠卖掉波尔多法院院长的职位，开始为

《论法的精神》收集资料。1728 年，他被选为法兰西学士院院士。从 1728

年到 1731 年，他先后到奥、匈、意、德、荷等国旅行，在英国住了一年半的时间。在英国期间，孟德斯鸠深入研究英国的宪法和议会制度。1734 年，孟德斯鸠发表了历史著作《罗马盛衰原因考》。1748 年，孟德斯鸠发表了重要的理论著作《论法的精神》。1755 年，孟德斯鸠在巴黎逝世。

《论法的精神》（1748）是一部政治理论著作。在这部内容极其丰富的著作中，孟德斯鸠全面阐述了他的政治、法律、社会思想。

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孟德斯鸠首先提出了“理性论”，作为全书的理论基础。孟德斯鸠认为，法是由事物的性质产生出来的必然关系。在这个意义上，一切存在物都有它们的法。在孟德斯鸠看来，上帝、物质世界和人类都有自己的法，人类的法不受上帝的干预。孟德斯鸠认为，法是理性同各种存在物之间的关系，也是存在物彼此之间的关系。一般的法律就是人类的理性。法律同国家的气候、土壤、生活方式、宗教、财富、人口、贸易、

风俗习惯等有关系，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就构成了“法的精神”。

孟德斯鸠把政体分为三种：共和政体、君主政体和专制政体，他指出，共和政体的原则是品德，君主政体的原则是荣誉，专制政体的原则是恐怖。在书中，孟德斯鸠对专制政体进行了无情的抨击，认为专制政体的本质就是不要任何法律，由君主个人实行独裁统治，势必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灾难。

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孟德斯鸠主张“按照英国样式”，建立君主立宪制。孟德斯鸠希望通过制定宪法限制君主的权力，由君主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

孟德斯鸠提出了三权分立说，主张实行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分立制度，使三种权力互相制约，互相协调，从而建立真正的法制国家。

孟德斯鸠强调地理因素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认为地理环境，对一个民族的性格、感情、道德、宗教、风俗、法律性质和政治制度，都有着决定性影响。

《论法的精神》一书为即将到来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理论武器，被伏尔泰称为“理性和自由的法典”，它对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波斯人信札》（1721）是一部书信体小说，由一百六十封信组成，它是孟德斯鸠唯一的一部文学作品。

《波斯人信札》的主要内容是这样的：波斯青年郁斯贝克是一位开明的贵族，由于他“在朝庭中保持善良”，并且“将真情秉告皇上”，因此遭到仇敌的忌恨，在政治上不得意，不得不离开祖国，前往法国游历。郁斯贝克的朋友黎伽和他一同赴法，在前往司弥纳的途中，两人访问了朋友耐熙。在他们的影响下，耐熙的侄儿磊迭也决定辞别祖国，前往威尼斯研究历史。郁斯贝克和黎伽旅居法国，在那里生活了十年之久。在此期间，两人不断给在波斯的家人和朋友写信，报告巴黎的所见所闻。家人和朋友在给他们回信时，向他们介绍波斯的情况。

《波斯人信札》没有统一、完整的故事情节，没有具体的人物性格描写。它采用书信的形式，阐述了作者对政治、经济、哲学、宗教、科学等一系列问题的见解。

《波斯人信札》尖锐地抨击了封建专制制度。在孟德斯鸠看来，专制政体的实质是：所有的一切都服从那个统治者。作者借主人公郁斯贝克之口这样指出：“总之，除了服从，你们不可能有别的命运；除了我的意志，你们不可能有别的灵魂。人们在这种政体下，从肉体到精神都受着无穷的压抑和迫害。”孟德斯鸠把矛头直接指向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在他的笔下，路易十四是一个爱慕虚荣、刚愎自用、穷兵黩武、荒淫奢侈的暴君。由于路易十四这个“大魔法师”的昏庸无能，在他统治末期，法国国库一空如洗，政局震荡不宁，出现了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作者通过种种政治经济细节的描写，充分表现了资产阶级革命前夕法国封建不可收拾的颓败与混乱，有助于读者了解当时“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情势。

在《波斯人信札》中，孟德斯鸠对天主教的罪恶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他揭露了宗教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抨击了天主教会迫害异教徒的罪行。孟德斯鸠大胆地否定了上帝，讽刺教皇是一个“古老偶像”，他强迫人们相信“三等于一，人们所吃的面包并非面包，所饮的酒并不是酒”。

《波斯人信札》揭露了上流社会的腐朽生活，书中写到了卖官鬻爵的官

场、空谈成风的学府、虚伪骗人的教会、空虚无聊的沙龙、淫糜成风的剧场。作者以讽刺的笔调，描绘了巴黎上流社会各种人物的丑陋嘴脸，这正是贵族社会病入膏盲的具体表现。

《波斯人信札》宣传了孟德斯鸠关于政治、社会、宗教和道德等方面的启蒙思想。针对社会财富高度集中的现象，孟德斯鸠主张实行英国式的重商主义，提倡自由平等；针对教会的黑暗，他提倡信仰自由，主张实行宗教改革；针对路易十四连年不断的对外战争，他提出了区分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的标准。孟德斯鸠这些具有远见卓识的观点，适应了发展资本主义的时代要求。

在书中，孟德斯鸠通过“穴居人”的故事，提出了他的社会理想。那是一个美化了的宗法式社会，在那里，人们“以正义待人”，财产“永远混在一起”，人们相亲相爱，过着幸福的田园生活。

《波斯人信札》也存在严重的局限。作者虽然对封建专制制度采取了批判态度，但他并不否定君主专制制度，而是主张实行“三权分立”的君主立宪政体，把改造社会的希望寄托在“开明君主”身上，这反映了法国启蒙运动中温和派的观点。

《波斯人信札》是法国启蒙主义文学的第一部重要作品，它开了哲理小说的先河。

伏尔泰是法国启蒙运动的领袖人物，在法国启蒙运动中享有很高的声望。他知识渊博，著述丰富。他早期的创作以悲剧和史诗为主。伏尔泰创大量悲剧，采用古典主义的形式，宣传启蒙思想。

孟德斯鸠和伏尔泰是第一代启蒙作家，他们通过自已的创作，表达了反对专制制度和宗教迷信的思想。作为早期的启蒙作家，他们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批判并不彻底，仍然带有改良和妥协的色彩。

从十八世纪中叶到 1789 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这是法国启蒙主义文学发展的第二阶段。在这个阶段，法国启蒙运动进入了全盛时期，形成了强大的声势，革命性和战斗性大大加强。老一辈启蒙思想家伏尔泰仍在继续活动，他的反封建的战斗立场比以往更加鲜明。新一代的启蒙思想家，如狄德罗、卢梭等，以更加激进的姿态出现，提出了一系列更加富于战斗精神的启蒙学说。这一时期，启蒙运动的成就集中体现在《百科全书》的编纂工作上。围绕《百科全书》的编纂和出版，形成了法国启蒙运动的高潮。

与此同时，启蒙文学作为整个启蒙运动的一个方面，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狄德罗、卢梭和博马舍是这一时期法国启蒙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

狄德罗是法国新一代启蒙思想家的代表，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和无神论者。作为资产阶级现实主义美学的先驱之一，狄德罗建立了现实主义的美学体系。狄德罗的文学创作的主要成就是三部哲理小说：《修女》、《拉摩的侄儿》和《定命论者雅克和他的主人》。狄德罗的作品富于哲理性，批判封建专制制度和天主教会是它们的共同主题。

卢梭是启蒙运动中小资产阶级激进民主派的代表。卢梭的社会政治学说，为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理论指导。他的文学作品具有鲜明的反封建倾向，充满了个性解放的精神和浓厚的感伤情调，对十九世纪欧洲浪漫主义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

博马舍是十八世后期最重要的戏剧作家。他的戏剧作品，非常深刻地反映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夕紧张激烈的阶级斗争。

加隆·德·博马舍（1732—1799），原名彼埃尔·奥古斯旦·加隆。他出身于巴黎一个钟表匠家庭，没有受过系统的教育，从小跟随父亲学习钟表技术，业余时间读书，深受伏尔泰、狄德罗的启蒙思想的影响。他曾经以钟表师的身份进入王宫，担任国王的女儿们的音乐教师，并且受到了国王的宠信。他利用自己同王室的关系，与别人合作做过投机生意，成为一名富翁。1761 年，他用巨款买到王室书记官的职位，成为上流社会的一员。1767 年，他发表了第一个剧本《欧也妮》。1700 年，他的第二个剧本《两朋友》问世。同年，他的合伙人去世，他与其继承人发生诉讼，结果败诉破产。他在报刊上发表了《备忘录》，将巴黎高等法院的黑暗内幕公诸于世。他曾经支持美国独立战争，多次向美国民兵输送军火。他发起成立了法国第一个戏剧家协会，无视反动政府的禁令，秘密出版了第一部《伏尔泰全集》。1772 年，他创作了喜剧《塞维勒的理发师》，1778 年，完成了喜剧《费加罗的婚姻》， 1787 年，写了歌剧《达拉尔》。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以后，他为革命政府做过一些事情。1792 年，他创作了喜剧《有罪的母亲》。五年以后，他在巴黎逝世。

博马舍在思想上深受启蒙运动的影响，自称是伏尔泰和狄德罗的学生。他继承了狄德罗的戏剧理论，并且加以发展。他主张用严肃剧代替悲剧和喜剧，要求戏剧从现实生活中汲取情节，着重表现第三等级的生活，同时运用散文进行创作。

“费加罗三部曲”是博马舍在戏剧创作上的主要成就，它包括《塞维勒的理发师》（1772 年）、《费加罗的婚姻》（1778 年）和《有罪的母亲》（1792 年）三部喜剧，它们都以费加罗作为主人公。

《塞维勒的理发师》又名《防不胜防》，它叙述了阿勒玛维华伯爵和少女罗丝娜的故事。当时，年轻的阿勒玛维华伯爵爱上了老医生霸尔多洛的养女罗丝娜，医生自己也想同罗丝娜结婚，因此对伯爵百般提防。后来，伯爵得到他原来的仆人、理发师费加罗的帮助，终于同罗丝娜结婚。剧本批判了封建意识，肯定了爱情自由的思想。

《费加罗的婚姻》又名《狂欢的一天》，是《塞维勒的理发师》的续篇。

《费加罗的婚姻》的情节相当复杂：

故事发生在西班牙塞维勒城的郊外。阿勒玛维华伯爵与罗丝娜结婚三年后，完全暴露了他淫邪堕落的真实面目。他喜新厌旧，追求刺激。他企图趁罗丝娜的贴身女仆苏姗娜与仆人费加罗结婚的机会，重新收回他早已宣布放弃的贵族特权——初夜权。

医生霸尔多洛对三年前遭受费加罗的捉弄耿耿于怀，于是想方设法报复费加罗。伯爵的女仆马尔斯琳曾经同霸尔多洛生过一个私生子，现在又爱上了费加罗，试图把费加罗从苏珊娜身边抢过来。霸尔多洛和马尔斯琳串通一气，准备利用伯爵的卑鄙企图来破坏费加罗的婚姻。

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伯爵对苏珊娜软硬兼施，试图引诱她上钩，结果遭到苏珊娜严词拒绝。费加罗带领仆人和佃农赶来，一本正经地颂扬伯爵放弃初夜权的美德，伯爵大为恼火，但又不得不硬着头皮重申了自己的诺言。费加罗让仆人送给伯爵一封匿名信，信中说伯爵夫人今晚将与情人幽

会。然后又让苏珊娜假意答应伯爵之约，派小侍从武士薛侣班穿上她的衣服去花园会见伯爵，使伯爵当场出丑。伯爵夫人对丈夫的荒淫无耻深感不满，决定站到费加罗一边。伯爵又引诱费加罗和苏珊娜同他一起去伦敦，但费加

罗拒不上钩。

婚礼即将举行。这时，马尔斯琳控告费加罗同她有婚约在先，还欠她一笔债。伯爵以全省首席法官的身份开庭审判，并且宣布：费加罗心须还清全部欠款，否则就要在今天娶马尔斯琳为妻。费加罗据理力争，结果发现马尔斯琳原来是他的生身母亲。

费加罗和苏珊娜马上就要举行婚礼。伯爵夫人为了教训丈夫，让苏珊娜给伯爵写信，约他婚礼后在栗树下相会。主仆两人互换衣裙，各自装扮成对方。

伯爵正在向身穿新娘礼服的“苏珊娜”大献殷勤，忽然，花园里人声鼎沸，“苏珊娜”见状吓得赶紧躲进亭子里。这一切，费加罗见在眼里，他信以为真，内心非常痛苦。他正好遇到“伯爵夫人”，便赶紧把情况告诉她，却发现她就是苏珊娜。伯爵找不到“苏珊娜”，又发现费加罗正跪在“伯爵夫人”面前，气急败坏。这时，参加婚礼的人们举着火把赶来，伯爵当众出丑。最后，费加罗和苏珊娜在狂欢之夜喜结良缘。

《费加罗的婚姻》以喜剧的形式，深刻地反映了法国大革命前夜，贵族阶级和第三等级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当时，法国封建制度即将崩溃，法国人民正积蓄力量，向封建制度发起最后的进攻。作者通过费加罗与伯爵的冲突，形象地揭示了当时异常尖锐的社会矛盾。在革命即将到来的时刻，博马舍满怀信心地站到了资产阶级一边，在剧本里表现了第三等级的乐观情绪和斗争精神，从而使作品获得了巨大的现实意义。

在《费加罗的婚姻》中，作者把阿勒玛维华伯爵作为封建势力的代表人物加以刻画。他卑鄙虚伪，荒淫无耻，倚仗封建主的特权，玩弄女性，为所欲为。他还利用全省的首席法官的身份，非法征收租税，大肆盘剥农民。伯爵作为封建特权的化身，最后却被仆人战胜了，这充分表明了旧制度全面崩溃的前夕贵族阶级的没落。

剧中的主人公费加罗，是新兴资产阶级的化身。他聪明机智、乐观自信、朝气蓬勃。费加罗富于反抗精神，敢于否定传统观念，蔑视封建特权。在费加罗身上，集中体现了第三等级的特征。费加罗对伯爵的胜利，意味着第三等级对封建贵族的胜利。作者在剧本的最后说：“这部喜剧描写的是，懂得生活的善良人民的生活。受着压迫，他诅咒，他怒吼，他用种种方式行动起来：所有一切都在歌声中结束。”这充分预示了人民群众必将采取革命行动，推翻封建统治。

在剧中，作者借费加罗之口，对封建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揭露了贵族政治的黑暗，对封建统治机构特别是司法机关加以谴责。他大胆地指出，在封建统治下，人民没有思想自由和出版自由。他嘲笑贵族阶级“本事平常，只要会爬，什么地位都爬得上”。由于《费加罗的婚姻》具有鲜明的倾向性，路易十六认为它嘲笑了几百年来“一切应该被尊敬的事物”，因此一再禁止它公演。博马舍依靠公众舆论，进行了整整六年的斗争，终于取得了公演的权利。

博马舍在戏剧创作中采纳了狄德罗的戏剧主张，该剧情节完整，结构紧凑，人物性格鲜明，对话幽默、风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