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 独 与 死 亡

——波伏瓦的作品

西蒙娜·波伏瓦是法国现代最杰出的女作家之一，存在主义哲学家和女权主义批评家。作为一对没有缔结婚约的终身伴侣，她与萨特的哲学思想十分接近。然而，他们的才华之侧重却并不相同，波伏瓦在小说创作方面更有天赋。自从一九四三年她的第一部小说《女宾》发表之后，作品便接二连三地问世，并且大多被公认为是存在主义文学的经典作品，她丰富的著述，以及激进尖锐的思想，加上她与萨特那种异于常人的特殊关系，使她成为二十世纪法国思想文化界最具影响力的代表之一。

波伏瓦，一九 0 八年生于巴黎一个大资产阶级家庭。父亲是律师，爱好文学，知识渊博。波伏瓦自幼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也受到宗教的影响。可是，她从少女时代起就表现出对旧秩序的怀疑，对新思想的追求。波伏瓦早在大学时代便结识了萨特。一九二九年，他俩同时获得哲学教师资格，从此便开始了他们的伙伴关系，以后任何事情都未能打破它。他们两人都怕结婚， 彼此给予对方完全自由。当然，有时他们也为此忍受过痛苦。尽管他们各自都有过外遇，他们之间的爱情与友谊却得以终身保持。从一九三一年起，她先后执教于马塞、卢昂、巴黎等地。一九四三年，小说《女宾》使她一举赢得作家的声誉，她由此离开教育岗位，结束了长达十二年的讲台生涯，开始专心从事写作。她在文坛上崭露头角的时代，正是法国人抵抗德国法西斯的艰苦岁月，她与萨特一直参与其间，战后仍然积极投身进步活动。一九五五年，波伏瓦和萨特一起曾经访问中国。一九八六年，这位绝代才女离开了人世。作为存在主义文学家和思想家，她比萨特对人类的前途乐观得多，她曾经说过：“存在的快乐，应该使人人都能感受到，应该时时刻刻都感受到。” 因此，地喜欢用形象而浅显的语言阐述她的思想，以此为自己在法国文学史上立起了一座丰碑。

波伏瓦的主要著作有：小说《女宾》（1943）、《他人的血》（1945）、

《人总是要死的》（1947）、《名士风流》（1954）、《美景》（1966）； 短篇小说集《被毁的女人》（1967）；剧本《无用的嘴》（1945）、自传《少女时代》（1958）、《青春年华》（1960）《时势之力》（1963）、《凡事皆了》（1972）、《永别的仪式》（1981）论著《第二性》（1949）、《模棱两可的伦理观》（1946）等。

波伏瓦与萨特一样，激烈反对“为艺术而艺术”的文艺观，主张文学必须干预社会和政治，倡导“介入”文学，她的小说和剧本都具有鲜明的思想倾向，热衷于表现时代精神，发掘当代人的思想与疑问。不过，哲学在她的小说中仅仅只是“酵母”而已，不象在萨特的著作中，简直就是“面团”本身。小说《女宾》是一部典型的存在主义作品，波伏瓦在其中刻划了新出现的时代人物，展示着人与人之间存在的危机感。小说的主要内客是：才华横溢的演员和剧团领导人皮埃尔·拉希鲁斯与作家弗朗索瓦兹象萨特与波伏瓦一样，在各自保持完全自由的状态下倾心相爱，结成幸福的伴侣关系。突然， 这种平静而温馨的生活被一位“女宾”——刚愎自用的年轻女郎克莎维埃所打破了。克莎维埃家住卢昂，但与家庭关系不好。皮埃尔与弗朗索瓦兹纯粹出于义气，将她收留了下来，让她住在他俩寓居的旅馆中。起初，克莎维埃

是弗朗索瓦兹的热烈崇拜者，后来却对后者的生活起着一种威胁的作用，引起了她的双重嫉妒，既嫉妒皮埃尔对克莎维埃的爱情，又嫉妒克莎维埃不能被据为已有。“女宾”克莎维埃放浪形骸、我行我素的精神使“女主人”弗朗索瓦兹既心驰神往又不堪忍受。最后，“女主人”在意识和生活原则遭到毁坏的状态下，在克莎维埃熟睡的房间里打开了煤气开关，以情杀的方式犯下了“哲理罪”。

小说题名为《女宾》，直接点明了克莎维埃在作品中的份量。克莎维埃性格执拗，带有强烈的无政府主义色彩，她对虚假、妥协、俗礼等非常反感， 对一切持怀疑的态度，对什么都满不在乎。弗朗索瓦兹认为她具有极其严重的唯我主义：“问题不在于她认为自已高人一等，她根本就没有感到别人的存在。她拒绝注意最基本的礼貌，这是有意义的，但太不方便。”但皮埃尔对她的性格提出了另外一种观点，认为克莎维埃“对生活抱一定的立场，不愿同生活搞交易。她寻求严整性⋯⋯如果今天什么也没有给她，她就象一匹受伤的野兽，躲藏在自己的角落里。发展到这种极限的惯性，具有力量的色彩。”克莎维埃的天真与正直使皮埃尔大为赞赏：他身上的一切是那么纯洁， 那么疯狂。”“她完全用新眼光来看事物⋯⋯于是，这些事物对我们来说， 就开始以她所看到的样子存在着。”波伏瓦在此故意隐匿了叙事者的身份， 让作品的主人公自己出来讲话，表达他们对外部世界的体验与评价。弗朗索瓦兹和皮埃尔针对同一个人物的性格，得出不一致的看法，是与存在主义哲学的相对主义观点相吻合的，它坚持人认识的相对性，否认存在着绝对的真理和客观的标准，一切都被人的主体意识所笼罩，在绝对的自由中进行合乎人性的选择（此处为评价）。

存在主义者强调人性的难以捕捉，意识的不能被认识和心灵与心灵之间的隔膜。克苏维埃的性格中拥有许多反逻辑的、非理性的激情，它们不受人的理智所控制，只是依凭本能的驱使左冲右突。例如，在观看一个情欲强烈的西班牙舞的演出时，她突然把燃烧着的香烟按在手掌上，几乎将肉烧穿到骨头。作者在分析克莎维埃身上情绪的突然变化、暴发和转换时，并不是将其归因于与外部世界的接触，而是看作自生的：“常常发生这种情况，在解释清楚以后，她是安心的、理智的、温柔的；而第二天看见她燃烧着仇恨。” 无论是皮埃尔，还是弗朗索瓦兹，都无法把握她那种孤独的、激动的、变幻不定的心情。在这个人物身上，我们还可以看到弗洛依德对波伏瓦的影响， 她不是通过理性，而是以好斗的方式，将自己的感受、趣味、本能和欲望强加给周围的世界。下意识的冲动控制着她，确立了半是野兽半是天使的人的双重概念。

“孤独”是存在主义者热衷的主题，即便是爱情也无法摆脱它。在《女宾》中，我们看到两种类型的恋爱关系，其一是伊丽莎白（皮埃尔的妹妹） 与她的情夫克劳德的关系，他们甚至在对方的怀抱里依然消除不了孤独感， 彼此是貌合神离的，肉体上的接近只是强调精神上的隔阂；其二便是皮埃尔与弗朗索瓦兹这一对，他们不仅是温柔的情人，还是真正的朋友和同志，拥有共同的事业——剧团，在精神上相互理解，感情上相互吸引。然而，即便是这样一对情侣，只要一件小事，他们共同的生活中出现一个第三者，那种理想的模式就芨芨可危。波伏瓦在这里要揭示的是，哪怕是在最密切的关系中也存在着不稳固的因素，从而反映人生命中本质上的虚无。存在主义哲学认为，生活是由彼此互不联系的瞬间构成的，人在每一瞬间里重新再造自己，

尽管人有时可以得到某种完美的爱情，但在下一瞬间立即就会失去。在盲目而混乱的世界里，人的孤独不可避免。

波伏瓦的第二部长篇小说《他人的血》出版于一九四五年，它描写抵抗运动时期一个地下活动组织者的精神悲剧：他发觉凡是自己想做的事情，没有一件不是用其他人的鲜血来完成的。就这部小说的精神来说，基本与一年后萨特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这一论著的思想相符合，波伏瓦在作品中阐述的依然是存在主义的主要思想：关于“自由”、关于人对自己的命运，对他人命运的“责任”，关于个人决定、“选择”、个人“行为”的重要性，等等。

让·布劳马是一个资本家的儿子，他不愿依靠父亲的金钱过活，背叛了家庭，想成为一名“自由”人。在学会排字技术以后，他当了一名工人，并参加了共产党。这是他的第一次选择。他的朋友，年轻的诗人雅克在一次与军警的冲突中牺牲。让看到了他人的血在流淌，他觉得自己应对雅克之死负责，是自己将他卷入政治斗争的。于是，让退出并产党，开始信奉工团主义， 认为工会不应过问政治，只该为工人争取生存。在他看来，“政治就是对别人施加影响的艺术”，而他再也不愿把任何人卷进斗争，不愿再为“他人的血”负责。让对“不问政治”的工团主义很满意，因为工人罢工似乎是自发产生的、没有政治压力，没有政治目的，工人们可以生活在真正的团结之中， “不会去剥夺任何人的自由”。波伏瓦在作品中一直努力在让的形象里体现出存在主义的理想：“自由”又对周围的人“负责”的人，她借主人公之口说道：“我想在创立没有妥协、没有特权的生活方面取得成就。这种生活不欠任何人的债，也不会给任何人带来痛苦”。

遵循着存在主义的思路，波伏瓦不断把自己笔下的人物置入一定的“处境”里，让他或她作出自由的选择。但是，仿佛是再次证明人注定是失败的这一观点，选择每次都陷入绝境，违背他人的利益。例如在让接不接受海伦娜的爱情这一选择上：如果让不接受她的爱情，他会使她不幸，因为他便意味着她的生命，如果接受，他会使保尔（她的未婚夫）不幸，因为保尔爱她； 他也会使玛德兰不幸，因为玛德兰爱着他。让在两难中犹豫不决：“我希望整个人类生活是一种纯洁的和晶莹的自由，而我遇到的别人的生活却是穿不透的障碍。”“我的每一个姿态，以及我每一项拒绝，都会引起致命的危险。我只不过想吻一吻海伦娜，结果我既出卖了保尔又残酷地伤害了玛德兰。” 然而，必须作出选择，因为不选择也是一种选择，那仅仅是选择了“不选择” 而已。让拒绝了海伦娜的爱情，承担起为“自由”所必须付出的“责任”。

当奥地利、捷克和西班牙接二连三地被法西斯攻陷以后，让无法再保持他那不介入政治，不把同伴引入政治斗争的态度。战时法国知识界有一种新的处世态度，要为不介入世界事务，为法国蒙受的灾难承担起个人的罪责和责任。让再次进行选择，积极投身于抵抗运动之中，他先是进入军队，当了一名在壕沟与战场上跌爬滚打的普通一兵。负伤退役后，他留在巴黎，亲自在反法西斯地下活动中组织、团结和鼓励人们抗击侵略者。这时，他已经敢于对他人的意志施加影响，“为了让法国人知道这是战争”，他不再怕流“他人的血”。他发表了一个法国存在主义者在抵抗斗争中得出的思想：“我们行动，我们才存在”。

人注定要死亡，这是一个古老的发现。无数世纪以来，人们在死亡的阴影之下，千方百计地寻求着长生不老的可能性，渴望不朽，超越生死的界线。

相比较而言，二十世纪的存在主义者对死亡的关注却显示出独到的深刻，“因为我会死。我才会感觉到我的存在”，死亡原来是生命的另一种存在方式， 它的意义在于对处在麻本状态中的生命给予震撼，唤醒人的心智，让人的知识与思维有所醒悟，从而更好地体验人生，把握生命的真谛。正视生命的短暂，抨击“长生不死”这种对人类充满诱惑力的痴人说梦，就是《人总是要死的》这部小说的撰写目的。

《人总是要死的》这部小说所叙述的内容是这样的：女演员雷吉娜厌倦了转瞬即逝的成功，厌倦了人世间争名逐利的丑恶行径，期望自己能够长生不老。出于偶然，她遇到了一个长生不老的疯子福斯卡。雷吉娜羡慕她的幸运，便希冀征服他，以使自己的存在能与他联在一起，借助福斯卡的记忆得以进入永恒。因此，雷吉娜就开始时刻守持着福斯卡，不让他离开自己，为此她甚至不惜抛弃一切。但是，福斯卡依然悄悄地离开了她，并要她忘却他的存在。雷吉娜发疯似地寻找他。而在她历尽千辛万苦找到他以后，福斯卡却以自己的经历告诉她，人有一死原来就是幸福，长生不老的厄运带给他的唯有痛苦，孤独，无聊，以及连悲剧都无法体会的悲剧感。

显而易见，福斯卡这个社撰出来的人物阐述着存在主义独特的死亡哲学。他生于十三世纪，经历过意大利的王室生活，德皇的征战，美洲的冒险， 巴黎上流社会的交际和法国生命。在六百多年的生命历程中，他的子孙、朋友、同志和恋人一个接一个地死去，唯独他孤零零地活了下来。他为此而痛苦，而绝望，时间与空间对他不再有限制，死亡在福斯卡的眼里已不再由于其可怕，反衬出生命的可贵。由于他喝过长生的药水，不能够死的境遇使他成了一个“无处存身的人，没有过去，没有未来，没有现在。”他成了一个彻底的孤独者，将在死绝的大地上承受远比死亡更甚的痛苦与恐惧。

福斯卡这个人物身上寄托着人类的理想，在卡尔莫纳，他是一个坚强的， 有着铁血意志的亲王；在马克西米连，他协助查理大帝四处征战，是一个理想的臣子；在美洲，他发现了中国与美洲之间的通道，是一个勇敢的探险家； 在巴黎，在情场竞技之中，他又成功地赢得被追求者的爱情，而在急风骤雨的生命年代里，他又是一名热血沸腾的斗士。但是，所有这一切理想的品质， 所有这一切丰功伟绩，并没有使福斯卡看到人生真正的意义与价值，“人总是要死的”这一厄运在周围的人群中始终无法改变，邻近这些优秀人物最终不可避免的死亡，使他们的一切伟大、温柔、野心和功绩都黯然失色，这也使得福斯卡的长生，他那永无止境的生命历程变成了不堪的痛苦。福斯卡是个悲观主义者，他通过死亡的有色镜片窥见了生存的虚无，看到人的存在的悲剧性。他自己的长生不死在给他带来痛苦与孤独的同时，也为他提供了一个考察人的命运以及这一命运在各个不同的历史与社会的环境中所呈现的状态的绝好机会，为他证实人生的虚无性提供了一条最理想的途径。

你在考虑永生不朽吗？那么，请先考虑一下死亡。这便是波伏瓦通过小说《人总是要死的》对我们的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