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 代 方 舟 何 处 觅

——安部公房的作品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战败国的日本满目疮痍，国民的心态普遍被沮丧、迷惘、幻灭与绝望所笼罩。存在主义思潮适逢其时地进入了日本国土，较深地影响了“战后派”作家的创作。在整个“战后派”作家群中，安部公房是成绩最突出的一位。他是日本少数几位享有世界声誉的作家之一，有“日本的卡夫卡”之称。在创作上，安部公房大胆引进欧美现代派文学的表现形式， 使用离奇的寓意手法来讽刺和描写现实生活。他擅长于把现实生活的细节和幻想情景交织在一起，似幻似真地表现个人的孤独和不可思议的力量面前的渺小与无能，以文学的手段揭示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种种“异化”现象。

安部公房于一九二四年生于东京一个医生的家庭。他幼年便随父亲移居我国东北，在沈阳读完小学和中学。一九四 0 年，安部公房回国读大学。大学期间，他耽溺于阅读陀斯妥耶夫斯基、尼采、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和里尔克的作品，接受了存在主义的思想。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前夕，安部公房为了与家人团聚，伪称患肺结核，休学回到沈阳。一九四六年底，他被遣送回日本，以卖菜为生。一九四八年，安部公房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医学系，同年发表处女作《道路尽头的标志》，并加入由现代派作家组织成的“夜之会”。此后，他便弃医从文，走上专业作家的道路。一九五二年，他与岛尾敏雄等人结成“现代之会”。一九五二年，他与岛尾敏雄等人结成“现代之会”。一九七三年，“安部公房演出室”成立，专门演出他创作的剧本。安部公房的作品曾多次获国内外各种大奖，评论家认为，“在异国他乡的长期生活和战后初期的坎坷遭遇，使安部在思想上形成有如沙漠般的荒凉感和孤独中的乐观主义。”

安部公房的主要作品有：小说《道路尽头的标志》（1948）、《植物变形记》（1949）、《赤茧》（1950）、《墙壁——S·卡尔玛氏的犯罪》（1951）、

《水下城市》（1952）、《饥饿同盟》（1954）、《砂中的女人》（1962）、

《箱中人》（1973）、《密令》（1977）、《方舟樱花号》（1984）；剧本

《制服》（1954）、《朋友们》（1967）、《未必的故意》（1971）、《爱的眼镜，有色的玻璃》（1973）等。

《墙壁》发表于一九五一年，是安部公房的成名作，曾获第二十五届芥川文学奖。当时的一名评选委员舟桥圣一认为，“这是以否定实证主义精神为构图的抽象主义的艺术作品”，“作者自由而健康的批判精神跃然于纸上， 在这一点上，暗示着新小说的典范的出现”。小说的整个故事情节是荒诞无稽的：主人公“我”是一个卑微的小职员，一觉醒来，感到有些异样。接着， 不知缘由地被解雇；失业以后，衣帽鞋袜纷纷起来造他的反，穿衣吃饭便成了一个莫大的问题。同时，世人的白眼、莫须有的罪名、不测的横祸，接踵而至，降临在他的头上，“他永远处在被告的地位”上。最后，导致这一切后果的根本原因是，“我”丧失了自己的名字。

安部公房通过这部小说，反映了荒诞丑恶的社会环境现实中，小人物任人随意摆布，找不到“自我”，找不到人格与尊严，“自由意志”丧失殆尽的情况。作者出色地运用寓意的方式，表现了现代人所处的“异化”状态： 人一旦归属到某处便立即意味着丧失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无论你生活在何

处，如何生活，都一无例外地要接受个人归属于社会的现实。“名字”原本不过是放置在各种社会关系中的个人象征而已，作为符号，它从本质上来说是起着提醒他人，使之感觉到自己的独一无二的存在的作用。然而，在现代社会里，“符号”变成了“主人”，它控制了人的一切，支配着人的言行举止，仿佛整个的人的行为仅仅是为着维持那个“符号”的存在似的。安部公房从纷纭复杂的社会现象中抽离出了“墙”这一概念，隐喻妨碍自由的“存在”，隐喻扼制人的主体性的“必然”，从某种哲学的高度，探讨了人性受到异化的处境。

浸润着存在主义精神的安部公房“具有拒绝植物性的抒情的精神，而希图求得对无机物性质的现实的新的适应。”他对失去了在现实世界的生存权并不感到懊恼与沮丧，也不对已逝的事物产生强烈的眷恋和伤感。安部公房有着适应于生存在沙漠般的城市社会的硬质精神。一般人遇上“墙壁”的阻挡，便会就此站住，认为此路不通而归返原处。但是，《墙壁》中的主人公碰到此种状况时，反而显得生气勃勃，积极思考而开始行动，流露出不屈不挠的硬质精神：“虽然如此，他还是无法把眼光从墙壁上挪开。相反，他为那黑暗所吸引，想要把最里面也看个仔细而盯住墙壁。”“墙壁”在此不是个界限，反成为在它面前开始行动的契机和动力，并且那行动受到了自由而鲜活的精神的支撑。安部公房的作品对存在主义哲学进行变奏，他笔下的人物不论现实成为怎样的墙，不论现实包含怎样的不合理性，都不是就此退却， 走回头路，返回到过去的价值，而是注视这堵墙壁，与之斗争，毫不畏惧地踏进在墙那边展现的未知的领域，以此证实人类精神的自由活动。

《砂中的女人》是安部公房又一部代表作。这部小说甫经出版，便在文学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获得日本第十四次读卖文学奖，而且于一九六八年获法国最佳外国文学奖，并被法国权威性杂志《读书》推荐为读者理想藏书之一。作品构筑起一个“极形而下的世俗语态和极形而上的超越意识”结合起来的叙述世界，在整体的超脱和虚化的氛围中，进行细节的具体缜密的写实，给读者一种独特的审美感受。

这部作品的主要内容是：“他”即主人公、某学校教员仁木顺平，利用休假日外出采集昆虫标本，住宿在一处砂穴村落中。房东是一位年轻的寡妇。第二天，“他”醒来发现，通往地面的绳梯已被人撤去，始知自己受了骗。此后，“他”虽有粮、水、烟、茶平均按时供给，却无行动的自由。“他” 几次劝导那年轻的寡妇放弃这种无视自我存在的、为了苟活而终日挖砂不止的生活，却遭到她绝念而平静的拒绝：不可能。在与女人的肉体生活中，“他”获得过暂时的快乐，但逃跑之心不死。然而，几次行动都惨遭失败。后来在送已有身孕的女人去医院时，“他”得到了通往地面的绳梯，却已无心逃出。

显然，《砂中的女人》描写的便是这样一种存在的感觉：我们每个人自己的存在只不过如同砂堆中的一个小单位而已。在任何时代，我们都只是社会中的群众的一个成员而已。当人们为了某一个确定的目标而共同奋斗时， 我们作为社会中的大众是有存在的意义的。可是，这个社会目标一旦消失， 我们就会突然发现自己的存在只不过是偶然被任意地抛掷进这个社会中的无数的砂粒般的群众之一。于是，“周围的现实都成了莫名其妙的东西，”“社会，乃至社会意识所反映出来的这个人间，再也不是密切相关的可理解的存在，它已成为一种真相不明的怪物。由大众沦落为砂粒般的群众，这种状况

使人们感到茫然无措，以至于因不理解周围的现实而陷入焦虑之中；同时也以认识到自己只不过是其中的一粒而滋生出难以排遣的孤独感。安部公房非常敏感地体察着上述状况的出现，在《砂中的女人》中准确地反映了出来。” 的确，砂子是不适于生存的。然而，定居是否就是生存必不可少的条件呢？ 不正是由于人们固执地定居一处，才开始了那种讨厌的竞争吗？假如大家都不定居下来，象砂子一样随遇而安，也就不会有竞争。如今沙漠中也有花在开，也有昆虫、动物居住，它们都是凭借其强大的适应能力逃出竞争圈外的生物。”

在主人公“他”的心目中，沙漠是与要求人们固定的现实社会完全对立的自由空间形象，“沙漠就象我们的社会”。砂穴生活变成现实生活的形象化抽象。令人揣摩不透的日常现象被作者描写为不毛之地，而人的生息则成为在其中反复着的无意义的单调的行为。我们知道，现实矛盾反映在人的意识中，往往表现为现实的祈求与无法摆脱现实约束的矛盾。《砂中的女人》的主人公超越了日常现实社会却又回到了现实之中。作品的副标题“没有惩罚便没有逃脱的乐趣”，是对“他”最终留居砂穴的说明，同时也是对他以前没能超越现实社会的说明。孤独原本是人类生存的客观条件，必须正视它， 从中寻求生存的依据，如此才有意义。安部公房在随笔《纽约与莫斯科》中对此有进一步的说明：“人不应该从孤独中逃脱。必要的不是从孤独恢复正常，而是把它看作必然之物主动接受，并在孤独中探索未知的新的途径的精神。”对生活在沙漠般荒谬的现实中，丧失自我个性，失去生存的意义，孤立无援，整日为恐惧、焦虑、沮丧与绝望所困扰的现代社会中的人类说，安部公房的思想无疑能给他们一丝虽属虚幻，但却有效的安慰。一九八四年五月十四日，第四十七届国际笔会在东京召开，其主题是“核时代的文学—— 我们为什么而写作？”正是在世界文坛反核浪潮高涨的背景下，安部公房于同年十一月发表了小说《方舟樱花号》，旋即引起轰动，被誉为“一座大型的里程碑式的作品”，“安部文学的高峰之作”。这部作品是作者用相当幽默的笔调写成的，其中的人物平凡得近乎平庸，却又从滑稽可笑中透出一丝悲凉。

安部公房借用旧约圣经中诺亚方舟的故事，虚构了一个用现代科技成果建成的核战争掩蔽壕——海边的废石矿。主人公“我”在这个有无数个大小石洞的巨大废矿里，依靠偷来的物品和电力做了改建，把这座洞洞相连，神秘莫测的的巨大的废石矿建成了随时可以与外部世界隔绝，以在核爆炸中获得生存的现代方舟。方舟建成后，光靠一个人是不能航海的。于是，“我” 招募了三名船员——卖由布凯恰的虫贩子，被叫做“樱花”的一男一女。然而，这三个人的闯入，打破了方舟的平静。他们置核战争于不顾，只是相互猜忌，争夺权利，在女人身上争风吃醋。后来，由猪突（“我”的生物学上的父亲）领导的“扫帚队”老人集团和叫“猪肉火锅”这一奇怪名字的少年集团也闯入方舟，猎取被他们追得鸟兽散的女中学生们，似乎要在核爆炸后全球唯一安全的方舟中繁衍人类。方舟的存亡迫在眉睫，“我”万分恐怖。最后，“我”只好放弃苦心经营的方舟，引爆炸药，谎称发生了核爆炸，逃出方舟，重新回到现实世界。

萨特在《存在与虚无》这部小说中发表过这么一个看法：“人是唯一使毁灭得以发生的存在⋯⋯毁灭本质上是人的事情，正是人通过地震间接地或直接地毁灭了城市，通过风暴间接地或直接地毁灭了船只。”《方舟樱花号》

正是表现了这一深刻的思想：人在陌生环境里的威胁感与压迫感来自人本身。二次大战以后，核恐怖和形形色色的社会矛盾，使安部公房深深地体验到人的孤独与渺小。他便开始在文学作品里借助怪异荒诞的东西来分解日常生活现象，表现那些令人不安的动荡与残酷。安部公房把对世界未来的不可测和对社会的失望而产生的悲观情绪形象化为一种哲学层次上的痛苦，即威胁感和压迫感。它们可说是无处不在，无时没有。而这种威胁感和压迫感又更多地体现着社会的深刻危机，它们每时每刻都在窒息着每个个体的存在，这种状况正如“我”（鼹鼠）所说：“核战争在开始以前就已经开始了”。小说中的男女樱花形象是一对耐人寻味的伙伴，作者对他们着墨不多，

却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某种意义上说，作品的真正主人公就是他们， 安部公房把方舟的名字也叫做“樱花”。樱花，原是日本的象征，在小说中有买卖促进员之意，就是围在商贩子的柜台前，竭力夸耀货主的物品之好， 以各种手段诱使顾客上当。“樱花”这一职业，便是明知道是谎言，却要维护和赞美谎言，并靠谎言生活下去。小说中的这一对伙伴，关系暖昧，象路人般的夫妻，又如夫妻般的路人，友好亲密，却又相互拆台，背地里都称对方患了癌症，只能活半年。这中间是有一人撒谎，还是二人都撒谎？抑或他们讲的是真话，两人都得了癌症？临末了还是个谜。比较而言，男“樱花” 是一个更具荒谬意义的英雄，当“我”引爆了炸药，谎称发生了核爆炸要逃出方舟时，劝他和女“樱花”一起逃出被“扫帚队”占领的方舟，并告诉他核爆炸是谎言，留在黑暗的没有出口的方舟——废石矿中是毫无意义的时候，男“樱花”却表现出超人的镇静，毅然留在了方舟里，维持谎言下的生活。在荒谬之中顽强地生存下去的勇气是感人至深的，这一行为告诉人们， 谎言自有其虚无之处，但它的美丽却足以鼓励人们为之奋斗终身，死不改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