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从绝望深处迸发

存在主义文学产生的背景及其思想渊源社会背景

在我们着手讨论存在主义文学之前，似乎有必要对它产生的基础，根源之类的背景问题先进行一番考察。这一方面是由于我们人类爱追根溯源；一方面则由于我们长期养成的思维习惯。我们的思维、理解力习惯于按照事先排好的程序按部就班地工作。比如，我们对官场某位新贵产生了解的兴趣，却并不急于想知道他的政治抱负、政治才能和政绩如何，而是千方百计地打探他的家庭社会关系、背后支持人物和所属派系，有没有桃色新闻和让人解颐的政治笑话。又比如有人打算要在某地盖一栋房子，先要对此地的山势俯仰、水源经流、日照风向、道路交通、人文风俗、地质结构等占有详尽的资料，然后方肯动手实施蓝图。又恰如一匹识途的马，送主人去某一个目的地，只需按照它识出的标记往前走好了。思维的习惯（或称定势、规则）是人类智慧的表现，也是人类懒惰的表现，聪明的读者不会不对此有所警觉的。人类热衷于为思维制定规则，以求这些规则能使思维养成良好的习惯。规则是必要的，它使我们妥善地解决了许多问题。那位显赫人物由于我们的喜恶而被决定了政治前途；那座房子的人们从此宁和康泰、人寿年丰；那匹识途之马果然顺利抵达目的地。但谬误有时也在这里发生：那位显要正是人杰而非庸才，抑或恰是庸才而非人杰，那块宅基正是一条新勘铁路必要之处；那匹马半道上遇上一个相似标记而误入歧途。所以，在思维与规则之间，还是思维更可靠些，思想是自己的，而规则差不多都是人家奉送的，虽然奉送的不见得就不可信。作这样的提醒，并非是出于笔者缺少自信或者不期望博得信赖，而是期望与存在主义哲学家和文学家生活在同一个世纪的读者们唤起自己的感同身受加进到对存在主义的理解中去。

在我们试图追溯存在主义这种社会思潮的背景根源时，我们自然会记得，二十世纪决不是一个乐观的理想主义时代。这个世纪有太多的灾难降临，文明与进步并未随着历史的推移而呈正值增长，现实的苦难与精神的苦难考验着人类脆弱的神经，和平、自由的至善至美理想社会还是那么遥远、渺不可及。作为二十世纪人类精神的一个表征的存在主义，严格地说，它并不是现实的精神武器，而是地地道道的人类精神现象学的一个标本。但是，如果说它是人类孕育出来的精神怪胎，显然是出于对存在主义的无知和隔膜，甚至也可以说是对人类自身轻佻的辱慢。一九八○年四月十五日，存在主义大师萨特因病逝世。四月十九日，巴黎数万人自发为他送葬，队伍绵延数公里。在这个浩浩荡荡、庄严肃穆的队伍中，我们可以看到法兰西共和国的总统。由此可以推知存在主义在人们的心灵中产生了多么大的反响。

我们不妨把话题稍稍延宕开来。

笔者的窗口正对着葱郁的山峦。在这初夏的季节，草木峥嵘，广玉兰正沉静地开放，鸟儿啁啾树间，蓝天下轻纱般的白云漫不经心地从山顶飘过，窗前的路上不时响起少女们的欢声笑语。一切似乎已经十分美好，一切似乎从来就如此美好。

不用说，这是我们瞬间的错觉。

正是在同样的蓝天下，我们的祖先却在荆棘中奔突，用石块和本棍与巨兽搏斗，葡伏在大地上向上苍祈祷，黑夜里燃起一簇簇篝火驱散内心的恐惧，

没有钢筋水泥构筑的居室，没有空间与暖气片，没有电视与组合音响，在阴暗潮湿的洞穴里，相互依偎着取暖，分食少得可怜的食物。人类所经历的那一段漫长而充满苦难的历史如今只能靠合理想象和零星的考古发现将它断断续续地弥合连接起来。那时人类的思想家们在筹谋部落迁徙、决定狩猎时机的同时是否也在思考自己的命运？他们没有留下思想痕迹，我们无从知道。苦难还在继续。战争、灾难、饥饿、死亡中分娩出一个又一个帝国的城堡。在帝王的威严胜利的光荣和文明的辉煌的背后是专制的横暴、奴隶的镣铐和杀戮与殉葬。也许，没有马拉松之战，萨拉米斯海战和普拉提亚会战我们不能想象古希腊文明的出现，也同样不能想象欧洲后来的历史。但是，我们应忘记在金戈铁马奔腾和刀光剑影搏杀中无数生命在无助中哀号。战争与一切人间罪恶同源，苏格拉底早就指出了这一点（柏拉图的《理想国》中苏格拉底与格劳孔的对话）。这位先知、智者，以人类的名义渴望着、追求着真理，却被当作异端邪说的蛊惑者野蛮地供奉在血腥的祭台上。在罪恶中生长出的文明终不能摆脱苦难的纠缠，文明不能消除罪恶，那么，苦难命中注定要与罪恶同行。

在东西方，历史上都记载着一个洪水时代。

在东方，大禹治水被当作人类战胜自然灾害，与现代苦难抗争的一个范例。这个神话没有被赋予洪水乃上帝为惩罚人类罪恶之所为的象征指意。但从禹的父亲鲧窃息壤以堙洪水被上帝殛杀，最后上帝才让禹利用息壤征服洪水来看，洪水即上帝的旨意，帝命不可违不能不说是对人类的示戒。在《圣经》中，洪水不是作为上帝惩罚人类罪恶而体现上帝的意志的。在“创世纪” 里这样写着：“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说“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毁灭天下，凡地上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无一不死”。人类犯下了太多的罪恶，因而也要承受太多的苦难，也因而需要上帝，祈求上帝的拯救。

宗教由此兴盛起来，成为受难者心灵的庇护所。生命本不属于自己，惟有将生命托付给上帝，交给上帝照管，才能找到最后的归宿。这最后的归宿就是来世、天国、彼岸世界。于是，衣衫褴褛的耶稣、释迦牟尼带着信徒们在大地上漫游行走，劝导人们皈依上帝、皈依如来，成千上万的人以苦难的共同名义集合在他们的周围。

宗教给饱经劫难的生灵以莫大的慰藉、唤起人们对罪恶的惧栗。然而，宗教也无法消除罪恶，为人类摘去苦难的镣铐。同时，尘世的罪恶连上帝也不放过而隐其于不义，这是上帝万万不会想到的。正是在上帝的名义下成立了宗教裁判所，发明了火刑桂和贞节带。同样让人记起的还有著名的十字军东征，罗马教廷作为上帝的代言人将骑士们集合在圣战的旗帜下，从发动第一次十字军到拉丁基督徒最后被赶出其在叙利亚的基地，在十一世纪末到十三世纪末长达两百年的时间里，共时发动了八次主要的远征。由教皇、法王、英王和德皇指挥的宗教骑士团决不是执行上帝的旨意去传播福音，救助那里受难的人们，只要看看他们取得的战果我们便知道他们做了些什么，给那里的人们带去了什么。一○九九年第一次远征十字军从埃人手中夺取了耶路撒冷，在骑士的利剑下，该城所有的穆斯林男女老幼及犹太人无一幸免。在洪水之后，上帝对挪亚及其子孙许诺，立虹为记，不再记洪水泛滥，毁坏人类和一切有血肉的生命。但全知全能的上帝应该知道，他所创造的人并未因灾难深重而敛其不义，甚至将其良知连同上帝的慈悲一齐出卖给魔鬼。

在人类的冥思中感到上帝的存在，却无法窥见上帝，所以上帝只能存在于冥思之中；人类无法窥见上帝，却不能不使自己向往着至真，至善、至美、至爱。然而，没有假的至真，没有恶的至善，没有丑的至美，以及没有苦难的幸福，没有死亡的水生，都将使人类存在本身变得无法理解。因此，至真、至善、至美、至爱、幸福、永生便只能观念地存在于现世，而不可能实在地存在于现世。求至爱至恨也随，求至善至恶也随，求幸福苦难也随，求永生死亡也随⋯⋯求无恨之至爱便是无爱，求无恶之至善便是无善，求无死之永生便是无生，一切复归浑沌，物我不分，物物不分。这就是人类迷惘、困惑、痛苦的根源所在。然而，因为有死亡而放弃对永生的追求，因有苦难而放弃对幸福的追求，因有假、丑、恶、恨而放弃对至真、至善、至美、至爱的追求，人类又何以赢来自己的尊严，又何以维护自己的尊严？于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奥古斯丁、托马斯、但丁⋯⋯无数的“西绪弗斯”一个接一个地推着人类苦难的巨石，推上，滚下；滚下，推上。

一部人类历史是充满苦难的历史。我们希望从这里能为存在主义和存在主义文学找到一个深远的总体背景。我们有太多的人类通史，在这些通史中通常是把人类历史描绘成或者表述为文明的发展进步的历史。但是，我们是否也应该有关于人类的欲望史、罪恶史、苦难史来作为偏史？

历史就这样来到了二十世纪的路口，我们已经看到堆积在存在主义周围的苦难。

在这个世纪里人类所发生的事件中，没有什么比两次世界大战更广为人知的了。

世界大战是存在主义产生的最为直接的社会背景。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席卷了整个世界。德国大败于协约国。战后，存在主义在德国兴盛起来。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在德国思想论坛上向人类宣布了他们关于存在的思想。二十世纪的思想史不会忘记他们的名字。他们的著作大都发表于战后，看一看他们主要著作的目录表：

海德格尔：

《存在与时间》（1927 年）

《什么是形而上学》（1929 年）

《论真理的本质》（1943 年）

《论人道主义》（1947 年）

《林中路》（1949 年）

雅斯贝尔斯：

《哲学》（三卷本，1924——l931 年）

《理性与存在》（1935 年）

《生存哲学》（1938 年）

《论真理》（1947 年）

这些都是哲学著作。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二十和三十年代，存在主义文学领域产生的影响很有限。存在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出现在一战之后，其与一战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存在主义以哲学思想的形式首先在德国兴起，这一方面是因为德国作为战败国受创巨深；一方面则可能是由于德国人擅长思辩的传统。

法国是存在主义获得发展尤其是存在主义文学勃兴的一个主要的国度。

存在主义文学流行于法国的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一方面由于存在主义哲学传播和向文学领域渗透要经过一段时间，另一方面又是由于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之前，由于马塞尔的努力，法国已出现了存在主义文学。马塞尔这位忧郁善感的哲学家和剧作家。在一九二五年前后，第一次把克尔凯戈尔的存在主义学说介绍到法国，并在法国创立了基督教存在主义文学。这种文学带有超验的、神秘的宗教色彩。在他的戏剧中，人物大多是忧郁型的悲剧角色，作者描写了他们的灵魂和肉体的矛盾冲突，在绝望中灵魂痛苦挣扎，向上帝求助。马塞尔的学说和作品受到基督教教会的抵制，也没有产生杰出的追随者，因此，二战前存在主义文学在法国并没有引起普遍的关注。这或许因为是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的法国人在浅薄的胜利陶醉中没有找准自己的感觉。二战虽然以德国法西斯失败而告终，但法国却在这之前尝够了失败的滋味。一九四○年，德军越过阿登山脉，拥有五百多万军队的法国，在不到六周的时间里就被打得一败涂地，缴械投降。最为屈辱的是，在一九一八年德国投降时在贡比涅森林的同一块空地上的同一节车厢里，法国签订了投降条约。从此时起直到战争结束，法国被分为两部分，北方三分之二的地区由德国直接占领，在南方，德国扶持了一个傀儡政府，由投降派贝当做总理。而在这之前，法国实际上早已输掉了这场战争。长期奉行绥靖主义政策造就了一个为失败主义情绪所左右的政府，向德宣战后，不发动任何攻势，坐等德国人来进攻。这不如说是对赢得这场战争完全丧失信心而坐等失败的到来。由于战争和战争失败，存在主义在第二次大战期间在法国流行起来就一点也不让人感到奇怪了。萨特这位存在主义大师，他的长达七百页的存在主义哲学巨著《存在与虚无》就是发表在一九四三年。他的一系列的存在主义文学作品不少都写在这个时期：

《墙》，短篇小说，1937 年；

《厌恶》，长篇小说，1938 年；

《墙》，短篇小说集，1939 年；

《苍蝇》，剧本，1943 年；

《密室》，剧本，1944 年；

《理智之年》和《延缓》，长篇小说《自由之路》的第一、第二部，1945 年。

就在一九四五年，萨特作了《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吗》的著名讲演，这就后来我们读到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那本书。战后萨特又发表出版了许多著作，如《死无葬身之地》（1946 年），《肮脏的手》（1948 年）、《自由之路》第三部《心灵之死》（1949 年）、《魔鬼与上帝》（1951 年）等。除萨特之外，这时期的法国还出现了其他一些存在主义思想家和文学家，如梅洛—庞蒂，这位比萨特更出生气的萨特同学，法兰西学院的哲学讲座教授，是在法国地位仅次于萨特的一个存在主义的重要人物。他的著作有《行为的结构》（1942 年）、《知觉现象学》（1945 年）、《人道主义与恐怖》（1947 年）、《辩证法的探险》（1955 年）等。加缪和波伏瓦是法国存在主义文学两位不可忽视的作家和思想家，尽管前者并不承认他是一个存在主义者。他是法国最年轻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曾被视为青年的精神导师。波伏瓦以她丰富的著作和著作中所表述的独具锋芒的思想以及与萨特的特殊关系而名重一时，她的作品被公认为是典型的存在主义作品。

两次世界大战成就了存在主义的一代辉煌。战争把人类带进苦难的深

渊，促使人们去思考人类的命运，审视人性和生存境遇。

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的灾难是令人难以想象的。战争的规模、酷烈的程度以及造成的后果都是历史上所有的战争无法与之比拟的。下列两组枯燥的数字二十世纪的人类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从 1914 年 8 月爆发到 1918 年 11 月结束历时 4

年 3 个月的战争共有三十一个国家参战，卷入战争的人口达十五亿，约占当时全世界总人口的四分之三。交战双方（协约国与同盟国）动员的兵力达七千多万人，占男性劳力的百分之五十。战争中双方死亡军人达一亿三千多万人，受伤和失踪者两千多万人。而平民因战乱而死亡人数又远远超过军队。仅以俄国为例，大约有两亿八千万人在战争中受损，死亡、受伤，或者失踪，占其总人口的百分之十八。双方军费开支高达两千多亿美元，而生产和财产损失更多。

第二次世界大战。从 1939 年 9 月德军进攻波兰开始到 1945 年 9 月日本宣布投降结束，战火遍及全世界两千两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区，先后有六十一个国家、二十亿以上的人口被卷入战争。交战双方投入的总兵力达一亿一千万人。军民伤亡人数达一亿，其中死亡达六千多万人。主要参战国家死亡人数：苏联损失战斗人员一千一百万，平民七百万；德国损失战斗人员三百五十万，平民近一百万；中国损失战斗人员约一百五十万，平民两千多万；日本损失战斗人员一百三十万，平民七十万；波兰六百万人，南斯拉夫一百七十万人，法国六十万人，美国四十万人，英国古十八万人。军费消耗一亿一千万美元，直接经济损失四万亿美元以上。

从这些骇人听闻的数字中我们可以想象这两次世界大战之惨烈了。想象一下上千万人的军队洪水般漫过无数的和平的村庄、城镇时的情景吧，想象一下枪弹的暴风雨和坦车、装甲车、飞机的轰鸣吧，想象一下戴着不同徽记的士兵扣动扳机向素不相识的同类射杀的场面吧，想象一下希特勒的冲锋队，党卫军屠杀犹太人的毒气室和日本关东军拿中国人做细菌武器试验的兵工厂吧，⋯⋯无数的孩子失去父母，无数的家庭被毁掉，无数的妇女、儿童和老人死于战火；土地荒芜，工厂倒闭，村庄被夷为平地，城镇变成废墟，尸骨遍野，血流漂杵，人民啼饥号寒、痛不欲生。战争无情地摧毁了人类的尊严，生命变得无足轻重，战争使人类丧失理性，整个地球仿佛是一座疯狂的屠场。当德军一百九十个师五百五十万人、三千五百辆坦克、四千架飞机在苏联西部两千八百公里的边境线上同时向苏联的腹地、向莫斯科推进时，有谁在关注在皮靴、车轮和履带下呻吟、倒毙的生命？一切光荣与梦想、高贵与美丽、理性与秩序都随着生命被邪恶践踏而坍塌。早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恩格斯就曾预言“一场具有空前规模和空前剧烈的世界战争将会到来，其结局是普遍的破产；旧的国家及其世代因袭的治国才略一齐崩溃，以致王冠成打地滚在街上而无人拾起”。对于亲身经历了空前浩劫的人们来说，更为深刻的是对生命的不公命运的切肤之感。萨特在后来谈到长篇小说《厌恶》

（初名《忧郁》）创作感受时说：“我在三十岁上，露了一手，在《厌恶》中，——确实真诚地，这大家可以相信——记下我同事所过的那种难以忍受的不公道的生活。”“我看到不少儿童饥饿而死。面对一个垂死的孩子，我的《厌恶》真是无足轻重了。”这篇完成于 1936 年，发表于 1938 年的作品虽然还不是直接取自于二战期间的生存体验，但作者无疑感受到了死亡的阴影，表达了他生存的焦虑和对生命的人道主义关注。剧本《死无葬身之地》

则直接表现了战争使生命“毫无意义地受苦，不知有什么价值地死去”这一令人困惑的存在真实。加缪从战争中看到了死亡和恶对人类生活不可改变的影响力。他的小说《鼠疫》最后一句话是：“也许有一天，为了使人类吃到苦头，受到教育，鼠疫将再度唤醒它的老鼠，送它们去死在一个幸福的城市里。”

战争留下的是满目疮痍，人们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来重建家园，医治战争创伤。战争给人类留下恐怖的回忆和不尽的思索，人们需要很长的时间来舔舔精神伤口，驱除心灵中世界末日的阴影。且不说俄国、苏联，在一、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亲人死亡或致残对活着的人意味着什么；单说日本，这个生长过嗜血成狂的军国主义的国家，在原子弹爆炸的冲天火光中数十万生灵痉挛窒息的地方燃起长明灯，应足以说明从梦魇中醒来后的恐惧了。但愿这不只是对广岛、长崎的无辜牺牲者的负罪忏悔，而更应是对其野蛮的暴行、灭绝人性的杀戮铸成的全部罪孽的自我审判。战争留下的后遗症还远不止这些。希特勒的屠杀唤起了犹太人强烈的复国渴望，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犹太人潮水般的移民造成了犹太复国运动，为的是拥有一个自己的家园而免于任人宰割。战争向犹太人提出了严峻的生存问题，导致了1948 年以色列国的建立。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指责犹太民族恢复建立自己的国家。但是我们又不能不看到，中东从此开始了持续的动荡和连绵不断的战争。倘若没有世界大战，倘若欧洲是一块和平的大陆，民族友好和睦，人民安居乐业，其情形怎样自然不难想象得到。二战后中东的战火和动荡不安被视作第二次世界大战袅绕不绝的余烬当不是想象力任意所为。

把两次世界大战当作是少数战争狂人偶然的“杰作”无疑是抬举了他们。德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然而所有欧洲参战国无不打着“保卫祖国”、“保卫自由”的旗号投入那场厮杀的，唯一受害者是首先遭到进攻占领的无辜的塞尔维亚。第二次世界大战人们一面诅咒希特勒、墨索里尼和东条英机，同时也不会忘记国际社会绥靖政策的助纣为虐。且不说张伯伦、达拉第如何出卖国际原则与公还，这是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就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日美关系而论，我们就知道太平洋彼岸那个自称为“民主、自由、公正”的国家到底做了些什么。在 1937 年和 1938 年，美国都利用中日战争大量地向日本出售战略物资，为日本侵略战争输血。1937 年，在日本全部进口的军事原料和物资中，美国的汽车及零件占百分之九十一，石油及石油产品占百分之六十，生铁占百分之四十一，废钢铁占百分之五十九，机器及车床占百分之四十八。1938 年美国输往日本的战略物资竟达日本全部消耗额的百分之九十二！当时就有美国政界要人坦率指出：“日本的侵略得到了我们的大力支持，这种侵略行为不仅受到支持，而且我们的援助是如此有效，如此举足轻重，如若断绝援助，这种侵略就可能被制止和停止。”

仅仅把两次世界大战归结为世界性的政治经济危机的总爆发是不够的。世界大战是欧洲的全面崩溃，是人类的全面崩溃，是人类末日的演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大战引起的人类心灵震荡才使存在主义者从一般、普遍出发追问人类存在，提出“向死而在”（海德格尔）、“存在先于本质”、“他人就是地狱”（萨特）这样一些让灵魂不得安宁的命题。只是有这样的崩溃中才会让他们产生大地正在消失、地狱就在眼前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