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特征

其一，哲理探索与文学创作相结合。

存在主义文学由哲学演变而来，成为哲学性质的文学，因此，哲理探索与文学创作相结合，就是它最为显著的艺术特征。它的成员无一不是哲学家或所谓“高额头”作家，在作品中以表现存在主义哲学观点为己任，说明世界的荒谬，探究人生意义，进行种种浮士德式的精神追求。他们还偏爱寓言和象征手法，处理重大的哲理，道德和政治题材。萨特的《密室》，加缪的

《西绪弗斯的神话》和《局外人》，西蒙娜·德·波伏瓦的《女宾》都属于这一类作品。《密室》描写了死后禁闭在地狱里的三个人物。加尔散生前是一个和平主义的文人，因胆怯逃跑而被枪决；艾丝黛尔因爱慕钱财而与一个老头结婚，可是又与一个情人发生关系生了一个私生子，终于因溺死私生子而犯法；伊乃丝把丈夫的情妇赶走，以致引起丈夫自杀。这三个阴魂在地狱里仍旧重犯生前的错误：艾丝黛设法勾引加尔散；伊乃丝竭力把艾丝黛尔从加尔散那里诱开；加尔散则要物色一个把他当成英雄的女人。三个人就这样互相角逐，可是当两个人在一起时，总分有第三个人来破坏他们的关系，因此无论哪个人都不能发中愿以偿。加尔散感慨地说：“别人不让我有做我自己事情的时间。”伊乃丝却反驳：“你的生活就是你自己。”这个剧本很典型地表达出存在主义的哲学观念：每个人终生都在追求自由，可是总有别的客观因素在阻碍你实现这一目的。《密室》由此道出了存在主义者的一句名言：“他人即地狱。”

加缪的《局外人》则表现为另一种形态。“故事”发生于本世纪四十年代的阿尔及利亚，主人公莫尔索是法国公司的职员。小说以第一人称的形式写成，莫尔索以十分冷漠的口吻讲述他所经历的事件。三年前，他把自己的母亲送进了养老院，一天他接到电话说母亲病逝。他前往奔丧，但面对这巨大的悲痛却又无动于衷。到养老院后，他非但拒绝瞻仰母亲的遗容，而且还在灵堂上打磕睡、喝咖啡、抽烟，不亦乐乎。看到别人来吊唁，他竟感到“可笑”。送葬时他毫不悲痛，只是觉得炎热和疲倦，想早些赶回城里睡觉。别人问他母亲活了多大年纪，他无法回答，因为他既不知道也不关心。第二天周末，他去海滨游泳，在那里，他遇到过去曾钟情过的同事玛丽，游泳后他位道去看了一部滑稽片，然后同居了。对“爱情”，他照样也无所谓。玛丽问他爱不爱她，他认为她问得毫无意义，大概不爱。她问到他愿不愿意跟她结婚。他说要结婚就结。分手时玛丽问他想不想知道她有什么事，他说他没有想到要问。莫尔索的邻居雷蒙正在和姘妇闹得不可开交，雷蒙要求他写一

封信辱骂对方，他写了。雷蒙非常感谢，表示要和他交朋友，他觉得是不是好朋友无所谓，但他又受雷蒙之托去警察局为他作证，证明那个女人骗了雷蒙。下一个星期日，莫尔索、雷蒙和玛丽等在海滨上遇到两个阿拉伯人，他们受雷蒙的弟弟的托付来为他复仇，蓄意向雷蒙等寻畔，双方殴斗起来，雷蒙受了伤。之后，莫尔索独自去海边乘凉，遇上那个刺伤雷蒙的阿拉伯人， 当阿拉伯人亮出刀子来的时候，他不假思索地开枪打死了前者，结果他被投入监狱。在牢中他仍然什么都不在意。检查官审判他时，特别重视他从母亲去世以来的全部生活，以及那种一切都无动于衷的态度，断定他“根本没有灵魂，没有一点人性，人类的道德观念”，决定判处其死刑。莫尔索留恋生活，害怕死，但他很快在心理上适应了这个结局，以平静的心情等待着死亡。

小说的思想意义是复杂的。莫尔索既不是一个道德感强的人，也不是不道德的人，他象被抽去了灵魂。小说复杂的思想意义尤其反映在莫尔索这个形象身上。莫尔索是个精神的畸形人。在他身上，作者概括了三、四十年代相当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的特点。他对一切，如母亲的死、爱情、法律审判， 都非常冷漠，和一般面临同样处境的人的反应绝然不同。他母亲的朋友贝莱兹在葬礼上悲痛欲绝，玛丽在爱情中热烈投入，辩护律师竭力为他辩护，他们的人生态度都反衬出莫尔索的冷漠。对母亲、对情侣，他都是局外人，这表明他和世界疏远到了多么可怕的地步。不仅如此，他对自己面临的死亡， 也成了局外人，连自己也和自己疏远，自己也和自己不相干了。可见，他不但失去了非我世界的联系，也失去了自己。作者没有写主人公这种心理特征是如何形成的，而只是把它客观地展示出来。但正象上世纪初浪漫主义文学中那些落落寡欢的忧郁的主人公和俄国文学中那些在现实中找不到地位、找不到生活意义的多余人一样，“局外人”患的也是这种世纪病，他揭示了人和世界的关系的荒诞性和人自身的荒诞性。所谓“局外人”就是“荒诞的人”。这一特征将存在主义文学同其它文学作品截然区别开来，成为战后现代派里声誉高，感召力大的严肃流派，虽然避免在挑选题材和表现主题方面过于侧重思想、轻视形式，强调逻辑思维和哲学思辩，但它们仍然在西方文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其二，环境支配论代替人物典型论

在人物描写和性格表现方面，存在主义文学也与众不同。存在主义作家反对按照人物类型和性格描写人和人的命运。在他们看来，人并无先天本质， 只有生活在具体环境中，靠种种行为来造就自我，演绎自已的本质。因而， 小说家最要紧的是提供新鲜多样的环境，让人物去行动，去超越自己的生存环境，选择做什么样的人。而这种环境，也不同于传统现实主义小说里的曲折情节和直观外部细节，仅仅是广义上的人类普遍处境的概括。活动于其中的人并不受典型化的约束，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萨特的一些剧本因此而被叫做“处境剧”。

萨特就反对人物类型和性格的说法，认为一个人没有先天的性格，无所谓悭吝、自负、多情、善良、欺骗、狡诈等等天性。总之，世界上不存在“人性”这个东西，推而广之，也就不存在“命运”这个东西。如果小说描写人的命运，那就是用形而上学观点或宗教观点取代人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的客观存在。他主张以“存在”去取代一劳永逸的“本质”。由于人是在完全自由的存在过程中每时每刻在给自己下定义的，所以小说应当描写无限多样化，始终是新鲜的。他举莫里亚克的小说《黛蕾丝·苔格鲁》为例，苔格鲁

放毒药杀人，但她不是杀人犯，她仅仅是由于环境的支配，使她下了决心， 放毒药去杀人而已。他要求把人作为在一定环境中存在的实体来考察，因而也就是要把每个事件、每个现象、人的每个反应，都放到其存在的各个阶段中去考察。这样，作品固然失去了概然性，却获得了真实性。

萨特的长篇巨著《自由之路》大概就想说明这样一个问题。小说中的一群男女青年，在各自的生活空间里自由地活动，他们发现了自己的生活，由于战争使他们陷入泥泞的乡村环境，他们各自都有一大堆问题要解决。可是他们并没有意识到时代落在他们肩上的责任，而是追求个人行为的自由。最后他们发现自己被推进了一场“虚假的战争”，自己只不过是玩偶一样的士兵而已。小说的主人公翁马蒂厄拿起枪向德国侵略者开去，就好象向整个世界开去，向他自己的过去开去，以发泄自己的愤恨。作者试图说明一个人的存在虽然没有命运的安排，也没有天性的因由，但你必须对环境的召唤作出回答，任何规避都是胆怯和玩忽。萨特在他的论著《波德莱尔》中说：“人对自身的行为有选择的自由，这和人们通常所谓的命运是完全一致的。”这句话的精神完全体现在存在主义文学作品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