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渊源

在讨论了存在主义产生的背景之后，有必要对其思想渊源作一些梳理，看看它反对的和接受的传统是什么，以便我们正确把握它的思想特征。

存在主义文学以存在主义哲学作为思想基础。存在主义首先是以哲学的方式出现，然后才涉及到其它人文领域。法国是存在主义文学的故乡。在那里，存在主义文学找到了最好的产床。存在主义文学在法国一度风靡，哲学无疑为之提供了最深厚的内在冲力。这不仅是因为德国存在哲学在它之前诞生，为它拓开了思想之门，同时，法国那些存在主义的著名人物，如萨特、马塞尔、梅洛—庞蒂、加缪、波伏瓦等，他们既是文学家又是思想家，文学是他们存在主义思想的表达。存在主义文学可以说是文学的哲学。在本世纪思想史上，将哲学与文学结合得如此紧密，无人能出其右。

既然存在主义文学与存在主义哲学有着割不断的血缘关系，那么，从存在主义哲学那里上溯得来的思想传统同样也就是存在主义文学的思想传统。存在主义反对各种理性主义，从柏拉图、笛卡尔、莱布尼茨到康德、黑

格尔、从绝对理念到普遍理性，存在主义把对传统哲学的批判作为自己哲学的主重要方面。理性主义之所以遭到存在主义的否弃，是因为理性主义无法实现其建立自由与必然和谐统一的王国的梦想。理性主义都肯定我思故我在，但我思故我在与理性事实上却是矛盾的，我思强调个体性、强调个人意志自由；我思同时又是理性的活动，而理性却强调总体性和必然性。在笛卡尔那里，这位近代理性主义的鼻祖时而把理性视为我思的一种认识方式，我思达于真理的手段，时而又把我思视为普遍理性的创造物。当我思被认为是显示我在的唯一东西时，自由被肯定为第一原则；当认为自由意志越出理智范围便误入歧途时，理性服从逻辑必然成为第一原则。必然是科学、知识、真理所要达到的最高目标，与理性是一致的；而自由是伦理、道德的最高要求。属于声音的自由与属于理性的必然找不到统一的基础，理性的上帝不能够在保护科学的同时又监护道德。所以，无论是马勒伯朗士把自由视为对普遍理性的爱，对必然性的爱；斯宾诺莎认为真正的自由属于上帝，同时人可以通过内省服从理性而与上帝相通，还是黑格尔所认为的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人的精神有一个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其核心仍然是必然。理性不能解决自身的矛盾，不能将自身从危机中解脱出来。在理性主义统治欧洲思想界二百年以后，它的矛盾和危机变得越来越清楚，也越来越尖锐，并直接诱发了种种现实的社会危机和精神危机。康德曾把实践理性（意志）和纯粹理性区别开来，尽管他仍想把理性保留在道德原理中，但他又要求纯粹理性服从实践理性和道德，而实践理性、道德是来自上帝、来自良心的绝对命令。这样其实等于否定理性在道德领域中的支配作用。康德看到了理性的矛盾并试图解决矛盾，然而他的妥协性和不彻底性也在他的理论中暴露出来了。

存在主义与其说是反抗理性，不如说是从理性主义手中接过令人感到棘手的哲学任务，这就是：人怎样在没有上帝和绝对存在物的情况下建立起基于自由而不是必然的道德自律。

存在主义在理论上是西方哲学中早已存在的非理性主义传统的继续，是非理性主义哲学发展至今的最后的、也不妨说是最高的形态。它最典型地强调着主观性、自由意志和个体性。非理性主义传统可以追溯古希伯莱文化和

希腊文化。希伯莱文明中理想的人是完整而具体的有信仰的人，希伯莱人的特点正是存在哲学一直企图发掘并带给我们时代的东西。希腊文化偏于理智，但希腊人无疑又是向往永恒、追求美和美的典范。苏格拉底把自己的思想和人生交织在一起，拒绝将死和思想分割开来，在存在主义者那里能产生最强烈的共鸣。在基督教神学中，特别是奥古斯丁关于信仰高于理性的说教中，存在主义也找到了自己的思想成份。近代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的主观主义原则，巴斯葛、康德、谢林等人哲学中的非理性主义因素对存在主义者亦不无触动。存在主义与唯意志主义（叔本华、尼采）和生命哲学（柏格森）关系尤为密切。实际上，存在主义就是十九世纪以来的非理性主义哲学思潮与胡塞尔现象学的一种汇合。而丹麦神学家、非理性主义者和宗教神秘主义者克尔凯戈尔，则历来被认为是二十世纪存在主义的鼻祖。

克尔凯戈尔是使欧洲哲学发展方向发生转折性变化的重要人物之一。他的主要哲学著作有：《非此即彼》、《畏惧与战栗》、《恐惧的概念》、《人生道德上的各阶段》等。他的哲学以孤独的、非理性的个人存在取代客观物质和理性意识（感性经验和理性思维）的存在当作全部哲学的出发点。克尔凯戈尔与黑格尔生活在同一时代，在黑格尔颂扬绝对精神、绝对理性的必然进展的时候，克尔凯戈尔已深深感受到那种决定论式的总体性对人的自由和人的存在产生的难以忍受的窒息。按理黑格尔的辩证理性，绝对精神由纯粹的逻辑外化为自然，自然由低级物质发展到高级物质，最后在人那里回到绝对精神。具体事物和人都是绝对精神的承载者。这位存在主义之父无法忍受这种对个体存在的轻视。他说，我宁愿做个体的一瞬间，也不愿做一个体系的一章或一节。他认为，如果个人的存在是被决定的，个人只是某种普遍存在的实例，那么，人实际上也就失去了自主性和独立性，失去了作了决定和选择的可能性，失去了自己的个性和自由，从而也将忘记了对所发生的事件应负的责任和义务，取消了个人从伦理上对待自己和世界的可能性。

克尔凯戈尔把人的存在作为哲学研究的对象。他认为个人以外的存在都是非个性的存在，个人被抑制在一定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之中无法逃脱，要考察个体存在的真实性，就要把人从环境中分离出来。在他看来，真实存在的个人具有这样一些特征：独特性。他赞同古希腊哲学家的看法，认为人是由灵魂、身体和精神（自我）组成。身体能感知外部世界，灵魂使人具有理智，而人的精神、自我则使人具有情感意志。人的情感和意志才使人具有独特的个性。孤独性。生存的个人是摆脱了对自然、社会、他人的依赖的孤独的个人，个人是和群众对立的，群众是一个抽象的名词，一个虚妄的概念。个人不是群众的一分子，不是整体的一部分，个人本身不是一个整体，因此，个人在本质上是孤独的。非理性。克尔凯戈尔认为，存在是绝对不可思考的。人的个性就是个人的主观意识，个人的心理体验。作为孤独的个人，他有独特的情感，痛苦、热情、欲望、背谬、动摇、恐惧、死亡等这一切都要依靠每一个人内在的主观体验才难领悟到。这些情态是纯主观的，理性无法把握，语言也无法表达，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超越性。个人与上帝的联系是个人的，在意识深处，孤独的个人才能与上帝交谈。只有在与上帝的关系中，人才能规定自己的存在。个人为最高的自我实现，即存在于个人与上帝的关联之中。

克尔凯戈尔把人生自由选择和决定的道路分为三个阶段，世即人存在的三个层次、境界。第一阶段为审美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人过着及时行乐的生活，为感觉、冲动和情感所支配。既不追求确定的信念，又不遵循固定的和

普遍的原则与规范。这种生活的结果是空虚、厌倦、痛苦和失望，也由此选择第二阶段的生活。伦理阶段的人的生活为理性所支配，克制情欲，将个人的欲望与社会义务结合起来，遵守规则，崇尚理想。但常受感性知觉的引诱而忘记道德义务，也因此而产生有罪感。第三阶段为宗教阶段。人摆脱了世俗的、物质的东西的束缚，也摆脱了道德原则和义务的制约，人作为自己而存在，面对的只是上帝。一切有罪的情感都由于和上帝诉说而得拯救。克尔凯戈尔认为个人存在是非理性的存在，是因为感到自己有罪而处于恐惧、厌烦、忧郁、绝望等情绪下的存在，这一存在状态只有在上帝面前才被显现出来。因此，人永远处于一种未完成状态。无限与有限之间的距离是无限的，人的有限性使人在上帝面前永远有一种犯罪感。人面前永远是一个无限的未知领域，人生是一种冒险。

克尔凯戈尔的哲学思想是骇世惊俗的。他的一些名言强烈表达了他对理性不容置疑的批判精神：“理性是妓女”，“你必须与理性分手，甚至不认识它，甚至把它杀死，否则一个人就不能进入天国。”他的哲学实际上是创造了一种氛围，这种氛围一直弥漫到二十世纪，存在主义者们从这氛围中获得灵感和找到哲学思考的基本原则。

叔本华和尼采无疑都属于先知式的人物。叔本华一直渴望着能找到越过现象而直接把握自在之物的道路。自在之物就是意志或欲望，它是一种缺乏，也就是一种虚无，因此，自在之物是一个巨大的无。尼采是这样评价叔本华的：“他可能是引导我们走出怀疑的苦恼和可怕的消极以至陷于极端悲观洞穴的指南针，而重新看到那星光灿烂一望无垠的晚空。他就是第一个带领他自己走这条路的人。他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为了要解释整个生命形象而面对整个生命形象。”而这正是尼采本人所要做的。叔本华没有走出厌世之谷。尼采在公开了理性杀死上帝也杀死了理性自己这一令人沉痛的事实之后，呼唤着“超人”（新人）出现。这超人不是圣者也不是暴君，而是自信、自重、自由、自主、自爱的人，不依赖上帝，自己决定自己的价值和人生意义，自己对自己负责的人。叔本华和尼采不是存在主义者，他们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尤其是尼采。在存在主义从克尔凯戈尔到海德格尔和萨特的演进过程中，这中间如果没有尼采是不可思议的。从存在主义者的著作和作品中，我们时时能听到尼采的回音。

柏格森与海德格尔处于同一时代，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对德国存在主义自然构不成渊源关系，但相互影响应是存在的。作为二十世纪初法国的一位具有世界地位哲学家，他的思想对法国存在主义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他认为世间万事万物都是生命冲动创造的，人生的目的在于自我创造，反对机械决定论，认为通过神秘的直觉达到自在之物。在上帝死去的时代，他的目的是造神，即把人神化。他的出发点与尼采是一致的。

在所有使存在主义者获益的思想家中，陀斯妥也夫斯基是不应被忽略的。萨特称赞陀氏对理性的专横所作的谴责有助于鼓舞他本人的存在主义信念。陀斯妥也夫斯基 1864 年出版的《地下室手记》完全是存在主义文学的预言，是与克尔凯戈尔心心相印的共振。作品中回荡的是一种完全新奇的声音，它是那样的与众不同，个性没有经过修饰，没有经过理想化和神圣化，作品中人物的内在生活是可悲的和叛逆的，我们看到在宗教原罪的背景之下人的罪恶和人的内在生活的阴暗面。

上述的非理性主义并非是说不要理性，而是反对把理性作为人的本质。

他们看到理性的局限，看到把理性视为人的本质的危险性。理性只是工具，而人本身才是目的、非理性关心的人生意义、人的本质、人的生存状况，人的价值等根本问题的研究。这是我们从存在主义思想渊源过渡到对存在主义本身理解时所要注意的一个关键。

存在主义分为有神论存在主义（又称基督教存在主义）和无神论存在主义。存在主义哲学先驱克尔凯戈尔就是一位新教徒，马塞尔也是一位基督徒。雅斯贝尔斯认为只有上帝才是超越存在，他的哲学从而也被认为是有神论的存在主义。无神论存在主义有两位最为著名的人物，他们就是海德格尔和萨特。下面将简要介绍一下这两位大师的思想。

海德格尔的思想归结到一点就是追问存在，即“在”的本体论。与“在”

（或译为存在、存有）相关的概念还有“在者”“此在”（或译为亲在）等。解释这些概念是颇费时间的，简单地说来，“此在”即人的存在，人的存在是根本的、决定性的存在。他将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颠倒过来，以“我在”作为“我思”的前提。他用胡塞尔现象学的方法建立他的本体论。现象学的方法就是直接显示、澄明在的意义结构的方法。现象即人的先验意识现象，现象与本质同一，现象即本质，处于无遮蔽状态。通过对“在”的状况直接显示，也就揭示了在的本质。

海德格尔认为人的存在是处在不断活动的过程中，处在与外物、他人的各种关系的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其基本结构是“烦”（烦心、麻烦），只要人生活在世上，就无法逃避烦。海德格尔认为，人是一种可能性存在，人不断筹划、设计、选择、人便可以成为不同形态的存在，或获得本身，成为本真的在；或失其本身，成为非本真的在。非本真的在意味着可以被替抽。非本真的在海德格尔把它称之为“常人”。在的这种存在样式即是沉沦和异化。于日常生活中人不能达到本真的在，在必须另谋出路。所以，海德格尔又指出，人的存在的基本情绪是“畏”。畏使人领会烦，并得以自由地选择自己，显示出此在最本己的在，也就是人生的价值和意义。畏归根到底是畏死。因此，他又提出“向死而在”这一命题。人生自始至终都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之下，死亡是生命的最后完成。对死的必然性的领会使此在从沉沦中醒悟过来，自由地充分地展开属己的可能性存在。海德格尔的哲学让人感到扑面而来的悲观主义气氛，而这气氛来源于德国当时的局势——1918 年失败以后的岁月正是海德格尔致力于构造其哲学的年代。然而，很显然，他并未放弃摆脱人被异化的生存境况和精神危机的努力。

萨特的思想不仅表现在他的哲学著作中，同时也表现在他的小说和戏剧中。比起海德格尔的艰深晦涩来，萨特的哲学和文学更能引人入胜。从气质上来看，在尼采与海德格尔之间，萨特更接近尼采。他把文学和哲学结合起来，使哲理浪漫化，使文学哲理化。存在主义在他那里，被引申为一种自由的学说，一种人道主义。《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一书就鲜明道出了他的人道主义立场，而这本书又是他的哲学代表作《存在与虚无》一书的通俗表述。他的哲学思想最先是通过文学来表达的。如《墙》这小短篇就是以古典的手法讨论存在主义的中心问题，即面临死亡的问题。在《厌恶》中，萨特通过主人公一连串的梦呓般的叙述和议论，提出了关于存在、本质、荒谬、虚无、时间、偶然性等基本范畴，实际上勾勒了他的哲学的基本面貌。

萨特在他的哲学中出色地讨论了人的存在和自由问题。在萨特看来，这两者是等值的。存在先于本质。这是存在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从这个观点

出发，自由先于人的本质。自由是以主观性和超越性为特征的纯粹意识活动，而不是追求和选择的结果。自由是人存在本身必有的。在《存在与虚无》中他指出：“人的自由先于人的本质，并使本质成为可能；人的存在本质悬置于人的自由之中，因此我们称为自由的东西是不可能区别于‘人的实在’之存在的。人并不是首先存在以便后来成为自由的，人的存在和‘他是自由的’ 这两者之间没有区别。”这样萨特就把人与物、自为的存在和自在的存在作了严格的区别，树立了人在世界上作为主体的尊严。萨特认为人具有多样可能性，成为什么样的人取决于自己的设计、谋划、造就。人不断地选择自己也就不断地超越自己。在强调个人自由选择时，同时也强调为作出的选择承担道德责任，既要对自己负责，也要对他人和世界负责。这也就是说，个人关心自己的命运与关心他人和人类的命运是一致的，而不是相矛盾。个人的烦恼来自自由，烦恼就是责任感，人不能逃避自由，也就不能逃避责任。任何逃避都是一种自我欺骗的不试行为。人的孤独感是由于人在选择时只能依靠自己，绝望也是来自于他人和社会无法信赖。萨特的哲学是行动的哲学，是鼓励人们积极进取、乐观向上的哲学，然而，我们还是能明显地感受到其内在的悲剧情绪。

萨特的哲学是行动的哲学，他的文学便是他的哲学的自我翻版。他认为：文学是一种行动模式，在文学中，作者表达了他的自由，或者说文学是他的自由选择，并关系到他人的自由和人类的自由整体。文学创作是萨特作为独立主体的自由选择，而他作品本身则又阐释了他的自由选择的思想，也就关系到他人和人类的自由。萨特的作品中都有一个明确的中心观念。剧本《苍蝇》表现的就是：只要是为自己的自由而采取行动并承担责任，就能获得肯定的意义。作品写于 1943 年，当时的法国正为德军占领。作品的行动意向是很明显的。长篇小说《自由之路》（三部曲）展示了一个知识分子主人公的人生道路，同样为他哲学概念“自由选择”的正面、积极的含义提供了一个具体范例。

萨特一生都在行动，看一看关于他的传记就知道。萨特真诚地对待人类、对待这个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使他成为一个伟大的、具有宽厚的善意、良知和勇气的人道主义者。无论他的理论的缺陷会招来怎样的批评都不致于影响我们对他的敬意。他在咖啡厅写作和苏格拉底在街头与人谈论哲学一样严肃。他的存在主义思想和他的存在主义作品在战时一开始就风靡了整个法国，年轻人对他的狂热也许只有置身于其中才能想象得出。八十年代萨特及存在主义在中国风行一时，亦可见存在主义并非我们这个世纪的偶然产物。萨特曾被称之为“二十世纪人类的良心”，这是他对最公允、恰当的评价。

存在主义产生于德国，又盛行于法国，它属于欧洲，也属于全人类。当它出现时，那些生活在相似的境况中的人们很快就感受到它的吸引力使之传播开来。就在存在主义在德国出现的同时，德国的存在主义也不是孤独的。奥地利那位忧郁而敏感的青年——卡夫卡（1883—1924）就被视为一位存在主义作家。他的作品如《变形记》描写一位小职员变成甲虫最后在寂寞与孤独中死去，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异化现象。从他的作品可以看出克尔凯戈尔对他的巨大影响，把他作为存在主义文学先驱是不过分的。西班牙的乌那穆诺（1864—1936）也是一位颇有生气的早期存在主义思想家和作家。他的散文哲学著作《生命悲剧意识》、《基督教徒的痛苦》以及小说《迷雾》都是他有代表性的存在主义作品。日本是最早接受存在主义影响的一个国家。

二十年代存在主义就被介绍到日本，并和东方佛教结合，产生了“日本型的存在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作为战败国的日本由于重重的危机，使存在主义在日本再次掀起热潮，出现了专门的研究团体和杂志。这次热潮一直持续到六十年代而达到巅峰。安部公房和开高健是日本最有影响的存在主义作家。美国是一个实用主义哲学传统占统洽地位的国家。存在主义一直到五十年代方流行开来，这自然也离不开其国内危机的启动作用。渴望自由的美国青年在危机面前需要寻找新的精神武器。存在主义迎合了他们的要求。“荒诞派”、“垮掉了的一代”、“嬉皮士”运动，都有存在主义的强烈影响。诺曼·梅勒和索尔·贝娄的一些作品带有明显的存在主义的特征。另外，秘鲁的巴尔加斯·略萨，印度的尼勒默尔·沃尔马，意大利的莫拉维亚通常都被视为具有存在主义倾向的作家。当代的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也明显地禀承了存在主义的遗风余韵。由此可见存在主义影响之广、之深、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