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沉默就是容忍日军的暴行

七七事变爆发后，特别是“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为争取国际社会的同情与援助，在实行武装抵抗的同时，不断呼吁世界各国制止日本的侵略行径，试图通过处交途径寻求和平结束战争。从 1937 年 7 月至 1938

年 1 月，国民政府先后试图求助英美等国出面调停，但由于日本侵略者速战速决灭亡中国的战略方针坚定不移，也由于英美等国远东政策的软弱无能， 国民政府的这一努力遭到了失败。从 9 月起，国民政府又将其外交努力的重

点转移到了争取国联和《九国公 42 事约》会议制裁日本的侵略，中国代表团在国联揭露了日本的战争罪行，争取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和支持。但在英国的操纵下，国联大会通过的决议没有任何具体援华的措施，也完全不提制裁日本。同时，《九国公约》会议也最终成为英美对日推行绥靖政策的一次会议，它们对日本采取姑息政策，互相推诿，不同意建立共同阵线来制止日本的侵华，这使国民政府求助于国际组织的希望彻底破灭了。最后， 从 1937 年 10 月起，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和驻日大使狄克逊在中日两国政府

之间为“实现和平”进行了一系列秘密外交活动。然而当 1938 年 1 月 16 日日本政府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之后，南京政府宣布中日断交， 这场历时两个多月的德国调停也以毫无结果而告终了。至此，抗战初期中国政府的外交战便画上了一个休止符号。

外交战的不利丝毫没有影响世界各国爱好和平的人们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和支持，在他们看来，政府的决策并不能改变他们的立场和感情。当“八一三”的自卫枪声传到德国时，《人道报》说：“许多年来我们英勇的中国同志所不倦地呼吁民族精神，统一精神，在这迷途的侵略者之前，突然像一道现代的新万里长城似的耸立了起来。”《共和报》载文称：“上海乃世界最富庶城市之一，在日本垂涎已久，在中国必以死力抵御，原属意料中事。观于战况之烈，足见日本获胜之望尚属渺茫⋯⋯”

在英国，牛津、剑桥等 18 所大学的 90 名教授联合致电中国教育部长王世杰，对“日本军队轰炸上海、摧毁学校，吾等闻讯为之发指：吾将敦促本国政府，协力制止日军侵华行动”。英国工会也发表声明，对中国抗战深表同情。10 月 15 日，英国坎特伯雷大主教蓝博士主持召开”反对日本在华暴行”的万人市民大会，参加会议的有前国联调查团主席李顿爵士等英国著名人士，英国前任首相劳合·乔治也送来书面发言表示支持。会议开始前日本东京教会曾来电要求大主教不要举办此会，但遭到严辞拒绝。大主教在大会上说道：“这个会的目的，在于反对杀戮和残害非战斗人员，这是今天中国惨痛战争中的一个特点，也使文明世界为之震惊。我们不能沉默，沉默就是容忍日军的暴行！”

美国民众也对上海人民深表同情。美国传教士琼斯博士在给日本国民的一封公开信中写道：“我认为贵国民众在贵国领袖领导下已误入歧途。中国拒绝贵国侵犯它的主权，各国赞赏中国的立场。爱好和平的人们对侵略行径的仇恨如火山爆发，这种愤慨情绪将旷日持久，而使贵国蒙害匪浅。”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也和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法国著名左翼作家罗曼·罗兰联合发表宣言，吁请各国人民自动组织抵制日货运动， 勿与日本合作，“直至日本军队完全退出中国，并放弃侵略政策为止”。此外，德国驻沪总领事和在沪德国商会、印度国民大会、朝鲜民族革命党等国

也纷纷声明表示支持中国的淞沪抗战。

苏联政府和人民对淞沪抗战也给予了热诚的支持，这主要表现在 1937

年 8 月 21 日中苏签署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这表明中苏两国在反对日本侵略方面存在着共同的利益，对于日军的嚣张气焰不失为一沉重打击。另外， 苏联还派出空军直接参加中国的抗战，并提供了大批武器装备。随着抗战的继续，这种友谊的意义就显得更意味深长了。

在沪的国际友人更是直接参与了援助淞沪战争的进程。《大美晚报》主持人高尔德（Randall Gould）便利用其报纸积极支持中国人民的抗争，《密勒氏评论报》的主持人鲍威尔（J.B.Powell）更是以他的良心向世人揭露日军的侵略行径，以致招致日军的极度仇视。有一次，日方派人用报纸包着一枚炸弹向鲍威尔掷来，幸亏炸弹没有爆炸。上海沦陷后，日军冲进租界将鲍威尔逮捕入狱百般折磨，最终使其终身残疾。当采访完淞沪抗战的中期和后期后，早以《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一举成名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便在他的新著《为亚洲而战》中写道：

现在，中国的事业也就是我的事业了。我并把这份感情，同反对世界上的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决心联系在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