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快来分菜，吃饭了

秋风吹来天气凉，难民所内难民寒。难民所有好几百，天天日日收不完。天天日日收不完，难民心中正盘桓。女人成了新寡妇，孩子无爹又无娘。孩子无爹又无娘，一样没家没衣裳。为国毁家为纾难，国不存来家也亡。

这是流传于淞沪抗战期间上海难民收容所里的“难民谣”，它形象生动地描述了上海难民的苦难。而围绕着救济难民，上海各界同样是全力以赴。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有一下属负责难民收容的救济委员会，其主任委

员是上海市社会局局长潘公展。救济委员会早在“八·一三”淞沪抗战前就已经意识到了应付非常时期的难民救济问题，潘公展仗着社会局这块招牌，联合各界成立了这个委员会，下设总务、财务、外事、收容、给养、遣送，训导、医药、纠察和掩埋等组，从这些组的名称就可以了解这一委员会的任务是多么的繁重和紧张了。战前他们准备了 60 多个难民收容所，但仅 8 月

13 日 14 日两天，从外白渡桥上蜂拥而至的难民便占满了这些难民所，有的已经睡在了走廊上。这大概是潘公展始料不及的吧。

于是潘公展又下令公私学校延期开学，腾出大量教室作为收容场所，因战争停业的戏院、影院、舞厅等娱乐场所也派上了同样的用场。上海民间团体、个人乃至国际救济组织也积极参与此事。上海滩“闻人”之一的黄金荣首先让出“大世界”这个全上海最热闹、最宽敞的娱乐场所作为难民的收容地，他还捐钱捐物给难民。上海佛教界领袖人物黄涵之和赵朴初则开创了官民合办难民所的新模式。以“婆心一片”闻名沪上的德国神甫饶家驹发起组织了国际救济会，由挪威总领事奥尔出任会长，也贡献良多。另外还有一些各地同乡会和群众团体也自发组织了难民所。此时，难民收容所已增加到 126

所，收容人数近 10 万！

有了躲风避雨的地方后，千千万万难民的衣食和医药问题便接踵而至，而这一问题比安置更为复杂和耗资巨大。8 月中旬起，上海市府先后拨款 10 万元为救护救济费用，但这无异是杯水车薪，于是一场群众性的募捐活动又开始了。各团体和童子军在街头劝募，同乡会和救济会在报纸上刊载募捐启事，戏剧界为筹募捐款进行大会串。梅兰芳等名角明星到电台播音演唱，想听什么节目，想听哪位演唱，任凭捐款人指各道姓。正是凭借万众一心，以一分一角一元的心意，加上一千一万十万的巨额，全上海在短短数月内竟为救济难民筹得了 200 万元巨款！

不少家庭在炮火中妻离子散，救苦救难的慈善团体便用他们开设的佛音电台和航业电台为难民开设特别节目，凡有走失和离散的亲人需要寻找，便可去找这两个电台，它们每天上午 8 时至 9 时，下午 3 时至 4 时专题播送寻人启事，以及有关难民的消息。无形无踪的电波，为战乱中离散的无数家庭创造了破镜重圆的机会。

早已人满为患的难民收容所实在抵挡不住越来越多的难民狂潮，于是大批难民不得不流离街头。这时，一个名为“西联益会”的团体伸出了他们的援手。他们的卡车装上食品，向流浪的难民沿途散发。不久，他们又进行了有益的改进，印制了一种叫做“给养票”的纸券，派人沿途散发给难民们。

一张票可领取 10 件食品，第一批 1 万张给养票不到半天就散发一空。

位于宁波路 540 号的大慈难民收容所是专门收容妇女儿童的，它的总管

是位 40 岁左右的中年妇女计淑人。这是位热心热肚肠的好人，她一天到晚忙碌着，不是教孩子们识字唱歌，就是照顾病号。她还经常组织大家控诉日本侵略者的暴行，说到伤心处她也常陪上一腔伤心泪。饭是慈联会的民生食堂送来的，计淑人总是带头将饭抬到二楼三楼，只见她一边擦汗，一边用勺子敲着木桶，亲切都招呼着：“快来分菜，吃饭了！”等到难民们捧起饭碗，计淑人他们这些工作人员往往有饭无菜，大家只好自己掏钱去街上买咸菜，能吃到油炸花生米就算是美餐一顿了。为了满足食欲，她们常搞精神会餐，咸菜、油炸花生米便有了极诱人的代名词：“排骨”和“红烧狮子头”。

政府拨款和社会募捐毕竟不是长久之计，于是难民收容所里又多了一项很有意义的新工作——“生产自救”活动。法租界里有个康悌难民收容所，收容所工作人员发动大家搞编织和缝纫，难民们上街收破烂，整理出旧衣破布做成拖把。收购来的鸡毛洗净晒干，做成鸡毛掸帚，然后拿到街上去卖。当热心的市民听说这是难民们生产自救的产品，便都乐意出钱购买。与此同时，金城收容所则搞了印刷，大慈收容所进行了编手提袋、草织、制袜、成衣绣花等 11 项生产自救活动。一些有技术和手艺的难民，收容所帮助他们介

绍工作，仅慈善团体的救灾会就介绍出去了 100 多人，这无疑比纯粹接受他人的捐募进了一大步。

但这个数字与几十万难民总数相比，实在是上海中的一滴水，只有将难民们向各地遣送才是根本的出路。这时，上海滩上的又一“闻人”虞洽卿便挺身而出，肩负起了这项重任。身为上海商界巨头的虞洽卿同时兼任上海宁波同乡会委员长一职，这位宁波镇海籍苦孩子出身的“老宁波”深知虽然家乡不富，但毕竟有亲戚邻居，更有浓得化不开的一份乡情，难民们一旦返回故里，总比呆在难民所里苦捱强。于是他一方面疏通工部局的头面人物，一方面致电蒋介石求援，终于使这两方开了绿灯。凡是浙江籍、或转道浙江回邻近省份的上海难民，都可以免费乘坐虞洽卿开办的轮船公司的宁波航班返回老家，同时虞洽卿向他们免费赠送面包、饼干等食品，供途中充饥之用。还有不少难民最终成为了新四军的一员。我党当时在上海难民收容所里

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些收容所被称为上海的“解放区”，上海的“延安”。许多难民的爱国热情和阶级觉悟非常高涨，很想去皖南参加新四军。于是经过上海党组织的精心策划和安排，近 3000 多名难民经过千辛万苦的跋涉，最终成了新四军的新鲜血液，其中绝大多数后来都锻炼成为我党的骨干力量，踏上了一条光明的坦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