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虹桥事件：“八一三”事变爆发了

1937 年 8 月 9 日下午 5 时半，日本驻沪海军陆战队中尉大山勇夫和斋藤要藏驾车并携带武器，意图冲入上海虹桥中国军用机场，机场的中国卫兵进行劝阻非但无效，反招日人的开枪射击。因为中国军警当局发现近几日常有日人窥探机场的举动，为了避免发生冲突，曾严令中方卫兵如遇少数日人滋扰，不得开枪还击。所以当大山和斋藤向中方开枪时，中方卫兵只是伏地蹲避，这两日人也随即原车折回。但在返回途中遇到了闻警出巡的中方保安队， 这两个日本人又朝他们开枪射击，当场打死保安队士兵 1 人。中方因事态严重忍无可忍，不得不采取适当的自卫手段，两日人在我反击中被击毙。这就是所谓的“虹桥事件”，它最终成为“八一三”事变的导火线，上海局势由此急转直下，大战一触即发。

事件发生后，上海市长俞鸿钧立刻用电话向日本驻沪总领事冈本询问， 同时，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周珏也向日本海军武官本田通话探询。但是当时冈本和本田都不相信会有这事发生，并且声明日本海军陆战队官兵这天没有奉命外出的；纵然有人外出，也决不会去虹桥机场，因为日本官兵是绝对不应该到该机场的。

当夜 10 时，俞鸿钧亲赴日本总领事馆交涉。他首先叙述了事件发生的经过，并主张用外交途径解决，勿使事态扩大。日方表示同意。旋即上海市府秘书、上海警备司令部、上海警察局和公共租界工部局的代表们陪同日方官员及日籍记者多人，前往出事地点进行调查，并由日方将被击毙的日本官兵尸体领回。似乎这一事件因此该画上句号了。

然而这一切毕竟都是日方蓄意发动战争的准备，日方驻沪外交当局虽然表面上同意遵循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其实却是彻头彻尾的缓兵之计，其本质则是企图扩大事态，达到其不可告人的阴谋。

果不其然，8 月 11 日下午 4 时，冈本会见了俞鸿钧，态度即转趋强硬， 声称对于被击毙二日本官兵的虹桥事件，日本全国上下极为震动，在京日本当局虽然同意用外交途径解决，但同时又认为有“质问”中国的必要，并附带提出两项要求（1）将保安队撤退；（2）将保安队已筑的防御工事完全撤除。俞鸿钧提出，中国政府对此事件极为重视，希望双方能平心静气地处理此事件。而离日侨居住区较近的保卫队已“稍稍后退，以免冲突”。冈本随即询问保安队已后退的距离，并建议由中日双方共同决定。这一无理要求遭到俞鸿钧的严辞拒绝。冈本旋又提出一些要求，俞鸿钧一一作答，冈本对于这些答复表示满意，并说当即报告日本政府。此时，俞鸿钧反质冈本，问他是否知道日本军舰已有 16 艘来到上海，而且还有军队登陆，“在此一面用外交交涉之际，一面增加军舰，是乃威胁”。冈本对增舰一事开始称不知道， 后来又说如果双方能用诚意交涉，虽然增舰也没有关系云云。

也就是在同一天，在南京的日本驻华大使馆参事日高到中国外交部施加压力，要求中央政府督促上海市府公平地了结虹桥事件一案。倒也是一副像模像样的“外交途径”。

8 月 12 日下午 3 时，日本方面又装模作样地提出召开淞沪停战协定共同委员会会议来“解决”此案，此委员会是为了终结“一二八”战争而由上海有关各国所共同促成和组织的仲裁性组织。在会议上冈本指责中国保安队及正式军队在限制区域内继续推进的作战准备，妨碍租界安全，违反停战协定，

要求各国代表采取有效方法予以制裁。中方代表依情据理地一一加以驳斥， 并称日方一方面同意以外交方式解决，一方面又增加军队，影响各国侨民生命财产安全，对中国构成威胁与危害。最后会议无任何结果而散，正常的外交途径至此告终。

1937 年 8 月 13 日上午 9 时 15 分，一支日军武装便衣队窜入横滨路上海保安团防地，哨兵拦阻无效，对天鸣枪警告，日军便衣队即向他们开火。挑衅的日军经不住我保安部队的猛烈还击，狼狈地逃窜了。

不甘心失败的日军又于 10 时 30 分左右，突然向守卫天通庵、八字桥和东宝兴路方向的我守军发动袭击，又被早有准备的中国军队击退。

时至下午 3 时 50 分，日军开始大规模进攻，并以大炮轰击。中国军队奉命反击，“八一三”事件爆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