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誓不以厂资敌

淞沪抗战初期，曾有过一次上海部分工厂内迁的活动，这对保存为数不多的中国工业的精华，以贡献与持久抗战，以及给内地工业带去的影响，都是不可低估的。

上海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工业中心，抗战前夕工业资本总额占全国的 40

％，工人数占全国的 43％，产值占全国的 50％，技术工占全国的 40％。上海工业的保存和发展，对持久抗日乃至国计民生的作用自不待言，而如果落入敌手，则无疑使敌人有如虎添翼的可能。正因为如此，早在 1936 年，爱国的经济界人士就提出上海工厂的内迁问题，沉痛呼吁“一·二八上海之役， 可为殷鉴”。但是国民政府对此颇为冷淡。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因为并无长期抗战的打算，因此对工厂内迁仍无积极的规划和措施。而此时上海民族资产阶级则提出了强烈的要求，吁请政府速派员联络，制定计划，并提供迁移费、建厂地皮和厂房等。7 月 22 日，国民政府成立了国家总动员设计委员会，28 日资源委员会派员赴沪调查上海各厂现有设备及有无迁移内地的可能。8 月 9 日，资源委员会制定了内迁上海工厂计划。次日行政院通过提案，责成资源委员会等组成监督委员会，严密监督，克日迁移。正当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在沪成立之际，上海也已成为了炮火连天的战场了！

工厂内迁一开始，许多爱国企业家都积极表示支持，表示“作为一个中国人，最起码的是要爱国”。化工巨子吴蕴初表示“誓不以厂资敌”，华生电器厂老板叶友才则表示要“置死于度外”。上海中华国货产销协会等主要轻工业团体联名呈文，向政府提出具体内迁计划，要求政府予以必要的支持和配合。当 9 月中旬监督委员会提出限制内迁的新办法后，荣宗敬等 32 位上海民族工业界的代表人物立即联名致电行政院，指出政府“全面抗战应有长期计划，以便与敌持久周旋”；以此委婉地提出了批评意见。与此同时，文化界的商务、中华、开明等出版企业等考虑到大后方的教育事业，主动把 500 吨教科书和部分机器内迁。不少企业家不仅带头内迁，而且还四出奔走动员， 表现出了中国人民不愿当亡国奴的高风亮节。

当然，也有一些资本家畏惧内迁的艰险，以“树大难移”为辞推诿不已。有些人对形势估计错误，认为战事马上就会平息，于是丝毫不作迁移准备。而有些厂与外商关系较为密切，他们认为英美势力强大，即便上海失守，日本人仍无法干涉他们在租界内的正常生产。在这种错误思想指导下，有些厂在危急时候搬进了租界，甚至连无锡、青岛、江阴、常州等地的一些工厂也特地迁进上海租界以求平安，而有些厂则挂着美、英、法、德等外商招牌， 希望这些大国能保证他们渡过难关，一如既往在上海这块宝地上发财再发财。

时至 11 月初上海沦陷，共迁出民营厂 148 家，工人 2100 多名，机器物

资 1.24 万余吨。另外，国营江南造船所等也曾迁出一些机器、工具和技术人员。这些工厂的内迁为持久抗战保存了实力，成为大后方工业的主力军。据统计，当时大后方民营工厂生产的军工产品，绝大部分是上海内迁厂生产的。江南造船所内迁人员所建的水雷制造厂提供了大批水雷，有效地阻碍了日军舰艇的活动。这些内迁工厂被誉为“抗战初期厂长与职工为迁移工厂而流洒的血汗所培养出来的花蕾”，“大后方工业生产之洪流”。另外，内迁厂带去的大批技术人才和先进机械，也大大地推动了西南地区工业的发展，这也

是功不可没的。1937 年 11 月，工业家沈鸿带着 10 多名技术工人和 10 台机

床，来到距离延安 70 余里的安塞县，有力地推动了边区工业的发展；被誉为“边区工业之父”，而沈鸿和这些工人主要来自于内迁到武汉的上海一家利用五金厂。

在内迁过程中，广大工人发挥了极大的主观能动性。他们往往带着全家与工厂一起内迁，为拖运机件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据载，有些工厂的职工不顾危险地抢拆机件，日本飞机来了，就伏在地上躲一躲。日机飞走了， 便又站起来再拆，拆好了就扛走。看到前面的伙伴被炸死了，大声喊着“嗳唷”后，洒着眼泪把死尸抬过一边，便咬着牙继续工作。许多冷冰冰的机器上涂染上了热腾腾的鲜血。有时候白天不好工作，便改在夜里开工。此情此景，极为感人。

但是这场内迁只迁出了全市工厂总数的 2.7％，这主要是因为国民政府执行片面抗战路线，阻碍了上海工厂内迁的顺利进行。首先，国民政府没有制定周密的计划，拖延误事，丧失时机。南京当局本意只想补助少数将来可制造军火的工厂内迁，对其他工厂的内迁毫无兴趣，因此想方设法地削减或取消各种应该支付的迁移费，甚至警告那些想内迁的工厂不但要自己承担一切迁移费，而且还要承担一切后果。上海资本家内迁的热情因此大受影响， 有些甚至由此裹足不前了。此外，由于行动迟缓，缓慢地用木船、小火轮等沿吴淞江至长江运输内迁机件，至使它们最终成为日机轰炸扫射的目标。天原化工厂的部分机器就被炸沉在吴淞江里，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等内迁船只也都遭到炮火轰击而损失惨重。

其次，国民政府官僚机构办事效率低下，还故意设置了种种的磨难。内迁工厂的经费极为困难，搬迁需要的交通工具也要各厂自行解决，政府掌握的大批运输工具只是为官僚机构及其企业服务。最后通行证也极难获取，就算弄到手往往还会被官僚机构仗势从中攫取。然而，即便最终取得通行证也无法保证得以顺利通行，“惟沿途军警机关林立，⋯⋯故迁移一物势非具备四五道通行证不可”，这是上海市社会局的埋怨，从中可见内迁所受的磨难之一斑。随着国民党军队在上海的溃退，内迁更是大受其害。10 月 28 日， 天原、天利两厂的内迁船队刚至北新泾，便被国民党军队拦截，充作逃命用的浮桥了事。

第三，国民政府开始规定各厂迁往武汉，而武汉并没有准备好恢复生产必需的能源和原材料，致使许多厂家根本无法立足。即便有些厂历尽艰辛刚准备复工，日军却已兵临城下，结果只能再收拾残局准备二度内迁。各厂在战乱中反复长途迁移，损失更为严重。如大中华橡胶厂到达云南时，内迁物资已损失殆尽；新中工程公司抵达重庆时，2000 吨物资只需一辆卡车就能运走了。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致使内迁工厂蒙受了许多不该有的损失，而绝大多数未能内迁的工厂，则成为沦陷后日军侵华的战略物资生产的重要基地。这其中的教训，是不言而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