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修辞学

这里所指的修辞学，并非现今当代所说的关于语法和用词的理论。在汉语中，修辞是指在使用语言的过程中，运用诸多的语言手段并尽可能取得好的效果的一种语言活动。什么是好的表达呢？系指其准确性、可理解性及其感染力，而且还要符合本身的表达目的，适合于对象和场合的得体的适度的表达。修辞具有民族性，每个民族及各种民族语言都各自具有本身不同的修辞习尚。修辞还具有社会性及历史性，而修辞的习尚与社会历史的发展密切相关。研究这种语言活动及其规律的科学就是修辞学。这门学科是语言科学的一门分枝，它与逻辑学、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民俗学、美学、文艺学等多种学科相关联。古代希腊所说的“修辞学”，与上面所说的“修辞学” 却有所差别，古代希腊所谓的“修辞学”系指如何使用语言的技艺，这包括在不同场合针对不同对象发表演讲与进行论辩的才能。这里所说的才能，与“口才”或“辩才”较为接近。

在古代希腊语文中，有四个不同的词汇表达“说话”意义：其一是最常用的，即“说”，其原义是“安排”，即“用嘴将词安排好”，即等于“说”，于是引申为“说话”、“交流”。“通过谈话交流看法”就是“辩证法”最早的含义，因为“辩证法”一词的词根含义就是“说话”。其二是，侧重用“话”表述某一意思的动词，由此引申出“意指”等意。其三是表达“叙述” 意思的动词。其四是含有“谈话”、“讲话”、“谈论”及“议论”等义的动词，并由此衍生为表示“当众发表演讲”词义的动词，简言之，就是“发表演讲”。于是产生了一门“发表演讲”的技艺，汉译为“修辞学”。

在古希腊的英雄时代，即荷马时期，当时就将善于辞令、能言会道作为一种极有价值的能力，为人们所称道。公元前八世纪，古希腊的城邦制确定以后，在公民大会及各种议事会上发表演讲是很重要的政治活动。谁在发表演讲中口才好，就能挫败政敌、取得民心，得到他们的支持。及后，各城邦间有了摩擦，产生纠纷，就要有人去游说。另外，在希波战争中，各城邦间出现了类似使者的活动。大多数的使者要进行游说，必然是能言善辩之士，他们之间唇枪舌战，极其类似域内春秋战国时代的纵横家。当时不少的智者都担任过这样的角色。由此可以说古希腊城邦民主制的发展及各城邦间的交涉乃是促使修辞学发生、发展的原动力。到了公元前五世纪中叶，也就是苏格拉底青壮年时期，那时修辞学已经成为一门极为重要的技艺和学问了。在古代，希腊人将修辞学看作一种技艺、技巧，古希腊的哲人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也持这样的看法。人们，含哲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认为修辞学并不是知识，因为饱学之士，也就是知识丰富的人，口才不一定就好，口才可以经训练而获得。修辞学和其他技艺一样，也是可以经过传授、训练而获得的。于是就出现了传授这种“说话的技艺”，即修辞学的人，也可以说是修辞学家。从发生学的视角审察，上面已经说明修辞学出现的各种因素，但是谁是创建修辞学的首位学人呢？在历史文献中没有明确的记载。公元二三世纪的传记作家狄俄革涅斯·拉厄耳提俄斯在他的《哲学名家生平纪实纪闻》第 8 卷第 57 节中记述道：“⋯⋯亚里士多德在《智者篇》中说恩培多克勒斯是修辞学的创始人，正像芝诺是辩证法的创始人一样。”遗憾的是亚氏的《智者篇》已经散佚，未能传承下来，不能核验。亚里士多德在他的另一著作《修辞学》中提及与恩培多克勒同时代的另一位学人科剌克斯（其鼎盛年代为公

元前 467 年），说此人撰写过一部《修辞术》，传授别人如何辩驳。科剌克斯拟定出一些规则，例如在受伤害别人指控时，如果此人是一个弱者，就说： “我比他体弱，能够伤害他吗？”如果此人是强者，就要这样说：“难道我是一个傻瓜，会去伤害一个弱者吗？”这就是有明确记载的最早的一部《修辞课本》（第 2 卷第 24 章）。科剌克斯是西西里人，修辞学这门技艺不是在雅典，而是在西西里生发出来的。这与当时西西里的环境有关，因为在这不大的区域里，古代希腊人建立了 20 个城邦，各自间有聚合，也有摩擦，所以这种“说话的技艺”能起到纵横卑阖的作用。因此，修辞术首先在西西里生发，然后才传到雅典，是自有其原因的。

上面谈到古希腊的智者、修辞术及修辞学等，还必须谈谈当时希腊人所重视的“德行”。关于“德行”，在这里就是指处理私人事务及政治事务的能力。智者的出现，就是迎合大众有学习并获得这种德行的需求。智者就是传授德行的教师。普罗泰戈拉斯等智者认为，如果一个人想在政治上出人头地最迫切需要的不是掌握真理，而是要具有论辩的才能。所以智者主要传授的是有关文词的修饰。这就是修辞术或修辞学。它是一种以“德行”为本质，运用巧妙和雄辩的言辞使人信服的学问。普罗泰戈拉斯等智者认为，教育最主要的，也是首要的功能，就是培养有关诗句、言辞及说话技艺方面的才能。所以，投身在智者门下经他们教导出来的政治人物，是不具有执着追求真理的精神的，甚至还弄不清真理为何物。他们所追求的就只是“言之成理”，也就是强词夺理罢了，只要大家说不过你，又何必管什么是非黑白呢？

苏格拉底却与这些智者不同，他明确地认识到，如果忽略了事实，只是孤立地钻研“说话的技艺”，是与哲学的精神不相符的。智者们与人辩论时，总是处心积虑地迷惑对方，使对方陷入圈套。要是这样做行不通，就换一种手法：或是用声势来吓唬人，或是用华丽的词藻，生僻、闪烁的文词，使对方听了感到不知所云无法对答。苏格拉底却不是这样，他的态度十分平静，温文尔雅，所用的言辞都很平易，而且言简意赅。他就是这样和别人讨论的。苏氏执信，通过辩论及省察能探索出真理。苏氏所提出的辩证法也基于此。

苏格拉底所处的时代智者应运而生。他们的出现使某些人的思想和行动得以磨练，哲学思维也因此从天上，即自然哲学，回到人间。因此，智者的功绩在思想发展史和哲学史上是不可埋没的。所谓智者，按语源剖析，其中就含有“使知识的功用变得更好的学人”。对智者的这一作用苏格拉底是了解的，所以苏氏也说智者是“使人变得更为聪明的学人”，或是“教育与指导他人的学人”。但是，苏格拉底也审视到“知识本身也有可怖的一面”，如何传授与教导是关键的所在。那些盲从与无识别能力的人是不适于投身到智者的门下的。

智者与苏格拉底有其相似的一面，即他们已着手探索人类的心灵、灵魂等，但彼此间所采用的方法及所持的态度却截然不同。在当时也出了几位自然哲学家，如阿那克萨戈拉斯、恩培多克勒斯等，他们都是按照传统从事自然哲学研究的。但是智者则不太注意宇宙万物的事情，他们所着力的是人际间关系等问题。由于智者对当时的时代要求及走向十分敏感，所以能顺应潮流，如含贬义，他们是见风转舵，研究自己的进身之道。从智者的视角来审察这一问题，知识和辩论都是有用的事；传授知识及说话的技艺，并由此得到报酬，对于授与受的双方都是利益均沾的。

智者除了上面所论述到的各方面之外，还有一处明显的功绩，就是他们

在论辩术方面的研究起到了奠基的作用，首先立头功的是普罗泰戈拉斯。普氏有关这方面的思想是——任何命题均具有相反的两种论断，论辩的目的及主要的技艺即是如何使弱方的论证变为强有力的论证。狄俄革涅斯·拉厄耳提俄斯在其《哲学名家生平纪实纪闻》第 9 卷的第 51 节中写道：“普罗泰戈拉斯首先提出任何一个命题都具有互相反对的两个逻各斯，他使用这种方式进行论辩因而成为第一个这样做的人。”狄俄革涅斯·拉厄耳提俄斯又说道： “而且在他（普罗泰戈拉斯）的辩证法中，他忽视词义而追求华丽的词藻，许多证据表明他是全部论辩术的始祖，因此蒂蒙说：‘普罗泰戈拉斯是全人类的缩影，我以为他是文字战方面的能手’。他又是最早介绍被称为苏格拉底式的讨论方法的。可惜的是，普罗泰戈拉斯本人没有留下有关这方面的具体材料。所有这些只能从柏拉图的《普罗泰戈拉斯篇》及《泰阿泰德篇》中才可以窥视到些须缩影。”

苏格拉底研究人类的出发点并不是为个人现实的物质享受，他对生活的舒适与否是不太关心的，对是否能在国家社会中崭露头角，苏格拉底并不在意。苏格拉底年轻时曾执信阿那克萨戈拉斯所主张的“理性为万物种子”说，并作了进一步的钻研，继而，苏氏又对此表示失望，而且放弃了研究自然，专心探讨人类，并由此创建出一套自己的“辩证法”。苏格拉底对“得尔菲的神示”永铭不忘，并以全人类的前途与命运为己任。